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人的住房变迁

董燕京

对于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并且在胡同里生活了近40年的我来说，对四合院有着很深的感情。尽管1991年北京市第一批危改整治试点选中了我所居住的那一片平房院落，并且原地置换回迁楼房，但真的要搬出平房院时，心中仍有几分不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父亲受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乘坐英轮“湖南号”从香港回国，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在济南老家的母亲亦来京与父亲会合并把家安在了北京。至1952年我出生时，我家住在鼓楼西大街的慈慧殿—一座由庙宇改建的机关宿舍。

1956年，父母带着我们兄妹搬进了广安门内大街301号宿舍大院。这是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古典式花园洋房院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曾是张学良表哥的私人别墅。大院里树木花草葱茏，主要建筑由一座法国府邸风格的小洋楼，以及楼东侧曲径通幽的小跨院组成。此外，便是沿大院周边呈凹字形配建的平房。坐北朝南的大院门楼高大宽厚，两扇朱漆大门中间还套着方便夜间出入的小门。门房（传达室）、水房、厕所、车库由东向西依次排列，车库分为两间，除一辆班车（大轿车）外，还有一辆小卧车。每天一大早，父亲便和叔叔阿姨们一起到车库乘班车去上班，晚上归来时天早已经黑了。当时在北京，这样的机关大院还有不少，如今人们常常追忆的大院文化，就源自那个时候。

这个大院里住了30多户人，我家在东跨院一间16平方米的西房（朝东），屋里是棕红色的木板地。那时，家里使用的家具不是自家购置的，而是由机关总务处负责调配的，因此，桌椅、床铺、柜子等家具上都嵌有铝制的单位铭牌。煤球炉子、烟筒等用坏了，也可拿去以旧换新。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街道要成立人民公社，并相中了我们这个大院，在宣武区人民政府的请求下，父亲所在机关同意将干部和家属迁出。这样，我家便于20世纪50年代末迁入广内营房北宽街甲5号—一座由公安派出所迁出后腾空的长方形院落。

小院门朝东，院内有北房8间，南房4间，一米多宽带有红漆柱子的连廊使屋宇略带几分古韵。东房两间为男女厕所，院里没有西房，但在靠近西头院墙处有一个面积不小的葡萄架，正好架设在我家的3间北房前。

来北京的10年间，父母竟搬了3次家，但这一次直到1982年机关新分配了一套双朝南的两居室楼房前，他们在这个院里住了20多年。

平房院有着特别近乎的邻里关系和“接地气儿”的自在，但也不得不直面两大短板：吃水和如厕。

原本派出所这个院子里有一间带自来水管的伙房和两间男女厕所。院里的三四人家吃水做饭以及上厕所都很方便。但院里的厕所属于旱厕，每天都要由清洁队的淘粪工人肩背粪桶，手提粪勺来清理，既辛苦也不卫生。至60年代末，环卫部门统一在街上建起了冲水式公厕，并随之填埋了散落在各个院里的旱厕。房管部门也协同跟进，将院里的厕所和伙房翻建成了住房，并解决了几家无房户的困难。但这样一来，吃水难、如厕难便成了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常态。

由于居民院里一般都没有上下水，因此人们吃水都要到街上的公用水管（也称水站）去打。各家各户除必备一个大水缸外，还要预备一条扁担和两只水桶。看到缸里的水不多了，就要及时去挑两挑儿水给满上。记得当时在我家周边的21条胡同中，仅有四五处水管供居民使用。我家住的北宽街，距最近的公用水管约百余米，每次打水都要费一番力气。那时街上有专门挑担送水上门的水工，一挑儿水3分钱。同院条件较好的孙奶奶家吃水都是由水工送，两天一次，一次送3挑儿水。

尽管街上的公用水管直径有一寸粗，放水时水流如注，但架不住要供几百甚至上千人的日常用水，因此人们常常要排队。再赶上有在旁边儿洗菜、洗衣服的主儿，那叫一个热闹一个乱。周边十几平方米范围真就是水漫金山，泥泞不堪。即使这样，夏天还好说，到了冬天冰封大地，水管四周简直成了滑冰场，中间地带冻起的冰坨子足有半米多高。人们来打水都是小心翼翼，但人仰桶翻的事时有发生，为此崴了脚、戳折手腕儿进医院的也不鲜见。

