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师傅

2019-07-29 17:33凡一平
十月 2019年4期
关键词:建邦花卷黄狗

凡一平

我的师傅死了。

他死去的消息是大哥告诉我的。大哥来南宁看望住院的大嫂,只待了半天就要回去。他说韦建邦死了,明天出殡。韦建邦虽然不是我们的什么亲戚,虽然他的一生很坏,但总归是本村人,如今他走了,送一送是应该的。

大哥的话是在为他的匆忙返回说明理由,但在我听来却是一种提醒,或一种规劝。韦建邦曾经是我师傅,教我偷窃,大哥是知道的。为此大哥恨死了他,也恨死了我。直到后来我洗心革面,并成为一名作家光宗耀祖,大哥才原谅了我,也似乎原谅了韦建邦。

我该不该回去为我的师傅送葬?

大哥没有明示,就走了。他去汽车站乘车。我呆呆地在医院坐了好长一会儿,又在我的奔驰车里冥思苦想了许久。

然后,我给大哥打电话:等等我。

我开车回上岭。大哥坐在车上,喜滋滋的,像是捞虾的时候捕得一条大鱼回家,眉飞色舞地跷腿坐在太师椅上,像个功臣。他现在就跷着腿,朝着车窗外扬眉吐气,不时看我两眼,像是满意我回去奔丧、送韦建邦上路的行为。大哥是个要面子的人,有我这么一个有头有脸的弟弟,去为村里一个被诟病一生的逝者送别,这是慈悲为怀并且家教极好的表现。我也看了看极有成就感的大哥,说你可以在车里抽烟。大哥的一只手本来就在兜里,直接抽出来,连带着一盒烟,是我抽不惯送给他的硬中华。他把一支烟叼到了嘴上,正要點燃,却放弃了。他说算了,还是不抽了。

车子到了乡里,准备经过圩场,我停了下来。大哥和我都下了车,一同抽烟。我边抽烟边向圩场走去。圩场人流稀疏,或许是天色已晚的缘故,也或许是不逢圩日。我站在空旷的圩场中央,像站在一个恐怖的山谷。关于我童年在圩场所做或发生的一切,像溶洞中受惊吓的蝙蝠,呼啦啦地飞出,向我扑来。

我的第一次行窃,便是在这个圩场。

那年,1972年,我八岁。

在实地行窃之前,师傅韦建邦对我的教导和训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们从来不在师傅的家里受训,而是在山上的岩洞、悬崖,以及河边的乱石滩、沙滩,还有河中等。这些艰险的地方是我们的训练场,我们在这里那里摸爬滚打、攀登和奔跑,令行禁止,像一群特种兵。事实上,师傅韦建邦就是把我们当作特殊的战士来培养和训练的。为此,他专门带我们去公社看过三部电影,一部是《奇袭》,另一部是《铁道卫士》,还有一部是《渡江侦察记》。这三部反美、反特和反蒋的电影里的英雄人物或正面形象,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师傅要我们学习他们的机智和勇敢,如何达到目的或完成任务,又保全自己、再接再厉。同时,师傅强调了解反面人物的重要性,他先搬出一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时我们还听不懂的古文,然后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对敌我双方的情况或底牌摸得一清二楚,打起仗来一百战都不会有危险。师傅的学问和教学方法让我们佩服。后来我们知道,师傅是在宜山上的高中,那是一所著名的中学。若干年后我考取的河池师专,学校所在地便是宜山,与师傅的母校一河之隔。

我说的我们,指的是与我同一批受训的学徒,或者同学。他们是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不允许互相称名道姓的,只叫外号。师傅给我们起的外号分别是:我——老鼠,蓝上杰——黄狗,韦燎——野兔,覃红色——老猫,韦卫鸾——花卷。

在这些外号里面,花卷算是比较好听的,可能是韦卫鸾长得好看的原因吧,她也是我们这批学徒中唯一的女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并且通过了严格的考核,我们终于要实战了。师傅给我们的任务是:偷收购站韦有权的钱。

那天是圩日。那时的市场是七天一圩,也就是逢星期天便是圩日。星期天圩日,对还在念书的我们来说,是行窃的好日子。

那天的圩场像往常的圩日一样热闹和有序。如果说有什么特别或不一样,就是圩场上出现了五个八到十岁的身怀绝技的儿童,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偷窃团伙,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出任务,也是一次大考。而且他们是独立独行,师傅没有出马。师傅为什么没有出马?我后来想,不是因为师傅信任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也为了保护他自己。师傅是个贼,他的声名十里八乡都知道的。他如果出现在圩场上,就会引起人们的惶恐,就像黄鼠狼出现在鸡群里鸡一定会紧张和警惕一样。

我们在圩场的出现,果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像几只小黄鳝钻进了鱼塘一样。

收购站在街的西侧,在邮电所和食品站的中间。那是人流密集的区域,也是现金收支最多的地方,我如今用金融中心来形容它。我们到达收购站的时间是上午九时许,韦有权柜台上的座钟有指示。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到达,是因为这个时段人开始多起来,而韦有权掌握的钱还有大部分没有支付出去。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

在这之前一个小时,我跟踪韦有权去信用社取款。他住在公社的宿舍,这是师傅告诉我的。公社就是后来的乡政府。我认得韦有权,我拿松鼠皮卖给过他。一张松鼠皮收购标价是一角钱,但他通常给我五分,最多八分。他克扣的原因是品相不好,就是看不顺眼,总之是他说了算。我听很多人说他们卖给收购站的货物,都被韦有权克扣,没有得过全价。收购站就是韦有权一个人,他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被人们背地里称为南霸天。

更早的时候,我就在公社宿舍守候了。而我出门的时间还要早,鸡叫就出门了。我悄悄离开家,来到河边。师傅已经在竹排上等我们。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到齐了,他便把我们渡过河去。我们六个人站在四根竹子连接成的排筏上,光着脚。因为超重,竹排没在了水里,河水也漫过我们的脚踝。我感觉到刺骨的冷,因为这是岁末冬天。我相信其他人的感觉也和我一样。但我们都站得很稳,像已经抽穗的水稻一样。竹排渡达河对岸,师傅先上岸,然后一个一个地接我们上岸。他一句话都不说,似乎嘱咐都含在牵着我们的手里了。然后我们穿鞋。等我们穿好鞋,发现师傅已经不见了。他和竹排消失在清晨的河雾中。

岸边是公路,沿着公路往西走五公里,便是菁盛乡的圩场。我、黄狗、野兔、老猫和花卷离圩场还有一公里的时候,便分开了,各行其是。

盯梢是我的工作。

公社宿舍有两排平房,韦有权住在后面一排右数过来第二间。这也是师傅事先告诉我的。他虽然没来,却什么情况都知道。我爬到两排房子靠右侧的一棵树上,开始俯瞰。

韦有权的房门开了。他先出来刷牙,披着一件棉衣。然后他再进去,过了一会儿出来,还穿着那件棉衣,却比先前光鲜齐整多了。他的头发油油亮亮,全往后翻,像一边倒的草丛。他關门而不锁门,说明屋里还有人。一个带绳的包拎在他手上,随意地轻飘晃荡,说明包里现在没钱。他一边走一边吹着口哨,说明他昨晚上睡得或过得很舒服。过后我知道他有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妻子。

等他走得一定远,我从树上下来,随在他身后,保持不被他发现的距离。

他走到位于街中心的信用社,进去,一定是取钱。出来的时候,他原来拎的包变成挂着了,而且还搭上了一只手,像加了一把锁。

他往收购站去。收购站已经有卖货的人在那里排队了。其中就有我们的人,他是老猫。老猫的手里拎着一个麻袋。我知道麻袋里是一条蛇。黄狗、花卷和野兔我虽然没有看见,但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在相应的时机才会出现。

韦有权一到收购站,所有人整排地让开,给他通过。他拔出别在裤腰带的钥匙开门。开门后他一点也不着急收购,而是先检查收购站里尚未运走的动物,看看有没有死的。果然有一只死的,那是一只果子狸。他不慌不忙、不痛不痒地把果子狸从笼里拿出来,放进一个桶里。然后他给活着的动物食物和水。罢了,他搓搓手,像是把气味搓掉一样。他终于坐到了柜台边,打开抽屉,把算盘拿出来摆上,把笔和笔记本摆上,还给钟上链。做完这些事情,他才把挂包从身上拿下来,放进抽屉里,目光也跟随进了抽屉,手在抽屉里还有动作,像是拉开拉链和区分大钱和零钱。

