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

张正隆

第十八章从绥宁到下江

开辟新游击区

八道河子位于宁安县东南部，周围重峦叠嶂，中间一块小平原，只西北一个山口通往卧龙河和60多公里外的宁安县城，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建在小平原上的屯子原有几十户人家，1933年夏天满洲省委吉东局在这里建立起“红地盘”后，又从汪清县动员过来几十户人家，其中大都是朝鲜（族）农民。村里的党支部、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组织一应俱全，还有一支5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平日里生产劳动、军事训练、站岗放哨、拥军支前、读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召开联欢会，每天热火朝天，各种抗日武装和外地群众来到这里，眼前无不豁然一亮：这年头，这世界，还有这样一方天地呀！

1934年9月初，千余日伪军进攻八道河子根据地。农民自卫队队长姜信泰将队伍埋伏在东西两面山上，卡住山口。敌人进来后，被两侧火力一阵夹击，丢下几具尸体退出山口。歇息片刻，敌人先是发起炮击，又向制高点开展进攻。爆炸声在山谷间轰鸣，自卫队员趴在岩石、大树后，居高临下向爬上来的敌人射击。

八道河子保卫战注定是悲壮的——别说是一支地方农民武装，就是正儿八经的抗联主力，也要尽力避免这种拉开架势的阵地防御战。他们之所以勇敢顽强、奋不顾身，是因为他们要保卫家乡、保护家人。

屯子在火海中化作灰烬和残垣断壁，没来得及逃走和舍不得离开家园的40多名村民被敌人杀害，有些孩子是被敌人扔到火里活活烧死的。

“埋葬了亲人的尸骨，在一片焦土上再搭起马架子，挖了地窨子。正是秋收季节，他们把收获的粮食藏在山里，把行动不便的老人、妇女、孩子和体弱者送走，投亲靠友。他们知道这里还会经历血与火，理应三十六计走为上，却未走，也未改变战术，仍是死顶硬扛。10月中旬，红地盘八道河子被抹掉了，自卫队也受到严重损失。”“第五军在编成之后，便感觉到部队太集中了。应该在游击活动上有计划地把全军的兵力分布一下，并根据一、二年来活动的经验，哪个部队向新的区活动，则得到开展和避免损失。哪个部队死守一域，则受到困难和损失。因此那时吉东特委向五军坚决提议，要把军队的主力离开宁安，向新的区域发展，这一意见得到五军同志的同意。”上述文字摘自1936年6月22日《中共吉东特委关于抗联第五军问题的报告》，于是就有了这年春天的兵分三路之举：一路留守宁安，两路向东西两翼出击。

宁安地区大规模的归屯并户是从1935年8月开始的。在五军的活动空间日益受到挤压的同时，日寇“治标”的军事“讨伐”也由短期变成长期，且不断加大力度。一些游击战术运用不当的山林队，虽然有的也很有战斗力，如西北山八大队，也在“讨伐”中基本垮掉了。

根据吉东特委的提议，五军一师以额穆县为中心，转向五常、苇河、舒兰、敦化等县活动，试图打通一军、三军的联系渠道。二师以穆棱为中心，向东宁、密山、勃利一带伸张，与四军、三军取得联络，并准备组建二军、五军联合指挥部，以便青纱帐起来后尽可能多地开辟新游击区，在冬季反“讨伐”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3月，二师先遣部队的两个团在师长傅显明的率领下从穆棱东进，在密山县黄泥河子陷入敌围。战斗中，傅显明及多名战士牺牲。继任师长王光宇和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率队继续前进，一路不断与日伪军交战。5月20日，袭击中东路列车，击毙日军十余人。25日，又在三道河子颠覆、袭击列车，消灭六名日军，其中少佐、上尉各一人。

2月中旬，一师从敦化、额穆地区转至宁安莲花泡一带休整，准备向五常、舒兰进击，此间遭敌袭击。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莲花泡战斗。此时，由于敌人对中东路道南的统治更加严谨，西进五常等地已不可能，一师遂向道北转进。先在宁安上马莲河袭击敌防所，又在穆棱八面通小五站袭击军列、小金山金矿局，两场战斗斩获甚丰。到林口县后，在黑老婆沟袭击日军38联队，然后直取刁翎。

