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酷到骨子里

姜雯

我和阿来走在一个偌大的园子里，他指着周遭的花草树木告诉我，这是芙蓉，那是银杏，还有香樟、玉兰、紫薇，秋天的水杉很漂亮，叶子会变黄，落下来，洒一地。

我走在他身旁，他正陶醉在自然的美好之中，那副平常架在鼻梁上的四方眼镜被推到了额头上，嘴里叼着不离口的烟，吐纳之间也许正好想起了哪句诗词。

“娇羞不肯出，犹言妆未成。”“园子里嫩草不少，趁早上还有露珠。”第二天，阿来一大早去开会，他敦促我出去走走；吃饭的时候，他会用手机读几句诗，时刻保持语言的韵律；去外地出差一定会背着书，晚上不看书就睡不着觉。

无论看网上的照片，还是见到他本人，感觉都是严肃、不苟言笑的，但与他交谈时，不经意间他会带来一股隐藏版的幽默。

我说你的成都方言讲得真好，阿来说台湾方言他也会呀：“啊，这样子哦。”我问他生日几号，他哼唱“七月份的尾巴那是狮子座”。

但当阿来谈论文学的时候，我仿佛随他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属于文学的世界，那里有像歌声一般的句子，带着深远的意义。在阿来的文学世界，你可以闻到土地的芬芳，听到画眉的欢叫，感觉到藏区的风，看到人在自然里、在雪山下、在宿命中。

“我信仰文学。”阿来讲话的语调总是很平缓，但当这几个字降落时，是如此掷地有声，如同铅球顺着一条抛物线降落在地上。

阿来1959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县；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2000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他是该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第一个得奖的藏族作家；2017年凭中篇小说《三只虫草》和散文《士与绅的最后遭逢》成为十七届百花文学奖小说与散文的首个双奖得主；2018年《蘑菇圈》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而这一次，《云中记》一出场，就是一部史诗般的巨作。“献给5·12地震中的死难者，献给5·12地震消失的城镇与村庄，向莫扎特致敬。”一个祭师回到即将随山体一起滑坡的故土，与亡灵为伴，这是他的宿命之旅，“愿你前面的道路是笔直的”。

震后十年

2008年5月12日下午2时28分04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一带，发生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继唐山大地震后死伤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满天都是星星，在那种环境下过了那么多天，感觉星星好美。我想真的有灵魂，可能这会儿他们有些就是新的星星了。”

地震当日，阿来正坐在成都家中的书桌前写作《格萨尔王》，突然之间，整栋楼都在摇晃，望向窗外，外面的楼房也都在大幅度摇摆。“完全懵了，因为之前没经历过，小型低烈度的有，但那一次非常大。”

震完之后才跑到楼下，阿来看到了大城市的脆弱。交通瘫痪，水电全部出了问题，电话没有信号，但那时候所有人都需要用电话，无论是向家人朋友询问状况，还是回应远方的紧急问候。

“两三个小时内，我们在震区的人得不到地震的任何消息。而且那个时候马上就封锁不让回家了。”

直到天近黄昏，成都的通信才慢慢恢复，各种消息纷至沓来，街上的车辆也可以开始缓慢移动。阿来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志愿者组织，地震第三天便动身去了灾区。

约莫第七、第八天的时候，废墟下面还有很多人没挖出来，但是不太可能还有活人了，因为已经超过了能够生还的期限。接连几天二十四小时轮转的抢救，所有人都疲惫不堪，挖的人挖不动了，就连守在废墟旁的家人也哭不动了，于是那晚决定休息。

解放军和灾民进入帐篷，阿来回到他的车里，四周很安静，只有一台挖掘机还在工作，“铿、铿、铿……”挖出来的人，消毒，装入袋子，埋进大坑，撒上石灰，一个坑埋50个人。

夜越深，声音越响，原先对着废墟的巨大探照灯也都关了，只有一点小灯光。阿来很疲惫，但却睡不着，看着天空。

“天天都是阴天，小雨，又闷，还臭。那天晚上，我一看突然天晴了，满天都是星星，在那种环境下过了那么多天，感觉星星好美。我想真的有灵魂，可能这会儿他们有些就是新的星星了。”

