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苍穹：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王华

编者按：

2016年9月25日，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500米口径地面射电望远镜FAST（又名“天眼”）落成启用。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天文领域实现的一次伟大突破，也是中国人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倾其余生23载，以坚定的信念，强烈的爱国情怀，带领科学家们历经重重困难，让中国“天眼”屹立于世界天文学前沿。而最终南仁东也化作了这漫天“星辰”中的一员，照亮着中国天文学的前进方向。

摘星星的孩子

世界上所有的童年，都有过对星空的幻想，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星空永远是神秘的，也是美丽的。但绝大多数的孩子，仅仅停留于幻想，只有极少数人将其投入到对星空的探索，最终成为天文学家。

从清华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南仁东被分配到吉林长白山一家无线电厂工作。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庸常的十年。开山放炮、凿水道、电镀、锻造，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万金油”。照着父亲的指引，他到了一个国家更需要他的地方。但他又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日子里，他的使命感变成了一个愣头愣脑的家伙：看見别人高呼，它也跟着高呼;发现别人奔跑，它也跟着奔跑，累了就闷头睡大觉。

10年光阴过去，南仁东已经33岁。那是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对于一个学霸来说，这无疑是一声“起床号”，他的心在沉睡中被猛然唤醒：他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了——是的，他喜欢的是在知识领域里长跑。南仁东必须去考研究生，才能满足内心的渴望，而且他的志向在太空，只有那个无垠而广袤的太空，才是他一直在寻找的挚爱。

“我决定考天文学。”他把这个决定第一个告诉了他的妻子。

妻子说：“你可想清楚了？”

他说：“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

妻子说：“可你知道，天文学是很难考的。”

他说：“南仁东什么时候害怕过考试了？”他用的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口吻，因为妻子历来反感说大话的人。他明白妻子接下来会说什么，因此说完话便保留着那一半儿玩笑表情，等待着妻子的那句话。

果然，妻子说：“最好是考上了，才说这样的话。”

妻子属于知书达理、处事谨慎、凡事都很低调的人。而南仁东却属于热血型，心血来潮时会蹦出一两句惊人之语，做出一些惊人之举。每当这时候，妻子总充当那个泼冷水、让他保持头脑清醒的人。作为他的妻子，她了解南仁东胜过了解自己，信任南仁东也胜过信任自己。但作为一个贤惠的妻子，她又必须确认自己在默默支持丈夫的同时，成为他身后最冷静的那个人。

她说：“这些年，你可没少折腾，折腾绘画、捣鼓音乐，但我从来没看见你对天文有过兴趣。”

南仁东说：“谁说我对天文没有过兴趣？”他其实还想说“这些年里，我也没少像孩提时代那样望着星空发呆”，但他没说。毕竟这样的话从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嘴里说出来，是要遭到嘲笑的。末了，他说了一句无可辩驳的非常现实的话：“我这十来年，不都在跟无线电打交道吗？”

妻子开玩笑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当初可是被迫接受这个专业的，而且这些年来，你一直都没表示过你有多喜欢它。”

南仁东说：“我们的确不喜欢把命运交给别人去安排，但也不能说每一种安排都是错误的。打个包办婚姻的比方吧，男女双方互不相识、互不了解，父母包办，两人被安排到一起过日子了。于是，有的人一辈子都没付出感情，而有的人过着过着就有了感情，还有可能突然发现，对方其实正是自己喜欢的那种类型。我就是后面这一种情况。”

顿了顿，他接着说：“就算是包办婚姻，也要讲生辰八字合拍，对吗？我这样儿，就是被看过生辰八字的。”

玩笑开完了，他才又正经起来，说：“再说，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安分的人，我喜欢探索。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宇宙才是最具吸引力的，不是吗？”

就这样，他报考了天文学，并成功考取了国家天文台天体物理的研究生。到中科院报到的那天，他去了古观象台。上一次去，还是他读大学时，那时，他的周末时光几乎都消磨在那里。十多年后的久别重逢，他激动地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咔咔直响。他轻轻触摸着这里的一切，对它们说：“我又来了。我这次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将和你们一样，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天文事业。”

那之后，南仁东作为“文革”后中科院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起的第一个天文观测站——沙文站，开始了他的天文人生。

