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无法告别的时代

2019-08-13 03:00:44 南都周刊 2019年7期

河西

6月15日,音乐大师罗大佑在台北“小巨蛋”举办了自己出道37年的演唱会,林青霞低调现身,做回一次小迷妹。

只有罗大佑能有这样的魅力,他的音乐影响了几代人,是当之无愧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

每一首熟悉的歌曲都是一段记忆,时间退回到47年前,回到罗大佑的“无法盗版的青春”。“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童年》中的这一幕总是让人想起侯孝贤《冬冬的假期》中的宁静和童真。

那是无忧无虑的童年,那段记忆,总是深深埋在变身愤青的罗大佑的心坎里。1974年开始写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并为电影《闪亮的日子》配乐,罗大佑从一名“前途无量”的医生,转身进入娱乐圈,只在美国有过短暂的重操旧业。感性的音乐压倒了理性的医学,他知道,这是他今生的宿命。

如今,是不是到了要告别罗大佑的时代?罗大佑依旧在台上唱着,他的歌依旧振聋发聩,一点都没有过时。

是的,这是无法告别的时代。

该出手时才出手

南都周刊:《歌》是你发表的第一首创作曲。用的是徐志摩翻译的词。为什么不自己写词。却把徐志摩的这首词谱成曲了呢?

罗大佑:也很奇怪,歌曲有时候要慢慢碰到正好合适的歌词。1974年我写《歌》的时候只写了旋律而已,歌词也写了,但是我觉得很烂,那是硬填进去的一首歌词。而我又一直觉得旋律还是很不错,所以就把它保留着。一直到1977年我写电影《闪亮的日子》主题曲的时候,我又重新把这首《歌》翻出来,它成了这部电影中的一首插曲,也就是张艾嘉演的角色在友人去世后,到他的墓前唱的一首歌。

编剧在剧本里用了英国女诗人克里斯蒂娜写的诗,中文由徐志摩翻译成中文,当我读到这首诗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自己3年前那—首歌,结果一拍即合,真是很巧。有时候一首歌要耐心等待,等到真的对的时候才出手。

南都周刊:1977年,你正式投入商业音乐创作,为电影《闪亮的日子》、《清奔》和《走不完的路》等创作歌曲。那是怎么样的机缘为电影配乐?

罗大佑:朋友介绍啊,1972年我组了一个学生乐队叫“Rocks”,乐队的鼓手在《闪亮的日子》里担任副导演,电影需要有专门懂音乐的人来负责电影配乐这一部分,包括什么录音、乐团、处理乐器等等。我的鼓手朋友知道我能作曲,于是将我推荐给导演,导演听了我的歌之后觉得正是他需要的,就这样子,我就给《闪亮的日子》写了主题曲和插曲。

南都周刊:1981年,你首度担任唱片制作人,制作张艾嘉《童年》,收录单曲《小妹》,据说“小妹”是你对张艾嘉的昵称,是这样的吗?做制作人和自己之前写歌方式和感觉上有什么样的不同?

罗大佑:对,“小妹”确实是我对张艾嘉的昵称。

自己写歌和做制作人我想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給每一个不同的人做制作都会不同,当然会有一些困难。张艾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虽然当时她还只是一个优秀的演员,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唱歌,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也可以去跳舞,当然如果是一个会表演的人会更有优势,不管是她的身体表达还是声音的表达,这种表达的能力她已经具备了,所以我觉得她来唱歌根本不是问题。

我的强项是作曲,我给自己作曲和制作唱片并不是什么难的事情。而这里的重点是我给其他人制作唱片,当我为一个歌手——即便是一个非专业歌手——制作唱片时,我就要帮她找到她的喉咙和嗓子,而且要设计出一些不一样的特色,使得这些歌曲变成适合她的年纪、适合她的形象、适合于她自己的故事,所有这一切编成她的整体音乐专辑,有点类似于给她写个剧本,把她设定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做成一部有声的电影。

像鲁迅一样呐喊

南都周刊:台湾社会到20世纪80年代初,《童年》时代的民谣风大变,你写了许多非常具有批判性的歌曲。一改邓丽君时代的小调曲风。可以说开一代之风气。

罗大佑《之乎者也》这张唱片(包括第二张唱片《未来的主人翁》)都是很激进的状态。那时候受到一些西方音乐的影响,同时,国民党开始逐渐放松高压统治。音乐其实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一种反射,我们意识到,不能做一个旁观者,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社会这样子下去,如果你袖手旁观,那么你就会成为压迫的一分子,你应该有这样的社会责任感勇敢地站出来。

南都周刊:1982年你在台湾出版首张创作专辑《之乎者也》。里面的歌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当时的社会氛围是否有很大的关系?

