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渔的情欲观与道德观的冲突与结合

摘  要：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情欲”一直都被置于“理志”的对立面看待，即所谓“重理而轻情”。然而在晚明世俗生活的潮流和心学的双重影响下，个性化的情欲的地位被不断抬高。表现在李渔的剧作中时，其作品无疑带有明显的对于情欲的赞扬之情，但是往往又有实在的教化之意图，将二元对立的观念有机地统一成为作家必须考察的内容。本文试以《比目鱼》为例，探讨李渔广义的情欲与理志的冲突，并在框架内进一步细化狭义情欲中情与欲之分别，探讨两种观念在剧作中的结合，并最终解释李渔结合失败之原因。

关键词：李渔;《比目鱼》;情理之辨;情欲之辨;情理结合

作者简介：任春昊（1998.4-），男，山东青岛人，山西大学本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0-0-02

一、李渔的情欲观与道德观的冲突

当程朱理学被作为官方哲学，并逐渐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后，情欲与理志的对立关系无疑被放大化了。尽管“存天理，灭（去）人欲”所灭之欲是不合道德的欲，人正当的欲望尤其是正常的夫妻人伦是被肯定的。

但由于语义和执行所产生的偏差，理学最终成为了束缚人自由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因此理学之反动也在逐步酝酿。这种反动，在李渔的个人生活和作品创作中被表现得非常明显，且尤以情感线索曲折、多层的作品为突出，接下来就将以其剧作《比目鱼》为例进行论述。

1.情欲与理志之辨

李渔无疑是非常推崇个性化的情欲的，他提倡“不求工而求至美”，并继承了公安派对“自然”、“性灵”主张的推崇。表现在《比目鱼》中，谭楚玉对刘藐姑之一见倾心是如此，而刘藐姑之内心表露更是明了十分：“今日此来，一定是为我。（叹介）檀郎，檀郎！你但知香脆之可亲，不觉娼优之为戏;欲得同堂以肆业，甘为花面而不辞。这等看来，竟是从古及今，第一个情种了。我如何辜负得你？”[1]一段独白，大胆直白地表达了对楚玉的爱慕之情，而这仅位于将将开始的桥段，速度之快，情感之浓烈，令人惊叹。

而更加使得一片痴情升华至一境界的，是谭刘身份之别和楚玉“委身”戏班之中两点。一为士子，一为倡优，即便楚玉是落魄书生，二人地位身份之差异也是天壤间的。同样，士子赎佳人身常有，而自降格于戏班中却是不常有的，乃是实在的离经叛道之举。然而在“至情”观念之下，藐姑为追求爱情之执，不顾身格，楚玉为追求爱情之痴，自降身格，反而都是最高最纯的格，这种“贵与贱”拉开的分别，反而使这份爱情更加具有张力，更加活泼泼，更加具有崇高感。

而这种不同于传统的表达，其内在逻辑和现实依据是什么呢？在将李渔的作品、生平和其所处时代联系起来以后，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结论：社会结构上的重组以及作为社会思潮的心学的广泛传播，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既构成了李渔情欲理念的依据，同时也一定程度说明了冲突的根源。

首先谈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明中叶尤其是嘉靖以后，随着商业的蓬勃发展，过往对于士人和商贾的地位的划分出现了新的取向，财力雄厚的商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例如文中的钱万贯，只一位乡绅而已，却使官民同敬同惧。而传统的士人也由于财富而划分成两个层次，过往的同一性被打破了。李渔恰恰处于士人的中下层（从某种意义上谭楚玉正是李渔的化身），他有才学有抱负，可既没有中举获得官职，也没有较丰厚的财产。他面前的道路要么是继续科举，但明清鼎革是他内心无法逾越的障碍;要么就成为平民，但才情又使他不甘于平凡的生活。李渔先选择了隐居三年，而后待时局稍稳出山，并最终选择了戏剧这条折中的道路。

再谈心学之社会思潮。心学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继程朱理学后最为重要的社会思潮。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动，士人发现原有的知识越来越无法解释急剧变化的社会，这造成了崇高救世的理想和实学思想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极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极强的个性化表达开始盛行。泰州学派更加激进，意为“欲即理”，更加强化了对于物欲的追求，既然“满街皆圣人”、“即心即佛”，那么外在的伦理道德准则就失去了意义。

然而，在新的变动和思潮的影响下，传统的社会形态和思想却并未退潮，传统的士人精神和新的士人精神、传统的审美趣味和新的审美趣味发生了激烈碰撞，在这样的矛盾之中，李渔不可能超越矛盾自身。李渔在其文论中这样描述：“然卜其可传与否，则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风教……情具文备而不轨于正道，无益乎劝惩，亦终不传。”[2]因此在《比目鱼》“至情”之表达过后，又不可避免地带有着“节妇义夫”的说教意味，即所谓“维风化，救纲常”，从而最终走向了道德伦理化的结局。同样的，多数剧目中的男主人公但得机会必然科考的情节在本剧中仍然上演，而本被作为楚玉至情至性表现的入梨园行之举动，也最终因为楚玉高中后因顾及脸面屏退左右而黯然失色。某种意义上，楚玉复生后的科举之路，恰恰是李渔意图走而未走的一条路。最后，对刘绛仙的复认，又解决了父母伦常这个大问题，原初的反叛性也最终圆满消弭。我们不能脱离李渔的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凭空评判，但从观赏者的角度上来讲，这种格上的前后落差，无疑极大影响了本剧的艺术层次。

