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詹姆斯·斯凯勒的精神病院诗

郭一

摘  要：美国纽约派著名诗人詹姆斯·斯凯勒一生因精神疾病多次住院治疗，并以此经历为素材创作了大量的精神病院诗，其中最为典型的是1981年普利策诗歌奖获奖诗集《诗歌之晨》中的《佩恩·惠特尼组诗》。在这组精神病院诗中，斯凯勒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他的住院经历，而且细腻地描述了自身强烈的情绪变化，进而深刻地反思了死亡和存在的意义，探索自我疗愈和重构的道路。斯凯勒通过描述不同的身体和心理状态表现了自我不断被损害和重构的过程，也正是这种自我重构赋予了诗歌深刻的内涵。

关键词：詹姆斯·斯凯勒;《佩恩·惠特尼组诗》;精神病院诗;自我重构

詹姆斯·斯凯勒（James Schuyler，1923—1991）是美国纽约派诗人，曾于1981年凭借诗集《诗歌之晨》（The Morning of the Poem， 1980）获得美国普利策诗歌奖。斯凯勒出生于芝加哥伊利诺伊州，读大学前一直生活在纽约市。二战时曾参军，1947年退伍，转而担任著名诗人W. H. 奥登的助手。直到1950年斯凯勒再次回到纽约，凭借其优美的文笔、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担任《艺术新闻》（Art News）杂志的评论家。1951年，斯凯勒结识了弗兰克·奥哈拉和约翰·阿什波利，此后三位诗人结为挚友，共同居住在曼哈顿区的公寓中。三人的创作使纽约派诗歌独具风格，影响力日益扩大，成为美国诗坛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一、斯凯勒的疾病与诗歌创作

纽约派名声显赫，然而斯凯勒的光芒似乎被奥哈拉和阿什波利所掩盖，首先因为与其他少年成名的诗人不同，斯凯勒直到46岁时才出版第一部诗集，同时他并不是一位高产作家，加之为人非常低调，在出版诗作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斯凯勒都未公开朗读自己的诗歌，也极少参与诗歌活动。更重要的是，在战后纷繁多姿的美国诗坛中，斯凯勒诗风朴素淡雅，未能吸引评论家们的注意。正是在时机、个性和审美偏好的多重作用下，斯凯勒清新隽永的诗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对此，美国著名诗人及诗评家霍华德·莫斯认为，是斯凯勒的精神疾病和不容乐观的健康状态阻碍了他走入大众视野的脚步，“由于他（斯凯勒）多年来一直生病，且病情反复，因此从不朗读诗歌，也不参加学术会议，或者指导作家工作室——这就是为什么一位美国的本土诗人只被一小部分读者所熟知的原因”。①但斯凯勒并不认可莫斯的看法，他强调自己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仍有大部分时间是清醒且理智的。

即便斯凯勒本人反对这样的看法，无疑他的诗歌创作与他反常的精神状态紧密相关。斯凯勒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多次住院治疗。甚至可以说，斯凯勒的创作生涯和他的住院经历紧密交织。根据确切记录，斯凯勒分别于1961年﹑1971年﹑1975年多次入住精神病院。1980年以后，由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与爱人分离、爱人离世等，斯凯勒的精神状态每况愈下，不得已多次住院治疗。因此，无论斯凯勒是否认为他的病情影响了他的社会活动，无法否认的是，诗人的病情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创作活动和主题。在一系列描写精神病院经历的诗歌中，诗人表达了对生命的特殊感悟，甚至“在斯凯勒的每首诗中，我们都能看出自我有着瓦解的风险”。①

