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雷墨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文明冲突论就像国际社会一个时隐时现的“幽灵”。它一直未曾离去，但总能引起人们的警惕。

一方面，每当出现带有宗教动机，或者容易让人联想起宗教因素的恐怖袭击，总会引发文明冲突论的担忧。另一方面，主流国际政治，尤其是作为冲突“当事方”的美国，长期以来都极力否认文明冲突论，至少是与其保持距离。

某种程度上说，文明冲突论更多地被视为解释国际现象的工具，而非角逐政治权力的工具。

这种情况是否在发生变化？很难确认特朗普是不是内心深处第一个以文明冲突视角来看待国际政治的美国总统，但很难否认他是第一个公开“承认”文明冲突论的美国总统。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公开说“穆斯林恨我们”。入主白宫后他在外交场合（2017年7月访问波兰期间）公开表示，“我们这个时代的根本问题是，西方是否有生存的意志”，“面对那些颠覆者和破坏者，我们是否有意愿和勇气来维护我们的文明”。

一种理论被用来解释特定的现象，事实上就赋予了它某种能量。如若不然，文明冲突论不会一直如幽灵般存在。当这种理论成为政治运作的一部分，那么它的“能量”很可能会倍增。因为政治的“赋权”功能，在逻辑上并不难理解。与“前特朗普时代”相比，西方世界的政治变化，是思考文明冲突论是否正在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时的重要因素。

幽 灵

2018年12月去世的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生前不知有没有预料到，他备受争议和赞誉的理论被美国政府高官当作解释国际政治的工具。今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表示，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不仅局限于双方的国家利益，也存在于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等更为广泛的领域。她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非高加索人（非白种人）的强大竞争对手。”

文明冲突论受到关注，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而是因为它的“政治性”。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在政治上“好用”，能够在不确定的时代，通过激发人们寻求安全和安定感的本能而实现政治动员。

客观地说，斯金纳并没有明说中美竞争就是文明冲突，但她的话很难不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4月30日，《华盛顿观察家》报在题为《国务院正在准备与中国的文明冲突》的报道中写道，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该战略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进行较量”的理念。媒体的报道或许有吸引眼球的考虑，后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美国没有基于文明冲突的中国政策”，但斯金纳的话很可能并非“一时失言”。

如今不会再有人觉得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期间所说的“穆斯林恨我们”是一时失言，他在政治上时不时表现出的种族主义倾向已为此做了注脚。种族、宗教乃至肤色，正是亨廷顿划分文明界限的显性指标。特朗普政府初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首席战略顾问班农，都曾公开描述过一个“亨廷顿式”的世界。虽然这些人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白宫，但他们与特朗普理念的契合从未消失。特朗普对西方文明“生存危机”的担忧，与20多年前亨廷顿的悲观预言高度吻合。

亨廷顿在1993年写出“文明冲突”的文章后，这个理论可以说长期处于“在野”状态。追捧也好，非议也罢，他的理论主要流行于媒体和学术领域，从未“登堂入室”进入主流政治。特朗普是否会让文明冲突论“复活”？这样的猜测从他2016年当选总统后就出现了。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学者艾玛·阿什福德，在2017年2月初的一篇文章中分析称，特朗普的顾问们拥抱的正是亨廷顿的世界觀。

2016年大选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新闻网发表了一篇题为《特朗普团队发出的信息：文明冲突回归》的长文，提醒世人要为接下来四年美国的外交行为做最坏的打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什福德在那篇文章中指出，无论是弗林还是班农，都没有把文明冲突局限于西方与伊斯兰世界，都强调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今年7月16日，特朗普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美国“全国保守主义论坛”上说，“中美关系中包含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元素”。尽管特朗普团队成员很不稳定，但文明冲突幽灵般的存在却较为稳定。

而且，这样的存在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虽然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不能简单地套用文明冲突论，但从中找到这个理论的某些“元素”却并不难。比如，亨廷顿提出的因移民而导致的西方人“身份危机”所引发的担忧，几乎是所有欧洲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政治理念上的“共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文明冲突论的回归在欧洲政治中没有美国那样强势，但对文明差异的强化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欧洲正在经历的政治变化，很难排除“文明因素”的影响。

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莫过于德国选择党的崛起。近年来欧洲很多民粹主义政党，都是借国内经济危机、难民危机上位。但德国选择党略有不同。这个2013年才成立的右翼政党，5年内就成为德国议会第三大党，其崛起与经济因素没多大关系。在经济表现良好的德国，德国选择党主打的是文明冲突牌。该党在2017年的一份政策声明中称，西方与伊斯兰之间的文化战争，在欧洲已经发生。“德国选择党不会容忍因误导性的宽容而让德国失去自身的文化。”

