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与“本土”之争

牛子牧

Feminism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社会现实和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发明的术语。根据《韦氏词典》，该词诞生于一八九五年，其解释为：“一，一种倡导两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上地位平等的理论;二，有组织的、为女性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活动。”《大英百科全书》对该词的定义是：“一种主张两性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地位平等的信条。总体以西方为发源地，随后在世界各地发扬光大，以众多为女性谋求权利和利益的各色组织机构为代表。”Feminism被翻译成很多语言，各国学者大都用其译名来统称西方的和本民族的妇女解放思潮。正如中国学者多年来在“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提法之间反复取合（相比由近代日本学者翻译、随后又弃用的“女权主义”，本文统一采取“女性主义”的汉译），阿拉伯学者也在思考"A1-Nisaiyya”“A1-Nisawiyya”和“A1-Unthawiyya”等多种译法中，究竟哪种最适合本土实际。

一、舶来语Feminism与近代阿拉伯女性解放思潮

Feminism的术语和相关理论是与殖民主义携手进入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历史学家莱伊拉·艾哈迈德指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对内镇压本国女权运动、维护统治，对外则宣扬妇女解放，贬低殖民地本土文化，为殖民行为开脱。

Feminism在近代阿拉伯给人们留下了负面的第一印象，然而日渐衰微的奥斯曼王朝无力对抗欧洲列强，启蒙思想家们还是在民族危难中意识到，旧式女性的生活方式是近代阿拉伯民族落后于时代的表征之一，的确急需改变。因此，近代阿拉伯女性解放思潮是在西方先进文化冲击之下“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愿望所致，主张女性解放的有识之士也大多曾留学海外，如被誉为“阿拉伯女权之父”的思想家卡西姆·艾敏（一八六三至一九0八），又如第一个当众揭下面纱的阿拉伯女性、埃及妇联创始人瑚达·沙阿拉维（一八七九至一九四七）、倡导女性教育的奈芭维亚·穆萨（一八八六至一九五一），以及呼吁妇女参政的杜丽亚·莎菲戈（一九0八至一九七五）等。启蒙思想家呼吁阿拉伯女性揭下面纱、走出深闺（旧时阿拉伯女性蒙面和性别隔离制度其实只在社会中上层推行;下层女性多从事体力劳动，无法遵守严格的着装和性别隔离规定;贫困家庭亦无力在居所设置“深闺”区域。近代公开发声的女性多来自上层社会，造成了以偏概全的印象），参与社会文化生活，是为了让阿拉伯民族尽快追上时代的步伐，换言之，近代阿拉伯启蒙思想家的女性解放主张是民主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这就是正史中“阿拉伯女性主义”思想的发生。

然而，阿拉伯启蒙思想家在女性问题上的“师夷长技”绝非简单的照猫画虎，相反他们选择了重新诠释伊斯兰教的内省式道路，试图通过宗教改革实现全面社会改良，这实质上是对本土文化的扬弃。很多知识分子，如艾哈迈德·法利斯·希德亚格（一八0四至一八八七）、里法阿特·塔赫塔维（一八0一至一八七一）和穆罕默德·阿卜杜胡（一八四九至一九至一九0五）等，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剥夺女性权益的行为是对教义的错误演绎，应该修正错误，回归正轨。不少女性先驱者也有类似主张：玛莱克·希夫尼·纳绥夫（一八八六至一九一八）曾提出，阿拉伯女性要真正解放，就不能模仿西方女性;娜齐拉·宰因丁（一九0八至一九七六）靠引用《古兰经》原典，否认了穆斯林女性蒙面的必要性，把保守派的长老们驳斥得哑口无言;即使是敢于公开与埃及官方对抗、主张妇女参政的杜丽亚·莎菲戈，也以“伊斯兰教对妇女权利的维护”为研究主题，获得法国索邦大学博士学位。

可见，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地区兴起对妇女增权赋益的思潮，由于其与民族主义的同步性和宗教改良的色彩，具有十分显著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或者说，近代阿拉伯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把“女性解放”的主张定位为通往（至少他们理想中）正确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属性的必由之路，而不是偏离这一属性、走向文化异化的歧途。因此，无论将上述思想和行动称为“阿拉伯女性主义”，还是折中为“阿拉伯妇女解放思潮/运动”，都足以说明，某些学者曾经主张的近代阿拉伯女性“被（男性和西方人）解放”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这一功劳属于近代阿拉伯启蒙知识分子，其中的女性为数不少。

