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叙事研究

摘  要：张悦然是“80后”代表作家之一，其近年来创作的历史小说《茧》与《大乔小乔》成为她转型期的代表作品。“多声部”的叙事策略、历史与成长主题的融合是张悦然言说历史的手法，同时作品还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同代人的精神关怀。

关键词：“80后”文学;历史叙事;张悦然;

作者简介：沈梦云，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一在读。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80后”代表作家张悦然于2016年出版长篇小说《茧》，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这部以“文革”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不仅标志着张悦然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转型，也“被视为‘80 后写作转向历史与公共领域的重要标志之一”。[1]一年之后，张悦然再度以“计划生育”为写作对象，发表了中篇小说《大乔小乔》，并获得“汪曾祺华语小说奖”。本文将对文本中存在的“多声部”的叙事策略、历史书写中的成长主题及作家对历史真实的怀疑和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体悟作出解读，以探讨张悦然历史小说的叙事艺术。

一、“多声部”的叙事策略

复调，本为音乐术语，巴赫金在研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基础上借用这一术语创造了“复调小说”理论，“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这里恰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间不发生融合。”[2]这一理论在张悦然的这部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的体现。

《茧》以文革为历史背景，讲述了李佳栖和程恭及其父辈祖父辈三代人的故事。文本以李佳栖和程恭二人的独立叙事展开，通过对话的形式让两条线并列行进，伴随着交叉描述，一层一层抽丝剥茧，追溯父辈和祖辈的历史。在叙述视角上，作者选择了第一人称，从人物的视野呈现个人命运，使得读者能够更加贴近人物的心理;在叙事策略上，运用“多声部”的叙事手法，李佳栖和程恭分别作为一个叙述视角，各自回忆自己的父辈及祖父辈在文革影响下的际遇。历史在这样的叙事模式下成为了“80后”的集体记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两个主人公设置了丰富的心理描写，李佳栖和程恭不仅处于一种相互对话的模式，他们在各自叙述自己的经历时，时常在重要事件发生处展现激烈的心理矛盾，表现为“自己内心矛盾的冲突和把他人意识作为内心的一个对立的话语进行对话”，[3]这即是巴赫金所说的“双声语对话”。人物拥有的内在对话性，增强了其心理斗争的感染力，使得历史对其人格和命运的影响在逻辑结构上获得了合理性。

《大乔小乔》讲述了乔家两姐妹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不同处境。计划生育这一政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萌芽，八十年代成为我国基本国策，这一话题与“80后”紧密相连。随着近年来政策的调整，“严格控制人口增长”这一指标已成为历史，而此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则成为“80后”记忆中独特的历史。文本采取了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以乔琳和许妍长大后的生活为现实情境，毫无过渡的穿插进过去，即两姐妹少年时期的生活景象，甚至还以不同字号的段落呈现许妍的个人回忆。于是，两姐妹当下和过去的记忆、许妍的个体记忆构成了文本的三个声部，这三个不同的叙述视角各自讲述出生于同一个家庭的两姐妹因为计划生育而形成的不同性格和命运及人物内心的斗争过程。

二、历史书写下的成长主题

《茧》与《大乔小乔》虽然都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但是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在历史书写中隐含着成长这一主题，而这也是张悦然在此前的青春文学创作中擅长的主题。将历史置于人物的成长历程中书写，让历史的发展与人物的成长一同推进，成为了张悦然历史书写的一大特色。

在《茧》中，故事包含了人物的童年、少年和成人时期，通过成年主人公的回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往事、父辈和祖辈的遭际慢慢浮出水面，作者用一种从下而上的方式回顾历史，也在追溯历史的真相。李佳栖和程恭都出生于80年代，文革这段历史于他们而言并非真实可感，他们眼中看到的是代表文革的各种意象：死人塔、钉子、植物人爷爷等一系列符号，构成了他们脑海中的文革。文本没有对历史的原生态事件进行还原，作者虽然写历史，但是并没有回到历史现场，而是从文革在三代人身上产生的影响谈起。李佳栖的爷爷在文革时期的一场批斗中，将一枚钉子锲入了程恭爷爷的脑子里，致使其成为植物人。这一事件成为了两个家族不可说的秘密。李佳栖的父亲因为这个秘密的影响，逐步逃离家庭，走向毁灭，李佳栖因缺少父爱而在成长过程中不断靠近父亲的同学、同事、学生，从他们口中了解父亲的故事并与他们不断产生情感关系，导致自己的情感命运也成为悲剧。而程恭比李佳栖更早知道这个秘密，他背负着仇恨长大，慢慢变得心理扭曲，甚至做出了活埋一只狗、置处于死亡边缘的陳莎莎于不顾的举动。文本着重讲述了两个主人公是如何在文革的阴影之下成长，又如何产生心理异化，最后走向和解的。历史在故事中其实被淡化了，它只是整个故事的背景，但也是故事成形的基础，历史在这里与成长主题相辅相成，正如有论者所言：“《茧》对文革这段历史的介入，没有过多的体现这段历史的沉重，也没有无止尽的自艾自怜，而是将这段历史与80后青年的成长紧密相连，恰切地表达历史的转变与一代人精神领域的关系。”[4]