斯凯勒诗歌生涯的多个节点都与其入院经历密不可分。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首诗《致敬》（Salute）描写的就是他在1951年10月24日至1952年1月间因躁狂症发作入住布鲁明戴尔精神病院的经历。1961年斯凯勒因精神崩溃住院治疗，随后因精神疾病搬入同为挚友和恋人的画家费尔菲尔德·波特（Fairfield Porter）家中居住。在这段共同居住的时间里，斯凯勒感受到了温情和无微不至的照顾，诗歌创作也大有收获。1971年斯凯勒再次因精神崩溃入院治疗，不得已离开波特家，并于1973年回到纽约。1971年至1980年，斯凯勒度过了对他来说极为艰难的十年，因自身疾病而与爱人分离，爱人因疾病突然离世，恶化的精神疾病等，使他多次进出精神病院。然而，这段惨痛的经历却在无形中促进了斯凯勒的诗歌创作。1971年8月份，斯凯勒因病入住佛蒙特州立医院，这已经是同年夏天他经历的第二次精神崩溃。在这次长达三周半的住院经歷中，他写下了许多短小优雅的诗，包括诗集《生命赞歌》（Hymn to Life，1974）的第一部分。在这些作品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特殊感悟。1975年斯凯勒再次因为精神崩溃住院治疗，此后以入住佩恩·惠特尼医院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著名的《佩恩·惠特尼组诗》，并收入其获奖诗集《诗歌之晨》中，同时这段经历也是小说《晚餐》的创作背景。值得一提的是，佩恩·惠特尼医院与诗人及精神病院诗联系紧密。著名自白派诗人罗伯特·罗威尔（Robert Lowell）曾入住该院，并在诗歌中记录了自己的住院经历，以其著名诗歌《在蓝色中醒来》开创了精神病院诗的先河。②除罗威尔外，贝里曼﹑金斯堡﹑普拉斯和塞克斯顿都公开描写过自己在精神病院的经历，创作出了影响深远的精神病院诗歌。普拉斯认为，罗威尔所涉及的是“非常严肃、非常个人化的情感经验”的禁区，而罗威尔的《生活研究》更是使得诗人精神错乱的私人素材在诗坛合法化，赋予了其他诗人以大胆处理其精神病院经历的权利。③因此，有着同样经历的斯凯勒也选择了用诗歌来记录和反思自己的精神病院经历，并且在创作过程中试图宣泄、安慰和探索自我。收录这组精神病院诗的诗集《诗歌之晨》为斯凯勒赢得了1981年的美国普利策诗歌奖，可见诗人处于患病状态下仍然具有极高的文学创造力。④

二、极端情绪体验与精神病院写作

《佩恩·惠特尼组诗》共包含11首短诗，主题分散，多是斯凯勒精神漫游的结晶。这些表面上漫不经心的作品，却是诗人身处医院的禁锢之中意志战胜环境之举。诗歌主要描写诗人在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治疗时的生活和感触，整体诗风凄凉而孤独。这些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的小诗，构成了一个精神病患者在面对内心和身体双重限制的境况时的心理图画，甚至可以被当作一首完整的长诗，这首长诗不仅叙述了一个极度敏感而备受困扰的灵魂的进化过程，更体现了诗人从自憎自厌到自我认知的过程。⑤

斯凯勒的精神病院诗歌均写于从病痛中清醒过来之后，敏感的内心加上时常陷入极端情绪的体验使得其诗歌中的平静显得不同寻常。然而这些病痛的经历却赋予了诗作独特且隽永的意义，因为“如果他不经历这些痛苦，他就不能看到普通日常生活的脆弱与自然的美。在疾病痛苦的折磨中，他从大自然中汲取力量，获得再生的养分”。⑥诗人并非如常人般感受窗外的风花雪月，而是以向死而生的勇气感受生命、歌颂生命。

斯凯勒把自己每一次的精神崩溃都比作一次乘坐救护车出行的旅途，“多少次旅程/是乘坐救护车（五次，/就算五次）”。①旅程的终点是虽然可以给患者提供治疗却对其造成极大心理创伤的精神病院。精神病院对个体的限制让诗人感到压抑，“医院就像监狱，/在这些人身上，阳光/再也不会倾泻”。这些病人就像犯人一样，即便他们是有缺陷的，有罪的，但他们依旧值得被爱：“每个人都有他丑陋的需求，每个人都值得爱。”在医院中，诗人情绪的变化影响了他对时间的认知，时间仿佛被拉长了：“医院的电梯非常慢，/它每层都停/……这可恶的电梯仿佛永远不会到头。”

