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战俘“考兰暴动”酿惨剧

宋海博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个叫考兰的偏远小镇，8月5日迎来众多日本访客，其中包括一名98岁的日军老兵。他们聚集于此，是为悼念75年前在“考兰暴动”事件中身亡的231名日军战俘。对于这场“现代军事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俘越狱事件”，日本政府的态度几经反复，折射出日本对那段二战历史的功利性看法。

暗流涌动

作为英联邦的一员，澳大利亚于1939年被卷入二战。1941年，澳大利亚在位于悉尼以西250公里的荒漠小镇考兰附近建立了第12战俘营，也就是考兰战俘营，用于关押德国和意大利战俘。

日本战俘是从1943年1月开始被送入考兰战俘营的。档案记载，送到这里的第一名日本战俘名为“南忠男”，他驾驶的战机于1942年2月参加对达尔文港的空袭时遭击落，他随即被俘。这也是澳大利亚抓到的第一名日本战俘。

然而澳大利亚人根本不了解在军国主义思想浸泡中长大的日本军人。东条英机亲手炮制的《战阵训》明确要求“军人决不可蒙受被生俘之耻”。受此思想毒害，这名日本飞行员被俘后报了假名，他的真名是丰岛一。凭借“资格”最老，且懂一定的英语，丰岛一成为日本战俘所在的战俘营B区首任“团长”。

对日本人的不了解，让澳大利亚人犯下第二个错——对战俘营采取自治式管理，即让战俘自己管理自己，澳方的命令和要求也由“团长”和他的助手们向战俘传达。这给了丰岛一利用日军“论资历”“随大流”的习惯，暗中搞串联的机会。此时虽然已身陷囹圄，但大部分日军战俘满脑子都是“军人决不可蒙受被生俘之耻”的想法，一群死硬分子慢慢聚集在丰岛一身边，越狱的想法开始在俘虏当中萌芽、蔓延。根据澳大利亚人提供的报纸，日军败局已定，这些战俘觉得就算战后不被澳军处决，也会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1944年3月，日军战俘就曾秘密举行过是否暴动的投票，结果反对意见占了大多数，只得暂时作罢。

疯狂行径

但这件事却为暴动的真正发生埋下隐患。1944年6月，刚被转到考兰战俘营的朝鲜籍日本兵松本向澳方告密，称日本战俘正在密谋暴动越狱。悉尼地区司令部立刻作出反应：除向营区加派机枪外，还计划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将700名士兵移送到考兰以西400公里的海伊第8战俘营，日本军官则继续关押在考兰。8月4日，B区司令官拉姆西少校通知丰岛等“管理人员”准备转移，但丰岛向澳军卫兵打听到分离日本军官和士兵的真正意图。当天傍晚，日本战俘“团长”“助手”和各小队长等50余人在营房中紧急商量对策。他们决定再次全体投票，这次大部分人赞成越狱。

第二任“团长”金泽亮在越狱失败后被问及为何俘虏们要组织越狱时曾这样说：“日本人把被俘视为耻辱，总是在寻找着去死的机会。在澳方提出分离计划后，俘虏们认为自己的死期到了，所以决定一起去死。”换言之，金泽亮认为，越狱的本质不是企图逃走，而是寻求一种集体自杀。

决定越狱后，日军战俘制订了较为细致的作战计划。日本人打算先夺取看守的机枪，然后破坏铁丝网并压制看守营房。逃出战俘营后，在外面的一座小山处集合，再决定下一步的去向。由于丰岛一曾担任过信号兵，会吹喇叭，因此商定由丰岛一吹喇叭为号，全体日本战俘于8月5日凌晨2时举行暴动。

由于事急仓促，日军战俘为越狱准备的“武器”不过是平时吃饭用的餐刀、伐木用的锯子、打棒球用的球棒，而工具只有毛毯和棒球手套。

在暴动之前，日本战俘内部还进行了残酷的“淘汰”。当时有一部分战俘因为生病或体弱、有伤等原因，无法走路，为了防止这些人拖累，丰岛一等人竟决定将他们全部杀死。在军官们的强迫下，这些病弱者一个接一个地悬梁自尽，不愿自尽的，或被勒死，或被割喉。在临近暴动前5分钟，一名战俘终于崩溃了，号叫着冲出营房。当夜值守的澳军士兵阿尔弗雷德·罗伊斯意识到有异常情况，立即对空鸣枪。丰岛见状大叫“杀了叛徒！”然后吹响冲锋号。

约900名日本战俘冲出营房，如同在战场上一般高呼“万岁”，分三路冲向战俘营的铁丝网。他们用毛毯盖在铁丝网上，然后戴上棒球手套将铁丝网拉倒。反应过来的澳军守卫用机枪向战俘们扫射，当场打倒了大批战俘，其中包括暴动的首要组织者丰岛一。其余战俘顶着弹雨冲向澳军的机枪阵地，杀死了澳军的机枪手。一些战俘还点燃了B区的俘虏营房，顺着开辟出的通道冲出战俘营。

但日军战俘的有计划行为到此为止。丰岛一已死，原先日军战俘约定在小山附近集结后再作打算，但越狱过程中大部分人都跑散了，只有70人成功到达小山。而这70人因为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竟在天明后又一起返回战俘营。还有部分日军战俘逃到附近的村庄，很快被当地农民捕获。闻讯赶来的澳军四处搜捕逃往各处的战俘。一部分日军为了不再成为俘虏，纷纷自杀。逃亡的日本战俘除自杀和被杀者外，最后全部被捕获并关押起来。

不闻不问

“考兰暴动”是二战中日本战俘最大规模的越狱事件。日本认为这是现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俘越狱事件。在这场越狱事件中，日本战俘有231人死亡、108人受伤。澳军有4人死亡、4人受伤。考兰战俘营因此而被废弃，活下来的日本俘虏被分成军官和士兵两部分送往不同的战俘营。金泽亮被军事法庭判处15个月苦役，于1946年被遣送回国。

越狱发生5天后，1944年8月10日，国际红十字会将此事通报驻柏林的日本外交官与谢野秀，详细经过则于9月9日由澳大利亚总理柯廷披露出来。当时日本政府虽然知道此事，但由于日方为维护所谓“荣誉”，一直否认有日本兵被俘，因此对此不闻不问。只有处于日军控制下的印尼广播局，对澳大利亚当局“纵容澳军在收容所里虐杀其扣留的日本民间人士”进行“谴责”。

战后日本政府也曾长期对“考兰事件”不予关注。1962年，澳方在原考兰战俘营的遗址上建起墓地，用以安葬在越狱中死亡的日本人。1973年，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仁访问澳新时，前往考兰墓地向死者献花。由于日本战俘被俘时报的大多是假名，为核实这些战俘的身份大费周章，直到1981年才搞清楚所谓的南忠男就是丰岛一，至今仍有部分日本战俘的身份尚未查清。近年随着日澳关系的走近，日本转而希望通过纪念“考兰事件”的方式，“从悲伤过往实现两国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