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方向性研究

摘  要：本文主要以《道德经》的众多译本为例，按翻译方向进行分类，观察翻译主体，得出只要对原语言，理解准确透彻，正向翻译和逆向翻译均有机会翻出成功的作品，关键就在于对原文的理解。就典籍而言，中外合译摒弃了前两者的缺点，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方式。

关键词：翻译方向性;道德经;译本分类

作者简介：楚仁燕，西安外国语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一、引言：

翻译方向性（translational direction）是针对译者而言的，主要指翻译时译者是从自己的母语译成外语还是从外语译成母语，从译者的外语译入其母语的翻译被视为直接翻译（direct translation），而从译者的母语翻译成外语的翻译被叫做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又称服务型翻译（service translation）。翻译工作的专业特点决定了翻译工作者更擅长于从事把外语翻译成母语的工作，而不是反道而行。因此，国际翻译界普遍认为将母语翻译成外语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在国际组织中，通常的惯例也的确是从外语译入母语。然而，对于翻译方向性的问题，刘雪芹赞同斯奈尔和克兰普顿的观点：在专业领域，由懂原文的专家来翻译比由母语译者翻译更好，尤其是在译文还会经过后期编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名著之一，在《道德经》的众多译本中，由于译者各异，对中国文化及道家思想的理解领悟程度各不相同，译文风格质量不同。对《道德经》的翻译研究很多，从研究广度上讲，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主要集中于译本的对比和分析。在研究译者方面，更倾向于对西方译者的研究，而且仅仅局限于像韦利，韩禄伯，辜正坤，许渊冲等非常有名的译者，忽略了其他译者的翻译成就，这样虽然一方面肯定了这些大家的杰出成就，但是如果不对其他译者进行研究既打击了其他译者的积极性，从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典籍英译的发展。于是，本文从翻译方向性入手，研究《道德经》的一些译本。

二、《道德经》译本按翻译方向分类

第一种是正向翻译，包括早期传教士和汉学家的译本。首先，传教士的翻译，由于传教士的工作性质，许多人采取了曲线传教的方针这类译者致力于在基督教教义与道家文化之间找到联系，试图从道家经典中找到上帝存在的痕迹，以便于其传教事业的开展，故而潜移默化地在《道德经》的翻译渗透基督教的色彩。以中国为例，传教士认识到要想在中国传教成功，必须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又深通母语，部分传教士着手翻译中国典籍，管理书院，有中文基础，也了解中国的一些思想文化，传教的同时，也将部分中国文化传到了西方。是部分人所认同的正向翻译。比如湛约翰翻译的《老子玄学、政治与道德律之思辨》英译本等基本上属于正向翻译，也就是译入译者母语的翻译，部分学者认为的理想型的翻译。只不过这些译本或多或少有圣经阐释的意味。

其次是汉学家，是指不在中国从事研究的非中国人或海外华人，从事汉学不同领域的研究。汉学家大都精通汉语，翻译起汉语书籍，效果也是比较理想的。有许多著名汉学家成功翻译了《道德经》，为后世留下了经典之作。例如近代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当他离开中国时，已是著作等身。1891年理雅各的《道书》英译本由牛津出版。阿瑟·韦利（Arthur David Waley，1889年-1966年），著名英国汉学家、文学翻译家。精通汉文、满文、蒙文、梵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等语种。他一生撰著和译著共200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他说：“他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的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1934年伦敦出版的英译本《道德经及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研究》，深受读者喜爱，并多次重印。

第二种是逆向翻译，之外就是中国人自己把道德经翻译出去。首先理解原语中国人更有优势，就《道德经》来说，道家思想是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思想文化。中国许多大家，因为近水楼台，加之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译本推介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往往影响深远。中国人自己翻译的英文《道德经》在西方也有一定影响，主要人物有胡泽龄、初大告、吴经熊、林语堂、陈荣捷、刘殿爵，主要译本有1936年胡泽龄在成都出版的译本;1937年初大告在伦敦出版了《道德经》;吴经熊的《老子（道德经）》（1939年-1940年）;林语堂1948年在纽约出版了《老子智慧》;1963年陈荣捷的《老子之道》;刘殿爵1963年出版企鹅版《道德经》英译本，198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帛书老子》英语译本;1977年陈鼓应的《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其中1963年詹文锡在纽约出版的《老子之道》，学者认为译文质量较好，是有重大影响的本子。此外，1998年中央党校哲学部侯才教授翻译的《竹简老子》一书，由联邦德国利特出版社出版。除了上述这些译语版本，还有其他语言版本，本文不再列举。

