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巨制奠基书画千年史

冯翊

风骨

风骨也适用于魏晋书画。其时绘画讲究「骨法用品」，注重以形写神，故评画就要评其风骨;而书法则是魏晋风骨的重要体现，清俊而洒脱。所谓自古书画同源，但魏晋时的绘画与书法尚未合一，并以独立体系各自迎来自己新的高度。

以风神骨气者居上。

妍美功用者居下。

——唐 张怀素《书议》

从鉴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绘画与书法需鉴定者，正是始于魏晋。这一时期的绘画与书法，是魏晋风骨外化在纸上的体现。两者均闪现大量大家、名作，在各自领域既有诸多开创性成就，又启发后世千年风雅。

专职画家涌现，带来系统性绘画理论

如果回溯魏晋时期的画坛，可谓群星闪耀，中国艺术史上有能留下记载的专职业画家，最早便出自这一时期。魏晋以前之绘画大多被帝王将相垄断，除了少数士大夫外，艺术家多属被圈养的工匠，他们服务于权贵，从事装饰宫室、美化墓葬等方面工作。

但到了魏晋时期，绘画开始由贵族阶级的专属逐渐转向民间，加上乱世纷争带来相之宽松自由的环境，一些出身上层社会的士人也开始参与到绘画上来，于是大批专职画家开始集体登上艺术史的舞台。被列为吴国“八绝”之一的曹不兴;有“画圣”之美誉的卫协，冠以“三绝”的顾恺之，还有随后南朝的陆探微等，可谓群星闪耀，对后世中国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仅如此，魏晋时期帝王将相还以善画为荣，如草髦、诸葛亮、关羽、杨修、曹不兴等人。其中杨修善画人，曹不兴以善画佛名冠一时。至晋以后帝王画家更是层出不穷，如晋明帝、梁武帝、梁高祖、梁元帝、齐文帝等，帝王画家的出现，使得绘画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士人画家也常因善画儿得到帝王宠爱，名盛一时。

随着一大批专职画家的持续探索，魏晋时期的绘画在技法水平上日益精进，尤其在人物画方面不断成熟。魏晋人物画用线优美流畅，富有节奏感，将中国绘画中的用线造型推至一个新的高度。而在人物塑造上，魏晋画家已不再满足于外表、动作、姿态等外形的相似，而是多注重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的描绘。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年代相对久远，魏晋时期流传至今的名家绘画真迹已不可寻，只有少数后世摹本可从中窥见魏晋画风。

其中，以顾恺之为代表，这位东晋世族出身的大画家以《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旷世杰作名垂青史，它们虽为摹本流传后世，但仍从中感受到其高超画技。顾恺之的绘画风格，古人有不少论述。唐代张演员《历代名画记》中评其风格为“紧劲连绵，循环超忽”，其流畅的线条如春蚕吐丝，又被誉为“春云浮空，流水行地”。据传，这种笔迹周密、线条流畅而轻柔的笔法，始于战国，被后世称为高古游丝描，后来南朝画家陆探微师法顾恺之，被称为“顾陆”号“密体”，有别于南朝张僧繇、唐吴道子的“疏体”。

而顾恺之的代表作《洛神赋图》取材于三国时曹植著名的《洛神赋》，此赋借人神殊途，终究难成眷属一事，寄托政治上的失意。而《洛神赋图》画卷从右端开始，描绘了黄昏之下，曹植经过洛水之滨时停驻休息。在平静的水面上，风姿绝世、含情脉脉的洛神衣带飘逸、动态从容，凌波而来。柳岸边的曹植目光灼灼地注视着前方洛神。顾恺之巧妙地通过这瞬间动作，形象地勾勒出曹植见到洛神的惊喜之情，并将曹植被洛神的绝世之美所深深吸引的内心活动表现得极为生动。

专职画家集体涌现，带来绘画技法的显著提高，而两者又促使系统性绘画理论的出现成为可能，魏晋时期有关绘画经验和方法的理论也比以前更系统也更为完善。魏晋以前的画论，多是只言片语，以顾恺之为代表的魏晋画家开始出现长篇、系统性的著作。顾恺之除了继承传统的中国绘画技巧，还总结前人的创作经验和绘画理论，他针对人物画与肖像画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理论体系，《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均属其画论，他的画论中最重要的论述是如何“传神”，把“传神”作为评画的重要标准，并认为传神离不开对形的塑造，神是通过形体塑造表现出来的。并提出“迁想妙得”“悟对通神”的创作思想。而南朝画家谢赫则进一步提出“六法論”，即“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由此正式奠定后世中国画创作的基本法则。

