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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论视角下的过程偏好与程序正义—一个整合性的解释框架

中山大学法学院 丁建峰 本文节选自《北京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本文主体部分的模型，其理论创见，实际上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使我们一开始不假设人们有先验的、独立于结果的程序偏好，仅假设人们是偏爱有利结果的，从博弈参与人的理性选择的角度出发，我们会发现，如果公正的法律程序节省了参与人讨价还价的机会成本，减少了纠纷解决的不确定性，并且发送出裁判者清廉且有能力的信号，那么，对于公平、公正、公开的正当程序的社会偏好，就会逐渐形成并稳固下来。程序正义不仅是“看得见的正义”，而且也是“用得着的正义”，并且惟其“用得着”，其“看得见”才是有意义的。具体而言，我们的结论主要有如下三点：

第一，独立于具体个案结果的、对程序正义的过程偏好的确可以存在，且在合适的环境和条件下，这种相对独立的过程偏好能够在演化中生存下来。

第二，程序公正具有实质性的功能和作用，并非仅仅是形式上的。但是，这种实质上的功能和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才能实现。只有具备这些实质性的功能和作用，人们才会形成对它们的偏好。

第三，人们的过程偏好可能是多元的，不同种类的程序偏好和结果偏好在演化的过程中可以共存，从而形成复杂的谱系。

这一理论创见，也许会对当下中国的“程序法治”的讨论，起到若干启发作用。例如，朱苏力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正义观来源于政策、习惯、乡规民约，甚至是情理，很少来源于形式性的理性正义观念。冯象也认为，“在中国，由于司法的正义渊源在法律之外，法官必须采取相反的策略，模糊程序的界限，才能保证司法的效能。故‘重实体，轻程序不但是政治文化和心理传统，也是法律得以顺利运作，分配正义，法官得以维持民众信心，争取最低限度的独立的现实手段。”在相当一部分学者看来，中国人对程序正义的轻视，仿佛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宿命。然而，“风物长宜放眼量”，根据我们上文的讨论，即使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偏重结果而不那么重视程序，即使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一般民众的法律信仰也不那么尽如人意，即使对程序正义的偏好存在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但如果博弈的规则满足一些基本的现代法治理念，那么，随着人们的博弈，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演进，对于程序正义的支持和尊重也会蔚然成风。这种建立在程序公正基础上的普遍法治信仰，将会颠覆“法官无法让所有人满意”的陈旧见解（至少法官可以满足所有人的程序公正的预期），从而铺就一条充满现代法治精神的、通往美好社会与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

从而，在法律程序的构建中，我们应当密切注意程序的现实功能，例如对于恣意的限制、切实约束公权力、保障程序参与各方的理性选择、保证当事人的对话和平等发言机会、将决定过程进行反思性整合等等。笔者不同意把这些功能完全归入某个单一的价值维度之内，以致陷入绝对工具主义的陷阱，但也不可一味强调绝对独立于结果正义的“程序内在价值”，以致完全丧失了效率考量。本文的研究也表明，抛开过分细节化的“程序构建”不论，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有清楚的现实功能，并且惟因其有现实功能，方能使得具备了法律信仰、程序偏好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演化中得以生存下来，并且人数日益增长，从而又使得法律制度的运行具备坚实不拔的文化与信仰基础，在这样一个具有“正反馈”的循环之中，中国司法的程序公正性才能得以逐步提高。

学前教育与城乡初中学生的认知能力差距—基于CEPS数据的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郑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翁秋怡，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龚欣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本文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基线数据研究发现，城乡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前教育机会都存在显著的差距，在西部地区更加明显。OLS回归以及PSM估计结果表明，学前教育会显著地影响初中生的认知能力。Blinder-Oaxaca分解发现，学前教育因素是造成七年级城乡学生认知能力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对九年级城乡学生的认知差距贡献不大。政策效果模拟表明，在增加农村儿童学前教育机会的同时延长其在园持续期，对缩小城乡认知差距具有一定的作用。

结合本文的发现，首先，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应当做到保障入园、延长年限与提高质量并重。仅仅增加农村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机会对于缓解城乡认知差距的帮助并不大。

其次，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重点应当在西部贫困地区。可以说，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上的城乡不均衡问题主要是一个“西部问题”。如果将政策重点放在西部地区，特别是扶贫攻坚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将会更有效率地缩小全国性的城乡儿童认知发展差距。

最后，学前教育发展政策的内容应当做到“医教结合”和“家园共育”。本研究发现，儿童患有残疾既导致其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偏低，也影响其认知能力的发展。因此，学前教育发展政策应当整合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多部门的力量，协同干预。

本文还发现，家庭的文化资本、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儿童认知能力也有很强的影响。很多农村家庭缺乏合适的亲子阅读环境，农村父母缺乏对幼儿进行早期/学前发展干预的理念和意识。因此，学前教育发展政策不能只依靠机构去提供早期发展服务，还要面向父母提供咨询和指导，提高家庭保育的质量。

我国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时变效应及其稳健性检验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刘金全，吉林大学商学院 张龙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问题》2019年第3期

本文运用SV-TVP-FAVAR模型比較分析不同时期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并运用混频Granger方法检验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的预测功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经济萧条期，数量型货币政策在调控通货膨胀上效果更佳，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产出调控效果更优、响应周期更长；从显著性水平和滞后期显著性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更密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产出的因果关系更密切，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和产出的“纳什均衡”。

第二，在经济高涨期，数量型货币产出调控效果更佳、效应周期更长，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通胀调控效果更优；从显著性水平和滞后期显著性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产出的因果关系更密切，价格型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更密切，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纳什均衡”。

第三，在经济平稳期，价格型货币政策在调控产出上效果显著，从显著性水平和滞后期显著性来看，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的因果关系相差不大，价格型货币政策是产出与通货膨胀的“占优策略”，数量型货币政策是通货膨胀的“纳什均衡”。

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经济呈现“L”型托平长尾、CPI低位盘整等“典型化”特征，当前主要目标为稳定经济增长、防控通货膨胀。因此，中央银行应以价格型货币政策拉动经济增长、辅之数量型货币政策防控通货膨胀，“量价并举”，合理使用混合型货币政策工具，摒弃货币政策的“大水漫灌”思路，实现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精准滴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