三、正向翻譯，逆向翻译和中外合译并行

由此可见，翻译并非只有母语译者来做才最合适，而且突出的母语译者往往是长期做过文字编辑处理的，许多是翻译人士或者本身是作者，他们对源语的理解准确。只要能透彻到位无偏差的弄懂原语，无论是母语译者还是传教士，或母语作家，都可以翻译。所以归根结底，理解原语才是关键，不然就是闭门造车。如果规定由母语译者来译，有些经典作品就不能有效传播出去，因为译者的理解和作者的想法有距离，译者的想法和他的笔尖又有些许距离，难免导致译出来的作品和原作出入，影响读者。而且，如果只凭借母语译者，那一些经济政治不发达的国家，文化交流难免处于劣势。如我国学者潘文国在批评了Graham认为汉籍英译只能由母语为英语的译者来做的主张的同时，从文化对翻译的干预方面论述了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重大意义，肯定了译成外语的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出在文化层面上，“译出”和“译入”同样重要。

李长栓也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处于劣势，学习该国语言的外国人就会很少，其中愿意从事该语言翻译的人就更少。而这些弱势国家出于政治、经贸和文化交流的需要，往往要把大量的文献译为外语，依赖外国人翻译是不现实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由本国人把文献资料从母语翻译为外语”。郁龙余在《<道德经>印译意义》一文中指出：“在印度有不同语言的翻译版本，如印地语、马拉提语等等。目前流行于印度的《道德经》的印地语译本并非直接从汉语译出，也不是从英语本转译，而是从马拉提语转译而来，而马拉提语译本也并非从汉语译出，而是从英语本转译而来。简言之，目前印度的印地语《道德经》译本，是转译的转译。对于这个二重转译本的《道德经》，我们不便多说什么，但是可以指出，不准、走样之处在所难免。”所以，中国的典籍外译需要中国人的参与，将中国经典准确无误的传播出去。虽然中国人理解原语有优势，但要做到目的语也流利通顺，不留痕迹。还需要母语译者的帮助，于是，原语人士和目的语人士合译就是时代的需要。在中国，中外合译也取得了成效。在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的数据库里查到英译版道德经的馆藏量，冯家福和English Jane 合译的Tao Te Ching ，1972年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的这本颇受欢迎，世界各地拥有馆藏的图书馆数为815个，此外纽约Knopf出版的馆藏数为339个;理雅各的The Texts of Taoism，纽约Julian Press出版的馆藏量为302本，另外，Dover Publications出版的译本的馆藏数为685个;亚瑟威利1934和1958年的译本拥有馆藏的图书馆数分别为341和616个; Kohn Livia 和Lafargue Michael合译的 Lao-tzu and the Tao-Te-Ching 馆藏数为681个;Mitchell Stephen 翻译的Tao Te Ching： a new English version 的馆藏数为678个;刘殿爵1963年的译本馆藏数为737个。由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排名靠前的是中外合译本，母语译者次之，紧跟其后的便是中国译者刘殿爵的版本。冯家福和English Jane 的合译本馆藏量第一，超过了母语译者，侧面反映了此译本受欢迎的程度，也表明中外合譯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而中国译者的质量从中可见一斑，还是很受欢迎的。所以，中国人应当参与到典籍外译中去，充分发挥我们的理解优势。

结语：

认为正向翻译合理的，是从目标语言及目的语文化熟悉程度这一角度来考虑的;而赞同逆向翻译的多是考虑到原语言的理解程度以及现实必要性这两点。既然各有优劣，不如取长补短，去劣存优，中外合译，有中国人士的参与，能保证对原文理解的正确性，目的语译者深谙译入语的文化习惯，表达方面也会精益求精。这样也会更好的帮助典籍外译，也更加符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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