“我突然想，哭声也没了，我就好想有点声音。”阿来找出车上的CD，是莫扎特的《安魂曲》，虽然之前也听过很多次，但不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中。“我就特别想听，我就想起那些旋律、那些合唱。”

但在那个时候放出音乐，阿来也担心受难者家属会不会揍他，但还是没忍住，就小声地悄悄放，但为了听清交响乐的动人效果，忍不住就把音量越调越大。后來阿来发现有几个人走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就站在车的周围，也跟着听，听完了，再默默走开。

“我想除了这种音乐，没有任何音乐适合在那样一个时候，人家不觉得亵渎亡灵，不觉得冒犯，人家觉得体现出对亡灵的一种追思、赞颂，对生命的一种留恋，甚至相信它可能有一个冉冉上升的灵魂的那种向往。”

“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写地震，一定要这样写。不止是悲惨，不止是壮烈，里头一定要有一种回肠荡气的美感，这种美感是洗礼，是遇难者的血和死亡让活着的人更加了悟生命的意义。”

阿来认为，我们中国人面对死亡的时候，很容易痛哭流涕，然后把悲痛交给时间，让悲痛减弱，最后遗忘。但我们没有一种形而上的类似于宗教式的理解。死亡能不能对活着的人形成一种洗礼，让人们对生命的本质有更高的认识，这才是死亡的意义，人才不白死。

离开灾区以后，阿来和几个朋友自发辗转于北上广各地为灾区筹款，几个月后才回到书桌前，重拾《格萨尔王》的书写。那时候有很多人向阿来约稿写这次地震，但他都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没准备好。

“艺术不是有一个想法就可以轻易实现的，没准备好你干不了。”

一“准备”就是十年。十年后的同一天，同样的时间，同一个地方，同一张桌子，同一张椅子，阿来也同样在写他的一部关于探险家的小说。纪念汶川地震10周年的警报声响起，阿来又懵了。

有人问他，怎么能想到“爱情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这么美的句子。阿来说，这也不是他想出来的，因为这就是热烈的生活本身啊。

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在书桌前静坐了半个小时，动都没动。半小时后，什么都没想，阿来关掉了正在写作的文档，新建另一个文档，开始了《云中记》的写作。

“阿巴一个人在山道上攀爬。道路蜿蜒在陡峭的山壁上。山壁粗砺，植被稀疏，石骨裸露。”這是《云中记》的前两行。

才写了两三行，当时灾区的情景就浮现在阿来眼前，顿时泪流不止。“大堆的死难者和残肢，当时都没有那种情绪反应，因为太多了。但那一刻好像都止不住，我赶紧把书房的门关了，我怕家里人看见笑话我，我就边写边流泪。虽然写得时候很冷静，大家看不出来。”

地震之后，很多人要经历两次痛苦，一次是失去亲人，一次是失去原乡。有些城镇因为地质因素无法重建，只好全部移民，地震也宣判了这些村镇的死刑。但也有人偷偷回去，这一次，祭师阿巴带着他的职责，在阿来的笔下，走进了云的彼端，石板下的那朵花，是他和亲人的感应。

只能是文学

“我就是跟中国的命运纠结在一起的。”

“现在我们说国家好，大家就好，这个是真的。可能现在年轻人很难体会，但我们这一代，尤其是经历改革开放的一代，感觉很强烈。”

阿来出生的1959年，父亲是回族，母亲是藏族，因为政治问题，他的家庭从城镇人口变成了农村人口，生活在四川西北部藏区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卡尔古村。

初中毕业后，阿来回到农村。那时知青都要下乡，但阿来本来就是农村家庭，“文革”期间，他觉得什么好事都不会发生在他身上。读书的时候他成绩一直都是班上最好的，但又能怎么样呢？只能继续在农村挖虫草。半年后，阿坝州要修水电站，阿来报名成为一名拖拉机手。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阿来18岁。初中老师捎信让他去参加考试，他一天也没复习，没有复习资料，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那时候不知道改革开放即将发生，觉得我们那些家庭不可能。”