晋韵，书法标榜万世

另一方面，进入自觉阶段的书法，在魏晋时期迎来了高光时刻。一大批书法名家、名作闪耀书坛，标榜后世。因书法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优劣直接表现一个人风度的高下，故魏晋时期的士人学子研习书法蔚然成风，不敢有丝毫怠慢。唐孙过庭《书谱》开篇即言：“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钟繇，羲、献父子都为魏晋书法家，时人将钟繇、王羲之并称“钟王”，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是书坛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受到历代士人的拥戴与膜拜。

这一时期的书法代表作无疑是王羲之的旷世杰作——《兰亭序》。这一书法极品又被称为天下第行书。它是王羲之在兰亭雅集时为诗集即兴写下的序，在章法上没有经过任何的设计，而是洒脱自然、一气呵成，字体前后呼应，左右顾盼，大小错落有致，即使中间有涂抹、漏字、补字，但仍不影响其艺术高度。其行云流水的气韵，已彰显着作者心到、笔到、意到、情到。是王羲之笔下的性情流露。

王羲之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前人无数功绩的基石之上，加以融会、贯通和改进，使纯粹出于自然发展的书法，走进玄远精致的神韵境界。其作品的神韵有二：一是表现多变的技法之美;一是表露种种人格之美。从技法上讲，王羲之书法已变汉代质朴书风而为妍美流变的新体。南齐书家王僧虔在《笔意赞》中提出的“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可以说是对王羲之及其这个时代书法作品基本特征的准确概括。从表露人格之美上，王羲之行草书的外在形态率真朴实，章法气韵流畅自然，而内在却涌动着欲罢不能的动荡感，恰好表现了魏晋名士表面风流潇洒，内心却充满哀怨不平的心理和情绪。

两晋书法讲究“韵”，即后世推崇的“晋韵”，是指“二王”所开创的行书，行书最具中和之美，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而这种中和之美更能体现作品的风韵与神采。最合适的载体就是行书、行草书。行书、行草与讲究“法”的楷、讲究“意”的草不同，它有着最丰富而细微的变化。《伯远帖》所显示的晋韵风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孔侍中帖》《鸭头丸帖》也堪称“晋韵”之典范。

除此以外，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还有一类写在绢或纸上书札，用作亲朋好友之间的日常问候或通信往来。作者一时兴会所至，随意挥毫，略无拘束，所以字里行间往往有一种纵逸潇洒之气，因而书札在完成它通信问候的使命之余，还能给人们美轮美奂的书法艺术的享受。这种书札就是所谓“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写帖又给了书法以比写碑更大的用武之地。魏晋时期有几幅著名的书法帖，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还有陆机的《平复帖》等，都是难得的存世珍品。

所以，魏晋书法从写碑转入以写帖为主，这又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以后，历代文人对书法艺术的美的要求就更加自觉、强烈，锐意地讲究使笔用墨，追求笔墨气韵。故此魏晋书法艺术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独立发展的阶段，借以表现个人思想、情怀、意念。

除此以外，晋代书法的“神韵”还体现在书法理论上。这一时期书法理论著述相继问世，内容广泛且具有开创意义，代表作有：索靖的《草书势》、卫恒的《四体书势》、卫铄（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说十二章>等。卫夫人和王羲之的书论来源于东汉蔡邕，蔡邕对书法艺术的本质认识包括三个层面，即“神”“势”“形”，三者通过创作主体的努力，是能够协调起来并在书法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在此基础上，卫夫人的《笔阵图》鲜明地提出了“意前笔后”的创作思想，成为书法美学中的经典之语，为书法本体美学地位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总而言之，魏晋书法通过隋唐名家的继承与发展，形成晋唐法度，尤其是魏晋书法作为后世临摹学习的典范，以晋唐法度构筑起的书法学习秩序，对后世的书法发展无疑是“统治性”的，即使时至今日，仍旧为今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