阿拉伯启蒙思想家不曾为自己的思想主张冠上一个响亮的名号，这种“空缺”让西文feminism与阿拉伯的女性解放思想有了交集。一九0九年，玛莱克·纳绥夫将自己呼吁改变女性境遇的讲稿和文章结集出版为《论妇女》（A1-Nisaiyyat）。书名中A1-Nisaiyya派生于名词nisa（妇女），可以是形容词，表示“妇女的、与妇女相关的”;也可以是名词，表示“与妇女相关的思想、主义、学说”。一九二三年，这个词被当时以法语为工作语言的埃及妇联看中，认证为feminism的阿拉伯语译名，瑚达·沙阿拉维等妇联领袖还用A1-Nisaiyya自况，于是feminist也有了对应的阿拉伯语表达。可见，相比feminism，A1-Nisaiyya其实词义更广，必须从上下文判断它仅表示“与妇女相关”还是专门指代feminism。

二、作为一条术语的feminism和作为一个概念的“女性主义”

从feminism首次拥有阿拉伯语对应表达的一九二三年到今天，西方的feminism本体经历了多次裂变和分化，美国非裔女性甚至还提出新术语womanism。当译介西方feminism庞杂的理论体系、称呼本民族及其他民族表现各异的女性解放思想与行动成为新的需要，阿拉伯语和包括中文在内的很多非西方语言一样，在能与feminism大致对应的几种表述之间犹豫不决。阿拉伯语中，除了一九二三年被选中的A1-Nisaiyya以外，还出现了派生于nisa（妇女）的异体词niswa的A1-Nisawiyya和派生于untha（女性）的A1-Unthawiyya。这三者中除最后一个说法比较罕见外，前两者的区别大致如埃及女学者娜迪亚-阿里在二00四年的著作《埃及女性运动》的前言中所说：“我选择用A1-Nisaiyya来指代埃及的女性运动，而避免A1-Nisawiyya的说法，因為我熟识的女士们大都出于各种实际的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对A1-Nisawiyya的表述很抗拒。”究其原因，阿里表示，A1-Nisawiyya是英语feminism的阿译，而“那个英文词会引起敌意，有时还会让女性活动家们心生担忧，因为她们发现女性运动（有趣的是，在此处阿里的用词还是她认同的A1-Nisaiyya这一提法）的活动家们往往名声欠佳”，且很多埃及女性相信，A1-Nisawiyya与自由、阶级斗争和（对抗）犹太复国主义这些“大问题”背道而驰。

A1-Nisawiyya一词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产生，也成为feminism的阿拉伯语对应表达。在现代阿拉伯语中，A1-Nisawiyya与A1-Nisaiyya两个词均可指代对女性增权赋益的思潮，相对而言，前者带有性别对立、文化西化的潜台词。因此，阿里的上述观点可以代表当代阿拉伯学者的总体态度，也由此可见，与启蒙思想家时代相距一个世纪的今天，与西方“划清界限”和民族主义式的家国情怀依然是阿拉伯知识分子对女性增权赋益思想的重点——并且他們希望，这一重点能通过谨慎的命名得以强调。

然而，一些研究阿拉伯文学与文化的西方学者却在淡化feminism这个标签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玛格特·巴德兰和米丽亚姆·库克是较早开始关注近现代阿拉伯女作家并在英文著述中将她们称作“女性主义者/feminists'的学者。两人在采纳这个名号的同时，指出阿拉伯“女性主义思想”本身的出现比“女性主义”这个名词的出现早得多，现存的近代手稿中，至少就有一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女诗人诗作表现出“女性主义”特质。

也许正是这样的观察让两人意识到名称并不是关键所在。二00四年，巴德兰和库克在又一次将近现代阿拉伯女作家称为“女性主义者/feminists”时，对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做了新的阐发，提出了三个衡量标准，即面对基于性别的不公，是否有所意识（Awareness）、表达拒绝（Rejection）、做出行动（Activism）。两人认为，任何思想和举措只要表现出三项中的至少一项，就是“女性主义的”。相比《大英百科全书》对feminism的定义，两人略去了其西方属性;相比《韦氏词典》的定义，两人不再将feminism视作一种“理论”或“有组织的”活动，认为其表现形式可以更丰富，哪怕是个人片刻本能的体悟。巴德兰和库克的新阐释是对“女性主义/feminism”概念的一次升华，她们敦促读者超越术语的字面，看到“对女性增权赋益”的内涵;她们呼吁读者超越西方女权运动的历史事件，看到反抗基于性别的不公、追求人性尊严的内在精神。这一新阐释完成了对“女性主义”去西方化、去理论化、去精英化的过程，认为“女性主义”不仅属于西方理论家和熟知西方理论的知识分子，还可能属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个人。

