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最早的版本”浅探

摘要：根据《随想录》相关内容、有关线索以及笔者本人掌握的资料，本文尝试对《随想录》“最早的版本”做一些探究。

关键词：《随想录》;最早的版本;浅探

现代杂文《随想录》是作者巴金一生的心血。巴金在晚年写下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这部巨著，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高峰。

周立民著《〈随想录〉版本摭谈》，最初列入河南文艺出版社“采桑文丛（第一辑）”，该丛书已出版几种（《藏与跋》《天涯住久》《电影考古记》等），但就在作者发来全部文稿和图片后，又发生了“插曲”，该著改由海豚出版社出版（精装本，2016年9月第1版）。

根据该书相关内容、有关线索以及笔者本人掌握的资料，在此尝试对《随想录》“最早的版本”做一些探究。

1.报纸连载版

作为巴金先生晚年影响最为深远的随笔集，《随想录》中所收篇目最早是在港报发表的（《大公报》1978年12月17日开始陆续刊登）。1979年12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结集出版——这便是该书真正意义上最早的版本。

2.翻印版

而该书在内地最早的一个版本，则是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以此为“底本”的翻印本。该版本为32开，正文117页（不含目录，最后一页印在封三上）。第108页有一则简短的“《文教资料简报》编者附记”：

巴金同志的《随想录》（第一集·1979年）最初陆续发表于香港《大公报》。经作者修订后，于1979年12月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单行本。本刊征得作者同意，据单行本排印。

该集收录巴金先生的“随想录”30篇，文末均有写作时间：“总序”和第一篇《谈〈望乡〉》的写作时间为1978年12月1日，第二篇《再谈〈望乡〉》的写作时间为1979年1月2日……第三十篇《靳以逝世二十周年》及《后记》的写作时间为1979年8月11日。

据周立民先生文章，这一内地首版的印数高达2万册。不过，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该版本已不太容易见到了。而且，笔者认为，它既是香港三联版的“翻印本”，也是《文教资料简报》的“抽印本”。首先是该书第111页的一则《本刊增印巴金〈随想录〉单行本》启事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为了满足未订《文教资料简报》的广大读者的需要，本刊增印《随想录》（第一集·1979年）单行本，作为“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向读者发售。每册收工本费0.35元，外埠另加邮寄费0.05元。可直接汇款至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购买（如由银行汇款，账号：南京师院，2188003[城北办]）。

之所以加以“注意”，是因为“本刊增印”等说法让人莫名其妙，因为这则启事是刊登在“书”上，何来“本刊”之说？另外，既是为满足“未订《文教资料简报》的广大读者的需要”，那么，显然该刊物应该选印过《随想录》的内容。按此线索，笔者还真查到了刊有全本《随想录》的《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1-2期合刊（总第97、98期）。这是一份32开的内部刊物，以“简报”为刊名，果然是“白皮书”的形式（刊头套红）。该合刊内文计有134页，上述启事赫然在目，甚至页码、版面位置也完全相同。

经查阅，该刊创刊于1972年12月，曾用名《文教资料动态》，“是一份以刊登文教方面有关资料和动态为主要任务的内部刊物”。它出过多期“专号”，有的是单期，如1979年4月“纪念郭沫若同志逝世一周年”专号;有的是合刊，如1979年8-9合刊“现实主义研究资料”专号。1980年第1-2期合刊则是事实上的“《随想录》专号”，不但前述“总序”、正文、后记以及作为附录的第三十一则《“豪言壮语”》（写作时间为1979年9月12日，当月20日发表于香港《大公报》）、魏绍昌《〈随想录〉读后随想》等内容与前述单行本完全相同（以办刊人的眼光来看，上述单行本也可以视为该合刊的“抽印本”），而且从第118页起，相关内容还有《一颗燃烧的心——访作家巴金》（作者郭玲春，《人民日报》1979年4月25日）、《〈家〉的法译者谈巴金》（作者李治华，香港《大公报》1979年7月20—22日连载）、《法國的“巴金热”》（摘自《编译参考》1979年第8期）等内容。

那么，该单行本列为“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为什么该单行本封底又标明“南京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印”呢？

原来，该刊自1980年第1期起，“根据院党委决定”改由学报编辑部与中文系资料室合编。（这样，该刊“在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下”，就有了新的改刊打算，如“在资料方面，逐步扩大搜集范围。矫治压缩一些专题资料，准备多选登一些比较难得而具有保存价值的学术资料。此外，也准备刊登一些有参考价值、暂时未公开发表的资料”，如“加强学术动态的报道”“增加有关教育方面的资料，在可能范围内，为中学文科教师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出版丛书，也是该刊的一项计划。（参见该刊《致读者》）

那么，在“文教资料简报丛书”之三《随想录》（第一集·1979年）之前之后，该刊编辑部还编印过哪些丛书呢？据笔者掌握的材料，之一是1976年10月印行的《鲁迅文言论文试译》;之二是1979年出版的《中学古文评注》（宋家淇编著）;之四则是《郭沫若与〈再生缘〉研究》，于1980年5月印行，与《随想录》的印行方式大致相同：《文教资料简报》1980年第6-7合刊将上述内容全部予以登载。

因为杨苡的关系，巴金与南京师范学院《文教资料简报》之间的关系由来已久。此不赘述。

3.后续各册

需要说明的是，《随想录》内地首版本虽然有“第一集·1979年”，但印行时间标的却是1980年1月。作者在后记中称：“《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这里作者可能计算有误：如果从1979年起每年编印一册，到1983年就能完成五本的计划。但实际上，主要由于作者身体的原因，直到1986年才最终完稿。后续各集首版时间依次为：《探索集》，1981年4月;《真话集》，1982年10月;《病中集》，1984年10月;《无题集》，1986年12月。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4.小结

有关巴金《随想录》版本方面的研究的资料并不多。本文通过对《随想录》不同形式“最早的版本”的比较、探究、分析，反映出其版本变迁背后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原因，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印记，希望能给后续研究者提供一个参考。

参考文献：

[1]周立民.《随想录》版本摭谈[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

[2]巴金.随想录[M].香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79.

[3]巴金.随想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作者简介：陈炜（1971.10-）男，汉族，河南郑州人。曾做过多年期刊编辑，现为出版社专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