冬天用水还有一难，难在每天晚上停止打水后，必须回水。即把水管中尚未放出的水，通过水表井中的回水龙头开关，把水放掉。为的是防止管内存水过夜结冰而冻裂水管，影响次日继续使用。

为此居委会还作出了冬季早9点至晚5点为供水时间，到点即回水的规定。但仍有人不自觉，悄悄在夜晚打水后，不尽回水的责任，结果第二天的早晨，便常常会出现人们用火烤，用开水浇自来水管以化冻的场景……

自打各家各院的旱厕取消后，街上建起的冲水式厕所便呈现出宾客盈门的繁忙景象。特别是在每天早晨，人们起床后至上班上学前这个高峰，简直可以说人满为患。

南宽街那座距我家最近的厕所，男女厕仅各有蹲位四五个。因此常常出现“满座”的情况，以致厕所外经常出现人们排着长队等待如厕的现象。有内急实在等不了的，只好舍近求远，多跑几条胡同去邻近的厕所救急。而街坊四邻就在这如厕和排队“等位”的过程中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地侃起了大山，聊起了家常。现在看来，那也应该算是一种“厕所文化”了。

那会儿，关于做饭和上厕所两件人生大事，很多人都有着难忘的回忆。不光我们平房院，周围的一些“筒子楼”也有这个问题。筒子楼，布局有点像现在的宾馆或者大学宿舍。在楼道的一端，设有公共厨房，另一端则是公共厕所。《闲人马大姐》电视剧里就出现过在大厨房做饭的场景。

那种大家一块儿炒菜做饭，各家吃什么都门清儿的景象，现在已经不多见了。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不少笑料和摩擦，比如谁用错了别人家的酱油、醋，或者为了省自己家的煤气，偷着去别人家的煤气炉上做饭等。

90年代初，北京市政府开始推行危房改造和平房上楼工作，我们这一片平房院落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惠民危改试点，实现原地拆迁上楼。那时候没有什么拆迁补贴和购房指标，就是按人口分配楼房的面积，因此也不存在拆迁致富一说。

回迁楼是现在北京仍比较常见的6层板楼，没有电梯，两居室为多，间有一居室和三居室。

我住的两间平房被置换为60平方米南北通透的两居室楼房，我家邻居虽然只有一间平房，但因为人家有两个孩子，且是一儿一女，因此置换为三居室。当时对孩子的住房分配非常明确，两个孩子如果是同性别，也只能给两居室。

头一回搬进楼房，街坊四邻都非常高兴，大部分人都扔了在平房时使用的老家具，全套换了新的。我家还花6000元请装修公司铺了地砖、打了橱柜，一家三口迁入新居。当然，最高兴的还是女儿，她在刚满10岁时便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房间，而我直到27岁结婚时，才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平房。

危改楼属于经济适用房，虽然比平房的配套齐全很多，但房间的整体布局都略显局促和简陋，尤其是厨房和厕所，也就两三平方米，进去俩人就转不开身了。因此，到了2003年末，刚时兴商品房没多久，我们在二环内当年比较高档的小区里买了一套94平方米的商品房，完成了从小平房到现代商品住房的三级跳跃。

2006年女儿成家时，与女婿一起在东五环买了近百平方米的商品房。2012年，为了住的离我们近点儿，他们小三口又把家搬到了拎包入住的城区精装公寓。这一点，年轻人的意识要比我超前，公寓內全套的家具家电基本配齐，加上与样板间相同的精装模式，远比自己事必躬亲去请家装公司要省时省心省力得多。再看小区环境，本身就是一个树木花草丰茂、亭台水系环绕的宜居花园，与原来在胡同里的居住品质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城市中的一个普通家庭，我家四代人70年居住环境的变迁，或许只是万千百姓生活中的一个缩影。而人们住房的普遍改善，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国家建设日新月异的发展与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