第一个收购是卖蛇的。是一条眼镜蛇,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排队的时候他就一直拿着,双手拿捏得十分老到,像是个专业捕蛇者。韦有权也像跟他很熟,看了蛇一眼,就示意他自己将蛇拿到一边的蛇笼去放。等他回来,韦有权给了他四元钱。他满意地走了。我看了看墙上眼镜蛇的收购价格,是一斤一元。那条蛇目测也是四足斤。说明韦有权也不是每个人都克扣的。

第二个收购是卖金银花的。是个老婆婆。老婆婆的金银花装在一个背篓里,满满当当的,已经晒干,我估摸有五斤左右。韦有权将金银花过秤,扣除背篓的重量,果然是五斤。但是韦有权以金银花未干为由,扣掉了一斤的水分,只付了四斤的钱。老婆婆不服,央求韦有权再给三毛钱。她举着手里的一只空瓶子,说再给我三毛钱买煤油吧。但韦有权就是不给。老婆婆只能就走了。

接着轮到老猫了。老猫摸索麻袋将蛇头摁住,然后一只手伸进袋子里,捏住蛇头,将蛇拖出来。这也是一条眼镜蛇,有两斤重,半米长。老猫一手抓蛇头,一手握蛇的尾部,像捧着一把剑,战战兢兢正要交给韦有权的时候,蛇忽然滑出老猫的手,掉落在地。

一声尖利的喊叫,在这个时候及时发出:毒蛇咬人了!

喊叫者是花卷,我知道是她。制造混乱策应老猫是她的任务。

收购站果然乱作一团,顿时像炸开的锅。人们四散躲逃,我推你,你推他,像电影里遇到轰炸的平民。

地上的蛇爬到墙根,走投无路。它昂起头,面向人,吐着蛇信子,威吓着观望它的人。

韦有权坐不住了。他站起来,离开柜台。他操起一把摄叉子,独自并且从容不迫地向蛇走去,像个孤胆英雄。他手里的摄叉子一下夹住了蛇的七寸,将蛇控制。他回身看见了当事人老猫,看着足有两斤的蛇,恶狠狠地说:一斤半。老猫没有异议。韦有权将蛇直接拿到蛇笼去放,然后返回柜台。

他拉开抽屉,准备掏钱付给老猫。他发现包不在了。

但我在,花卷在,加上老猫,我们都还留在现场,像三个诚实、勇敢的孩子。

公社公安很快就来了,就一个。我们认得他,叫谭公安。谭公安原本不认得我们,但现在认得了。他问了我们的姓名,还问了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老猫说我们是同一个村的人,那条蛇是我们三人共同捕获的,一起拿来卖,然后一起分钱。谭公安让我们把身上的东西都掏出来。我们掏出身上所有的东西,就是没有钱。韦有权又一一搜我们的身,见不到一分钱。谭公安相信我们,把我们放了。我们开始还不走,因为韦有权还没有把钱给我们。韦有权骂骂咧咧,说没看见我的钱都被偷光了吗?要钱没有,要不你们把蛇拿回去!

我们选择了把蛇拿回去。在回去的半路,老猫把蛇放生了。这条蛇没有牙齿,是师傅事先亲自拔掉的,他不想因为谋财而闹出人命。而我们选择把蛇拿回,是不想让韦有权和公安过后发现蛇的秘密或真相。

我、老猫和花卷见到师傅,黄狗和野兔已经在师傅身边了。看到黄狗和野兔,我知道韦有权的钱,已经变成了我们的钱。按照计划,我负责侦察,老猫负责演戏,花卷负责助演,黄狗负责技术,野兔负责接应。所谓的技术和接应,就是黄狗趁乱偷走了钱,再交给在外面的野兔转移。

师傅当场给我们五个人每人一元钱。

那趟偷的钱我至今不清楚具体的数额,但至少上百元。我问黄狗和野兔,黄狗说我看都不看就交给了野兔。野兔说师傅教育我们不该问的不要问,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我对师傅耿耿于怀,觉得他是在剥削我们,压榨我们,像资本家和地主老财。我甚至还诅咒过他死。直到若干年后我考上大学,从第一学期第一个月起,我每个月都收到十元的汇款,汇款人没有留名,但我知道是师傅寄的。在大学时期,他没有中断过汇款。我相信他给我寄,同样也会给老猫寄,给黄狗寄,给野兔寄。花卷虽然没读大学,但师傅肯定没少资助她。她是女孩,师傅最疼她。

“小弟,我们走吧。”大哥在说话。

大哥看见我在圩场上站得太久,又什么东西都没买,知道我只是在回忆。

我第一次行窃那天,回到家,大哥问我一天都去了哪里。我说我去赶街了。大哥从我身上搜出了一元钱,问钱是从哪来的?是不是偷的?我当然说不是。我说我和蓝上杰韦燎他们抓得一条蛇,拿到收购站去卖,分得的。大哥当时信了。但是很快,收购站的钱被偷的事情传到大哥那里,我被大哥狠狠揍了一顿,要我承认钱是我偷的,是韦建邦教唆的。我当时想打死都不能说。大哥见我被痛打都不认,才觉得冤枉了我。他大概也认为,假如收购站的钱是我偷的,我的身上不可能只有一元钱。在这一点上,师傅的确是保护了我。也保护了他自己,因为那天,师傅一天都在村里晃悠,他有足够多的收购站失窃事件不在场的人证。

陈年往事,大哥是不可能追究了,甚至都不记得了。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弟弟,已然是人五人六、社会名流,纵使有可耻的过去,那都是可以忽略和谅解的。就像韦建邦,他如今人已死,一生和一身的罪孽,都可以宽恕,并将归于尘土。

我继续开车,去送别我师傅。

师傅的家在上岭村的东头,我家在西头。也就是说,红水河从上岭村流过,师傅家在下游,我家在上游。在不通桥梁之前,行人要从码头过,进出村庄,是从上游过。如今有了桥梁,建在东边,车辆进出村庄,则变成从下游走了。

临近村庄,大哥说,我们坐船过去吧,把车留在河这边。

我说为什么?

大哥说避讳。你的车是新车好车,不宜经停丧家。另外,你现在的身份,也不便过于张扬。

我接受了大哥的建议。

我坐船渡河。天色已黑,所有的景物都只是一种颜色,家乡的山峦和河流两岸的竹林,像是一幅涂上焦墨的图画。河面上是有一些波光,但不足于映照那庞大的山水。

摆渡的艄公是我小学同学,叫潘得康。他的家离我家也就是十米远。小时他去学校上学,要路过我家,而我从码头外出和回家,则必须经过他家门前。他在我们班上,是最守规矩和老实人,却只读到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要接他爸爸的班。他家祖孙三代都是艄公。摆渡是他们家的专属,甚至码头也是。码头现在叫得康码头,但原先不是,而是以得康的爷爷命名的,得康的爷爷死后,就以得康的父亲命名,现在以得康的名字命名码头,意味着得康的父亲也死了。他的父亲在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死了。他十二岁开始接班,意味着他已经当了四十三年的艄公,因为他与我同龄。得康码头原来陡峭和窄小,有一百年以上的历史了,它是由先人踏出来的,而非开凿而成。它在十年前得到修建,我是做了贡献的,或者说跟我师傅有关。

十几年前,师傅与得康忽然到南宁找到我。他们的到访就是与码头有关,具体地说就是来找钱修建码头的。得康开宗明义,说码头虽然是以我家的人命名的,但所有权属于集体,属于上岭村,也就是说属于国家。他言外之意是,国家能给钱修建码头就好了。而我是领国家工资的人,帮助找到国家的钱来修建上岭村的码头是我的责任。

关于码头的事,师傅一言不发。但他的到来和在得康、我身边的存在,已胜似千言万语。我从前的、偷窃的师傅,已经断了联系二十年、回村也不再见面的师傅,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十分激动和害怕。他或许是自愿来的,或许是被得康“绑架”来的。得康为码头的事,为什么要带上韦建邦?说明他知道我和韦建邦曾经的师徒关系,不可能不知道。他要挾韦建邦,再用韦建邦来要挟我?