罗大佑:那当然肯定是有的。我的《之乎者也》歌词里面写:“眼睛睁一只,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欢喜也。大家都知之,大家都在乎,袖手旁观者,你我是也。”如果大家都看到这样的现象,可是大家都作袖手旁观者,那么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其实我当时写那样的音乐,也是为了通过音乐来表达一些社会责任感。

南都周刊:你戴墨镜,全身黑衣的造型。在当时引领青年人的时尚。是不是也受到一些西方摇滚音乐的影响?

罗大佑: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啊,一方面我觉得它比较简单一点,也可以把自己隐藏得好一点。戴墨镜是为了不让自己曝光得太厉害,不戴墨镜也不好看。

南都周刊:当时写出这样批判性的歌曲。其实还是有很大风险的。当时的台湾当局对你是否也进行压制,使你备受压力?

罗大佑:当然了,他们看到我会觉得太奇怪了。当然他们也不会把我关起来,毕竟我只是个唱歌、写歌的而已,也没有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

南都周刊:很少有一个音乐人。能像你那样,既能像鲁迅一样呐喊,有时又像张爱玲一样细腻,比如那首《滚滚红尘》,你觉得自己是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吗?

罗大佑:我的个性你讲得对,是很矛盾的。台湾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样的性格反差,我觉得和海岛有一定的关系。台湾早期受日本统治50年,也很受美国的影响(而香港受英国的影响比较大),虽然我们都讲中文,但是国民性三地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使我表现出愤怒的一面,和比较温和的一面,我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台湾人的问题。

明天会更好

南都周刊:1985年,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你却因为《明天会更好》的原因选择去美国短期停留,在美国当医生?

罗大佑:那时候我写了《明天会更好》,但是我没有想到国民党将其作为“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的宣传主题曲。可是呢,台湾的民众以为我放弃了立场,转而变节投向当局,这是很大的误解。你们都听过这首歌,在这首歌,我并没有任何歌功颂德的词句,也没有去吹捧国民党。国民党方面对我也不满意,结果就变成两边都没有讨好。

有趣的是,这首歌在香港和大陆广受欢迎,我后来去香港,也是因为《明天会更好》在香港广为传唱,香港电台和电视台邀请我去香港,我才去的。

南都周刊:在纽约的时候。有没有放弃音乐的打算?

罗大佑:当时确实是心灰意冷,觉得做音乐怎么会搞出那么多飞机出来。我当时完全想放弃音乐了,我想逃离这个环境,音乐怎么会搞那么辛苦?到了纽约之后,我才发现无事一身轻,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台湾是个海岛,太封锁,你去纽约的艺术家圈子里看一看,每个人都很穷,赚一点钱,也就是20元钱一天的样子,可是大家不会觉得那么辛苦。

南都周刊:在美国就是当牙医吗?

罗大佑:我在纽约考医生执照。那时是想以后做医生,我想如果那时就退出歌坛做了一名医生的话,我应该也不会很差劲才对。

南都周刊:1987年,你是如何离美赴港发展的?

罗大佑《明天会更好》这首歌也很奇怪,在香港很受欢迎。这个概念在当时其实还是很新的,他们就请我到香港去表演。当时亚洲电台和电视台有一个创作比赛,我在这个比赛中担任表演嘉宾。正好我在为《海上花》电影配乐,就去了香港,去了以后我发现香港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有私人发展的空间,终于就定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香港毕竟是一个粤语音乐发展的空间。

罗大佑:是的,所以我从电影配乐开始做。但是西方的世界毕竟不是中文写作者可以进入的世界,我觉得香港是个很适合的地域,它既是中文歌曲的天下,又有资本主义的唱片工业,还有一个“姓资姓社”的未来——在当时看有各种可能性。所以香港成了我音乐的又一个出发点。

东方之珠

南都周刊:1986年,你在香港写的《东方之珠》传唱一时,怎么会写这样一首歌的?

