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陷阱与高房价

赵奉军

从2016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与一些人预期生育限制放松后生育率会反弹相反，2017年出生人口只有1723万人，远低于2015年卫计委的预测。在人口学界，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坠入低生育率陷阱。所谓“低生育率陷阱”，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时，会引发低生育率的自我强化机制，从而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

世间万物，人最宝贵。有了人，才有无限可能。人没了，那就是最大的悲剧。我国台湾地区为了鼓励生育推广的口号就是：“孩子是我们的传家宝”。在我看来，不仅是传家，财富和文明的传承关键是人。在现代社会之前，妇女的生育率般较高，原因在于死亡率也高，高生育率与高死亡率并存。进入现代社会后，医疗技术的进步和稳定和平的环境使得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有一定惯性，这个时候高生育率与低死亡率并存，人口会迅速增长。随着经济继续发展，妇女解放，生育成本提高，人们会用孩子的质量来代替孩子的数量，这个时候生育率会降下来，于是出现最后一个阶段，即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人口低速增长甚至停滞。这就是一般人口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

由于多年的计划生育，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实现人口转型，进入到第三阶段。当前生育率已经属于全球最低之列，比日本、韩国、新加坡还要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047，又一次刷新全国总和生育率的最低纪录。尤其是2016年放开二孩生育后发现生育意愿和行为都不踊跃。另外，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是一回事，中国70%的人想生两个孩子，生育意愿并不弱，但实际去看看，真的最后生二孩的远低于70%。如果长期保持这样的生育率，几十年之后中国人口可能会大幅减少。

那么现在生育率太低，除了人口经济学中的一般解释，比如用孩子的质量代替孩子的数量、避孕技术进步、妇女解放以及财政独立地位提高等，还有没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原因呢？如果是一般规律， 韩国、日本处于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生育率也没这么低，比方说韩国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总和生育率为1.6，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为2.1，70年代末期为1.8。

谈到中国特色的原因很容易让人想到是不是中国的高房价也有重要影响。俗语说，“高房价是最好的避华药”。更高的房价尽管带来了财富效应。有可能提高生育率，但那是针对有房阶层而言的，而有房阶层的年龄往往义不是最佳生育年龄，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对处于最佳生育年龄的年轻人来说，沒有稳定安全和一定空间的居所，结婚和生育时间自然会推迟生育数量自然会减少。而更高的房价无疑使得购置稳定安全的居所变得困难。2017年，经济学家Aksoy在《房价对出生率的影响：来自英格兰的新证据》一文中研究发现，对于10%的房价涨幅而言，英国有产阶层的生育率会增加2.8%，但是无房一族的生育率会下降4.9%。一些大城市，比如美国的纽约，年轻男性首次婚姻年龄据说已经提高到38岁。我国的数据也表明，2015年上海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分别为30.3岁和28.4岁，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5.0岁和5.4岁。另外，2015年上海女性的初育年龄为29岁，已高于很多西方发达国家。

生育数量的减少直接降低了总和生育率，而在高房价的制约下，城市的年轻人大多只能购买建筑面积90平方米的房子。有一段时间，我国曾经执行过住房建筑面积的70/90政策，即要求70%的房子的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内。但是，这种政策背后的核心假设是“三口之家”。房价太高，也只能买小户型的房子，空间的逼仄事实上导致了难以形成“四口之家"，更不用说彻底放开生育之后更大规模的家庭。所以，我有时候会感到非常沮丧，居住用地供应受限，高地价和随之面来的高房价导致城市居民普遍居住在多高层公寓，这种居住模式对生育率的影响肯定是负面的。对此，可能会有两种反驳的声音，一些人可能会说住房是梯度消费的，年轻人先买小房子，等有了钱之后再换大房子再生二孩。但是高房价使得这个“有了钱"的时间继续推迟，时间一长，生育二孩的意愿就消退了，更不用说实际生育行为;另一些人可能会说，现在的90平方米的房子也比40年前的老一代人的房子强得太多，40年前的年轻人可以生育二孩三孩很少考虑到居住空间大小的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就不能忍受？对此，我的理解是，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约束条件，时代在前进，不要苛责现在的年轻人无法吃苦。今天的年轻人高唱“我们不一样"，其实不是矫情，他们不仅是和老年人现在的行为不一样，也和老年人当初年轻时的行为不一样。社会学中把前者称之为年龄效应，后者称之为世代效应。对于世代效应与住房市场尤其是学区房的关系，我在后续专栏中还会涉及。

而继续追根溯源，高房价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当我们声讨高房价带来的居住成本上升对生有率的不利影响时，有没有想过低生育率也有可能形成高房价？注意，我并不是说低生育率是高房价的唯一原因。哥伦比亚大学的魏尚进教授在2011年曾经有一篇著名的论文，认为计划生育导致了低生育率和性别失衡，在性别失衡后，婚恋市场上男性的竞争性储薺推高了中国的房价。我们向来只听说过预防性储蓄，但是魏尚进教授独树一帜提出了竞争性储蓄的观念。魏尚进教授的观点并不是没有争议，清华大学的文一教授就不认同。我自已的感觉是大城市的性别失衡没那么严重甚至可能是反过来的。但另外一个机制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即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抚养比在一段时间迅速降低，人口红利显著，有利于提高整体储蓄率和经济增长，整体储蓄率的降低会降低利率，经济增长带米更高的收入增长，这都会推高中国的房价，想象一下，如果图个家庭有两个及以上的孩子，父母会像如今的父母那样把全部的积蓄都给唯一的子女买房吗？不存在的。要么是因为孩子多，积蓄事先都花掉了也就没那么多积蓄;要么是即使有那么多积蓄，也要一碗水端平，分到每个孩子身上就没那么多了，又何来樊纲说的六个钱包呢？所以，高房价和低生育率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互为因果的。

现在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我们会痛苦地发现，今日中国的低生育率陷阱已经与高房价陷人恶性循环的境地。而随着中国的人口继续往大城市迁移，大城市的房价和居住成本显著高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同时城市化还有另外一个显著功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产业的多样性和产业结构的提升都能提高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在农村，收入的性别差异显著高于城市。这都会降低生育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更自由，因而城市化是我们必须继续追求的目标。但生育率的快速降低坠入低生育率陷阱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要提高生育率，现在很多地方包括中央都在思考方案，像宜昌市甚至号召党团员干部带头生育二孩。包括二孩生育基金都有学者在论证。从国际比较来看，一个国家一旦坠入低生育率陷阱之中，即使有各种生育促进措施，也鲜有成功的经验。像日本、新加坡鼓励生育的措施非常完备，但效果也不怎么好，日本2016年出生人口97万多，死亡人口130多万，到2100年估计人口会减少34%。在笔者看来，全方位的降低居住成本真正落实租买同权也应该是生育促进方案中的重要一环，也希望各级政府部]在出台生育促进措施中考虑到居住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