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描线师

我天生喜欢文学和美术，这一点从我识字起就有苗头，到了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起，就更明显了。当年我们的班主任同时兼任语文和数学老师，某次考试，我两科成绩居然相差30分。因为两门课都是他教的，责任无处推，只能把他气个倒仰。加上我在学习上一直不是努力型选手，全靠上课听讲和课外阅读来维持成绩，所以分数一直在一个区间内呈波浪式起伏，自己却满不在乎。

到了小学五年级，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换成了10队的刘老师。他性格温和又严谨，讲课生动有趣，很快成为所有老师中的大明星，所有学生都以数学成绩好为荣，全体如痴如醉地抱着数学习题册做课外拓展练習。大家回家吃午饭，都是匆匆扒完，马上跑回学校去做题。有些学生甚至直接聚到刘老师的办公室，等他吃完午饭回去，桌旁至少攒了五六个小脑袋。能替刘老师批数学作业，成为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我大概也就只有一两次这种荣幸。

因为刘老师，我们小学的数学平均成绩突然上了一个大台阶。小升初时，我的数学居然差两分就考到满分。这直接使初一时教数学的赵老师对我寄予厚望，一旦我成绩滑落到80多分，他就痛心疾首。

可惜，初一下学期，我们学校把我所在的一五班和我堂妹所在的一三班拆散，分插进另外四个班。我去了一二班。

一二班的班主任教英语，是个黑瘦的年轻人，在初一上学期以严厉著称，每天早读都比学生早到，站在教室门口如半截黑剑，不怒自威，所以一二班当时成绩很好。而分班之后，不知为何他突然松懈了下来，大多时间对班级事务不闻不问。我脑海中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他授课的记忆，仅记得某次我上课时偷看课外书，被他从后窗口拍了一下肩膀，将书收走了，学期结束也没有还我。

一二班的数学老师，原本业务也比较精湛，但刚教了一个月课，就有一位女大学生来实习，数学课便转交给了她。那女生脸圆圆的，说话柔声细气，坐在第六排就听不清楚。后排男生索性上课起哄气她，有数次把她气出了眼泪。而我，从“因式分解”之后，因教室喧闹，便听不清也学不会数学了，加之眼睛开始近视，因为某种奇特的畏惧，也不敢告诉家人要配眼镜，成绩便愈来愈差。

到了初二，学校又分了一次班，赵老师又教回我们。开学先来了一次摸底考试，他拿着我30分的卷子哭笑不得。我原以为可以在他的教导之下把数学补回来，结果不到一个月，他调离了这所学校，去了十几里外的另一所初中。

此时，我的三门主课中，数学在30分左右徘徊，英语在及格线附近晃荡，仅剩下一门语文成绩尚可骄人——客观来讲，这没老师多少功劳。青春期那种饱满得要炸掉的情绪驱使大部分少男少女靠近文艺，而天性使我靠得更近一些。因为大量阅读武侠和言情小说，以及古诗词，为侠气、柔情、文字之美所激，我也开始尝试着创作。虽然我写得幼稚，但已是同龄学生里的佼佼者。

我们的语文老师个子高大，有圆圆的肚子和突出的厚嘴唇，讲课慢条斯理，并不精彩。他很少发怒，对学生的捣蛋似乎也无计可施，所以学生们很轻视他，对他布置的作业并不认真做，还给他起了绰号——“鸡娃”。

但他对我很好。

多的事也不记得了，留在记忆里的不过两件事：

他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他每天批阅。我本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之前断断续续，但一直在写。只是被老师批阅的日记，是“另一本账”而已。我一般会认认真真写四五天，每天三四百字，还会配上插图，第六天则写“今日无事可记”6个大字，聊以塞责。他批到我日记时，我很紧张，以为要被他责骂，但他只是把我的日记本摊开在他巨大的左手掌心上，微笑着很快浏览一遍，右手握着红笔唰唰扫动两下就还给我。我一看，“优”！居然还能拿到优！下一次，我故技重施，他依然默默批优。

另外一次，学了课文《白杨礼赞》，他要求我们写一篇类似题材的文章。我写了村里的泡桐树，堂妹看了我的文章，就写了路边的小草。他叫我们到他办公室去，拿着我们俩的作文，一句一句讲他的看法。我一边听，一边不服气，心里想：“哼，你这‘鸡娃懂什么！还是我自己写得好！”