师傅已经是老人了。他那年应该已近七十岁。头发已经基本掉光,剩下没几十根,发白和细软,像荒漠中的残存的草,也维持不了多久。我招待他们吃饭的时候,发现他的牙倒是结实和齐整,咬得动我夹给他的鸡胸脯,应该是装了假牙。

我满口答应:你们放心,修建码头的钱,包在我的身上。

我找到修建码头的二十万元钱,已经是两年后。两年来,码头成为我的一块心病,为了找钱治病,我不遗余力,多方求告。终于,自治区财政厅专项拨款二十万,层层下放到市里、县里、乡里,由乡里实施修建。码头修建好了,我药到病除。

船只向对岸的码头驶去,我的同学潘得康驾轻就熟。因为我的归来,他兴奋得说个不停。他肯定知道我这次为什么回来,为谁而来。他说,你坐船过河是对的。我早已经在这里等你了。我晓得你一定回来。我说,现在有桥了,还有人坐船渡河吗?这个我以为老实的同学幽默地说,你就是。

船只靠上码头。我和大哥上岸。大哥问我要不要先回家,休息到天亮再去。

我说,我自己去就好,你休息。

师傅的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周边的人家也被灯火照亮,被不眠的人激活,仿佛一个夜市。

我像一名不速之客,进入灯火和人群中。我本想在房屋外边先找个角落,默默观望和缅怀我的师傅,但我肥胖的身躯和独有的光头特征,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个司仪过来,引领我去上香。

我走进师傅的家。在灵堂前,我首先看见师傅的遗像,像一个粗藤盘结的树根,在等候我。我瞻仰师傅,他沧桑、黑黄、浮肿,脸上满是皱褶和斑点。这应该是他晚年的照片。师傅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他英俊潇洒,红光满面,像电影里的好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拜他为师,是被他的相貌所吸引。他的长相和气质的确和村里人不同,他一点都不猥琐,也不粗鄙,尽管他是个贼。他为什么是个贼?或者说他为什么成为贼?他的经历让我好奇,为此我接近他。我走近他之后,发现他有满肚子的故事和满身的本事。他字写得好,画画更好。总之,他令我着迷,也令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着迷。严格来说,我们拜他为师,是为了成为有本领的人,而不是为了做贼。后来我们果然都不再做贼,或者说我们除了贼的本领不再使用,师傅教给我们的其他本领,我们各有专长,都用到了极致。

我接过司仪递来的香,跪拜我曾经敬爱也曾经怨恨和疏离的师傅。我一边跪拜一边默念:师傅,请走好。谢谢您,师傅。师傅,对不起。

师傅的众亲属在给我鞠躬回礼。他们守在棺材的两旁,披麻戴孝。我知道师傅没有子女,所谓的亲属,应该只是叔侄、堂、表、外甥的关系。师傅的房子,在几年前进行了重建,十八米宽三十米深、四层的楼房,在村里算是上好。师傅在人生接近终点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起新房?我想无非是为了给他埋怨一生的亲属们有个交代或回报吧。毫无疑问,师傅如今死了,他的丧事无比隆重,因为天明出殡之后,这幢房子就不再是师傅的了。他的亲属将继承或分掉他的房子。

法事已经在进行。在屋外新搭起的帐篷,菁盛乡最著名的道公和风水师樊光良,正率领他的团队,敲锣打鼓念唱经文。他们专心投入、精神抖擞,像一支不辞辛苦、敬业为民的文艺轻骑兵。

发现我来了,樊光良离开他的团队,走过来和我打招呼。招呼过后,他仍没有归队,继续和我说话,则变成聊天了。樊光良是我高中同学,他的学历也止于高中,但他的道行神通,非我作家兼大学教授所能比。

老同学,你来了,就是对师傅最好的超度。樊光良说。

你凭什么认为他是我的师傅?我说。我对樊光良的指认感到吃惊,因为我上高中时已经不做贼了。

我晓得,他是你师傅。我也有师傅,这没什么。樊光良说,他摸着他的胡须,像抓着什么把柄一样。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逝者为大,这你应该懂吧?我说。我的意思是让樊光良不要纠缠我和韦建邦的师徒关系。

对的,我对你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呀。

我说,你是大师。

樊光良说,可是你比我有出息。

那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师傅不一样。

你凭什么认为我们不是同一个师傅呢?樊光良说。

我吃惊,是吗?

我比你晚些年拜他为师,只是你不晓得而已。樊光良说,他点烟抽,也递给我一支。我不是你那批学徒和那个团队的。

那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你却知道我?

所以我成了道公,你成了作家和教授呀。

我心里骂了句狗日的,嘴上却说你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你天天和灵魂打交道。

没错,他边说边笑,我们的师傅,该为我们骄傲。

就像你那帮正在做念唱打的徒弟们一样,他们也应该为你这个师傅感到骄傲。

我和樊光良表面轻松和谐其实针锋相对地聊着,反正我打算在这里一直待着,直到出殡。有樊光良在,正好可以解闷和解乏。他陪我聊个把小时,再过去念一会儿经,又过来和我聊,像是两边开会或应酬的领导。我说你这么不用心,不专心,不怕师傅收拾你吗?樊光良说我与师傅通灵了,照顾好你,正是他的意思呀。

我竟然莫名地感动。

半夜三更,吊唁的人大多已经散去,或已经睡着,忽然来了一个人。

她穿着黑色皮衣,挂白围巾,沉重而急速地向房屋走来,径直朝灵堂进去。我在屋外看见她朝逝者跪拜,上香、斟酒。虽然她背对我,身影也不熟悉,但我心里仍跳出一个永不能忘的名字:花卷。

等她出来,我迎上前去。她也看见了我,认出了我。

她叫我的学名:樊一平!

我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她说你太好认了,电视上也见过你。

我这个样子的确是不能犯罪了,因为不好逃。

那我是谁?认出来了吗?

我说花卷。

她不生气,说真名呢?

韦卫鸾。

韦卫鸾

韋卫鸾是村里韦庆雷和农妹花的大女儿。她八岁的时候,下面就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可想而知,她家的境况会有多惨,她的日子会有多难。

我和她是小学到初中的同学。

拜韦建邦为师傅,是我拉她加入的,或者说是我引见她接触了韦建邦,拜师是她的自愿。

小学一年级暑假放假那天,我追上在赶着回家的韦卫鸾,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韦卫鸾说不去,我要回家干活。我说那个人很好很好玩的,他可以教我们玩。韦卫鸾说是谁呀?我说韦建邦。她一听,吓了一跳,说不不,韦建邦是坏人,我爸晓得我跟他玩,会打死我。我说我跟他玩都有半个学期了,我大哥到现在都不晓得。她不答应,继续走。她垂在背后的辫子一甩一甩的,像抽人的鞭子。我以为愿望落空了,没想到她在离我十五步的地方停下,忽然回头,说你讲的都是真的?

我领衣不蔽体的韦卫鸾去见韦建邦。我们在韦建邦家门外的时候,听见他在拉二胡。那旋律相当的特别,和我们平时听到和唱的歌曲不一样。后来我知道他那天拉的是《二泉映月》。

我和韦卫鸾顿时被音乐吸引,但为了不打扰他,我们就在门外站着听,直到音乐停止。我们进去。

韦燎、覃红色和和蓝上杰已经在房屋里了。原来刚才的曲子,是韦建邦拉给他们听的。

韦卫鸾的到来,让韦燎、覃红色和蓝上杰很惊讶,也很兴奋。他们围着韦卫鸾团团转,像是一群黑猫围着一只白猫。我很得意,因为他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

韦建邦却不高兴,他训斥我:你带她来干什么?

我脑子飞转,找到一个理由,说她会唱歌。

韦建邦看着瘦不拉唧的韦卫鸾,说唱一个我听听。

韦卫鸾也不怯场,唱了起来。她唱的是《红灯记》的选段《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韦卫鸾的嗓子把我们镇住了,我们目瞪口呆,像一群面对鲜草嘴巴却套上了笼子的羊。

韦建邦微微点了点头,说:但是需要调教。

这句话一下子把韦卫鸾控制住了。她像迷途中遇到了一个领路的人,决心跟这个人走。她眼巴巴看着韦建邦,生怕他不教她。

一个星期后,我们正式拜韦建邦为师傅。我们的初衷,是要学他身上所有的本事。

师傅说首先,我要教会你们活下去的本领和方法。

这个本领就是偷窃。

我们起初都很惶恐,是不愿意的。韦卫鸾最不愿意,她央求师傅:我可以不学这个吗?

