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的力作

邢建昌

在现代新儒家代表性人物当中，熊十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熊十力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融汇西方现代文化，打通儒佛，辟空立论，创建了“新唯识论”学思体系。他的“体用不二”“返本开新”之论，深深影响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时至今日，熊十力极富原创性的思想依然为学界所关注。

牛军的个人专著《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是这些年来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的力作。他曾于2008年9月至2012年7月师从著名学者黄克剑先生攻读中国思想史方向博士学位。《熊十力文化思想研究》即是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与此前的熊十力研究比较，这部专著主要在以下方面做出了颇具新意的探讨。

一、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以熊十力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间接近，处在相同的历史语境之中。如何看待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而学界对此论述较少。

牛军指出熊十力所建构的现代新儒学与当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旨趣上有着相近性，那就是都认同科学、民主等现代观念和价值体系。熊十力所倡导的儒学是新时代的儒学，是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儒学新发展。现代新儒学回应时代问题的召唤，反思礼教化的儒学思想积弊，力图实现对原始儒学的精神回归。可以说，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相同的时代等高线上。唯其如此，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构成某种互补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求幸福”，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学学者则积极倡导道德的价值，努力从道德本体中开出科学、民主之用。“求幸福”是对自我应有权利的要求，这是有待的维度，需要外在诸多条件的成全。道德的自我完善，则是依靠自我反省与自我督责就可实现的事情，不需要外在条件的成全。二者处在价值体系中的两个错落开来的维度。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强调外在的“幸福”，而缺失了对自身道德之维的不懈追求。熊十力所倡导的现代新儒学则是建构在儒家道德本体之上的，他将科学、民主视为道德本体之用，将人类的诸多价值追求置于道德一元之下。这一做法虽有缺失，但毕竟体现了作为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的熊十力努力回应时代问题的担当意识。

牛军的上述观点既为我们反省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種新的视角，也为我们进入熊十力文化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对于我们今日民族文化的建设具有相当的思想史意义。

二、对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变化原因的新阐释

学界关于熊十力的前后期思想变化问题的争论，聚讼纷纭。牛军对学界的这一论争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勾勒出论争的演进线索并做出了自己的阐释。

以1949年为界，熊十力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熊十力在后期的著作中肯定了本体具有物质性，并贬斥群儒，只肯定孔子五十岁之后“大道为公”的思想。熊十力的学生徐复观对于老师后期思想的变化，在日记中流露出不满。熊十力的另一位学生牟宗三则表现出对老师的同情理解。牟宗三认为熊十力思想的变化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得已的“行权”。徐复观的学生翟志成则进而撰文对熊十力的思想变化予以批评。他认为熊十力后期本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并且指出熊十力前期思想坚持“体用不二而有分”，在后期则只坚持“体用不二”。他还强调熊十力的思想变化是为了迎合当时的意识形态。翟志成的论文遭到了刘述先、郭齐勇、赖贤宗等学者的批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赖贤宗对翟志成的反驳。赖贤宗在《重检文献论熊十力体用论思想之一贯性》一文中不仅根据文献找到了熊十力后期依然坚持“体用不二而有分”的例证，而且进一步厘清了熊十力体用论之“体用不二而有分，虽分仍不二”的特点。但遗憾的是，赖贤宗未能正视熊十力关于本体性质变化的论述，得出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并无变化的结论。

牛军在分析学界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徐复观、牟宗三、翟志成、张岱年等很多学者关于熊十力后期思想变化的原因的认识都归结为他受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于这种观点，牛军予以了纠正。他沿着导师黄克剑先生对此问题独树一帜的研究思路———从熊十力致思的内在逻辑出发，指出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始终坚持“体用不二”的观点，变化了的是具体的思路：由前期的“举体成用”转变为后期的“摄体归用”———对此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指出：前期，他从儒家道德本体出发，试图推出科学与民主之用的尝试失败了。后期，他转变思路先肯定科学与民主，再逆推本体应具有怎样的性质。他便肯定了本体具有物质性，以肯定科学。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世界。如果物质世界如他前期所说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设的话，科学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贬斥群儒的原因，也是他试图从他们那里找到肯定民主的思想。可惜只有孔子五十岁之后的论述才有符合他这一要求的痕迹。牛军对熊十力前后期思想变化的这一解释更符合熊十力思想本身，也更具说服力。这一论断，源于他对熊十力“返本开新”策略逻辑缺失的清晰认识。

