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中的政府与公民

一场轰轰烈烈席卷上海的垃圾分类浪潮，已成为近期举国围观、网络刷屏的最火公共话题。7月1日，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曾在多个城市徘徊不前近二十年的垃圾分类实验，终于出现了真正突破的城市先锋。根据既定的时间表，到2020年底，包括北京、广州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亦将全面步入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上海这场动真格的垃圾革命，其示范性意义因而不言而喻，而这座大城市首屈一指的文明和规则意识，也让人们对其成功充满了期待。

然而在宏大的愿景之外，真实的生活并不轻松。从“吃饭10分钟，分类半小时”的日常吐槽，到各色“垃圾”段子霸屏的网络狂欢；从被“干湿垃圾”分类谜题“逼疯”的生活迷惘，到“你是什么垃圾”的黑色幽默……自嘲和嬉笑的口水，其实不乏无奈、焦虑、抱怨甚至是反抗的情绪宣泻。可以说，垃圾分类的政策效应，并不仅仅局限于环保本身，而是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公民的行为转型，乃至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等等，都构成了全新的挑战。而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应对这些考验，也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垃圾分类是对传统生活习惯的巨大颠覆，其本质是要求公民为了公共利益让渡固有的便捷权利。因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秉持合法、严格、精细的立场，更需要融入科学、便民和人性的品质，以最大程度减少市民适应、认同、践行新生活方式的成本。应当说，上海已经为此作出了巨大努力，但也暴露了一些需要检讨的争议。

比如，“定时定点”“撤桶并点”是上海垃圾分类的关键措施，这既是形式的约束，也是习惯的培养。但在试点初期，不少社区由于缺失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也出现了漠视社区差异性的“一刀切”做法，由此激起了不小的民意反弹。所幸的是，管理部门随之强调，应当充分考虑居民需求，实施“一小区一方案”。这样的事实证明，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立足公众同意、人性关怀的基石，并跟进及时的评估与纠错机制，才能避免高昂的社会成本。

更加值得深思的是，此轮垃圾分类运动的核心标志是强制性，即通过立法手段将道德行为上升为法律义务，设置严格的监管措施，并对违规者施以罚款、与个人征信挂钩等处罚手段。在政策推行的初期，这种政府主导、疾风暴雨的强大压力机制显然有其必要性，有利于快速打破停滞多年的环保僵局，否则愈演愈烈的垃圾危机将永远无解。但也应该看到，如果一味依赖“强制”和“处罚”，不仅可能引发公众抵触、社区损耗和官民摩擦，而且由于必须不断投入监管力量才能维持足够的压力，其执行成本也是难以持续的不堪承受之重。以上海为例，“定时定点”“撤桶并点”等措施的推行，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监管资源有限、监管成本过高的制约，而居民垃圾分类的便利，却为此作出了更多的牺牲。

从本质而言，垃圾分类的持久动力，来自公民自觉和社区自治，这也是降低制度成本的真正出路。在日本，正是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培植了深入国民内心的环保信仰，进而成为全球垃圾分类最为成功的国家。正因此，垃圾分类的政策实施，既需要坚定的决心，也需要足够的耐心。既需要刚性的监管压力，也需要柔性的激励机制，以引导公民逐步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同样，对于环境危机，可谓人人皆有切肤之痛。但重要的是，不能满足于充当单纯发泄情绪的键盘侠，而是应当成为积极改变现状的行动者。自然，这种观念和行为的自我革命并非易事。就垃圾分类而言，从表面看只是单向度的权利受限和义务增加，所带来的是现实的、私人的生活痛感，而其内含的环保效益，却非当下就能体验的长远的、公共的利益，这就需要公民个体对公益与私权、限制与自由的冲突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好在，在人类社会的变革史上，时间永远是最伟大的作者。垃圾分类所搭建的公共参与平台，终将在个体利益与人类共同体命运之间找到共振的脉搏，逐步涵养出从“要我分类”转向“我要分类”的公民意识和集体行为，从“政府监管”转向“社会监督”的公共氛围和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而言，垃圾分类能否从“强制时代”尽快走向“自觉时代”，才是成功的真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