师傅说:我不养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你走吧。

韦卫鸾没有走,那时师傅刚教她学会了简谱,五线谱正开始学。她舍不得孜孜以求的音乐本领,最终留了下来。

在师傅的教导下,经过一段时间刻苦的体能和技能训练,我们学会了偷窃的本领。在实际行窃的前一天,师傅制订一条行窃的准则。

师傅说:你们要牢记一条,穷人和亲戚的东西不能偷。

师傅没有解释为什么穷人和亲戚的东西不能偷,但我们大致能懂。穷人本来就穷,东西再被偷走的话,就更难活了。亲戚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偷,因为那是亲戚。

所以第一次行窃的对象,我们选择了既不是穷人也不是我们大家亲戚的收购站的韦有权。

行窃之前,一对一的时候,我问韦卫鸾,你害怕吗?

韦卫鸾上下牙齿打架,哆嗦得说不出话来。

我说到时你要喊的,你现在就开始喊。喊出来就不害怕了。

她说朝什么地方喊?朝谁喊?

我说朝着高山喊,朝着河喊,朝着我喊。

喊什么?

就按师傅吩咐的。

于是,韦卫鸾朝着高山,朝着河,朝着我,连喊了三句:毒蛇咬人了——毒蛇咬人了——毒、蛇、咬、人、了!

喊完她就哭了。

等她哭完,我说,还害怕吗?

她说,万一我被抓了,你会不会救我?

我说,我拼小命都会救你。

她笑了。

首次行窃成功之后,韦卫鸾换上了一套新衣裳。我知道一定是师傅给她买的,至少是悄悄多给了她做一套衣服的钱。那时候买布还需要布票,她家有的是剩余的布票。穿上新衣裳的韦卫鸾越发的好看,真正地像一朵花。她那套印花的衣裳,随着身体发育和岁数的增长,像击鼓传花一样。我后来看见她二妹穿,她三妹穿,她四妹穿。她们四姐妹,像山岗上的四棵树,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后面四句,是我多年后读到的海子的诗,用来形容多年前的韦卫鸾四姐妹。我觉得海子的这几句诗,就是为她们写的。

师傅认真地教韦卫鸾音乐。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他忽然说:我教不了你了。

韦卫鸾以为师傅不喜欢她了,伤心难过地说师傅,我什么地方做错了,我一定改。

师傅说:你想继续进步,就需要更好的老师。

韦卫鸾说谁呀?

师傅写出来: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安娜·莫芙;泽弗里德;琼·萨瑟兰。

看着一串长条的名字,我们都蒙了。

师傅说:这是全世界五位最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们可以做卫鸾的老师。

师傅不叫韦卫鸾花卷,改口叫真名。

韦卫鸾说我上哪里找她们呀?就算找到她们也不肯教我呀。

师傅说: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她们。只要找到她们,她们肯定教你。

我们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师傅。

师傅说:她们在菁盛中学黄盖云老师的房间里。他藏有这几位歌唱家的唱片。你们去把唱片偷来。唱机就不用偷了,我有。

我们兴高采烈自告奋勇地进行分工。花卷韦卫鸾唱主角,老猫覃红色演配角,黄狗蓝上杰负责技术开锁,野兔韦燎负责接应,我老鼠还是负责侦察。

但是花卷说:我要老鼠配合我,有他在身边,我不害怕。

于是我和老猫换了工作。

那天是星期三,老猫侦察到黄盖云老师一天都有课。我们决定那天行动。但是那天我们也有课呀,怎么办?头一天晚上,野兔给第二天的科任老师韦先老师下了泻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得到了放假的通知。韦先老师是野兔的叔叔,是我们上岭小学两个教师之一。另一位老师是苏满洲老师,他上个月腿断在家休养,所有的课都由韦先老师来上。

我们潜入菁盛中学。这也将是我们下学期即将就读的学校,我们等于先来看看,熟悉环境。假如遇到有人发问,我们计划就这么搪塞。还是师傅明示,又经过老猫事先踩过点,黄盖云老师的房间很快就找到了。黄狗不到十秒钟就把房锁打开。我和花卷溜进去。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一箩筐书,房间基本上就满了。桌子上有一台唱机,唱机上和唱机边有唱片,唱片都是当时革命样板戏的歌曲。我们也知道我们想要的唱片不可能在这里摆放着。那么在哪里呢?

床底。只能在床底。

我钻进床底。在床底最里边,我搜出一只箱子,并把它拖出来,像老鼠拖出油瓶一样。

这是只皮箱。皮箱灰尘不是很多,说明上次打开的时间不是很长。皮箱的按锁已经坏了,一摁就开。

箱子里果然有唱片,还有书。花卷按师傅提供的名单,迫不及待找她想要的唱片,找着四张,维多利亚·德·洛斯·安赫莱斯的没有。花卷说可以了,示意我把箱子合上放回去。我没动。我被箱子里的书吸引着。《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巴黎圣母院》《包法利夫人》等等,它们像花生吸引老鼠一样,让我不舍。我看了看花卷,花卷说你想看就拿呗。我就拿了那四本书。

我们回到村里,进师傅家。师傅的唱机已经搬出来擦拭干净和弄好了。师傅放上唱片。歌声响起。我们听完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唱,听安娜·莫芙唱,然后听泽弗里德唱,听琼·萨瑟兰唱。她们的歌词我们听不懂,但她们的唱腔圆润高亢,好听。花卷自然是听得比我们投入和着迷,过后她肯定还要反复地听。

师傅发现了我偷来的书,他没有怪我。他看了看封面,說:托尔斯泰,雨果,福楼拜,以后就是你老师,如果你想将来当一名作家的话。然后他还点了书里好多人物的名字和细节。说明这些书,师傅都看过。

就在那年,1975年,我们小学读完后升初中。在菁盛中学,我和韦卫鸾分在同一个班,初19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音乐老师都是黄盖云。当他自我介绍报出自己大名和任课任职情况的时候,我和邻桌的韦卫鸾面面相觑,只见她目瞪口呆,我则是暗自庆幸。我觉得能做黄盖云老师的学生,真是缘分呀。韦卫鸾可能跟我想的不一样,她可能想的是做黄盖云老师的学生,却偷了他的东西,心里有愧。黄盖云老师那年三十出头,不是本地人,却来菁盛中学七年了。未婚。他的普通话字正腔圆,真是好呀,让我们这些讲普通话夹壮语的壮族孩子听了,如果他不是老师,我们会以为是他讲得不标准。后来韦卫鸾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跟北京人似的。我也马马虎虎,让别人猜不出我是壮族人。这都是黄盖云老师的功劳。

当然他的功劳不止这些。语文期末考试的时候,作文题是《我的家》。交完卷的当天晚上,黄盖云老师突然通知我去他的房间。我去到他房间里的时候,发现韦卫鸾已经在那里了。她畏畏缩缩站在墙边,黄盖云也指示我站墙边,与韦卫鸾一起并列。他表情严肃,我觉得大事不妙。

他先拿出我的试卷,问我:你的作文《我的家》,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问你,这句话是怎么得到的?怎么来的?

我一愕,知道坏了。写作的时候光顾显摆,却忘了保护自己。这句话的出处就来自《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是我从黄盖云老师这里偷来的。我当时还下意识地看了看床底,而且黄盖云老师也注意到我看床底了,这简直是不打自招。

我说不记得了,但肯定不是我的话,是引用的。

引用谁的?

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里面的。

好了。他说,转而拿出另一份试卷,看着韦卫鸾。

韦卫鸾,你在《我的家》作文里,写到你的母亲。你这样写:我的母亲喜欢唱山歌,她的歌声虽然没有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嘹亮,也没有琼·萨瑟兰多情,她不懂舒伯特,也不懂施特劳斯,但是她的歌声纯朴、清甜,像我家后面的山泉。好啦,我的问题是,你是怎么知道克里斯蒂娜·迪乌特科姆,还有舒伯特、施特劳斯的?