但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一生之中唯一一次被老师认真地提出写作上的建议。今天想起他来，我时常为自己当年那种莫名其妙的傲慢感到惭愧，也为自己当年跟其他学生一起轻视他觉得羞耻——未经阅历熬炼的心性往往肤浅轻浮，不明白难得的未必是才华，而是善良。

初三学校又分班，所有老师全部再换一遍。我的成绩稳定在初二的状态，几乎所有老师都不再注意我。只有一次，班里的尖子生去参加全市竞赛，成绩不如意，语文老师突兀地在课堂上说了一句：“语文竞赛要是让苏辛去，至少能把平均分拉高好几分吧！”这句话当时令我很尴尬，却又如一点火光闪耀于灰色的雾气之中。

但语文和政史地，依然不足以拯救我。当年中考结束，我自知考得很差，却不得不去学校查成绩。骑车到了校门口，看见英语老师，他抽出成绩单看了一眼，说：“297分！”这与当年的分数线差不多有200分的差距。我一句话也没说，转身默默骑回家去。

第一年复读我摔伤了腿骨，只得休学。第二年我接着去复读。这一次，几乎没有认识的同学了。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也换成了50多岁的郭老师，一位身材矮瘦、脑门光亮的男老师。

虽然年纪偏大，但郭老师身上充溢着一股鼓荡的激情，上课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豪兴遄飞。只是他飞扬的意兴，往往只有前三四排的同学稍加呼应，后面的同学大半已快要放弃学业，看他如此激动，反而觉得好笑。但他从未因此颓丧过。讲到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时，他布置大家早读背诵全词。下课前10分钟验收成果，全班集体背诵了两遍。词本不长，年轻人记性好，一句句背诵得整齐划一。他听得喜悦，大喝一声：“现在，我们把整首词倒着背一遍，可以吗？”有前面的背诵热身，全班人罕见地集体兴奋，大吼回他：“好！”于是“可怜白发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一句句倒回去，很快成功倒背一遍。因为背得顺畅，所有人都大为得意，郭老师开心得脸都红了，让大家又背了一遍。

初三已经不怎么讲课，我们大半时间都在做卷子，每周写一次作文。每次写完作文，郭老师会挑5名同学来读自己的作文。从第一次起，他就把我放在最后一个压场。一开始我以为是无意的，后来次次如此，我才明白他的用心。

作为别扭的文艺少女，我一直有一种“偏要特立独行”的孤勇。第一次读作文，我就用了普通话——那时候的农村中学，不论授课的老师还是读书的学生，都不用普通话。后排男生觉得我矫情，集体冲我发出嘘声，之后又纷纷发出“切”的声音。老师在台上扫视后排同学，目光雪亮，带有威严，我连语调语速都没改变，一直把文章读完。

后面的大半年都是如此。我压场，用普通话读作文，他点评文章的好处。久而久之，后排男生也都见怪不怪了。写过的作文大半都忘记了，唯有一次命题作文是《我的祖国》，我将祖国比拟为一个有两条发辫的少女，一条长江，一条黄河，通篇拟人。郭老师听了十分振奋，眼睛发亮，着实把我夸奖了一番。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在课余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投到许昌的一本杂志，居然被发表了。这成了学校里的一件大事。郭老师得知此事，把我的样刊要去，快步走向校长办公室。当晚我们正在教室里办联欢晚会，校长突然大驾光临。我唱完一曲《爱拼才会赢》，校长出来致辞，极力肯定了我一番，连前年告知我中考分数的英语老师也附和说：“你作文是写得好。当年每逢你的作文出来，我们各个学科的老师都要传看一遍。”

这自然算不上什么成绩。记得这么牢，其实是因为经过两三年的灰暗时光后，我的自信心已经非常脆弱。少年的自傲发自本能，却无以站立。才华需要被看见，被“强大的大人”看见并肯定。而我的老师，并不需要我亲近他，就给了我他所能给的最大程度的肯定。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凡。

第二年，我上了高中，从此再没见过郭老师。

之后的岁月中，我被高中老师说过“作文没有灵气”，高考后阴差阳错读了计算机系，毕业后在郑州找不到合适的文字类工作……我跌跌撞撞了许多年，却始终有一种不可摧毁的自信：相信自己所拥有的那点才华，不足以惊世骇俗，却应该可以安身立命。这是他们曾为我加持的底气，他们帮我一起画下的线条，笔墨凝重，轻易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