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诱导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胡华夏 洪荭 杨雪琳

摘 要： 针对已有研究中舞弊因素特征不一、解释力度不足问题，以中国情景为切入点，运用多案例扎根方法，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结构来解析财务舞弊动因及其作用机理，通过对典型中国上市公司舞弊案例的大量文本资料进行描述、解释和编码以及探索性的研究后发现：需求、机会和文化3个核心范畴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存在显著影响，构成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诱导因素模型;舞弊前期、中期和后期，这三种诱导因素交互作用，诱发了财务舞弊;不同舞弊阶段，财务舞弊诱导因素的作用不尽相同，“需求”是企业发起财务舞弊的首要内驱因素;“机会”为“需求”的发起提供实施机会，是企业财务舞弊的必要因素;“文化”则是形成财务舞弊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为企业财务舞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关键词： 财务舞弊;中国情境;扎根理论;上市公司

中图分类号： F239.4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3.0016

一、 问题的提出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舞弊二因素、三因素和四因素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财务舞弊动因，但这些理论更多地是在西方情景下阐释舞弊问题，而中国传统制度环境下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特殊的利益往来，关系文化影响下的企业对舞弊的认同[1]、外部监管机构的默许……这些特殊的中国情景使得中国上市公司的舞弊动因趋于复杂化，在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现象时，即使是较为成熟的舞弊三角理论和GONE理论也明显存在特征不一、解释力度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可能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情景下财务舞弊动因会有所差异，而现有研究较少区分中西方情景;二是相关研究很少涉及形成机理，在财务舞弊形成过程中，舞弊诱因的作用机理存在“黑箱”，现有舞弊诱因理论难以得到进一步验证。此外，不同舞弊阶段，舞弊动因的作用机理也会有所区别，而现有研究很少探讨不同舞弊阶段下其诱导因素作用的变化。鉴于此，如何立足中国情景，寻求更有效的解释结构来识别财务舞弊动因，探寻其在不同舞弊阶段对财务舞弊的作用机理，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主要讨论两大具体问题：一是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和文化这一关键情景变量如何影响舞弊动因的解释结构？二是不同舞弊阶段（前期、中期和后期），舞弊动因如何发挥作用，诱导财务舞弊的发生？本文以中国情景下的上市公司典型舞弊案例为切入点，针对以往大样本实证难以深入探索非量化因子的缺陷，引入扎根理论，通过对开放式的文本资料内容进行概念现象的界定与整合，进而概念化、范畴化的加工编码，提取财务舞弊诱因的核心范畴，在此基礎上，以舞弊诱因之间的因果逻辑故事链进行分析，试图构建出基于舞弊诱导因素的上市公司舞弊前期、中期和后期的时间序列形成机理，系统地揭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诱因作用“黑箱”，进一步丰富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相关理论。

二、 相关文献综述

西方文献中，对于财务舞弊动因理论的研究较为成熟，有代表性的主要包括：舞弊三角理论、GONE理论以及舞弊风险因子理论[2]。Albrecht的舞弊三角理论从压力、机会和借口三个方面来研究财务舞弊的成因[3];Bologna等提出了“GONE”理论，从个体层面的需要和贪婪因子，环境层面的机会和暴露因子解释舞弊主体实施舞弊的整体过程[4]。在GONE理论的基础上，Bologna继续细化外部因子，提出了舞弊的风险因子理论。上述对舞弊成因的论证为舞弊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随后，学者们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财务压力和公司治理结构失衡通常是财务舞弊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管理层往往为了掩饰财务问题而进行舞弊[5]。虚弱的内部控制环境、盈利能力相对不足、过分强调盈利预期、回避审计师的管理当局、实体所有权状态等都是影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重要风险因素[6]。除了公司层面的影响，法律体制的不足，政府规制与监管机构的不恰当，司法体系的无效率运作而导致伦理标准、法律规范等在执行方面存在困难等，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重要因素[7]。

然而，我国的制度转型、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因素共同诱发的情境独特性[8-9]，极有可能导致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诱导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具体而言，在制度环境方面，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建立因财务造假而需承担的民事责任制度[10]，以至于法律责任太轻，公司舞弊即使被查出，往往也不会因此而受到很严重的惩罚[11]，这些都给违规者创造了机会。在组织伦理文化方面，我国传统的官本位制度更是使高管人员凌驾于公司内部控制之上，不能形成对管理人员的有力监控[12]。此外，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政府有关部门掌管着国有企业经营者的职务任免和升迁，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业绩又和这些部门的政府官员的业绩直接挂钩。这种管理体制下，政府机构对国有企业的财务舞弊的影响就更为严重，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这一现象[13]。