韦卫鸾已经慌乱得不行,几乎就要瘫下了。她模仿我,也看了看床底。我想这下彻底完了。

没想到黄盖云老师说,好啦,我知道了。你们回去吧。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彻夜难眠。我想到了被示众和开除的结局。

黄盖云老师评卷和宣布分数。

我和韦卫鸾的作文是满分,并被当范文由各自来宣读。

我念我的作文《我的家》。当我一念“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剽窃而来的话时,情不自禁地看着黄盖云老师,他像一座沉默、挺拔的青山,让我仰止。

轮到韦卫鸾念时,韦卫鸾看着黄盖云老师,说我不念。我想唱作文里写到的琼·萨瑟兰唱的歌,行吗?

黄盖云老师说行。

韦卫鸾说琼·萨瑟兰是澳大利亚女歌唱家,我唱的是她唱的歌剧《拉美莫尔的露契亚》选段。

然后她开始唱。她的唱词我们同学全听不懂,但是她唱得好不好,我们还是听得出来的。她很出色。那是她第一次在四十人以上的观众面前演唱。她的歌声征服了全班,并不胫而走,传遍全校。整个菁盛中学很快知道,初19班有一位了不起的歌唱达人,她叫韦卫鸾,上岭村人。

过后,我们把事情告诉了师傅韦建邦。师傅缄默了半天,然后说:我不做你们师傅了。从今往后,我们断绝一切来往。

我们如晴天霹雳,问为什么?

师傅说:为了你们的将来。本来,我就有这个打算,等你们初中毕业,我们就脱离师徒关系。现在,黄盖云的行为,把我的计划提前了。

我们又问为什么?

师傅说:你们以后会懂的。我能告诉你们的是,好日子就快来了。只要和我这个师傅断绝关系,你们的好日子就来了。

好日子最先降落在韦卫鸾的生命中。

1977年,十三岁的韦卫鸾初中毕业,被县文工团特招,成为演员。这是黄盖云老师推荐的结果。

也在那一年,黄盖云老师调去县中学。他的才华和韦卫鸾的天赋一样,最终没有被埋没在寂静寥落的乡村。

临别的时候,黄盖云老师把我单独叫到房间。他打开那只皮箱,说这里面剩下的书,都送给你。好好读吧。

老师,我错了。

他摇摇头说,你师傅是不是韦建邦?

他已经不是我师傅了。

但是将来,你们有成就的时候,希望不要忘记他。

我会永远记得你,老师。

与黄盖云老师一别,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在菁盛乡中学念高中,并在那儿考上大学。大学毕业,我分回菁盛乡中学当教师。一年后我调到县文化馆,当创作员。

黄盖云老师在县中学,照理,我们是可以见面或来往的。但是,我们就是没有。

这和韦卫鸾有关。

我考上大学以后,第一封信是写给韦卫鸾的。我在信里向她示爱。

但是,韦卫鸾没有回信。

一封不回,再写一封。在大学头两年里,我坚持写了十八封信。

韦卫鸾一封也没有回。

我听老猫覃红色说,她爱上了老师黄盖云。

这便是原因。

我调到县文化馆以后,与还在县文工团的韦卫鸾也只见过一面。那次见面我只说一句话,你是不是爱上了黄盖云老师?她的回答也是一句,是的。

然后我们就再也不见面了。

我和韦卫鸾的再次见面,居然是三十多年后了,在师傅韦建邦葬礼的前夕。

此时此刻,这个雍容华贵的半老徐娘,正落落大方地和我这名光头老汉闲聊,在我們相继为师傅寄托哀思之后,同坐在一条长条椅上,靠得很近,让村里人以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或曾经的鸳鸯。

在醒着的村人的目光中,我问韦卫鸾:你最后为什么没有嫁给黄盖云老师?

韦卫鸾说:他不要我。

为什么?

不该问的不要问,她搬出师傅曾对我们的告诫对我说,更何况现在才问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有意思吗?

我说有意义,但没意思。

我后来嫁到了柳州,她说,嫁给一个当官的。他的官越当越大,后来就不要我了,离了。但给了我一大笔钱,现在都还给,因为我们有一个女儿。女儿在意大利,也是学声乐的,美声。

这就有意思了。我说。你未竟的事业,后继有人了。

黄老师结婚了吗?后来。

我说这个问题怎么是你问我?应该是我问你。

韦卫鸾说,黄老师不要我,不娶我,他说那不是爱,是感恩。

我认为也是。

好吧,你说是就是。无所谓了。她仰脸看着有星星的苍穹:给我一支烟。

我给她一支烟,并为她点燃。

你怎么样?老婆退休没有?女儿像她妈漂亮,还是像你?她边吞云吐雾边对我说。

我生男生女你也清楚?

都一个村里的人嘛,她说,我回家的时候,村里人没少说你,自然知道一些啦。

我困了。我说,还打着哈欠。

我真困了。

我靠在椅子上睡。樊光良们在对面的铜锣声也阻挡不了我进入梦乡。在梦乡里,年轻貌美的韦卫鸾,站在一朵云上,向我飘来,并为我歌唱。

我忽然醒了。睁眼一看,一拨人呼啦啦向马路那边拥去,像是来了什么大人物。天已经放亮,马路上停着一辆加长版的劳斯莱斯幻影。从车上下来四个男人。四个男人都派头十足,尤其走在前面的两个。这走在前面的两个,烧成灰我也能记得,他们是黄狗蓝上杰和野兔韦燎。

蓝上杰 韦燎

蓝上杰和韦燎,曾是我的生死兄弟,这毫无疑问、不可否认。加上老猫覃红色,我们四兄弟,智勇果敢、默契配合,像《加里森敢死队》里那伙恶贯满盈、身怀绝技、上阵杀敌以功抵罪的囚徒。

在我们这个团伙里,黄狗蓝上杰最专业,他干的都是技术活。从别人的口袋里掏钱包、开门锁,那都不在话下,轻而易举。他的绝活是开保险柜。

我们小学四年级寒假的时候,去了一趟县城。那是我们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做大生意。菁盛乡太小了,有钱人不多。隔壁金钗乡稍大一点,但一来二去,已满足不了我们的胃口。县城必然成为我们的目标,像经常考九十分的人一百分必然是他的目标一样。

都安县城无疑是我们见过的第一个城市。有好多条街,不像菁盛和金钗,只有一条街。每条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像蜂窝一样密集和喧闹。我们像几只小蜜蜂钻进蜂窝里,却要干惊天动地的事情。

我们先在县城考察、侦查、踩点,并因地制宜计划了两天,决定对食品公司屏北店下手。

临近春节,买肉的人自然多了起来。那天我们盯上的店面卖了足有四头猪的肉,并且卖到很晚。店面工作人员有两个人,一人割肉称肉,另一人收钱。到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收钱的说不卖了,割肉的也说不卖了。收钱的要赶在银行停止营业之前存钱,割肉的确确实实太累了。老猫和花卷这时出现了,他们手里都有肉票和钱。肉票当然是偷来的,好多。两人一前一后,磨磨蹭蹭、啰里啰唆,开口说要五花肉,完了又改口说不要了,要拿来包粽子的猪颈肉,总之磨蹭到银行停止营业的时间为止。收钱的看时间过了,只好把钱放在了店铺的保险柜里。

店铺锁上了。两把巨大的锁,像两个老虎头挂在绷紧的锁链上,收钱的和割肉的各拿一把锁的钥匙。这都没问题。问题是进去后保险柜能开吗?黄狗是询问过师傅保险柜的知识和开保险柜的诀窍,师傅也辅导过他,但都是在口头上,或纸上。真正的保险柜,黄狗没见过呀,今天第一次见。他能行吗?当然我们也做好了撬保险柜的准备,甚至是端走整个保险柜的准备,但这都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下策。

夜深人静,黄狗和我进入店铺。花卷、野兔和老猫在外面放哨,分一哨、二哨和三哨,像电影里重要战事的警备一样。面对像水缸一样大花岗岩一样坚硬沉重的保险柜,我是头皮发麻,束手无策或袖手旁观。黄狗也琢磨或盯了半天不动。他像在努力地回忆和遵循师傅的教导,也像是在思考如何灵活运用科学技术破解锁码。就在我觉得黄狗不行的时候,只见他触碰了保险柜。他屏息静气,左耳朵贴在柜面,像医生听孕妇的胎音。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柜面的旋钮,轻轻地来回扭动。只听一小声“嗒”响,他一扯柜门,开了。