诗人的精神疾病和诗歌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殊的生活体验赋予诗人不同常人的生命感触，而疾病本身也赋予了诗人高度敏锐的感知能力。诗人在服药后陷入了昏沉的状态，却丝毫没有消减他的感知能力。在这样的状态中，诗人陷入了一种类似幻觉的境地。诗人敏感的听觉神经被窗外的声音敲打，他焦躁地发问：“他们为什么在窗外敲打？/那制造了传入窗内巨大嗡嗡声的发动机/又是什么？”诗人觉得自己具有与大自然对话的能力：“水仙﹑石楠花/和小苍兰都/和我说话。我/回答，像圣弗朗西斯/和古比奥狼。”诗人以圣弗朗西斯自比，他没有杀死凶残的吃人的狼，而是以爱驯服了它。狼是吃人的猛兽，而“古比奥的狼”则是被圣弗朗西斯驯服了的温顺的动物，它在诗中和水仙、石楠花、小苍兰这些柔美的鲜花并置，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中的万物都怀有强烈的亲近之情和赞美之意;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虽然疾病像凶狠的吃人的狼一样，但在美好的大自然面前依然能够被驯服。斯凯勒的多首优秀诗歌均是回应自然而写，然而在诗人对自然的回应中，也同样包含着他对人类的情绪和对时间流逝的思考。②

在《旅途》（Trip）一诗中，诗人坦然地描述自己起伏不定的极端情绪：“发狂，发狂：/当我停下来去思考/我脑中的思绪/纠缠：爆炸。”病中的诗人总是被纷乱的情绪困扰：“总是非常紧张，甚至/在一夜我不愿醒来的好觉/之后，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坦诚的诗人甚至毫不忌讳地提及自己的药物上瘾和自杀意图。然而，面对这些来自内心深处的不可控制的冲动，诗人感到的是深深的无力和脆弱。他既无力反抗死亡的胁迫，也不敢服从死亡的召唤，只能自嘲为“奇迹”，自贬为一个“混蛋”：“自杀（有一次/我几乎做到了）/但是——让我继续？/全部告诉你？/我不能。当我想起/那些，那/51岁的我，/混蛋吉姆，我/依旧活着且深深/呼吸，我认为这是/一个奇迹。”软弱无能的“混蛋吉姆”在经历了如此痛苦的折磨后还苟活在世上，这简直是“奇迹”。诗人由于自身无法改善状况而懊恼，经常质疑自己的存在价值，甚至觉得自己本该死去。这种将自己称为第三人的方式是诗人自我疏离感的体现，是疾病造成的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是“对自己感到陌生或非现实等的一种状态，可以看作是自我同一性受到破坏的一种形式”。③

精神疾病带来的情绪体验不可避免地为斯凯勒的诗歌染上了狂怒的色彩。诗人在《暴风雪》（Blizzard）一诗中描写了二月份在纽约住院期间经历的一场暴风雪，通过对肆虐的风雪的描写宣泄了自己狂怒的情绪：“不停地撕扯/撕成碎纸片，/不，这不是纸片/是雪花。在风中斜斜地/飞舞，/进我窗来/打湿了堆放的书籍。”象征着情绪的风雪，打湿了象征着理智的书本，诗人在此暗示自我内心奔腾起伏的情绪淹没了他的理智。内心起伏不定的诗人面对狂怒的风雪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因此他希望投身其中：“我多希望/自己冲到风雪中！落雪中/可以看到一个/惊叹号般的背影。”这种冲动或许暗示了诗人想要放弃自我克制，在狂怒的情绪洪流中随波逐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诗人希望“通过沉浸在痛苦中来获得满足”，即“通过把自己消融在某种更巨大的东西中，通过消除自己的个体性，通过放弃自我以及它所拥有的一切怀疑﹑冲突﹑痛苦﹑局限和孤独，来获得最后的满足”。①这种满足是厌倦了平淡的生活和强烈的自我克制后，对发自内心激情的顺从。