五军军部的直属部队和留守部队在宁安地区攻部落、袭警署，将两个连的伪军缴械，策应、掩护一师、二师主力北进，之后也陆续北移。

1937年3月，除留守部队外，五军主力先后集结在以刁翎为根据地的牡丹江下游地区，相继开辟了依兰、富锦、宝清等游击区。

在此期间最著名的战斗，是在水平站附近伏击军列。

9月10日，二军、五军联合部队接到牡丹江市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两日内将有特别货车一列，从牡丹江驶往绥芬河，兵力不详。五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二军二师副师长兼四团团长侯国忠，估计日军的护车部队不会超过百人，遂决定进行伏击。

山林队“黑山队”熟悉地形，由其为向导，12日天亮前赶到代马沟东三公里左右的水平站附近。这里地势险峻，铁道北侧是砬子，南侧是深沟。当晚9时许，军列自西向东进入毁坏路段，车头颠簸一下之后，即向南侧倾覆，并将前边大半车厢拖翻到沟里。随着一声巨响，接着就是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听得出前边倾覆的车厢里是日军，后边的车厢里是伪军和军马。伏击部队集中火力射击鬼子，同时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惊魂未定的鬼子趴在路基上和车厢后拼命抵抗，一度发生肉搏战，最终鬼子被压制在沟里。战至半夜时分，敌人的抵抗逐渐减弱下来。

在敌人援兵到来之前，张中华、侯国忠指挥部队发起猛烈冲击，将后边车厢内的百余伪军缴械，然后焚烧列车，撤出战斗。

10月27日，周保中在给柴世荣、刘曙华的信中说：“我二、五军活动队以二军四团为主力，参加山林队海山部九月二十日袭击中东路日贼运兵列车于九站与抬（代）马沟中间，击毙日贼一百三十余名，军马六十匹，毁其军用品无算。”

“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10月10日，《東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关于筹建抗联第二路军问题的通告》中说：“柴世荣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本目前全中国人民同胞统一抗日救国之宗旨，九一八事变以来领导东北游击运动，忠贞不拔，功绩颇著，现在寄托五军军长重责，不但能够彻底完成民族解放胜利斗争，尤在于一贯到底为谋中国社会解放之胜利而奋斗，希各方同志谅察并互予提携为幸。”

柴世荣，一位个头1.75米左右的中年汉子，身材结实，两道浓眉，大胡子，有点儿拔顶。1937年后，他的衣着与其他官兵一样，春夏秋冬大都是缴获的敌人的服装，冬天外加一副棉制套袖、套裤，再披件日本军大衣，戴顶狗皮帽子或是日军的兔绒帽子。与众不同的是，柴世荣脖子上围了条狐狸皮，后来被部下硬扯下去了——因为敌人认准这个围着狐狸皮的是个非同小可的角色，战场上对他特别“照顾”。

柴世荣1894年生于山东省胶县一个农家，五岁随父母闯关东，落户于吉林省和龙县六道沟。他天性聪慧好学，读过八年书，因父亲病故而被迫辍学。从此，农忙种地，农闲打猎，为养家糊口，去朝鲜当了三年修铁路的劳工。这三年，柴世荣最深的感受是不能当亡国奴。

1928年柴世荣回国后，赶上和龙县招考警察，就前去应试并被录取，两年后升任驻所巡官。九一八事变后，他以几十名警察为基础，拉起一支抗日队伍，很快扩大到几百人，加入救国军后被编为第四旅，人称“柴旅”，转战东满、吉东各县。

前面说过，王德林被迫过界后，吴义成也要率队去苏联，柴世荣首先站出来支持周保中留在境内的主张。对于实力雄厚的“柴旅”旅长的意见，吴义成是不能不认真掂量的；而柴世荣对其他旅长、团长的影响和带动，也是自然的。

在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各军中，唯独五军从一开始就设有副军长一职，这就不只是实力使然了。