剩下的事,就我来做了。我把柜里的钱都拿出来,装进口袋里。然后关上柜门,用布擦掉指纹和脚印。

然后,我们溜之大吉,逃之夭夭。

这趟行动收获不小,足有四百六十元之多。

黄狗在这次行动中居功至伟,也令师傅刮目相看。他摸了摸黄狗的脑袋,又抚摸他的手,说你这家伙,腦瓜子活泛,耳聪目明,心灵手巧,了不得。

师傅难得表扬人,我们对黄狗羡慕得不得了。

但是师傅又说:将来,你的智慧如果用在正道上,一定非富即贵,并且福运长久。你将来赚了钱,一定要多做善事,积累功德,抵消现在的罪孽。

师傅看着我们其他人,接着说:包括你们,将来都要走正道。跟着我走不远也走不久的,因为你们现在跟我走的是歪门邪道。你们是不会饿死了,但是完全有可能被打死呀。所以读书才是根本,是正道和王道。

黄狗蓝上杰领会师傅的教导最积极,也最到位。他读书用功,成绩优异。高中毕业成为菁盛中学的高考状元,被上海财经学院录取,学的是金融专业。大学毕业他先留在上海一家大型国企,当会计师。然后,他辞职南下,去深圳创业。但发达是近几年的事情。如今的身家已过百亿。他发达后果然不忘初心和师傅教诲,行善积德。光上岭村这座桥,耗资八千万,他捐了五千万。师傅家翻建的这幢楼,想必也是蓝上杰捐助的,他有这个心,也有这个能力。他和野兔韦燎本来就臭味相投,现在又走到了一起。

野兔韦燎是我们这个团伙里反应最快的人,什么都快:学得快,跑得快,想得更快,还远。总之什么事情或任务到他那里,不可能完成的都能完成。他是我们团伙的智多星或参谋长。

去县城干大生意便是他的主意,或者说他是策划或导演。

开始我、老猫和花卷都以为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黄狗不置可否,他保持中立,像是野兔与他商量过了。

我、老猫和花卷认为,一帮连县城都没去过的人,竟要到县城去大显身手,就像小学没毕业的人要跳级升高中一样,成功的把握或概率微乎其微。

况且师傅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野兔说:第一,成功之前,绝对不能让师傅晓得我们的行动和计划,否则失败无疑。因为师傅历来把安全和保险放在第一位,他决不会允许和同意这么危险的行动计划。第二,万一行动失败,所有的罪过,我一个人扛。

有了野兔的分析和保证,我们的态度松和些了。其实,我们都很想去县城,见大世面。黄狗的中立态度有了倾向,鲜明地站在了野兔一边。

野兔又说:一定要一切行动听指挥,严格按照计划的步骤走,做好每个人该做的事情,就能成功。

野兔的意思,按现在影视行业的说法,就是听导演的,按剧本演,演好自己扮演的角色,影片就能大卖。

在那次行动中,我们都听野兔的指挥和按他的计划行事,果然成功了。

那次先斩后奏的行动,师傅表面上是对野兔进行了严厉惩罚,罚他在一里长的河滩来回跑半天。这对长跑健将野兔来说算得了什么呢?不过像是给一个敏捷好学的学生加几道练习题罢了。

现如今的野兔韦燎,是一名电影导演。这我肯定知道。多年前他看上我的一部小说,想拍成电影,但没钱买版权。他在北京,是通过电话跟我联络的。我说电影是你导的话,版权我送给你。然后我们还签了版权赠送的合同,是通过邮寄签的文件。后来电影拍成上映了,导演却不是他,编剧是他。我打电话给他,说你是不是把我的小说版权转卖了?他说没有,哪有?我说韦燎,别骗我,影视这行业,我虽然涉得不深,但也是略懂的。于是他在电话里跟我诉苦,说兄弟,我在北京混得不好,我想当导演,但影视界的水太深了,我没资历,更没资本,只能通过编好本子,先赚点钱,换取人气、人脉,导演我是肯定要当的,请相信我,看在之前我们是同门同学和同行的分上,这件事情,请不要声张。

我没有声张,因为我不敢。韦燎一句“同门同学和同行”,像紧箍咒,震慑了我。同门是什么?是名贼韦建邦的门徒,同学也是,是他的学生。同行是什么?就是我们都是贼,或曾经是贼。我们这几个贼,为什么那么多年没有来往,没有见面,不就是为了回避和隐瞒“同门同学和同行”这一可耻和可怕的事实吗?

况且我们还有约定。

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黄狗蓝上杰考上上海财经学院,老猫覃红色考上广西民族学院,野兔韦燎考上广西艺术学院(他一毕业便北漂),我考上河池师专。我们这个团伙中的四名男生,全部金榜题名,成为天之骄子。

只剩下我们五个人(没有考大学的花卷也特地来了)的庆贺聚会上,野兔说:我有个建议,或者说我们来个约定吧。第一,从今往后,我们互相之间,不能叫外号了。因为我们都不再是贼,师傅也早已和我们断绝关系,我们不再有师傅了。第二,从今往后,我们不要有过多的来往,最好是不再有来往。因为,我们都已是天之骄子,前途光明。但我们却有不光彩的过去。并且我们都清楚你、我、他过去是什么货色。我们自己清楚就罢了,但如果我们经常聚首的话,别人就会晓得我们是一个团伙,我们的过去,就会像埋在地下的尸骨被翻出来,臭不可闻,遗臭万年。

韦燎的建议得到我们其他人的认同,成为约定。花卷后来不理会我的示爱,我认为除了她爱上黄盖云老师这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便是与约定有关。

我们足足将近四十年,大多能遵守约定,没有来往,没有见面。

但如今我们破坏了约定,因为师傅韦建邦的死。我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师傅身边,祭祀逝去的师傅,像一坛尘封几十年的酒,被我们故意或不顾一切端出来,昭告世人和天下。曾经叱咤十里八乡的盗窃团伙,只剩下老猫覃红色暂时没来。

蓝上杰和韦燎看见我和韦卫鸾了。但是他俩顾不上与我和韦卫鸾打招呼,而是径直去拜祭师傅。他们捧着香,朝着师傅的遗像和棺材,跪下去,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然后他们起立,把香插在香炉里,再半跪着,分别在师傅前方的三个酒杯,斟了三道酒。这一切他们都做得中规中矩、不减不增,像是十分守道和守德的人。那两个跟随来的人,也和他俩一起、一样,看上去一个是蓝上杰的保镖,另一个是韦燎的助理。

蓝上杰和韦燎终于来到我和韦卫鸾跟前,大家互相招呼和寒暄。我原以为大家会叙旧。但是没有。谁万一或不经意提到小时候的事情,就会有另一个人打断或岔开,提及的是近来并且是光彩的事。

比如蓝上杰近些年风生水起的事业——金融投资。深圳赫赫有名的上杰金融投资集团,便是藍上杰的王国。他当董事长就是当王。房地产、人工智能、物流、影视业等等,什么都干。他003**3的股票,在2008年我就买了,后来越跌越买,越买越跌。2015年,在股价从96元跌到7元的时候,被我斩仓。我投入的写作挣来的血汗钱,几乎喂了股海里不知哪条鳄鱼。但这个剧痛和巨痛,我没有跟蓝上杰说,此刻我也不打算说。此刻蓝上杰就在炫耀他的股票,已经飙升到110元了,昨天还拉了个涨停,而且封板了,今天应该还要板一个。他的目光朝师傅的灵堂那边转移,补充说:这是师傅在保佑我,善有善报。

看着蓝上杰眉飞色舞、志得意满的样子,我把已涌到嘴边的咒骂和血水又咽了回去,像把打落的牙齿吞进肚子里。

韦燎的事业也是水涨船高。他终于当上了电影导演,刚拍完一部暂名叫《幸运的酒徒》的电影,投资全部来自蓝上杰的集团,两个亿,请的全是明星。这也就解释了韦燎为什么跟蓝上杰一道来,为师傅送别。因为如今他俩是同盟,又成为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或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

这两只自以为是英雄豪杰的蚂蚱,此刻不忘调侃我和奚落我——

蓝上杰:老鼠,你现在混得还不错嘛,虽然是大学专科文凭,也当作家,又当教授了。

我说:约好不叫外号了的。你叫我老鼠,那我是不是叫你黄狗呢?

