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医文化研究

任宏丽 刘庆宇 段逸山

一、蒲松龄的医学著述成就

清代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一生活动可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年少时四方游学，然后南下成为幕宾，中年毕家坐馆，到了晚年回归故里。由于在科场中辗转数十载，他不得不常年在外，所以南下暂做幕宾和淄川坐馆成为后来主要谋生的手段。尽管他多次乡试未中，但他个人的才华无法隐藏，他精通碑、记、赋、跋、书、启等多种文体，其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广为流传，是中国文言小说巅峰之一。而他具有的另一侧面便是在医学著述上的成就。

蒲松龄，字留仙，博学多才，精通医药，后人对其有“长写鬼写妖，精岐黄之说”的评价。他的出生颇具梦幻色彩，冥冥中与医事紧紧相连。他在自撰的《聊斋自志》就曾说到：“松悬弧时，先大人梦一病瘠瞿昙偏袒入室，药膏如钱，圆粘乳际。寤而松生，果符墨志。”[1]所以，蒲松龄的父亲就非常相信蒲松龄是病僧投胎转世所得。蒲松龄自己后来也将这件事记在心里，并且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没有停止过验证。“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2]由此不难推测，蒲松龄还是非常相信父亲所梦和自己的遭遇很像，认为二者必然存在着某种隐秘的联系，这也成为蒲松龄后来长期关注传统医学，并著书存世的契机。蒲松龄医药著述成果颇丰，最具代表性的是《药崇书》，该书确切的完成时间是1706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五年。《药崇书》不仅包含的科类多，如内科、妇科、外科、儿科等，而且录入的药方达到了258个，能治疗的疾病多达207种[3]。蒲松龄在这本书的序言部分谈到了他的著书初衷：首先，蒲松龄认为疾病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其次，在偏远地方，老百姓没有地方可以求医，也没有钱可以买药；再次，思考和收集一些民间的偏方可以解乡邻的患病就医之急；最后，结合《本草纲目》收集和编纂药方内容，《本草纲目》也得到了相应的补充。由此可见，他能站在广大百姓的立场，从实际出发，选择最为经济实用的知识，著书传世，悬壶于民。

此外，其医学著述中另有《伤寒药性赋》，书中用1 300多字对《伤寒论》中的药方和药剂、药性进行了介绍；《草木传》又名《草木春秋》《药性梆子腔》，该书采用戏曲形式，运用生、旦、净、丑等传统戏曲行当，将药物拟人化、故事情节化，塑造了五十多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把常用的医药知识搬诸舞台，寓教于乐，采用生动的方式对五百余种药物进行了药性、功能等方面的介绍；《日用俗字》第一篇用律文介绍人体解剖的知识，第十九篇《疾病章》则主要记述各种疾病的名称，如“人生疾病有多般，雀瞽青睁与鼻渊”[4]等；他还采用诗歌形式为普通老百姓传授医学常识，如《驱蚊歌》《驱蝇歌》等；在撰写《聊斋杂记》的过程中，他还对名贵药材的辨别及栽种办法进行了记载。蒲松龄的医学著述具有历史价值与文化意义，在我国医学史上亦有相应贡献，他以博闻强记、黾勉不辍的妙笔以及对世人的悲悯和关切在文学和医学领域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故而从其代表著作《聊斋志异》中探寻中医文化脉络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聊斋志异》中蒲松龄的医学理念及其价值观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描写了诸多医事活动，不仅为后人展现了当时的医学传统，也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颇具研究价值。《聊斋志异》四百九十四篇小说当中，谈到医药方面的内容大概有一百篇，如中医诊法、药物方剂、内外妇儿各科、针灸推拿、消毒止血、性保健品、人工呼吸等，内容非常丰富。笔者认为，若要探究其医学理念，必须从其个人经历出发。

蒲松龄自幼多病，在他的诗词中便可知病痛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贫穷：“花落一溪人卧病,家无四壁妇愁贫。”[5]于天池先生曾就蒲松龄的疾病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论述，认为在他的青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病症并不是很明显，发病并不频繁，其发病的高峰主要在壮年时期[6]。由于自身多病，蒲松龄很早就对医药产生了兴趣，“引睡惟翻种药书”，医药典籍成了他枕边的常备。他熟读张仲景的《伤寒论》《金匾玉函要略》，还借朋友家的医学藏书来看：“君有青囊书万卷，问医庸癖有方无。”“久病成良医”，蒲松龄钻研医术，在实效方面颇有成就，成为当地一位民间医生。任何理念都是在建立在知识储备和思想观念上的，考察蒲松龄的医学理念必须先清楚他认可的哲学观念。