《大乔小乔》也不例外，全文都是以乔琳和许妍的成长轨迹为基础，传达计划生育对她们成长的影响。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姐姐乔琳相貌出众，在学校里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而妹妹许妍因为是二胎，只能住在姥姥家，甚至不能随父姓。成年以后，二人的境地却发生了翻转，许妍在北京过着优渥的白领生活，而乔琳却因为绝望选择了自杀。在过去，计划生育使得妹妹许妍卑微的活着;现在，计划生育却间接拖垮了姐姐乔琳。这一政策对这个家庭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对她们父母的摧残——上访多年却始终没有得到回应;另一方面就是对两姐妹成长和心理的影响，这也是文本描写的重心。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都将写作重点放在了人物的成长轨迹上，写历史给他们的成长和心理带来的创伤，因而，张悦然写历史实际上是在写伤痕，而成长的过程也是追溯历史、原谅历史、和自我和解的过程。

张悦然的历史小说因为融入了“80后”作家特有且擅长的细腻的成长叙事而变的更加富有生命力，表现出对“80后”这一代人精神领域的关怀。与她过去的作品相比，虽然置换了故事的背景，但是延续了以往的创作风格。

三、对历史的个人体悟

（一）对官方历史的怀疑

有论者认为“作家对‘文革持有的历史观念或历史视野影响着‘文革题材小说的叙事风貌与审美特征，影响着‘文革形象的文学建构。”[5]张悦然在《茧》中便流露出对官方历史真实性的怀疑，从而达到了消解崇高的目的。李佳栖的爷爷李冀生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在文革后因为贡献突出而被授予院士称号。这样一个万众敬仰的英雄式人物，实际上却是将钉子锲入程恭爷爷脑袋中的真正凶手，而这一真相只有少数人知晓，且直接影响了两代人的人生。由此，胜利者的历史与普通人的历史相互解构，既是一种反讽，也是对官方历史的颠覆。

（二）对个人历史伤痕的修复

张悦然着重书写个人化的历史，表现个体的生命体验。在得知真相之前，李佳栖和程恭本是要好的伙伴，可一旦历史的真相在他们面前敞开，友情破裂，心灵异化，人生的悲剧接踵而来。但是在《茧》的结局中，随着李冀生的行将死亡，两位主人公在重逢之时和解。《大乔小乔》的结尾，姐姐乔琳自杀，从而使得这个家庭被舆论关注，父母的上访也终于得到了回应。作者企图通过人物的死亡来解决这些历史事件，她认为历史给一代代人带来的精神重担终将会也应该消散。某些历史的真相给人们带来的是不幸，因而写作的目的不是探寻历史真相，而是对历史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创伤予以反思，对剥夺人伦情感的历史进行批判。诚如一些学者所说：“张悦然触及历史的目的并不是要厘清历史的真相，而是重在修复历史与个人的关系，以祖辈、父辈的历史来观照自我和现实。”[6]所以，她希望个人能够在历史事件的解决中缓解精神创伤，并对自我身份建立起新的认识。这是张悦然对历史的反思和对同代人的精神关怀。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解读，可以看出张悦然在转型期历史叙事的特点，多重视角的叙事手法、历史与成长主题的结合、对历史真实和历史与个人关系的体悟是其小说的独特之处。另外，文本因语言模式的多变而存在“内部的偏离”，是她在文体创新方面所作的努力。但是，其创作也不免存在着一些局限。在对历史事件的处理上，缺少历史现场的还原，因而呈现出一种对历史的疏离感;另外，虽是历史小说，但是未能完全脱离过去青春写作的痕迹，青春文学中人物的敏感、忧郁时常在历史小说主人公的身上出现。因而“80后”作家的转型仍然是进行时。与“70后”作家的历史小说相比，都注重对历史的解构及书写历史背景下的个体成长。“80后”的其他代表作家，如笛安，著有历史小说《南方有令秧》，描述了少女令秧试图与历史规则抗争的故事，虽然这种对历史的突破还很艰难，但我们可以看出“80后”作家在进行历史写作时的一些共性，如她们笔下的主人公多是少年。同时也可以发现，作家在叙述历史的方式和历史观上有着很大的差别，张悦然注重对历史的反思，而笛安注重对历史的反叛。“80后”作家各具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这一群体对历史的言说必将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他们的写作也为历史书写提供了新的视角。

注释：

[1]行超.犹疑的与更远的路——“80后”文学的几个转向[J].文艺评论，2018（05）：55-59.

[2]（苏）巴赫金（М.Бахтин）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宋晓晨，郭海平.被历史之茧包裹的“我们”：解读张悦然的《茧》[J].文学教育（上），2018（06）：131-133.

[5]沈杏培.历史观与“文革”小说叙事形态的生成[J].文学评论，2013（06）：88-97.

[6]李晨.历史·成长·叙事——谈张悦然《茧》[J].文教资料，2018（27）：1-3.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2]（苏）巴赫金（М.Бахтин）著;白春仁，顾亚铃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 复调小说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3]沈杏培.历史观与“文革”小说叙事形态的生成[J].文学评论，2013（06）：88-97.

[4]项静.历史写作与一代人的心态镜像——评张悦然的《茧》[J].文学评论，2017（02）：149-155.

[5]李晨.历史·成长·叙事——谈张悦然《茧》[J].文教资料，2018（27）：1-3.

[6]行超.犹疑的与更远的路——“80后”文學的几个转向[J].文艺评论，2018（05）：55-59.

[7]宋晓晨，郭海平.被历史之茧包裹的“我们”：解读张悦然的《茧》[J].文学教育（上），2018（06）：13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