斯凯勒诗歌中强烈的情绪变化是其精神病院诗的主要特征，也是理解其诗作的前提。他被称为伟大的情绪诗人之一，因为对他来说，情绪是可以言说的，“正是情绪将事物展现给我们，将我们展现给世界”，②也正是这种个人化的情绪引领了我们体验外部世界的道路。在不同的情绪主导下，认知主体对事物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因此，即便是同样创作背景的作品也体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与前述诗歌不同的是，《我们一起散步》（We Walk）一诗中体现的是一种闲适的情感。诗人描述了与朋友在花园中散步时对大自然的直观感受，尤其天气的骤变暗示了情感上的流动：“我们/在花园一起散步。太阳/在河面上/掠过。我/触碰着常青藤的叶子。/我们在/惊喜中散步。太阳，/照耀。现在是/一个小时之后。/窗外没有/太阳。云海/翻腾/狂风呼啸。/奇特之景。”相比狂躁和闲适，诗人的医院生活更多的是枯燥和乏味，仿佛只是簡单的重复，一切都显得陈旧：“每逢周日/病人们在小花园中散步。/今天，有些结伴出行。去街上和商店中闲逛。/还有什么是新奇的？/天空慢慢地从蓝色变成灰色。/这是一种如烟雾缭绕般的灰色。”面对无聊的住院生活以及自我价值的迷惑，诗人茫然无措：“那么接下来/我应该做什么？”医院的生活和娱乐并不能打动诗人，相反，诗人为大自然之美所吸引，他甚至希望可以用印刷这样的技术手段来留住自然之美：“我希望有人可以/把雪花像花朵一样/印在书上。”

三、诗歌创作和自我重构

在接受治疗期间，诗人似乎在等待着一个时刻，或许是等待自己病愈出院、身体得到自由的时刻，抑或是等待生活降临某种奇迹。无论诗人到底在等待什么，他都在苦苦坚持，尽管时而流露出一丝疑惑：“此刻是那一刻吗？/不，还不是。/何时才能等到那一刻？/或许根本就等不到。/我还要坚持吗？”诗人的情绪随着生活节奏的变化不断改变，作为生活的旁观者，他事无巨细地记录着医院的生活：“今天早上我/换了床单。/午饭时我看到/有些人抖开布匹，折叠后又/装进侧柜。”在不经意的凝视中，诗人突然等到了那一刻：“现在，这一刻/从我内心流出/倾泻于笔端然后/书写。”原来，诗人所等待的是灵感来临的一刻，这特殊的时刻在他笔下化为一首首诗歌。诗人并没有明确流露出对自己创作的得意之情，而是通过描写生活的细节以及自己衣衫的清新气味，从侧面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在疾病的困扰下，诗人没有在规定的“吸烟时间”通过烟草排解内心苦闷，而是通过写作抒发情感。换言之，诗人在极端的情绪体验中，没有任由自我被情绪的洪流卷走，而是理性地克制了自我，通过理智而审美的方式化解了情绪变化带来的苦难。因此，诗人对自己不沾烟草的清新气味感到欣喜，实则是庆幸自己免予遭受疾病的折磨。在《睡眠》（Sleep）一诗中，诗人同样事无巨细地描述着他的生活，朋友的探望﹑发病时的感受和病房内的摆设都是他诗歌的内容。朋友﹑仿佛被噪音刺穿的耳朵﹑盘子上的蕾丝纸垫等，构成了他生活的全部。为情人节而制的心形饼干象征着爱情的甜蜜，而现实中爱的缺失和人们对爱的轻视让诗人觉得失望、寒冷：“交相辉映的一天逐渐黯淡。/一轮新月。/窗上冰雪。”流光溢彩的一天逐渐消逝，天上的一轮新月和窗上的冰雪重叠，抑或者是清冷的月光洒在玻璃窗上，仿佛为小窗蒙上一层薄冰。这样清冷的情景触动了诗人内心的柔软，他叹息：“将我的爱赠予，任何人。”诗人视自己的爱，却又苦于无人可以真心托付。