魔 力

德国选择党的崛起，某种程度上说证实了文明冲突论能够在政治上的赋能。美国西雅图城市大学学者简·吕德特，在去年4月一篇分析德国选择党崛起的文章中称，这个政党所描述的德国国家身份，正在遭到亨廷顿预言中的移民和多元文化的破坏，所以它通过利用文明冲突的概念，成功激活了政治资源并实现了大众动员。“亨廷顿的理论以及该党的政策声明与政治论述，更迎合选民的认知，而非德国的现实。”

德国的“现实”是什么？在吕德特看来，现实是德国的“穆斯林威胁”或“身份危机”并非如德国选择党宣称的那样严重。根据德国官方的统计，德国8220万人口中穆斯林有450万，占比5.5%。而法国这一比例超过10%。但民调机构益普索（Ipsos）2016年的一份调查显示，德国人所认为的穆斯林人口占比是21%。不难推断，那些投票给德国选择党的选民，是基于“认知”的21%还是“现实”的5.5%。

“认知”与“现实”的差异，丝毫无损文明冲突论的赋能，这也是其“魔力”所在。与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主流理论不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人们理解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提供了一份“简化地图”—无需晦涩的概念、高深的理论就能“看清”世界。至于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世界，在“后真相时代”尤其不重要。这种简化的理论，对极化的政治、民粹的政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明冲突论还不是西方政治的主流，但也不再是绝对的政治禁忌。

当然，简化并不能与肤浅划等号。事实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以人性的本质特征之一—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为切入点的。正如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心理学家阿拉什·贾瓦巴克特所说，恐惧和生命一样古老，“对‘他者的恐惧，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恐惧，把人变成了服务于某种意识形态的，不讲逻辑的、无情的武器。”相对于政治、经济模式来说，文明无疑更古老而持久，那么因文明差异而生的“恐惧”则更为根本。这是亨廷顿的高明之处。

高明并不等于正确。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20多年以来，遭到的批评一点也不比受到的认可少。鉴于这个理论在学术上的诸多硬伤，很多政治学者甚至不认为它算得上是严谨的社会科学理论。但需要指出的是，文明冲突论受到关注，不是因为它的“科学性”，而是因为它的“政治性”。换句话说，这个理论在政治上“好用”，能够在不确定的时代，通过激发人们寻求安全和安定感的本能而實现政治动员。

近年来美国与欧洲政党政治的变化，与文明、文化因素在政治中的凸显同时出现，这或许并非巧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正在进入“文明政治”时代，即从文明和文化的角度解构现实、塑造新的权力架构？目前还难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某些政治人物的确在以突出文明差异来集聚政治能量，有意识地将文明冲突的逻辑运用到国内国际政治中。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明冲突论还不是西方政治的主流，但也不再是绝对的政治禁忌。

祛 魅

不过，对亨廷顿的“远见”与文明冲突论的“魔力”都没有必要迷信。亨廷顿并非“文明冲突”理念的提出者。早在1957年，英国学者伯纳德·路易斯就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演讲中提到，伊斯兰与西方的价值观差异或许只能通过冲突的方式解决。但当时正值冷战高潮期，路易斯的“预言”并没有激起任何涟漪。1990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题为《穆斯林愤怒的根源》的长文，正式提出“文明冲突”的概念。那时，冷战尚未结束。

1993年2月26日，美国世贸中心大厦发生恐怖袭击，导致6人死亡逾1000人受伤。袭击的策划者是伊斯兰极端分子。同年6月，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并在1996年将其扩充为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路易斯是中东问题学者，他的“文明冲突”论述的是中东局势。亨廷顿在其著作中，全盘继承了路易斯的论述，并将其“放大”到全世界，以文明冲突的视角解读国际政治。

要说远见，亨廷顿远不如路易斯。要说“运气”，路易斯的确没有亨廷顿好。如今在学术圈之外，没有多少人知道路易斯是文明冲突论的首创者。但在学术圈内外，很多人都把亨廷顿视为文明冲突论的“代言人”。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他更是被媒体塑造为让人膜拜的“先知”。不过，亨廷顿本人及其理论的高赞誉度或关注度，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国际政治并没有以文明划界来运作。

亨廷顿本人及其理论的高赞誉度或关注度，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国际政治并没有以文明划界来运作。

去年8月，亨廷顿的学生、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题为《亨廷顿的遗产》的文章中写道：“尽管文化有其重要作用，但是亨廷顿的理论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当前的现实。就国家认同来说，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内部与自己开战；而且，它们都属于广泛意义上的‘西方这样的共识，正在消失。”福山尤其提到，当特朗普2017年在波兰谈到“西方”时，他所指的西方与奥巴马总统所说的西方是截然不同的。

没必要迷信文明冲突论“魔力”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底色依然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比如，在如何应对潜在的文明冲突问题上，亨廷顿的建议是强化北约的军事功能、防止核武器的扩散。由此可见，他强调文明因素在塑造世界秩序中重要性时，并未跳出“硬实力”这一现实主义标志性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冲突的理论即便运用到现实政治中，最终也会回到追求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主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