胡华夏等： 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诱导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基于此，国内学者对财务舞弊影响因素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动因理论也更加丰富。如娄权提出符合我国实际的文化、机会、动机和权衡四因子假说[14]，洪荭等对财务报告舞弊诱因的影响机理和舞弊行为的决策权衡机理进行了剖析[15]。从公司角度出发，国内学者研究发现财务压力、管理层超额收益、融资需求、内部控制薄弱、政府补贴等均是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重要动因[16-21]。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全盘照搬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问题的弊端，但由于研究中以理论分析和大样本实证为主流，无法避免非量化因素难以验证的缺陷，而且忽略了有关舞弊因素对财务舞弊作用机理的研究。那么，作为财务舞弊活动的内生和外生舞弊因素究竟有哪些？这些舞弊因素在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整个动态形成过程之中的每个阶段是如何作用的？其作用力在每个阶段有何差别？基于上述疑问，本文将内生和外生舞弊因素纳入扎根分析环节，探索性地构建中国情景舞弊因素解释模型，揭示其在舞弊行为形成过程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作用机理。

三、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为探究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空间链上的影响因素及时间链上的形成机理，实证运算的量化研究方法难以全面或真正深入探讨财务舞弊整个动态传导扩散形成路径中非量化因子对整个行为的作用机理。仅采用实证等定量方法对验证财务舞弊影响因素有一定作用，但就财务舞弊形成过程的探讨难免存在不全面、不透彻的情况。相比之下，扎根研究法是一种质化研究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实证研究所不能准确度量的非定性因素纳入分析探索环节，进而深入挖掘事物发展更深层次的本质动因。因此，针对于挖掘财务舞弊行为空间链上的影响因素与构建时间链上的作用机理研究这一研究目标，较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本文采用扎根编码的定性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与严谨性。其具体操作流程如图1所示。

案例公司的选取应在明晰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的基础上遵照一定的标准做出选择，以期提升案例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严谨性。本文基于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制定如下案例选取标准：（1）所选案例必须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发生的企业财务舞弊事件;（2）所选案例必须为舞弊金额重大或影响恶劣的企业财务舞弊事件;（3）所选案例以涵盖多行业为宜。根据以上标准，本文选择鲁北化工、康芝药业、万福生科、南纺股份、海联讯5家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由于案例公司是已经被证监会处罚的公司，很难获取一手资料。但这些案例公司舞弊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社会各界从不同层面在互联网上进行了案例还原和评价，使我们有机会全面、系统和深入地了解“舞弊”的发生过程及其背后的舞弊动因。

因此，基于二手数据的文字叙述性特征。本文借助扎根理论，通过对海量二手数据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方法，提炼基于中国情景的财务舞弊诱导因素理论模型。其中二手资料的收集包括：在新浪财经、CNKI、Infobank、凤凰网等网站上曾经公开发表的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或舞弊行为相关背景的文章及评论资料;外界出版的有关企业财务舞弊的书籍、报刊或杂志，如《证券时报》针对万福生科舞弊案件所撰写的“投行界三大反思”，《经济日报》关于“如何揭掉财报的面具”的文章;商业和行业参考资料，如巨潮网、国泰安等网站所出具的行业、产业发展分析报告（如惠科讯业公司应客户需求专门出具的关于康芝药业财务造假门事件的微调查报告）。

四、 范畴提炼和模型建构

（一）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扎根编码分析的第一个步骤，同时也是编码工作最为繁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内，我们将前期收集到的案例文本资料进行初步分类筛选，并对开放式的文本资料内容进行概念现象的界定与整合，得到初始范疇。

1.概念化。本文通过内生舞弊诱因和外生舞弊诱因等分析环节对采集到的案例资料文本进行分解与提炼，从资料中抽象出利益驱使、政府补贴、重大关联交易、虚增利润等482个概念（概念化分析环节示例见表2）。

2.范畴化。开放式编码的范畴化即对开放式编码概念化所形成的相应概念进行关联关系、统一关系、总分关系等关系的进一步划分，将具有强逻辑关联性的概念整合在一起，即形成了扎根编码的初始范畴。经过对482个概念进行关系划分分析后，本文共形成64个范畴（示例见表3）。