从蒲松龄的哲学观念考量，他的思想基础较为复杂。受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家庭条件的影响，他认可的哲学观念并没有脱离传统儒家的轨道。在他所写的《会天意序》中可以看出，他的哲学思想属于陆王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他的社会伦理思想也属于程朱教忠教孝的伦理范畴。此外，他信仰佛教，相信佛教的三世因果理论。例如：《瞳人语》中写眼疾“白内障”的病例，是因为士人方栋“佻脱不持仪节”，违反了非礼勿视的儒家信条，受到仙人惩罚，后来他悔过自新，念诵佛经得救；《紫花和尚》则写诸城丁生，因前世时作为紫花和尚与董尚书府中侍儿有夙冤，这一世受到报应沉病濒死，虽“邑有某生者精岐黄”也无济于事。但是佛教的“果报”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完全相符，因此会产生很多困惑，这也是蒲松龄纠结的地方，以《龙戏蛛》篇为例，文中的徐公本来是万民爱戴、清正廉洁的好官，但是不幸被天雷所劈，且全家都因此暴毙。蒲松龄因此感叹：“闻雷霆之击，必于凶人，奈何以循良之吏，罹此惨毒；天公之愦愦，不亦多乎！”尽管蒲松龄非常相信佛教中的转世理论，但是他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故而可以说他的思想是释儒参半的：

(一)亦医亦巫，传承古代医巫并重思想

在古代早期社会，巫以祝祷为人驱邪，医用针石药物为人治病——“医之用针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钧也”[7]。缘医、巫目的相似，二者常合二为一，故有“医巫”“巫医”之称。蒲松龄虽深谙儒家之说，但对子不语的“怪力乱神”之术并不排斥。他熟捻巫术，其家乡齐鲁之地本是中国巫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淄川又是一个巫风盛行的地方，“习俗披靡，村村巫戏”[8]，从其文《请禁巫风呈》可见当日风气之盛。正如《药崇书》中道：“偶有所苦，则开卷觅之，如某日病者，何鬼何祟，以黄白财送云尔”[9]。遍读《聊斋志异》，不难从中发现许多类似巫术的医方，具有代表性的诸如《王兰》《上仙》《役鬼》等篇。《王兰》中提到了招魂之术，《上仙》中涉及“长桑之术”，《役鬼》中的医生善以针灸驱鬼。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蒲松龄信鬼神，在其身上传承了古代巫医并重的传统医学思想。加之他本身信仰佛教，相信因果报应之说，认为有些病源于人的孽业报应，若想病愈则需借助超自然力量。

(二)格物致知，不遗余力记录民间偏方

“一砭二针三灸四汤药”是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韩非子·定法》有言：“医者，齐药也。”为病人配伍汤药是较为普遍的治疗方法，药方是中医诊疗疾病的依据，蒲松龄对药方的运用十分熟稔，其用药思想贯穿《聊斋志异》全书。

此外，读者不难从中发现许多民间偏方的记载。比如在《金陵女子》这篇小说中就谈及了“以蒜臼接茅檐雨水，洗瘊赘”；《花姑子》篇提及用蛇血兑酒治疗下体麻木不仁；《江城》篇提到了江城因丈夫的同窗言语狎亵“暗以巴豆投汤中而进之。未几，吐利不可堪，奄存气息”等。书中另有一些看似不符合科学原理无证可考之偏方，如在《孝子》篇中周顺亭之母大腿生了毒疮，“痛不可忍，昼夜嚬呻”，周父托梦告之“非人膏涂之不能愈”，要他用人肉熬膏贴在患处后才能将之完全治愈。等周生完全梦醒之后，他回想起刚才梦中发生的一切，“乃起，以利刃割胁肉，肉脱落，觉不甚苦。急以布缠腰际，血亦不注。于是烹肉持膏，敷母患处，痛截然顿止”。以人肉为药的情节在古代民间故事中并不鲜见，但所需的付出和用药功效并不符合医学常识，唯心的成分居多。从上述例子可看出，蒲松龄不仅偏爱民间偏方，还崇尚传统儒家之“孝道”思想。