疾病带给人的最大痛苦，便是孤独。诗人在住院期间，虽然置身于令他惊叹的大自然，但依旧感到深深的孤独。斯凯勒入住佩恩·惠特尼医院时，曾抱怨很少有朋友来看他。这种对朋友的感情上的依赖，即总想紧紧抓住某个能提供保护性许诺的人，不仅可以导致无尽无休的痛苦，甚至可以因此而完全毁掉一个人。①疾病剥夺了诗人本该旺盛的生命力，而独自面对疾病更让他感到了自身的局限和无能为力。因此，在斯凯勒的诗中，象征着大自然的花园是“没有香味的”，意味着大自然失去了生气，也象征着诗人的内心失去了生命力和感知力。在《石楠花和金盏菊》（Heather and Calendulas）一诗中，诗人写道：“紫罗兰缄默不语：阳光照耀。/铝制的容器/盛满清水。”花朵﹑阳光和水，这些取自大自然的意象无一不暗示着生命力，而在诗人眼中，花朵静默。花朵拒绝表达自己的方式，就是变得毫无香味。对生命力丧失的感触让诗人感到孤独无助：“‘下周去教堂吧？/如坚果太咸一样/偶然。”人在孤独无依的时刻倾向于向宗教求助，然而病人却极少去教堂。由此可见，医院中的病人，或者说诗人本身，对宗教并不信任。而教堂和坚果的并列，又在诗歌无助的色彩上添加了一絲戏谑。诗人面对眼前的深渊，似乎只能苦笑。无助的诗人只能转而细细观察身边的环境，既然一切都是虚无的，那么只有生活本身才是真正的真实：“百叶窗。/浅黄色的话费单。/三种不同图案的/明信片。仔细观察。/浅绿色的墙和/白色天花板。台灯/在白天点亮。/冰雪。/温度16度。在/二月。”百叶窗﹑话费单﹑绿色的墙壁和白色的天花板，诗人在一种何等焦躁或迷茫的状态下，才会这样漫无目的地上下打量着身处的狭小空间。医院虽然医治了他的疾病，却也束缚了他的自由，因此，对于诗人来说，医院是如“监狱”般的存在。在这里，诗人并没有感受到生命力的恢复，而是在嘈杂和单调中逐渐枯竭。虚弱的诗人只能“坐着。盯着。发呆”。这种生活，正是诗人口中的“荒漠般的生活”。他看到窗外的冰，注意到墙上显示16度的温度计，在这个寒冷的二月里，诗人的探索失败了，他感到深深的无助和孤独：“‘欢笑/这世界同你欢笑。死亡，你独自面对。”死亡，是人类最为孤独的旅程，任何人不可避免，无法变更。诗人是如此孤独，以致预见到了死亡。

既然孤独和死亡都是不可避免的，诗人转而追寻艺术和反思生活。诗人扪心自问：“什么是艺术，/我们如此看重它？”在对艺术的追求中也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情：“我爱绘画，没错。/我曾真正热爱的/是纽约，它的街道和/街上卖鲜花和热狗的人们。神秘的房屋，/裹着沙砾的风。我曾居住/于此，然而它已变样。/为何？仅仅是30年的差别。”诗人并没有直接回答艺术如此重要的原因，却感慨在短短30年间纽约街道的变化，敏感的诗人似乎不能接受这种改变，不禁惊问：“为何？”诗人对30年前纽约街景的追忆体现了他对过往的不舍与反思，“斯凯勒的诗歌情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对于过往这个主题的处理”。②

结语

作为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诗人，斯凯勒在诗歌中提及所患疾病及治疗经历时毫不避讳，甚至毫不掩饰精神疾病所赋予的特殊感知能力是其创作的主要动力。正如斯凯勒本人所说，在诗歌创作中他是冷静的，其诗歌中的疯狂与幻觉实则是对真实的模仿。而这种模仿，其实是“对疯狂加以规定的固有的审美秩序”，赋予了疯狂以内在的价值和意义。斯凯勒的精神病院诗表现的是不同的精神状态与心理现象，也表现了自我在与外界的关系中“被不断地创造、损害、重新规定的过程”。③值得注意的是，真正赋予其诗歌深刻内涵的并非疾病与疯狂本身，而是作为一个有强大自控力的诗人在情绪的狂风暴雨之后对自我的重构与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