蓝上杰马上说:不叫,不叫了。樊作家樊教授,您现在写一千字多少稿费呀?上一节课领多少钱?

我说:在你眼里肯定是不多,但已足够让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蓝上杰说:你还有几年退休?应该快了吧?

我说:您是组织部的人,我就告诉您!

我的意思是,等你退休了,可以聘请你到我集团公司去干,专门负责集团公司的文化建设。年薪三十万,或者你大胆和有眼光的话,我送你百分之零点零一股份,年薪三十万应该不止。

我说谢谢,就怕到时候你又改主意或变卦。所有的预定都是捉摸不定的,尤其是提前好几年预定,就像预定的婚姻或接班人,越提前越不牢靠。现在的私营企业,要么越发达,要么越没落。还是等我退休后视你集团公司的具体情况再定吧。

蓝上杰说:我的企业只会越来越好。我预定的接班人是我大儿子,是我和前妻生的,他是留美的金融管理学博士,比我强。

言外之意,你还有二儿子,甚至三儿子?

没错,和现在的妻子生的。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都比较小,因为妻子年纪小嘛。

韦燎一旁补充:蓝总夫人比蓝总小二十八岁。

我说:这我就放心了。

蓝上杰把手搭在我肩上,像拿一根戒尺或一颗试金石衡量我的品德一样,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平,我家族的事情,让你操心了。

韦燎延续蓝上杰的火力,接着调侃和奚落我:大作家一平,你现在的小说版权,如果我还看上的话,是不会再亏待你了。有钱!

我说:我的小说,你肯定是不会再看上了。

为什么?

我看着早晨戴着墨镜的韦燎,说:因为你看不见,发现不了呀。

他把墨镜摘下来,我看见他两眼通红,是连续通宵达旦的结果,但此时此刻,却像悲伤所致。我还是火眼金睛的,他说,小说的优劣,就像人的好坏,我仍然是看得出来的。

我说:这样就对了。你不把眼镜摘下来,我还以为你瞎了。

韦燎和蓝上杰见从我这里,得不到太多奚落和调侃人的快感,把目标转向了韦卫鸾。

卫鸾,亲爱的韦卫鸾同学,韦燎张开双臂,继续说,我多想拥抱你呀,你曾经那么美,从你现在依然保持的肤色和气质,还可以想象你当年有多美!他突然把双臂收回来,让打算投怀送抱的韦卫鸾扑了个空。可惜现在不是拥抱的时候,也不是拥抱的地方。

韦卫鸾似乎感觉到了被耍弄,但是她不生气,依然笑眯眯,低三下四地说:韦燎,你当电影导演了,可惜我老了,主角我是不敢想了,你就让我演个三号、四号,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韦燎摆手,说不,哪能委屈你呢?你要演我就给你演主角。

真的?

当然是真的,韦燎说,你演一个老女人,坐在轮椅上,在回忆她年轻时候苦难而甜蜜的生活和爱情。

可是我回不去年轻时了呀,我这么老了,怎么化妆也像不了年轻时候。韦卫鸾信以为真,忧伤地说,年轻的我怎么演?

用替身呀,韦燎说。

那……我老年的戏多?还是替身的戏多?

替身的戏多,韦燎说。

多多少?

很多。老年的你只有两场戏,开头和结尾,占时一分钟。

有台词没?

没有。

那还是主角呀?

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替身戏再多,演的还是你呀,对不对?我也想让你演年轻时候的自己呀,可是你演得了吗?演不了了吧?谁让你老了呢?

谁让你老了呢?这句话才是韦燎最终要表达的意图。他在嘲弄、蔑视韦卫鸾年轻时候对爱情和生活的好高骛远,以及对身边伙伴们爱意的忽视。年轻貌美,心高气傲,把潜力股当垃圾,这是短视和势利。人老珠黄,无爱寡欢,悔不当初,这是因果和报应。韦燎的这句话虽言简意赅,却像一颗凶恶的子弹,射向可怜的韦卫鸾。

但韦卫鸾居然承受得了,她像沙丘或一块海绵,把冲击力吸收了。那替身能不能让我女儿来演呀?她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她说。

这个可以有!蓝上杰抢着表态说,母亲做不到的事情,可以用女儿来弥补。

我看不下去也忍不下去了,说蓝上杰,韦燎,你们是回来吊唁师傅的,不是回来摆阔和挑选演员的。良善之心,天地可鉴,何况师傅在听着,也在看着呢。

这句话把蓝上杰和韦燎慑住了,像笼子罩住了两条轻佻的蛇。我了解蓝上杰和韦燎的性情,他们信天地,更信师傅。

他们忙不迭给韦卫鸾赔不是,也给我赔不是,然后面朝师傅灵寝的方向,抱拳说师傅,对不起。

太阳东升,初冬的上岭村变得明亮和暖和。留在村庄家里的村民,打算送韦建邦出殡的,正陆续过来。睡了一个晚上的我大哥,也来了。他换上了一件灰色的羽绒服,这是他衣服中最素的。他先把礼金交给司仪,再过去给韦建邦上香,才过来见我。

大哥见到了我身边的蓝上杰、韦燎和韦卫鸾,这些他弟弟小时候的伙伴或团伙成员,衣着光鲜、道貌岸然地站在他跟前,像是披了人皮的畜生。他曾经认为是这些畜生把他弟弟带坏或拖上贼船,也变成了畜生的。如今他应该不是这么看待了,因为在村庄的人们眼里和议论中,他们都比他弟弟强。稍差一点的韦卫鸾,虽然当大官的丈夫变成了前夫,但是有花不完的钱呀。最坏的人如今变成了最强最好的人,看见了吧?

大哥显然发现少了一个人,他东张西望,然后问道:覃红色呢?怎么没看见?

我们中有人回答说:他还没有到。

大哥通过手机看时间,说:还有十分钟,就要出殡了。

我们四人神情乱了起来,像是一个实体发生了动摇。

韦卫鸾说:他可能是不知道师傅去世的消息,没人通知他。

韦燎说:不会,我刚才还看见他弟弟了。

蓝上杰说:他明显比我都忙。

我说:看来,覃红色是我们这五个人里,唯一遵守约定的人。

韦卫鸾、韦燎和蓝上杰愣怔,然后释然,像恍然觉悟或明白什么事理的样子。

我们清楚地明白,官至副厅级领导的覃红色,这个时候不来,是不会来了。

这个时候,择定的吉时已近。樊光良和他团队的法事,已达到了高潮。他们移师到了灵柩边,指挥和引导亲属们向即将出殡的亲人告别。

我、蓝上杰、韦燎、韦卫鸾,主动加入了亲属行列里,没人拦得了我们,也没人拦我们。我们绕着灵柩走,一圈一圈又一圈。在樊光良团队凄楚吟唱的煽动下,有的人抽泣了,有的人哭出了声。所有的人根据与韦建邦的关系,来称呼他并祝他走好。叔叔,走好。伯父,走好。舅舅,走好。韦建邦,走好。

而我的称呼是:师傅。

师傅

师傅韦建邦从一个名校高才生变成贼的过程,对很多人是个谜。在我作为他徒弟期间,我其实很想了解,但始终无从了解或没有真实的了解,尽管他沦为贼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人说韦建邦在校的时候赌博输了一屁股債,因此走上了偷窃的道路。有的人说韦建邦的学业成绩都是靠偷题取得的,继而扩大到偷钱财。

还有的人说韦建邦的祖上就是贼,做贼是隔代传。这几种说法或版本,我知道只是猜测或传说,是不真实的。师傅一开始就教育我们不要相信运气,说如果有运气的话,那也是建立在扎实的技术和能力的基础上。师傅博古通今,他的才学方圆几十里无人能及,偷题或作弊成就不了他浑身的本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说没有人天生的就是帝王、元帅、丞相。他用这句话来激励我们,并延伸到省长县长也是没有种的,同样,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金融家也是没有种的。人不要在乎自己的出身和环境,只要付出努力,并善于把握时机,一定能在自己志向的行业或事业有大作为。根据师傅的这些言论,那几种说法或版本,肯定不是他做贼的原因或理由。

那是因为什么呢?