2.情理之辨下的情、欲之辨

在上一部分的描述中，情欲被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进行表述，而在这个框架下，李渔实际又对狭义的情和欲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李渔将心灵上的爱情之“情”和身体中的肉欲之“欲”区分开来，而就其文中的观点，他是褒扬情而贬抑欲的，如杜丽娘一般因着痴情可使死生变幻的至情，是狭义的情欲概念中最真挚的部分。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待《比目鱼》中对于准性爱和性爱的描写，虽然有两人的爱情基础，但却并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中以爱情为基础的性爱，有学者认为《比目鱼》是李渔情欲结合的典型作品，[3]筆者对此持保留态度。

笔者认为文中情与欲是割裂而不是完全的情欲的结合的原因有以下几个：其一，二人的准性爱和性爱（除水府一场外），发生场合和动因往往是享乐和压抑下的亲近，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男女之事的好奇，而非至情所导致的行为;其二，尤以水府一场门外二仆之性爱为例，其场面描写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欣赏趣味而并非为体现至情至性的。

楚玉和藐姑有着忠贞的爱情，也有着激烈炽热的性爱，但并不意味着这两者具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同时再结合创作的时代性，作者笔下的情、欲，性、爱，只是一种并不牢固的结合，不可避免地产生着谁为主的矛盾。

二、李渔的情欲观与道德观的结合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有这样的表述：“‘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4]而同时期的黄周星则更为直截了当：“制曲之诀，虽尽于‘雅俗共赏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5]正如前文所述，李渔处在士、民，雅、俗之矛盾中最终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因此即便他怎样强调“一夫不笑是吾忧”，士人的精神却也是他不可忽略的隐性精神，这种精神是一定要表现在其作品中的，可以说，“机趣”的理论，就是其结合的观念和依据。

这种“机趣”，在受众的层面，体现为士人和市井的结合;在主旨的层面，体现为情欲与道德的结合，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结合最终都失败了。

在《比目鱼》中，楚玉和藐姑的爱情鲜明地体现了“至情”的观念，这个观念恰恰是雅俗结合的最好体现，然而这种观念在剧情发展之后发生了断裂。一方面走向了大量对性爱、男女关系的庸俗化的描写，这除了是为了迎合观众口味，同样也是李渔自身私生活的一个写照。李渔通俗的描写，让人甚至怀疑楚玉入戏班的动机究竟是因为痴情还是淫乐，这对本剧的爱情的基础都产生了动摇。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对至情至性的描写，最终又转移到生硬伦理和教化上。这种至情向上之为道德和向下之为庸俗的取向，也正如李渔身份地位、思想与行为一样充满着矛盾。

这种矛盾正是李渔戏剧作品试图将情欲和道德结合而不得的真正原因。首先，由于时代的局限，李渔无法对性爱与爱情有机结合，即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仍然将其作为矛盾双方二元对立起来，其试图进行的结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合，而是在对立的情况下的调和，即前文提到的何者更加重要的问题。其次，由于李渔并不是奉行知行合一的人，因此在其创作中，就必然存在着知和行的矛盾，一方面给人以肉欲的体验，另一方面给人以教化的旨意，这两者都不同程度地冲淡了作者提倡的情的抒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即便个性解放、心学思潮在社会盛行，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盛行的相对性，因为从始至终的主流思潮都是理学的理志，李渔不是一个具有彻底的突破性的作家，在这个框架下，他做的只是一种调和——在理志之下提升情欲的地位。在理解了這个最终的因素后再来回看李渔的《比目鱼》，很多原先不能理解的地方，应该得到了相对完善的解答。

三、结语

情理合一的传统意识，是明清才子佳人戏曲小说普遍的审美趣味，李渔与他的《比目鱼》正是这种审美趣味的典型代表。然而，由于他对于审美艺术功利价值的体认，以及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决定了其作品旨趣的悖谬和分裂。这也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对李渔的研究，终会使得文学研究转向社会研究。

注释：

[1]李渔：《比目鱼·笠翁传奇十种（下）》，《李渔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7-128页。

[2]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61页。

[3]钟明奇：《李渔情爱心理的文化哲学探析》，长沙：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02期。

[4]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95页。

[5]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695页。

参考文献：

[1]李渔：《比目鱼·笠翁传奇十种（下）》，《李渔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2]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

[3]钟明奇：《李渔情爱心理的文化哲学探析》，长沙：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02期。

[4]浦部依子：《李渔戏曲〈比目鱼〉中刘藐姑的主导性──对于中国古典戏曲中的两性关系的一些考察》，上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05期。

[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