罗大佑:我觉得香港这座城市,当然有很多中国人的影响,但同时又受过西方文化的洗礼;这里有劳斯莱斯,也会有广东传统的粤菜,有中环商业化、现代化的商场,也会有黄大仙的庙,这里是一个东西方交融和杂处的场域,非常有意思。我写《东方之珠》,开始是中国小调,到了副歌的部分,又呈现西方的曲风,这首歌是尝试着将东西方的曲调结合在一起,使得它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一个产物,也在隐喻香港这座城市的特性。

南都周刊: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是和黄霑合作的,黄霑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了.你和他接触下来,你觉得他是个怎么样的人?

罗大佑:《沧海一声笑》是黄君写的,我来制作,我、徐克和黄霑三个人合唱。黄霑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那么早就去世我觉得实在太可惜。黄霑是全才,他的个性非常爽朗,香港像黄霑这么多才多艺的很少,而且他还喜欢提拔新人,像温拿乐队就是他提拔出来的。黄霑为了捧温拿,为他们度身定作电影《追赶跑跳碰》,自己投资,自己写歌,赔掉1000多万,在捧新人方面,黄霑会不遗余力。

我没有看到过另外一首歌像《沧海一声笑》那样.歌词不变,用粤语和国语来唱同样合乎音调,同样那么好听。

《沧海一声笑》这首歌伟大的地方在于,我没有看到过另外一首歌像《沧海一声笑》那样,歌词不变,用粤语和国语来唱同样合乎音调,同样那么好听。我真是没有见过第二首。因为黄霈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填词完全按照中国古音来填,可是呢,这首歌又不会让人觉得很老旧,它还是那么新,这是黄霑了不起的地方。

南都周刊:在香港的“音乐工厂”时期,你做了一些音乐上的调整,比如梅艳芳的那首《似是故人来》,是小调的曲风,和你之前的《未来的主人翁》之类的批判性歌曲有很大的不同,当时也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罗大佑《似是故人来》是电影《双镯》的主题曲,我知道写中国故事的曲风,延续广东大戏的曲调可能会比较好,现在看来,我在香港的時候,确实也着意吸收一些广东传统的音乐元素,将它们融入到流行音乐中来,这样的尝试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意义的。

南都周刊:到香港之后。1988年,你创设“音乐工厂”。首张粤语专辑《皇后大道东》非常成功,后来似乎并没有再做你的粤语专辑,是觉得你用粤语演唱还是不太适应?

罗大佑:唱粤语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难。歌词永远要请林夕来写,自己要写粤语歌词太难70闽南话我还可以自己来写歌词,粤语歌词需要很深的造诣才行。粤语唱片我在香港也只出了一张而已,我还是觉得用国语写作会比较得心应手。

南都周刊:林夕先生谈到当时和你合作“音乐工厂”,说你是“一个艺术家在做商业”,你觉得他的说法是否准确?

罗大佑:没错,所以“艺术家在做商业”就是不希望自己受到太多唱片公司的控制,要做自己想要做的唱片,而不是在唱片公司旗下时那样,做唱片公司想要的唱片。依我的个性,我不太可能去听从唱片公司的安排。

南都周刊:“音乐工厂”时期还是签了一些艺人,我还记得有一个当时你们挺看重的歌手叫袁凤瑛,后来这些歌手都渐渐淡出歌坛了,真地很可惜。

罗大佑:是啊,像袁凤瑛这样的歌手很可惜。袁凤瑛在表演和歌唱的部分都没有问题,只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她并不是很擅长表达和处理。那可能要怪我,我没有把她这方面安排得比较好,主要还是因为我在这方面不是强项。这样一个老板,当然也就不太能帮她去找一些公关或经纪帮帮她,因为我也太不会这样了。

南都周刊:之后你出版了唱片《恋曲2000》,那些绵延的长句还是你一贯的风格。花比傲的配器也非常棒,但又表现出不同的意境,从《恋曲1980》、《恋曲1990》一路走来,是否也是有计划地在写“恋曲系列”?

罗大佑:其实这些都是有感觉了才写的,《恋曲1980》当然是自己的感情经历的产物,而《恋曲1990》则是杜琪峰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阿郎的故事》讲的是周润发饰演的摩托小太保和张艾嘉饰演的贤淑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张艾嘉和一个资本企业家一起回到香港,与周润发在一起,结果暗结珠胎……在这部电影中,杜琪峰需要几首情歌,找我来写,那完全是命题作业,我还为这部电影写了另一首歌,就是《你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