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湎、创伤与逃离

陈振华

小说中的“我”从年龄来看，似乎和90后作家蒋在是同龄人，而且是女性。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故事和经历讲述了90后女性成长、情感、欲望等创伤性的真切体验。由于现在人们婚姻观念的更新或变异，每年的离婚率都在上升，这导致为数不少的90后成长于离异家庭。《斯阔米什森林》中，“我”的情感经历和存在境遇在90后生存体验中尽管不算普遍，但也不能算是另类。由此，小说的意义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这一部分女性成长的心灵秘史。

首先，家庭带来的创伤及其逃离。“我”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是破碎的，没有给予“我”传统意义上家庭的温暖。父母离异，父亲另娶新欢，新欢对父亲看管得极为严格，父亲几乎拿不出一点钱承担他亲生女儿的成长费用。“我”和父亲的关系是疏远的，父爱更是无从谈起。离异以后，母亲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情人，母亲不让“我”知晓她的情人。“我”和母亲表面上相依为命，但在精神上却是貌合神离。“我”青春期的叛逆从源头上始于家庭创伤体验以及理解、关爱的缺席。后来“我”到斯阔米什去，与其说是投奔叔父，并想象着在那儿能碰到R，不如说“我”是想逃离母亲，逃离支离破碎、缺乏伦理温情的家庭生活。父亲在“我”去异国他乡斯阔米什的问题上表现出少有的赞同，而且还背着他的新欢给叔父汇去了数目不清的金钱，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父亲对自己的帮助。那时父亲经营的饭店生意不错，随着饭店的破落，后续的资助也就不了了之了。父亲如此，母亲也好不到哪去，十年后，“我”带着创痛回到故乡，回到母亲身边，母亲没有惊喜，也没有探问这么多年“我”在遥远的地方生活得如何。从小到大，“我”就生活在这样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状态中，冷暖自知。现在“我”的回归非但没有引起母亲的爱怜，她还从她自己和情人的角度出发，试图将“我”嫁给一个粗鄙的渔民，以帮助他们获得晚年的生活保障。心理学家荣伟玲说：“如果童年幸福，我们更可能复制幸福;如果童年痛苦，我們更可能复制痛苦。”从小说叙述来看，“我”之后的创伤性生活经历很难摆脱童年家庭生活的负面影响，这些创伤是不能承受之重，会成为一个“脓包”，被压抑到潜意识中“藏”起来。等当事人长大后，再一次遭遇和童年类似的创伤事件，“藏”在潜意识中的“脓包”就会被触动。

其次，欲望带来的沉湎与逃离。家庭的破碎导致了“我”青春期的叛逆甚或乖张。于是17岁的“我”便和R有了男女关系，“我”并不爱R，只在乎他所给予的物质财富。当初想嫁给R也只是想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甚至他可以照顾“我”以后年迈的父亲，不要再苦心维持饭店的经营，可以摆弄他一生唯一感兴趣的钟表。R的金钱还可以“惠及”母亲和她的情人，让她的老年生活没有贫穷之虞。当“我”远走斯阔米什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能否在那遇到R，这并非是出于对爱的追寻或信仰，而是想在国外的生活有个依靠，有个物质的保障。由于嫉妒、敌意、鄙视，“我”和叔父的女人很难相处，只能搬离叔父的家，来到斯阔米什街区居住。在狭窄的居民楼，“我”异乎寻常地关注着对面住着的一个中国女人。在别人的眼中，她是妓女、脱衣舞娘或者越南商人的情人。从她的故事和经历来判断，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关于欲望、颓废和沉沦的女性命运。小说中的“我”之所以对一个陌生中国女人在异国他乡的命运如此关注，只能说明在潜意识深处，“我”能从她身上隐秘地窥探到自我存在的命运，于是心有戚戚，在“我”离别斯阔米什的时候，还特地在她门前送上了一束花。在安德烈离开的日子里，小说还写到了“我”和艾伦的短暂交往，但这不是爱，纯粹是为了排遣孤独和寂寞，纯粹是欲望的纠缠。或许不愿重蹈一样的人生覆辙，不愿在欲望中沉湎太久，小说中的“我”最终选择了逃离，逃离了欲望的渊薮。

此外，爱恋带来了沉湎、创伤与逃离。小说中，如果说“我”完全沉沦于物质的欲望、身体的欲望，那也是失之偏颇的。这篇小说最精彩的地方不在于对伦理亲情的创伤性体验与逃离，也不在于欲望的无法抗拒及其带来的创痛，而在于“我”对真实爱恋的沉湎、创伤与最终的告别——这便是小说中“我”与安德烈之间的爱恋经历与体验。尽管从小说叙述的表面来看，这份爱恋仍然充溢着大量的情欲与身体内容，但细细深究，却发现并不完全是肉体的缠绕与沦陷。小说就是从“我”不敢打开窗户，独自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的。“很多时候，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它们就像风一样席卷而来，蒙蔽了我的呼吸。我看不清楚任何东西，最后只剩下极为短促的，我不熟悉的嗓音，很轻地叫着我的名字，环绕在每一个黄昏或正午。”由此可见，安德烈的离开和最终的死亡，在“我”心灵深处引发的创痛是深度的、持久性的。在教堂附近，在斯阔米什森林深处的木屋，“我”和安德烈相遇、缠绵、肉体狂欢，他是那么真实，甚至骂“我”是疯子，还痴望“我”从R那里要来钱购买一块土地送给他。即使刚认识的时候，“我”对他也没有一见倾心的感觉，知道从他那儿什么也得不到，甚至是爱。但随着交往的加深，“我”还是沉湎其中，深情沦陷。“当听到他说我爱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直至“一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树林，我就会想起他”，小说在反向自我消解的叙述中，实际上无法遮掩“我”对安德烈的在乎和思念。安德烈也是出生于一个畸形的家庭，父亲娶了母亲之外的另一个女人，母亲也给自己娶了一个女人，安德烈于是有了三个母亲。在安德烈的丧礼上，女人们都来了，也包括“我”，向安德烈作最后的告别。同样的生存遭际或童年的家庭创伤体验或许是“我”和安德烈有共同语言和灵犀相通之处，因为无论怎样的生存境遇，每一个“存在者”都渴望真挚的爱恋。在这一次的告别中，无疑，“我”的创痛超过既往任何的体验。

文本的结尾这样写道：“我知道，从此我将由近及远地离开。离开那片大海，那片森林。”小说里的“我”既是“个人”的创伤性体验，也具有部分90后经历家庭创伤体验的女性生存、成长、情感的多维审美认知价值。她们在伦理、欲望和爱恋中沉湎、受伤，最终逃离，小说《斯阔米什森林》对这一族群生存状态和心灵真相的真实勘察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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