（二） 主轴式编码

本文采用逻辑故事线的方法对开放式编码中形成的初始范畴重新进行逻辑关联分析与整合归纳，共得出上市/融资需求等17个副范畴（AX），并进一步归纳整合得到企业经营需求等6个主范畴（MX），相关示例如表4所示，主轴式编码结果如表5所示。

（三） 选择式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从主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联结关系，并以“故事线”（Story line）方式描绘行为现象和脉络条件，从而发展出新的理论构架。本文结合原始案例文本资料，厘清范畴间的逻辑关联后发现：需求、机会和文化构成了三个核心范畴，从而形成新的舞弊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和理论模型。

1.需求（C1）核心范畴。如表6所示，由轴心式编码可发现“企业经营需求”、“第三方需求”、“个人利益需求”3个主范畴都反映了上市公司在进行财务舞弊之前所面临的各种需求，且分别代表了不同维度（来源）的财务舞弊诱导因素;这些诱导因素都是企业进行财务舞弊的行为动机，具有理论一致性，因此本文将其归入“需求”（C1）这一核心范畴中。该核心范畴的内涵是：当上市公司面对这3种不同来源的需求时，会为企业财务舞弊提供行为动机，促使其铤而走险进行财务舞弊，以此满足需求目的。

2.机会（C2）核心范畴。“内部治理机制失效”与“外部监管机制失效”这2个主范畴可归入“机会”这一核心范畴（篇幅所限，编码验证表略），表示上市公司具有舞弊需求之后，内部治理机制失效或存在漏洞时，为其舞弊决策的顺利实施营造了机会，使得舞弊信息畅通无阻的向企业内外部传递;而外部监管机制失效的“无形帮助”，使舞弊主体拥有“低成本”舞弊的可能性。

3.文化（C3）核心范畴。“诚信文化的缺位”这一主范畴可进一步抽象整理为“文化”这一核心范畴（篇幅所限，编码验证表略），表示上市公司处于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中，外部监管机构在社会功利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往往存在“网开一面”的情况，这样上市公司才可“放心”、“大胆”地甩脱“舞弊心理阴影”，以较低的舞弊成本走上舞弊道路。

在挖掘核心范畴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几个核心范畴和主范畴间的关系和基本逻辑进行进一步分析，将本文数据编码过程进行了总结，得出舞弊影响因素理论模型如图2所示。

我们确定“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诱导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这一研究主题，围绕核心范畴的“故事线”可以概括为：需求、机会和文化3个核心范畴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如图3所示，“需求”是企业发起财务舞弊的首要内驱因素;“机会”为“需求”的发起提供实施机会，是企业财务舞弊的必要因素;“文化”则是形成财务舞弊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为企业财务舞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显然，这三个舞弊主要诱导因素在舞弊行为形成的不同阶段，其作用力是不相同的。

（一） 舞弊前期的核心舞弊因素作用机理

当今社会，任何客观存在的意识主体都不可能脱离社会孤立存活，其生存发展必然与周围事物紧密相连且受整体环境的影响[22]。舞弊行为在前期孕育时，更多地会受到市场环境、人文环境、制度环境等特殊中国情景的影响。在中国情境中，“文化”因素为企业财务舞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23]，是形成财务舞弊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

上市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个体，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维”，其行为亦受社会文化特别是其政治经济子文化的影响。不同地域的上市公司的企业文化观、价值观和决策方式因文化背景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24]。受中国传统人情社会文化的长期渗透影响，上市公司外部对其财务舞弊行为普遍存在“网开一面”的情况，监管机构在潜意识里就有“上市公司不违规不正常”的认识（a76监管缺失、a195机构监管忽视等）。上市公司内部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和官本位文化的影响下，对财务舞弊行为则普遍存在“自我排解”的现象。有3家案例企业的员工在财务舞弊事件爆发后接受采访时表示“谁也没办法，要么干，要么走人（万福生科）。”;“不都是这样的么，不单单是南纺股份（南纺股份）。”;“这是国企老问题，大家心里都明白，也没谁来管（鲁北化工）”。此外，许多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存在职能重叠，职权划分不清，内部控制尚不健全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公司管理层为满足各方需求而进行财务舞弊的行为（a438管理漏洞、a239家族企业、a459权力牵制不当、a89职责缺位等）。

可见，中国特有的人情社会文化环境长期作用于上市公司内部（股东、董事、高管、企业员工）和外部（监管机构、审计机构、中介机构）形成相应的对待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默许”文化，以及公司内部治理漏洞带来的舞弊机会。与此同时，如果上市公司面临着市场环境发生了波动，使得上市公司的股价、投融资活动、供应商价格、竞争者激烈程度以及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政策方针发生相应的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主体的需求产生影响。那么在上市公司各方需求的推波助澜下，必然刺激着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前期意识的萌发。