事实上，十九世纪末阿拉伯启蒙思想家尝试以宗教改良为手段改变女性境遇，正是出于与此类似的“女性主义”观：他们认为伊斯兰历史上有很多对女性增权赋益的思想和举措，应该予以承认和发扬。这种想法并非毫无道理的“敝帚自珍”，因为伊斯兰创教初期的确推行过一系列保障女性权益的举措，例如废除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半岛活埋女婴的陋习，设法安置丈夫战死的寡妇及其儿女，明确规定女性享有继承财产和出庭做证的权利等。在当今大众（包括很多阿拉伯大众）眼中，以上史实往往被简单理解为：阿拉伯人活埋女婴、一夫多妻、女人只能继承男人一半的财产、两个女人的证词才和一个男人的证词有同等效力等。启蒙思想家则通过复原公元七世纪初的社会发展水平，看到前人废止陋习时破旧立新的勇气;理解迎娶战争寡妇是游牧部落提供的半原始的社会保障;发现相比十九世纪才获得继承权的西方女性，七世纪初的阿拉伯女性的确曾领先一步。因此，宗教改良的思路就是通过复原历史情境，强调事件的动机和目的，同时对一些误读（例如妇女蒙面和女性割礼等陋习，与伊斯兰教义并无关系）加以澄清，以“回归正信”的方式完成社会改良;而上述认为伊斯兰正信对女性的不公正遭遇“有所意识、表达拒绝、做出行动”的主张，也在巨大争议中发展为“伊斯兰女性主义”。

“伊斯兰女性主义”这种提法能够产生和存在，本身就意味着feminism变得更加抽象和深刻，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同时也提醒人们，一个民族的“女性权益”并不随历史演进而简单递增，其发展水平是一条不规则的曲线，可能在某个时期有所攀升，在另一个时期停滞不前甚至急转直下，或在同一个时期因阶层、地域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是不规则的曲线中总有些上升的局部，这些局部就归因于人们朴素的“意识、拒绝和行动”。今天我们居高临下，未必把以往那些上升的局部放在眼里，但其实曲线中所有上升的局部，正是没有标签的、朴素的feminism。

三、阿拉伯语境中“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的困境

然而，真正要超越字面、将“女性主义”抽象化、概念化，还需要时问，因此“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者”在当今甚至将来的阿拉伯世界，依然不得不长期面对西化、异化的指控，这恐怕是其面临的最严重困境。虽然政治上左倾在第三世界国家往往含有支持女性解放的潜台词，但是当代阿拉伯左翼政治对公然倡导女性权益和自由的思想和运动还是心怀戒备，巴勒斯坦女作家丽亚娜·巴德尔曾经表示巴解组织“对女性一直有某种谨慎防范的甚至敌对怀疑的态度，这与所有阿拉伯政权如出一辙”。

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群众，至今依然有不少阿拉伯人把“女性主义”看作“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是“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女性的意识形态”，认为它致使阿拉伯女性“异化”，和本土文化、主妇本职都格格不入。还有人认为，即使在西方社会，“女性主义”也是导致道德堕落、性犯罪猖獗、家庭分崩离析的一大原因，无怪乎很多学者坚持用不同名称区别指代西方和本土对女性增权赋益的思潮。认为“女性主义”与阿拉伯文化属性南辕北辙的想法不仅存在于阿拉伯世界内部，其他民族囿于对阿拉伯人的刻板印象，也总体倾向于认为他们与feminism不相干。早期的东方学家把阶层、境遇各异的阿拉伯女性等量齐观，不由分说地想象她们楚楚可怜地等待被拯救，这样的态度在当今的大众媒体中依然时有流露。

难以被真正提上日程是“女性主义”在当今阿拉伯世界的另一重困境，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阿拉伯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始终不具有独立性。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女性增权赋益的主张有了专门的名号，但终究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部分，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当时，女性是否应该超越传统的人妻人母角色介入社会公共事务，曾经引发争论：玛莱克·纳绥夫坚持女性的天职是相夫教子，“大度”地表示把“政治”留给男性;瑚达·沙阿拉维则强调女性应当在履行“天职”的同时也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杜丽亚·莎菲戈更是严肃质疑男性对政治权利的独享，甚至宣布要与男性民族主义者分道扬镳;艾米娜·赛义德也呼吁女性投身宗教、经济、政治等传统禁区。出于种种原因，卡西姆·艾敏的主张占据了主流，其本人也被誉为“阿拉伯女权之父”。艾敏提倡女性教育、反对童婚、保障女性身心健康的同时，把女性定位为孕育、抚养新一代的妻子和母亲——阿拉伯女性解放“为国为家”的“宏大”意义，正是由此而来。

