美土之争戳到双方痛点

刘中民

最近，美国与土耳其这对传统盟友，因后者购买俄罗斯S-400防空系统引发的外交危机不断升级。美国在宣布停止向土耳其交付F-35战机后，25日国务卿蓬佩奥还警告土耳其“最好将S-400封存，否则将面临更多制裁”。

事态发展表明，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危机已经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双方的矛盾已经超出舆论斗争，对盟友合作关系产生了实质性冲击。这不仅意味着土美同盟关系将因此发生严重倒退，土耳其作为“西方盟友”的身份也面临着严重危机。

土耳其与美国和西方关系的复杂态势，既反映了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与美西方渐行渐远的历史轨迹，也反映自奥斯曼帝国崩塌以来土耳其所处地缘政治处境及土耳其自身战略定位困境。

从对外战略定位的角度看，围绕S-400的纷争是新世纪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对外战略调整的必然产物。20余年前，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就在《大棋局》一书中指出，奥斯曼帝国之后，土耳其始终面临三个方向的选择，即现代主义的西方化方向，伊斯兰主义的向南方穆斯林大家庭倾斜的伊斯兰化方向，泛突厥主义的面向中亚突厥民族的东方化方向。当前土耳其与美西方的纷争仍然是其战略方向选择困境的反映，但其复杂性却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自凯末尔革命至冷战结束前，西方化成为土耳其坚定不移的选择，土耳其也因其中东“民主灯塔”的地位成为西方的忠实盟友，并把加入欧盟作为其战略追求。冷战结束后，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诱惑一度上升，但限于上世纪90年代土耳其国内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土耳其推行南向和东向政策的能力和效果都十分有限。自2002年以来，土耳其创造了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其成为地区大国乃至全球大国的对外战略抱负也日趋凸显。总统埃尔多安多次明确强调，土耳其不仅要成为地区大国，更要追求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

从正发党的战略定位看，事实上它是要在西方、伊斯兰、突厥三个方向发展，进而成为兼具西方、伊斯兰和突厥属性的全球大国，甚至表示要“重建奥斯曼的辉煌和重新领导伊斯兰世界”，这也是正发党意识形态混合性在对外战略上的反映。但是，土耳其执行这一战略并不顺利，尤其在西化方向上加入欧盟已基本无望，在伊斯兰方向上重返中东同样严重受挫，甚至陷入了严重的身份危机和选择困境。从这种意义上看，通过购买S-400向西方施压，凸显自身处于东西方之间的战略重要性，或许是土耳其做出选择的地缘政治根源。但这是一种十分矛盾的危险选择，尤其倒向与西方全面对抗的俄罗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其“不东不西”的身份困境。

土耳其与美西方的关系，在正发党执政以来经历了渐趋恶化的过程，而美土围绕S-400的纷争可谓双方矛盾激化的又一高潮。从深层次原因来说，美西方对正发党伊斯兰化的意识形态、发展模式、地区扩张政策存在深刻的忧虑，这是土耳其入盟严重受挫，美土围绕“居伦运动”和库尔德问题纷争不断的深刻根源。从具体的政策层面，土美在叙利亚、伊朗核问题、库尔德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双方的政策混乱，都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矛盾纷争。▲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