三、对于熊十力“返本开新”策略逻辑磗格的指出

牛军在书中指出：熊十力对于西方文化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他看来无论是西方的民主还是西方的科学都是有问题的。西方科学虽然先进，却利用坚船利炮来侵略其他国家。他们的科学缺乏道德的统御。西方的民主也是权力向度上的民主，缺乏对于人的心性之维的关注。熊十力所要建构的现代新儒学就是要由儒家的道德本体开出儒家式的科学与民主。这样的科学与民主，是儒家道德本体的作用，是统御其中的道德纠正了的西方文化弊端的科学与民主。他的这一思路可以概括为“返本开新”。“返本开新”也是熊十力融合中西文化建构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架构。“返本开新”正如牛军指出的那样，其实就是儒家“内圣外王”思路的一种体现。“返本”即是“内圣”，“开新”即是“外王”。只不过熊十力是要在现代语境下，由儒家的“内圣”开出新的“外王”———科学与民主。但遗憾的是熊十力所设想的现代版的“内圣外王”却存在着逻辑上的磗格。这也是熊十力后期调整自己思路的原因。

熊十力试图由道德本体发展出科学，就遇到了诸多问题。科学是对物质世界規律的探寻。然而在前期，熊十力沿着他“举体成用”的思路，却将物质世界看作是“翕”的势用的迹象，是不具自性的虚空。熊十力是通过“翕辟成变”来阐释本体显现为大用流行过程的。“翕”是凝聚的势用。有了“翕”的势用，无形无相的本体才有可能显现为具体的万事万物。但“翕”一味凝聚，宇宙将成为顽冥不化的死物。“辟”则是本体显现出的另一种势用。它体现出本体刚健不息的本性，它在性质上与“翕”相反，要打破凝聚的势用，使“翕”与自己一起升进，不使其物化。熊十力强调“翕”与“辟”是同时发生的，是生灭不住的，来凸显本体显现为大用流行，大用流行在性质上依然是虚寂而善动的。他的这一观点，很好地阐释了体与用在性质上是不二的。但是，这也意味着物质世界只是一种假象而已。“翕”作为一种动势从未成为物质性的存在。物质世界只不过是将“翕”的动势误以为是客观实在的一种假设。这样科学也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熊十力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后期他改变思路为“摄体归用”，将物质性肯定为本体的一种性质。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得到了承认，为科学的存在确立了前提。然而，正如梁漱溟批评的那样，物质性乃是坤阴之性，在传统儒家那里，物极易引发过度的欲望，从而使人堕落，因此坤阴之性意味着恶。肯定儒家本体具有恶的性质，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也是熊十力后期思想变化受到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熊十力如何安顿物质世界，他都遇到了无法解开的矛盾的死结。

熊十力还要由道德本体发展出民主。这种民主是立基于“性”的民主，不同于西方立基于“欲”的民主。这一点从他对“自由”观念的阐释上可以得到解释。熊十力倡导的“自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的道德自由。的确，正如牛军指出的那样“人之为善，是靠自律来实现的，而且人之为善是完全取决于自我，而对外部条件是无所依赖的”。这样熊十力的“自由”便与西方的“自由”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自由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权力的自由，是与个体实现自己应有的“欲望”相关的。熊十力的自由观念显然和西方文化中的自由观念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熊十力试图通过“以性摄欲”的方式，将西方的民主转化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德性民主。然而，“性”与“欲”却很难被熊十力“体用不二”的逻辑框架所范围。熊十力强调“欲”是要受到“性”的统御才是“欲”，否则就成为“染习”。可见“欲”与“性”并非如他论证的那样是“体用不二”的关系。水可以以冰的形式显现，但冰还是水，性质是一样的。这是熊十力用来阐释“体用不二”的例子。那么水形成了冰和冰之外的东西，如何解释为“体用不二”呢？

牛军对于熊十力“返本开新”内在逻辑的磗格的剖析是十分清晰和令人信服的。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熊十力学思体系乃至他的后学所倡导的现代新儒学的学理困境，进而思考儒学在现代社会可能担当的责任与使命是什么。这或许就是牛军此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