（二） 舞弊中期的核心舞弊因素作用机理

财务舞弊中期，市场环境的波动将进一步作用于市场各方主体并对其需求产生影响，带来的第三方需求激增（a405业绩承诺、a310股价预期、a91投资者压力等），个人需求激增（a233大股东占用资金、a199关联交易、a478董事涉利、a334职位压力等）和上市公司自身的需求激增（a428巨额亏损、a234业绩下滑、a427填补亏空、a311IPO上市等），最终刺激上市公司舞弊动机的形成。可见，“需求”因素是上市公司进行财务舞弊活动的根本动力，亦是首要舞弊驱动因素。

公司业务的繁杂性与特殊性，令会计政策天然具有多样性与可选择性[25]。在财务舞弊中期阶段，由于市场环境波动的传导扩散和利益各方需求激增，致使会计政策的这一选择空间反复震荡、加剧了舞弊机会。这5家案例企业都存在利用一次性利得抬高收入、提前确认收入、三角关联交易收入确认等方法进行财务舞弊的情况。同时，会计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性为上市公司管理层谋取个人利益、上市公司逃避外部监管部门惩罚提供了天然机会（a479信息披露、a480信息不对称、a432信息披露规则、a205隐瞒信息等）。

与此同时，前期上市公司内部对财务舞弊行为的“默许”文化，在中期需求和机会的进一步作用下演化为道德品质的扭曲和诚信缺失，从而致使其突破舞弊意识界限，逐渐发展成为舞弊动机，并最终刺激舞弊行为的发生。

（三） 舞弊后期的核心舞弊因素作用机理

如前文所述，市场环境波动最终引发上市公司的舞弊需求动机，而这一需求动机在舞弊行为后期将因监管机制的失效和社会的变相默许纵容下最终爆发。在财务舞弊后期，法律法規及治理机制的缺失和社会的默许纵容，最终将为上市公司的财务舞弊行为提供外部放行机会与外部默许文化。“机会”为“需求”的发起提供实施机会，是企业财务舞弊的必要因素。

其中，外部放行机会主要指的是法律法规的放行和治理机制的放行。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起步较晚，现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民事责任的认定和证券法中监管股票市场相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往往存在一定的缺陷和漏洞（a62证券法规定、a112《证券法》、新会计准则漏洞、a73法律局限性、a80法律制度缺陷等）。如鲁北化工造假金额近20亿人民币，被查处后，证监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只判处鲁北化工40万元人民币罚款。而治理机制的放行则主要包括政府监管以及机构监管两方面内容。目前我国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存在权利分散多头监管等监管资源的重叠浪费等情况[26]。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监管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例如保荐机构的审查式监管也存在独立性缺失、违规操作等现象（a125监管不作为、a137审计机构独立性缺失、a138审计机构失职、a449“托儿中介”、a86机构压力、a162中介机构督导不力等）。

外部默许文化，主要是指政府监管部门、社会审计机构、中介机构的道德诚信缺失，特别是在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发生后，不顾其自身监管职能的“听之任之”，“不闻不问”心理（a440非道德维护、a184机构审计不力、a195机构监管忽视、a440非道德维护等）。这种心理是政府监管部门和审计等中介机构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种变相默许，帮助舞弊主体冲破最后的舞弊制约进行舞弊。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不同阶段的动因剖析，可以发现：市场环境波动引发的上市公司舞弊需求在内外部放行机会和默许文化的刺激影响下，逐步演化为前期舞弊意识，中期舞弊动力，并在后期舞弊行为中爆发。这一时间序列的作用机理如图4所示。

本文选取了鲁北化工、康芝药业、万福生科、南纺股份、海联讯5家典型上市公司舞弊案例为样本，运用多案例扎根方法，探索了一个新的解释结构，解析中国情景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的诱导因素。研究表明，需求、机会和文化3个核心范畴对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需求”是根本，是企业发起财务舞弊的首要内驱因素;“机会”为“需求”的发起提供了实施机会，是企业财务舞弊的必要因素;“文化”则是形成财务舞弊不可忽视的决定因素，为企业财务舞弊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此基础上，本文剖析了中国情境下上市公司财务舞弊形成各阶段中核心诱导因素的作用机理，对探索中国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模型及其形成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