师傅不主动说,我们当然也是不敢问的。

我去宜山读大学,是了解师傅的机会。因为我就读的河池师专,与师傅的母校宜山高中是同城,且一河之隔。

那条河对岸的中学,却直到二十年后,我才走进去。

我去宜山高中讲课并参加宜山高中八十年校庆。这所古老的中学在我一踏入时便震撼了我。它古木参天,湖光山色,小桥流水,曲径通幽,更像是一个公园。这么优雅的环境怎么居然把韦建邦变成贼呢?而我为什么居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进入这个学校?

究其原因,是我对师傅不感兴趣,或者说我正试图忘了他。

我已经以师傅韦建邦为耻。

就这么简单。

多少次,我在我的学校这边散步,望着河那边岸上的学校,我的目光的确是软弱和羞耻的,因为那所学校出了个韦建邦。他是个贼,是我的贼师傅。我虽然不是贼了,但是贼的历史却难以磨灭,就像人身上深刻的伤疤。那个从那所学校出来的人,伤害或带坏的我。我之所以没有被毁掉,我的命运之所以逆转,是因为那个人良知未泯也是我努力抗争的结果。我一定要忘掉过去,忘掉韦建邦,必须忘掉。两所学校之间的这条河,就像两个国家的界河,这边的国民和那边的国民曾经相濡以沫、情深意长,但如今已断绝往来、势不两立。因此,没有必要再过界,除非我疯了。

我之所以接受宜山高中的邀请,是因为校长廖梦宜是我大学同班同宿舍的同学,他报出的讲课费是我在别的学校讲课费的三倍。况且过了二十年,我功成名就,身上有了很多的光环。我不担心也不再惧怕可耻的伤疤被揭露,就像一辆博物馆里战果辉煌的老坦克,我不担心和害怕它漏油。

我跟校长同学说我跟你打听一个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或六十年代初你校的学生。你帮我查一查他在学校的经历和表现。他叫韦建邦。

校长同学问我,韦建邦是你什么人?

我说:他是我师傅。

什么师傅?

偷窃的师傅。

校长同学一愣,然后笑笑,像一棵铁树开花,开心地说:我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三个月后,校长同学来南宁开会。吃喝之前,他给我一份用信封装的材料,说你师傅韦建邦的奇闻逸事,或者说兴衰荣辱史,都在里面。我取出材料看起来,发现既模糊又凌乱,是一些旧档案的复印件和知情人的回忆片段。校长同学就说还是我来概括和讲述吧,都在我脑子里。

于是,校长同学讲述我师傅——

韦建邦是国立宜山高中41班的学生。这个班级序号是从一九五〇年宜山重新排序的。如果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建校之初算起,肯定不止这个序数。他是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宜山高中就读。一九三九年生人,被学校开除时十九岁。

韦建邦是怎样被学校开除的?的确是因为偷窃。

但他偷的不是钱财,偷的是人心。

具体地说他偷了一个女人的心。

这个女人叫覃天玉。是宜山高中的老师,大韦建邦六岁。

覃天玉教韦建邦这个班的语文。她上课的时候,全部的男生和部分女生几乎无法专心听课,因为她太漂亮了。光漂亮也就算了,她还有一种特别的气质,优雅、温柔和高贵,像一朵开在高山顶上的花,让人感觉遥不可及。

总之,欣赏她的美貌和气质,以及聆听她温润、纯正的声音,是最高级的享受。至于她讲课的内容,那就无所谓了。

反正,韦建邦是彻底地迷上了她。这个来自都安县上岭村的十八岁的壮族小伙子,是对她一见钟情、不能自拔。他全然不顾自己浑身土里土气,普通话还说不好,老夹带壮语,但是他有勇气呀,还有智慧。他一开始在课堂上画她,后来背地里也能把她画出来,而且越画越好。他还给她写信,先是把信夹在作业里,后来也通过邮局寄。他的字迹隽永飘逸,文笔优美洗练,散发着王羲之、黄庭坚的韵味,弥漫着托尔斯泰、普希金的气息。

覃天玉对韦建邦接近疯狂的爱慕和表白,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的。这位绝代佳人、名门闺秀,见过和接触的爱慕者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乏佼佼者。韦建邦算什么呢?一个土包子,而且年纪比她小,还是她的学生。为这样的人冲动、心动,这怎么可能?一万个不可能。

但是后来,渐渐地,她发现或感觉到了他的可爱和优秀。他的画其实很不一般,他画她不仅仅是相貌逼真,而且通过神态画出了她的内心:孤独和忧郁。他的书信其实也不是模仿名家,他有自己独特的表达和思想。他的语文成绩进步迅猛,上了第一后再没有落后。他的普通话也不夹壮语了。

她回信了。有了第一封,便有第二封。

然后她和他有了约会。在龙江边和北山,夜深人静和假日。

自然而然,他们的非常关系或不正常的关系,被发现了。不可能不被发现。

于是学校找他们谈话,他们认了。学校接着搜出了他们往来的信件。

严重的问题出现在信件上。

在韦建邦写给覃天玉的信中,存在着“右倾”思想。那是一九五八年,“反右”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

韦建邦理所當然被开除,遣送回乡。

覃天玉被剥夺教师资格,到图书馆当管理员。

韦建邦在宜山高中的经历和表现,大致就是这样。

我听了校长同学的讲述,难过了半天。覃天玉后来呢?我说。

四十岁的时候嫁给了一个丧偶的軍人。

现在还在吗?

在。退休了。

意思是她在韦建邦被开除十五年后才出嫁。我推断说。

这十五年里,他们肯定是有联系。有人曾见到过他们在一起。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韦建邦为什么会做贼,我说。他被遣送回了上岭,心还在覃天玉身上。他不停地给她写信,一封信是八分钱,超重的话再加八分,挂号的话还要更多。如果跑去宜山和覃天玉相会,负担更重。这都需要钱。可是后来他连买一张邮票都困难,甚至一分钱都没有了。那年月的上岭村,劳动是工分制,缺地短粮,又没有集体经济,是不可能有现金分配的。怎么办?只好偷。韦建邦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贼的?不知道。但他因为做贼被抓,村里人说,是一九六六年,是在宜山被抓的,然后被公安遣送回来。以后他再也没有被抓过,或许他金盆洗手了,也或许他成贼精或贼王了。

上述的后面一段,是我的推测和判断。我没有对校长同学说。

校长同学看着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的我,说:你居然也做过贼?而且贼师傅是我校培养的高才生。

都说名师出高徒,我说,但是论及智商和情商,我远远不及我师傅。

如今师傅死了,眼看就要出殡。黄土一埋,我从此便看不见师傅了。

我要求抬师傅的棺材,得到师傅亲属的同意。蓝上杰、韦燎也参与进来,站在了棺材的一头。韦卫鸾说,那我为师傅打伞吧。我们上岭的殡葬风俗,是女儿为父亲的遗像打伞。师傅没有女儿,韦卫鸾在最后一刻,做了他的女儿。

随着一声起柩的号令,棺材被抬了起来,架在了抬棺人的肩上。我在棺材中间的一边,人也不够高,其实不怎么被棺材压着,但我却感觉到师傅和我贴得最近。他无声无息与我亲近,像阳光温暖土地、肥营养禾苗。我睿智、痴情、淡泊和苦难的师傅,在他走完八十岁人生的时候,此时此刻,我才感觉感深至骨、恩重如山。

我们将师傅抬到大路。我们走在大路上。然后我们上山,把师傅埋在山上。

我们回到已经没有师傅的师傅的家。一个师傅的亲属把一幅画交给我们。画面上是我、蓝上杰、韦燎、覃红色和韦卫鸾的群像。肯定不新,但也不是太旧,是三十来年的画作。画面上是师傅强烈地与我们断绝关系后分别时的情景——

我们都回头望。

那个脸圆圆、红扑扑的矮个子少年,是我;

挥手的少年是韦燎;

戴帽的少年是覃红色;

最高个的少年是蓝上杰;

唯一的、哭鼻子的少女,是韦卫鸾。

画面上没有师傅。他隐身,在相当长的岁月里,天天看我们,想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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