众所周知，早期的feminism集中体现为西方妇女谋求参政权的运动，是一种独立自足的理论和学说。谋求女性参政权意味着西方女性完成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她们不再思考女性个体如何在家庭内部为人妻母，希望作为群体在社会历史中有所作为。但是阿拉伯啟蒙思想家——至少占据主流的那一部分——在阿拉伯女性“自然人”与“社会人”的身份定位上似乎没有清晰的思考和定论，男性民族主义者更是未曾经历类似中国“五四”时期关于“妇女是人，不只是我妻”的思想变化，因此“妇女解放”很难独立成为“当务之急”，反而容易被当作某种权宜之计。

在这一点上，阿尔及利亚反法独立战争（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二）一直被东西方学者引为经典案例。外敌当前，阿尔及利亚全国动员，各阶层的女性也投身抗战，传统的性别角色和繁文缛节一夜之间灰飞烟灭，阿尔及利亚女性的骁勇英姿让东方主义式的阿拉伯女性形象不攻自破。孰料抗战胜利后，阿尔及利亚女性一夜之间“从战场回归厨房”——而这种“回归”，正是在左翼的、反帝国主义的、主张现代化的新政府统治下发生的。阿尔及利亚案例展示了女性在“常态”和“战时”的不同境遇，好像“女性解放”是民族危难中某种积极应战的紧急措施。

女性应该“成为自己”的观点在当代阿拉伯学界已不算是新鲜说辞，埃及医生作家纳娃勒·赛阿达维（一九三一——

）、摩洛哥社会学家法蒂玛·梅尔尼西（一九四0至二0一五）等当代知识分子都在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中或直白或曲折地表达过类似主张，她们的呼声却一直未曾发挥应有的影响力，究其原因恐怕在于阿拉伯文化对女性或性别问题的特殊态度。近代阿拉伯民族深受西方殖民之苦，这几乎是当时东方落后民族的共同经历;然而除了阿拉伯人，恐怕鲜有哪个民族经历了长期的西方殖民，却没有留下任何当地女性受殖民者侵犯的记载。据称阿拉伯本土娼妓都拒绝接待西方殖民者，因为他们是“异教徒”。这种记录的真实性暂且不论，其存在至少说明“女性”在阿拉伯人潜意识中是多么私密的领域——我们固然不可笼统宣称阿拉伯女性境遇在历史上一直不如西方女性，但完全可以说，总体而言，西方人认为把女性问题加以公开探讨和研究无甚不妥，阿拉伯人却对此不能苟同，他们很难接受把“女性”这个长久以来极度私密的领域当作一种公共空间，接受人们特别是来自“异教徒”、来自西方人的注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阿拉伯女性写作迎来了一次高峰——投身文学写作的女性数量空前，部分女作家在重要文学奖项评比中屡获佳绩，名扬海内外。但是这些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女作家——如入围“贝鲁特三十九人”名单和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的曼苏拉·仪兹丁（埃及，一九七六——）和两次荣登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短名单的佳娜·哈桑（黎巴嫩，一九八五——）等——通常一边在作品中体现着鲜明的女性意识，一边在访谈中对“女性文学”和“女作家”的提法避之唯恐不及，更年轻的佳娜还曾公然对这类提法表示愤怒，认为这体现了阿拉伯社会对女作家的歧视。当然，“女性文学”和“女作家”等提法并不只是在阿拉伯才暗含着微妙的歧视色彩，然而今天的阿拉伯青年女作家依然急于以遮蔽性别身份的方式来证明自我，除了令人遗憾，也让人不禁担忧这种心态对文学创作本身的影响。

西文舶来词feminism进入阿拉伯语境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与其说它将“女性主义”的概念引入了阿拉伯，不如说它敦促近现代阿拉伯的有识之士重新发现并承认本民族历史上有过的对女性增权赋益的思想和举动。这些思想主张可能并不系统，更没有完整的理论和响亮的术语，但是这些思想主张背后的精神，却与feminism是异曲同工的。对这样的本土精神加以承认和肯定，将其看作自己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才是阿拉伯民族或其他非西方民族对待“舶来”思想最妥当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