但阿来还是决定去参加考试。建筑工地都是分三班通宵工作，在冬天河水较小，尤其要加紧施工。那晚阿来下班已经是0时，天很冷，他吃了点东西，把一个手电筒绑在自行车上，连夜骑几十里的山路去县城考试。

“自行车，一个人，山路，都是大山，骑到县城天亮了，一晚没睡就进考场，就是这样考上的。”

考上后阿来进入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去当小学老师，因为工作表现出色，一年后调入中学，隔年调到县中学教高中。阿来的最高学历一直都是中专，他不追求学历，但从未停滞大量阅读、学习，走到哪里都背着书。他现在是四川作家协会主席，办公室的书架、桌子、沙发、茶几、地上，全都堆满了书。“一天不读书跟没吃饭一样。”

1982年开始创作诗歌后，阿来被调入阿坝州文化局的文学杂志《草地》当编辑，却在1996年36岁的时候辞去安逸的工作，应聘至成都的《科幻世界》，2年后成为主编。

他在《大地的阶梯》中曾经写道，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一来是为了扩展自己的眼界，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片群山环抱的大地，并不会因为将来纷纭多变的生活而改变。“有时候，离开是一种更本质意义上的切近与归来。”

阿来在《科幻世界》任职的十年期间，缔造了这本杂志的辉煌。《科幻世界》从亏损转为盈利，一度成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那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书写科幻小说的作家，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就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

与此同时，阿来在1994年写完《尘埃落定》，但当时的出版社都不愿意出版，理由是太高雅，读者更愿意读一些更大众的东西，例如琼瑶。阿来坚持，除非错别字，一个标点都不改。“我没办法改，我觉得如果这本书不出大不了将来不写作，但是我写过这本书。”

4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尘埃落定》得以在1998年出版，一出来就获得非凡回响。有人问他，怎么能想到“爱情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这么美的句子。阿来说，中文写作时觉得修辞很一般，就会用藏语想一想，发现藏语的表述更为生动。另一方面，这也不是他想出来的，因为这就是热烈的生活本身啊。

消失是村庄的宿命，也是阿巴的宿命，阿来喜欢“宿命”这个词。“消失就是宿命，你不用跟它抗争。”

在藏区社会，十几岁的年轻人情欲萌动，便会互相试探，而且婚前性行为是并不禁止的。老年人便会开玩笑说，你看这些人骨头又冒泡泡了，意思是他们变轻了。这不是轻浮的意思，是对年轻人的一种赞赏，觉得年轻人该享受这些。

阿来说文学是充满感官的世界，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写年轻人的爱情，首先便是身体的，然后才是情。而文学作品的深刻，也是感情的深刻，文学作品的深度是体验的深度。因此阿来才能把年轻人的情欲萌动写得既美好又自然。

《尘埃落定》之后，阿来的创作能量不断，《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空山》《就这样日益在丰盈》等多部作品相继出版。为了全心写作《格萨尔王》，阿来在《科幻世界》最好的时候辞职离开。

“我从80年代开始写作，跟钱比起来，就觉得写出好的小说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经历只是一段，它让我知道商业是什么、市场是什么。商业跟市场是中国90年代以后最主流的东西，我们不能老在边缘没到中间去瞧，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一个作家要的就是这种体验。”

即便是体验，阿来尊重自己的每份工作，无论是拖拉机手、教师、编辑，他都做得很出色。“糊弄人家就是糊弄自己，荒废自己。每个不同的经历都是对自我的建设，我觉得一个文化人，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与故乡和解

我第一次打电话给阿来的时候，他说他在山里，后来我问他那时在山里做什么。他说不想庸俗地说是深入生活，但他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山里。

“我本身出生在山里，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写作的对象在四川西部的横断山区中，我关注的人群生活在那里，所以一有空就去。”

阿来的“深入生活”既不是走马观花式的，也非社会学那样带着明确目的性的。例如他编剧《攀登者》时，就亲自去登了珠峰，但登山并非单一的活动，我们经常把本是浑然一体的生活割裂了，好像某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对他来说，生活的体验是融合到宽广的自然之中的，他会随时停下来观察动物、植物。“顺便就把路走了”。