“第四路司令柴世荣，于三月十四日缴宁安县南新官地壮丁团杂色步枪二十八支，子弹一千二百粒，并枪决队长一名。又于四月五日，倭军百余伪警备队三百余，由宁安县出发，向我司令部出发，被我侦知，预将队伍密置山林，并设诱兵，将倭军诱于山林，始行射击。是役射死倭军三十二名，得盖枪二十六支，我方完全未伤一兵。”这是救国军人士写的《吉林方面义勇军抗日战事汇志》中的一段文字。

虽非土生却是土长的柴世荣，熟悉山林、地势。据说，转战东满、吉东期间，“柴旅”很少找向导。虽未受过正规的游击战训练，也无从听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军事策略，可柴世荣对此好像天生就有悟性和心得。

周保中说：“论打游击战，数着柴世荣。”

1937年年初，五军主力转移到下江地区后，得知驻扎在后刁翎的日伪军300多人要去林口。地下党的情报说，敌人向当地农民要了200副爬犁，这个情况引起柴世荣的注意——300多人用不了这么多爬犁，肯定还有许多军用物资，打好这仗大有赚头。

从后刁翎到林口，必经的盘山道弯弯曲曲。1月27日夜，天降大雪，部队悄然出动。第二天凌晨到达大盘道山后，柴世荣瞭了几眼地形，将军部警卫营和五团部署在盘山道旁的树丛中，将军部和青年义勇军、妇女团置于北面蛤蟆塘山顶。

中午12点多钟，远远地看到敌人在风雪中露头了。

无声的落雪，突然化作纷飞的弹雨。马受伤后，有的一头栽倒在地，有的拖着爬犁狂奔。乱了一阵子，敌人就趴在雪地上、爬犁后、树丛中进行抵抗。

站在山顶上的柴世荣，一边观察战场上的态势，一边把酒葫芦凑在嘴边，“咕咚咕咚”灌了幾口。

年轻时曾只身赤手打死一只豹子的柴世荣，有一手好枪法，身上却很少带枪，连支手枪也难见，须臾不离身的是个酒葫芦。有人酒后无形，而身经百战、瞅着武人一个的柴世荣，平时喜欢看书，善于思考问题，还写得一手好字，枪炮声中灌上几口酒，会变得更加机敏沉静，枪也打得更准。情况危急时，他会把机枪手的机枪夺过来，抱在怀里射击。

几个副官大都是救国军时期的老部下。除罗副官是个秀才、专管文秘外，其余副官都是神枪手。比柴世荣大几岁的刘副官，人称“刘炮”。他有个弟弟，人称“小炮”，在四团当连长。这一刻，“刘炮”站在用雪构筑的掩体后面，端起一支三八大盖，专拣鬼子和威胁大的机枪手打。

战至下午4点左右，300多敌人几乎全部被歼，其中有40多个鬼子。

2月1日，“柴旅”又将驻前刁翎的伪军一个营或俘或毙，战果辉煌。

五军能在刁翎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两次战斗具有重要意义。

“柴军长世荣亲理诸务，行军驻军警戒作战指挥独立担负，颇见精明活泼逾于壮年新进之人。”这是周保中1939年3月31日日记中的一段文字。

从副军长到军长，1934年入党的柴世荣，在党内的职务并不高。

这是个领兵打仗的人。

老塔站的“火拼”与结盟

1934年端午节前夕，周保中率边区军来到敦化县老塔站，见到山林队“九占队”，得知这里出事了。

宁安西北山八大队的“晴天队”向当地甲长陈子庚征收抗日物资，主要是单衣——天暖了，该换季了。

陈子庚已经如数做完了，可“九占队”先到，拿走一批，待“晴天队”来时就不够了。

“晴天队”首领于长和火了：“老子在前方吃枪子，五月节了还穿着棉袄棉裤打仗，你们这帮窝囊废是干啥吃的？”

这西北山八大队原是东省铁路护路军丁超、东北军李杜的旧部，有400人左右，分为八个大队。他们装备精良、弹药充足，与日军作战胜多负少，自然不把一般的山林队放在眼里。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曾派人到八大队中工作，并与之联合作战。

陈家是当地大户，养着不少炮手、家丁，这些人也窝着一肚子火，就抱怨说：“你们都是爷，哪个来了俺们敢不伺候？狼多肉少，神仙也做不了那么快。”

