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集团化办学

黄积才

深圳市域集团化办学从深圳南山区2003年开始实践，到2017年深圳市罗湖区改革创新教育体制机制，采取“名校+”、“名校长+”模式，大手笔将一次性推出9大教育集团和8个教育发展联盟而达到高潮，深圳各行政区域学校集团办学行动持续推进。一时间，学校集团化办学成为了促进区域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实现教育公平的政策选项，成为了教育行政管理方式转型，推动教育治理体系与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集团化办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教育产业化理论，各种资本力量大量介入学校教育领域，推动民办学校组织个体规模的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同时也随着学校办学竞争压力的越来越大，学校发展也采取企业集团形式，从由单一走向群体。民营资本民办教育及企业集团的实践，助推了教育集团的诞生，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美好教育需求为教育集团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集团化办学从民办学校集团到公办教育集团、从职业教育集团到基础教育集团，从学校组织自下而上推动，到政府行政自上而下区域推动，今天的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政府推动优质均衡发展的一种“教育现象”。目前学校集團化办学已经成为教育创新发展的全国性教育公共政策，似乎全国学校不在集团中，就一定走在集团化的路上。《中小学管理》组织两次集团化办学全国性高端论坛，呈现学校集团化办学经验，探讨学校集团化办学规律，起到了很好的推动推介作用。集团化办学成为全国各地教育改革的“热潮”的背后，需要教育改革决策者的“冷思考”。

当前，支持集团化办学的理由很充分。认为集团化办学充分体现了现代管理理念与学校教育组织的结合。其管理扁平化、质量标准化、信息网络化彰显集团化办学的高效特征。集团化办学能充分发挥区内名校和名校长的品牌效应与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加强成员校之间教师互派、教研互动、课程共建共享、文化共生共荣，实现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反对集团化办学的理由也很充分。如集团化办学导致优质学校资源稀释问题，集团化办学加大治理层级“事出多失”问题，集团化办学难以处理政校关系问题，集团化办学存在“借壳贴金”“搭顺风车”，重视“输血”而忽视“造血”。认为集团化办学使集团内名校或名校长管理文化的优势输出导致集团内学校在办学理念、教师行为风格，学生培养规格、学校硬件设施等方面雷同，导致集团学校文化多样性缺失，不利于学校的个性化和多元化发展，同时名校管理文化注入式交流是否会产生冲突、抗拒、变异现象。

教育集团是以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学校为核心，选择或者接纳与其相似或者互补的学校，通过组织间关系多种方式进行联结，所建立的大规模、多形式、多层次的学校联合体。集团化办学本质上是一种学校组织间的合作关系，一种基于组织间关系的校际合作办学，是名校联合普通校组成的学校发展共同体，是重新调整学校组织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创新方式。集团化办学基于学校改进的实践逻辑、集团规模扩展的理性逻辑、学校协同发展的共生逻辑，促使名校集团内学校组织间关系的生成。集团化办学的实质是对学校组织间关系的维护与协调。随着内部学校间的关系性、知识性等资本要素的相互嵌入与流通，并通过“点对点”的合作机制、“点线成片”的联动机制、“点片成网”的创生机制，名校集团逐步发展，并成为区域合作互助、联动协同、创生共进的学校发展共同体。基于区域教育“公平、优质、均衡”的价值追求，为实现“有学上”到“上好学”的学校组织发展，集团化办学是突破当前学校治理困局的实践创新。

组织间关系是组织之间交流互动、联结共生的关系。以学校组织间关系为视角，审视集团化办学的学校组织间关系的形态要素，理清组织间关系背后的学校组织间要素建构逻辑，探索集团化办学各学校组织间关系的治理机制，是正确认识和解决名校集团治理问题的有效方法。根据组织间关系的不同类型，分析集团学校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可以形成集团化办学的各种类型。目前，学校集团化办学，根据集团内成员学校的类型，有“名校+民校”、“名校+新校”、“名校+名企”、“名校+弱校”等形式。根据集团化办学发展程度形成了“三三模式”，即初级阶段补差模式、中级阶段嫁接模式、高级阶段共生模式。根据照集团内成员结构的紧密度（选择型、联盟型、联邦型与集权型）四个发展阶段，与组间关系（均衡型、依附型）两两交叉形成八种模式，被称为“四八模式”。

学校治理要遵循组织治理的规律，也要遵循教育治理的规律，还要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好的组织间关系是一种基于组织自律、组织间互相信任的关系，是共存共生、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关系。学校要有学校样，学校要有自己的样，集团化办学要确保集团内各校独立样态的基础上，依托组织间关系原则，把学校集团建成立德树人共同体，美好生活共同体，这应是最好的学校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