每写一本书，确定了书写的区域，阿来都要去很多次。这两年他书写关于探险家的故事，在云南和四川交接的地方，就去了七次，而且每次都不会太短。

“你在那里待过跟没在那待过，那种土地的气息、老百姓生活的状况、地域、生活空间、文化乃至短暂的情感状态，表达方式都有很多细微的差别。”

“有人说你写小说真快，我说我坐在桌子前是快的，但你不知道我之前的那种慢，你们深入生活效率很高，两三天就回来了。”

而“深入生活”更不是搜集材料，材料是干巴巴的，更重要的是情感，是真实的细节。《云中记》里的祭师阿巴，政府封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他从没把这个称号说全过，有时是“非物质文化”，有时是“非物质遗产”。阿巴身在祖传的祭师家庭，却因“文革”断层，在恢复传统文化后，要通过上培训班才能确认自己“祭师”的身份。

阿巴不是阿来凭空捏造的人物，他写的就是现实，是他原本就接触过的人物，也正因为是现实，才能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现实就是，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文革”结束，是一个传统文化被反对和清除的时代。

“所以当我写这么一个人的时候，这些历史它就自然呈现了。你要写出它的真实感，我总不能跟人说他们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没中断过。不可能不中断，这是中国的基本现实，你要服从这个东西。”

地震之前，阿巴扮演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但地震后他突然意识到，他要承担起那种对亡灵的责任。祭师本来就相信人有灵魂，但“断层”让他无法确认到底有没有，所以阿来写他满村去寻找鬼魂，否则阿巴要如何与自我、与祭师这个身份自处？但最后，他还是没有找到。

消失是村庄的宿命，也是阿巴的宿命，阿来喜欢“宿命”这个词。“消失就是宿命，你不用跟它抗爭。”

阿来有个习惯，每写完一本书，就会回到书写的地方再走一遍，借着佛教的说法称之为“还愿”。

阿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尤其是从普通人身上，去找到使社会更温暖、更正常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是跟生活、跟世界和解。”

“我会背着我的新书在那里放一本，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就是交给自然，交给风雨，并不是希望它永存，我想风吹来翻阅它，雨水来淋湿它，这也是自然在阅读、在感应书的方式，如果它们有意志。也许我也是阿巴那样的想法，万一有呢？”

他要感谢那片土地，因为他所完成的一切，都是那片土地给予的。写完《云中记》，阿来专门给汽车换了两只轮胎，想回当年地震时去过的地方走一遭，可惜后来因为《攀登者》的创作没去成。

而每次写完一部小说，阿来也像经历了一场情感浩劫。“每次都有点像是一场恋爱结束的感觉，把你变得很苍白以后，人很长时间其实处在一种很疲倦的状态，甚至有点抑郁的状态。因为还在小说的情境里，那种走动刚好让情感恢复。水库放空了，要再把水装满。”

景色优美的马尔康县，那里有森林、雪山、草地、河流，但阿来曾经对故乡的土地并没有深厚的感情。“我30岁以前没那个感觉，我只想远离它，甚至有点恨它。”当然，这与当时压抑的政治氛围有关。

想逃却逃不掉，阿来决定重新去认识故乡，他徒步游历、作调查、搜集资料，在大历史中寻找小历史，最终与故乡达成真正的和解。

“后来你发现这跟当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尤其跟这么美丽的自然山水有什么关系？怨恨的结果是自己不得解脱，而且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与其这样不如去看积极的方面，看到这个社会重新给我们这些人提供的机会，抓住它，努力，做好。”

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时，阿来从字缝中看见了“吃人”两个字，那是非常深刻的，但问题是我们要变成吃人的人吗？阿来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尤其是从普通人身上，去找到使社会更温暖、更正常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是跟生活、跟世界和解。”

阿来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书里住着不同面向、但同样有趣的灵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喜欢蹦迪、喜欢派对、喜欢摇滚，他说同性恋很正常、情欲是健康的、文学追求至美至善、带来人的自由和解放。

我会用“酷”来形容他，不是装酷的姿态，而是酷到骨子里的通达、开阔、坦荡，直率又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