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商州三录》中的苦难书写

摘  要：贾平凹是一个有很深故乡情结的作家，“商州”便是他书写的一个重要背景，与商州有关的人和事也是其作品的重要题材来源。在《商州三录》中作者用散文化的方式描述和记录了商州的自然地理风貌、人情世故与变化发展。在抒发内心对故乡深深的眷恋的同时，也不乏对自然的苦难和人自身的苦难的书写。偏远而贫瘠的土地限制着经济的发展，闭塞的环境助长了传统的愚昧与保守。与此同时，商州还面临着城市文明的侵蚀，在政治经济的动荡中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此作品中不仅流露出对故乡“山美、水美、人更美”的喜爱与赞美，我们也可从中窥见贾平凹对故乡苦难的忧思。

关键词：《商州三录》;苦难;环境;自身

作者简介：阳梦娇（1995-），女，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1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对于乡村、故乡的书写一直是许多作家关注的重点，贾平凹的故乡是陕南丹凤县棣花村，商州之于他就犹如高密之于莫言、鸡头寨之于韩少功。商州那一片热土对于他来说就是精神家园、心灵港湾，因此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都以商州作为小说书写的空间。在贾平凹看来，商州是一块他书写不尽的圣土。他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虽然土生土长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1]这块土地美丽却偏远、贫瘠，并且自带一种神秘感，雄山秀水里孕育出了许多高大威猛的汉子和温柔可人的姑娘。然而贾平凹对商州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商州目前的情况，也正是同当年的延安，是在艰苦中拼力奋斗。奋斗就是摆脱艰苦，一种自然的艰苦，一种人自身的艰苦。”[2]因此贾平凹对商州苦难的书写正集中地表现在这两个方面。

一、苦难的表现

苦难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母题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对于历史苦难的揭发，也有对于现实困境的描述。这些苦难往往包括自然环境的恶劣、伦理道德的限制、政治权利的压榨、现代文明的冲击等。

在《商州三录》中 对于苦难的叙述首先表现在自然的艰苦，偏远贫瘠的自然环境、饥寒交迫的生存困境、日以继夜的辛勤劳作等都不断在作品中呈现出来。贾岛就曾赋诗感叹道：“一山未了一山迎，百里没有一里平;犹是老禅遥指处，只看图画不堪行。”可见环境是多么的艰辛。商州人心中最崇拜的除了太阳便是山路，这是一块山水不绝之地，《镇柞的山》中就是这样描述的：“有人说：天下的山都跑到这儿来了。这话应该是正确的，整个镇安柞水的版图，自有半水半田九分山之说。”[3]商州人靠山靠水居住，美则美矣却是限制商州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饮山泉、食野果，要生存离不开的是满目的树木、核桃、柿子等。对于居住环境的要求也很低，《莽岭一条沟》中：“十六户人家，你几乎不知道他们是住在哪里，偶尔转过山嘴，一个黑石崖缝里就长出一缕粗的老松来，使你瞠目结舌;老松之后那突出而空悬的岩石下，就突然有了人家，房顶却是有前半边，没后半边，那半边就是石岩，屋地也一半是土，一半是凿入的石洞。”[4]颇有一种深山老寺之感。深山之中自然就与豺狼蛇鼠为伴，不仅要留心家禽，出入于此更要留意自己的人身安全。《金洞》的悲剧正是从小儿被狼叼走开始的，被抓到狼洞的小儿与狼为伴一年多，多次伺机逃跑未果，逃回家后却因身体的狼化而受到村人的惩罚，造成他小小年纪含冤而死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环境恶劣。《刘家三兄弟本事》中的老父上山砍柴被蛇咬了，回来浑身发肿，三天不到就死了。且不用说外出的凶险，就是睡在自家的坑上也常有蛇出没。《莽岭一条沟》中就如此说道：“如果是一个生人，从大平原上初来乍到，第一个印象是这里可以作一个绝好的流放地：即使罪犯不加管制，放其逃生，也终不会逃出这山的世界，林的世界。”[5]自古以来流放之地往往满足一下三个条件：苦寒、荒凉、偏远，而商州却可以说是三个条件都占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有受批斗的人便被‘流放到这里，流峪湾的四周村子里先后都有犯了错误的人，而犯了大错误的才下放到流峪湾来。似乎这无尽的山地成了天然的劳改所和监狱。犯了错误的人被安排到这儿，而这片土地却无端的遭受着贫困。在这块自产自销、自作自受的土地上，温饱与繁衍显得尤为重要，环境阻碍的不仅是商州的富裕之路，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一些山民甚至无法娶妻，有的便沦为了山贼、刽子手。