(三)以民为本，追求济世悬壶的仁善医德

蒲松龄社会身份众多，民间中医是其重要的身份之一。他一生从善如流，加之自身“少羸多病”，对病贫相袭深有体会，故而十分重视行医的医德，这在《聊斋志异》中亦有所体现，向读者展示了庸医和良医这两个对比鲜明的群体。从故事的结局可以看出，蒲松龄以嬉笑怒骂的形式批判了庸医医德败坏、见利忘义，如《医术》中的张氏、韩翁，他在《岳神》中警示医家“用药者不可不察”，而对于妙手回春、宅心仁厚的良医，都以善有善报为结尾，如《丐仙》中的高玉成、《二班》中的殷医生，等等。这不仅宣扬了佛教的果报观，也体现了蒲松龄一番“文以载道”的劝世思想，更揭示了蒲松龄悬壶济世、一心为民的精神追求。

除了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这本书之外，蒲松龄还在其他著作中提到了药方的获得途径，如《伤寒药性赋》《药崇书》《草木传》等。蒲松龄认为根据这些方法获得的药方不仅成本较低，而且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吴鸿洲教授在研究《药崇书》时发现，由于中医术语非常难懂，所以蒲松龄一般讲得非常通俗。虽然讲得太过通俗显得蒲松龄说话没有水准，但是这些药方还是能满足家中常备之需[10]。在选择治病药方时，蒲松龄通常是根据自己的开方原则来，即“不取长方，不录贵药，检方后立遣村童，可以携取”[11]。这种时刻站在百姓立场为患者着想的仁善之心是弥足珍贵的，也是他纵其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境界。

(四)治平理想，插上医学想象的翅膀

在《聊斋志异》中不乏一些如今看来技术方才可行甚至是亦显大胆的医学设想，如心脏外科移植手术。《陆判》篇中陆判为朱尔旦“易慧心”：“一夜，朱醉，先寝。陆犹自酌。忽醉梦中，觉脏腑微痛；醒而视之，则陆危坐床前，破腔出肠胃，条条整理……从容纳肠已，复合之，末以裹足布束朱腰。作用毕，视榻上亦无血迹。腹间觉少麻木”；《画皮》篇中，描写了王生的死而复生“……觉鬲中结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惊而视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犹跃，热气腾蒸如烟然。大异之。急以两手合腔，极力抱挤，少懈，则气氤氲自缝中出。乃裂缯帛急束之。以手抚尸，渐温。覆以衾裯。中夜启视，有鼻息矣。天明，竟活”。这种做法与现代心脏外科移植手术相似，且行文细致，操作先后有秩，蒲松龄插上想象的翅膀，纵情于纸。在《小翠》篇中，小翠用“热休克”疗法治愈元丰的憨痴病。在《荷花三娘子》篇中，蒲松龄更是向读者形象、生动地介绍了剖腹产的整个过程。“怀孕十余月，计日当产。入室，嘱宗杜门禁款者，自乃以刀剖脐下，取子出，令宗裂帛束之，过宿而愈。”《云萝公主》篇甚至有了近年来才出现的代孕现象等。

儒家思想在古代对一个人的发展影响非常大，几乎奠定了一个人的价值理念基础。根据儒家思想，一个人最终的价值就是实现“治国平天下”[12]。正如前文所述，蒲松龄一生因科场失意，疾病交加，贫困加袭，深知病人求医之艰辛。故而从个人经验出发，对久病痊愈的向往较常人更深一层，在行医过程中更存一片仁心。然而，实际总是事与愿违，囿于古代医学水平的局限，很多疾病并非一朝一夕或倾尽全力所能治愈，有时存亡系于一线，生命无常。所幸的是，身为才华横溢的文学家，现实中的遗憾可以在想象中得到补偿，精神的自由赋予了他想人不敢想之能力，在其文学作品中寄托了希望和理想。正是文中蕴含的美好理想与现实中作者所受之困顿之间产生的张力，使得《聊斋志异》思想内容更为深刻，艺术成就更加突出。

汉 云纹

三、结语

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非常重要的精神支柱，文化对民族和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一部非常成功、影响力非常深远的文学作品，其中的医事活动也是为整个故事情节服务的。对其文本中的医学知识和医事活动进行梳理，有利于加深人们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理解，更是以多元的视角对作品本身医文化的一次再阐释。撰写本文的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以医学视角重新阅读和阐释中国传统古典文学，旨在创新研究思路和方法，从长远目光考虑其文化价值，重新解读《聊斋志异》的中医文化价值，为明晰优秀传统文化的定位和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