见陈家人跟他说这话，于长和急了，下令攻打陈家大院。这陈家大院岂是轻易打得下来的！双方交战中，“晴天队”的炮头“刘大炮”被打死了。于长和越发怒不可遏，要血洗陈家大院。

就在这时，周保中带领边区军和“九占队”赶到了。

周保中走到“刘大炮”跟前，蹲下身来，将死者凌乱的头发理了理，又掏出毛巾将死者脸上的血污擦净。这是个神枪手，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汉子，一次战斗中，曾用一支步枪逐一给敌人“点名”，将被围的20多个弟兄解救出来。

在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周保中站起身，两道犀利的目光在于长和脸上停留片刻：“刚才还活蹦乱跳个人，就这么死了，他死得值吗？”

“弟兄们！”周保中环视四周，有点儿沙哑的南方口音激昂而又悲愤，“咱们是反日军，日本子在杀中国人，可咱们在这里干什么？他陈甲长不是不帮忙，是一时半会儿忙不过来，那就等几天呗，有什么大不了的，非得打个你死我活不可吗？刘炮头死了，谁在那儿偷着乐？就算你把陳家大院平了，算什么英雄好汉？又得死多少弟兄、添多少孤儿寡妇？日本子杀了多少中国人，还嫌他们杀得不够吗？”

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让“晴天队”官兵眼里的杀气逐渐消失了。

于长和突然扑到“刘大炮”身上，号啕大哭：“兄弟呀，俺浑哪，俺对不起你呀，俺怎么向你的高堂交代呀……”

在大院门楼上将这一过程都看在眼里的陈子庚，这时开门走了出来，双手抱拳，向各路人马施礼道：“听了周总参谋长一席话，俺陈子庚说什么也难表一家老小的心情，只想用行动说话。俺愿出300大洋发丧刘炮头，他的父母妻儿俺供养了，再出10石苞米、10石小米、10石大豆，作为八大队的给养。今个晌午，俺杀猪宰羊，为周总参谋长和众位首领、弟兄接风洗尘。”

说着，陈子庚走到周保中和于长和跟前，再次施礼道：“周总参谋长和长和兄弟，二位要是不嫌弃俺，今儿个请赏个面子，俺想跟你们和众位首领交换金兰大帖，结成生死弟兄。”

见于长和一时还别不过劲儿来，周保中就说：“照陈甲长说的办，结拜兄弟，共同反日。”

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于长和也痛快地道：“好，听周总参谋长的。俺是个粗人，对诸位多有冒犯，可打日本子决不含糊！”

包括“九占队”营以上的首领，共65位，黑压压地跪在陈家的场院里对天盟誓：“同心协力，反日到底，驱逐日寇，万死不辞！”

1936年7月6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张中华、柴世荣给春山兄的信》中说：“五军之建制，完全建制在周保中个人威信与信仰上面。只有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较为完全。在政治理论和策略上的实行运用，都赖其一人。保中同志不但成为五军军长，同时二军军长，也就是他担任。每日在工作中，脑筋运用，劳苦得不得了。”

同样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到南满时就有一支现成的游击队，赵尚志是在经历了巴彦游击队的失败后，重新拉起一支队伍，而周保中则又是一种情形了。

吉东是自卫军、救国军的发祥地，李杜、王德林过界苏联后，旧部大都报个字号成了山林队。比之东满、南满、北满，这些队伍中原东北军的成分就多些，装备也好些。义勇军溃败后，南满有杨靖宇，北满有赵尚志，吉东自然也需要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此时的周保中众望所归。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塔站结义，只是其中一例。

“点点星火遍地烧，日日夜夜倭寇嚎。倒悬不解三千万，田横壮儿五百条。”这是周保中写于1935年春的一首诗，题为《抗争与宁死不屈》。

这是个有着坚强个性的人，寡言少语，冷峻严厉，讲原则说一不二，又会拿捏分寸，明了什么时候应该妥协、怎样妥协。就是这样一个貌似难以接近的人，长期顶着“上层勾结”的压力，以其独具的品性、魅力，将吉东地区的各种反日力量聚拢起来。

彭施鲁老人说：“那时有什么难题，各抒己见没辙了，人们就会说：要是周总指挥在就好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