“在文明史上，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总是不可分割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6]贾平凹对于商州的苦难书写不仅涉及到了人受到的温饱、疾病等方面，还涉及到了来自于伦理道德的限制和政治权利等外来因素的影响。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尽管身处深山老林也离不太权力与体制的影响，随着人口的繁衍、交通的发展等商州也如祖国上每一寸土地一般深受着额外的压抑。《小白菜》中的小白菜十一歲便进入了剧团，有台架、有唱功，是山阳剧团的人才尖子，随着年龄的增长出落得楚楚动人，却因被外界污蔑清白而难以婚嫁，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被当做名演员遭受批斗，被司令侮辱清白之后的小白菜，拿着司令的手令跑到商县的卫校向这些“走资派”通风报信，用自己的性命换取这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的性命。贾平凹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深受权力压迫的商州人，在他的笔下流露出人道主义的情怀，然而苦难却如天灾一般是无情地降临。《一对恩爱夫妻》中因为培育木耳而致富的大来夫妻迫于书记的淫威不得不承受着本不应该是他们承担的苦难，大来妻子秀外慧中，却不幸被公社的书记看中了，人微言轻的夫妇俩只得听从调遣，在权力控制下的大来被迫调到离家三十里外修水库，书记趁机将大来妻子糟蹋了，告状却以不了了之结束，无可奈何的大来便选择了一个下下之策，亲手将美貌的妻子毁容才得以躲过书记的迫害。《周武寨》则讲述了周家和武家的世代恩怨，而这一切恩怨的源头却是因为政府的充军令：“但是，动乱年月，哪里会是一块清净之地？十二个儿皆长成门扇高低，忽一日，柴镇的镇长坐了滑竿上来，前呼后拥了几十个背‘汉阳造的兵士，对着周老头子宣布：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效劳，十二个儿子要抽六个壮丁充军。”[7]反抗的结果便是四个儿子被士兵打死，抓走了两个，最后将家产分给武赖子换了一千个银元，将钱交给镇长才赎回两个儿子。经过解放斗争、文化大革命清风寨变成了一个魔窟鬼场，两家人所剩无几。历史总会过去、废墟也能重建，而死去的人却不会重生，遭受的苦难也难以磨灭。政治、权力等额外压力带给商州人的除了身体上的苦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苦难。

当然，一切的悲剧并不能够看做是权力压制的结果，正如吴琪所说：“在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底层社会生存苦难状态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制度文化的缺失、价值理性关怀维度的沦丧、权力意识对底层社会的渗透与操控、底层民众的蒙昧落后以及唯利主义的价值优先原则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制造了底层民众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8]《金洞》中的小儿之所以如此悲剧也与村民的愚昧和无知息息相关;挑起周武寨几代人斗争的不是权力而是武赖子的贪得无厌;《刘家兄弟》中刘加列成为土匪也是因为他失去了吃苦耐劳秉性，不仅终日无所事事，而且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刘家三兄弟本事》则讲述了人性的自私和险恶，悲剧的根源在于兄弟间的斗争。

贾平凹笔下的商州美好得如同世外桃源，令人难以置信，这或许就是他所说的作为一个商州人把商州介绍给全世界的使命感所为，但是他也说过商州所具有的不仅是美的、善的，还有恶的、丑的，对于这些苦难的书写，作者的目的并不是批判它，而是企图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改变它，使商州得以更好的发展。

二、苦难的救赎

笔者认为在一切苦难面前人有两种最基本的救赎之道：顺从和反抗，无论是西方的《俄狄浦斯王》中来自超自然力量的苦难书写，抑或是中国当下的新历史主义叙事中来自命运、历史的苦难书写，都能找到人类在苦难面前的救赎之道。贾平凹试图在历史的苦难叙事中构建起中国形象，或是顺应天命、艰苦奋斗，或是顽强反抗、走出新路。

贾平凹笔下的苦难者不是历史中的弄潮儿，也不是革命的旗手，而是一群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对于这个群体而言苦难往往表现得更深刻，天灾、人祸都有可能让他们一无所有、寂静离去。面对天赐的苦难他们唯一的选择便是顺应天命、艰苦奋斗。对于商州人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命，土地可以背叛他们，他们却永远不会放弃土地。即使是在一块牛都不能转身的席大的平坦，他们也会去耕种，能收就收，不收作罢，“反正他们相信，力气是使不尽的，而且不花钱。那坡坡涧涧，楞楞坎坎，有一掊土，就种一窝瓜，栽一株苗。”[9]《摸鱼捉鱉的人》中土门这个老在河里摸鱼捉鳖的年轻人三十四了还未娶妻生子，不过是因为貌丑且贫穷的缘故，而他却相信：“其实，媳妇是在丈人家里长着呢。你说怪不，我们村的媳妇，有的在一条巷子里，有的在几百里的地方，婚姻是天生一定的，这我是信了。”[10]所以他将自己的情况写在纸上装在酒瓶里，让它顺流而下。他们所顺应的是天命，那仿佛是横在他们面前跨不过去的一道坎，这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苦难便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就算反抗也没有反抗的对象。《石头沟里一位复退军人》则讲述了石头沟里一位寡妇和一个复退军人为了结婚把孙家和田家暗中给公社文书黑钱的事情告到县上，打了一个月官司以后如愿领到了结婚证。《木碗世家》中黄家老汉的儿子为了不被时代的潮流裹挟，坚持不再做木碗，而是选择干自己的营生，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坚持不懈，面对父亲的不理解他选择做出成绩，面对大家的质疑他迎难而上敢于创新，当他的班车被查封时他也是通过打官司来解决。在商州这个地理环境过于偏僻的地方，受教育的困难程度也比较深，但是千百年来接受教育却是农民战胜苦难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贾平凹也曾说：“我认为，任何行动，任何事业，乃至每一项改革，关键是人的素质……”[11]要提高人的素质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商州地区年轻的山民“越来越看不起父辈那种急于谋生而缓于谋道的生活”，因此他们拼尽一切去求学，以期走出大山、走出这苦难的生活。在黑龙口这个商州最贫困的地方对教育显得更加重视，“一旦知道你是带了书的人，就如何缠住你，要以狐皮换书，他们就会去叫小弟小妹，儿子，女儿，翻你的书捆。孩子们最喜爱高考复习资料书，一换到手，就拿到火坑边入迷地读起来。”[12]

注释：

[1]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6]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M].黄勇，薛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

[7]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8]吴琪.阎连科小说苦难叙事的文化反思[J].小说评论：2014（01）

[9]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0]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1]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2]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参考文献：

[1]贾平凹.鸡窝洼人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2]吴琪.阎连科小说苦难叙事的文化反思[J].小说评论：2014（01）.

[3]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