南仁东

 祖国的召唤

咱们要建就建个全世界最大的

因为南仁东很厉害，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立天文台聘他为客座教授，给他的薪资待遇是国内的300倍。很多人对此羡慕不已，但事实上，那段时间他并不像别人想象的那样开心。

当时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先进天文设备。我们的天文学家要想对太空做一次观测，就得跟其他国家借望远镜。而每次申请使用望远镜的时间，都非常受限，能拿到一个小时的观测时间，就已经算是非常幸运了。

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天文学家们怎么能有自己的天文观测数据呢？因此要使用数据，就得用国外已经被人使用过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就像一群庄稼把式，空有一腔种地的热情，却苦于没有自己的锄头和犁，想种点儿什么，都得去跟人借工具，既不方便还要看人脸色。而南仁东就像是一位外出做了长工的兄弟，虽然自己过上了可以果腹的日子，但一想起家里的窘境，便没法心安。那期间，如果你看到他在画画，那一定是他为了平息内心那份不安;如果你看到他在拉琴，那一定是因为他想家了。有时候，他正上着课，却因为自己说起的某一个敏感词汇，突然就少了讲课的兴致。他甚至可能陡然间扔掉粉笔头，对学生们道声“对不起”，走到教室外暗自神伤起来。

这时候的他，已经在国际天文界很有名气，圈内人也都非常赏识他，但在日本的那段时间，他给人的感觉却不是那么乐观。

假期回国，几个老朋友总是要聚一聚的。中年男人的聚会，话题总是离不开工作环境和工资待遇。人生已经过去一半，有追求也好，没志向也罢，都奋斗半生了，小结一下是自然而然的事。毋庸置疑，南仁东成为了大家羡慕的对象，因为在老朋友们看来，名和利都站到了他那一边。

“你说我们都混成啥样儿了？看看人家南仁东吧，世界有名的天文学家，日本国立天文台客座教授，月薪是我们这帮人的300倍。”

“他可是我们的骄傲啊！”

“不光是我们这帮人的骄傲，还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些话本来是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可南仁东听到这些话，像受到了惊吓一般，连忙摆手叫停：“你们赶紧打住吧，再这样说下去，我只好跳楼算了。”

朋友们以为，这都是因为他谦虚惯了，不习惯听这种溢美之词，便说：“你名副其实，谦虚个啥呢？”

他却跟他们急：“我什么名副其实呢？”

朋友们奇怪了，说：“你的名气呀，你的工资待遇啊，难道不是名副其实？”

他更急了，说：“那些是不假，可难道个人有点儿小名气，拿份高薪就够了？”

朋友们就问：“那你还要什么？”

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是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个人名利不就是毕生追求吗？好在朋友们都知道他不属于那大多数人，稍想一想，就都能理解“壮志未酬”的那种不甘。可他们还是想不明白，如果南仁东的梦想是做一位天文学家，那么他已经做到了，为什么还对自己那么不满呢？人到中年，就都变得现实了，他们都劝他：“够了够了，人要知足。”

他自嘲地笑笑，说：“要是只论薪水待遇，我确实应该知足。”

“可我们都到这把年纪了，你还想论什么呢？”他们问。

“更何况，你南仁东不光是薪水高，还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最终成了天文学家。”老朋友们被惹急了。

他终于说出了内心的郁闷：“成了天文学家又怎样？我们这帮天文学家想做一次天文观测，都得去借其他国家的望远镜。我们想用观测数据，都是捡别人用过的。难道成为一个天文学家的最终目的，就是到其他国家的天文台做个客座教授？”

话说到这份儿上，老朋友们似乎终于有些理解他了。他们小心地问他：“那你想怎样？”

而这时候，他的心思已经飞到了很远，飞到了那些个心事重重、不能成眠的夜晚，飞到了那些突然不想说话、突然变得黯然神伤的时间碎片之中。关于自己想怎样、想做什么的问题，他的确认真思考过。但又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时间他都处于现实与梦想的矛盾之中。没有人知道，有一个叫“发奋”的心结，一直梗在他心里。那些夜不能寐的时间，那些沉默寡言的时间，正是这个心结最活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先进设备。可是，想要自己的国家拥有世界先进的天文设备，仅仅发奋是不够的，还需要国力的支持。

1993年，无线电科学联盟第24届大会在日本召开，射电天文专门委员会专门组织了一场题为“第三个千年的射电望远镜”的学术报告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专门讨论了下一世纪射电望远镜的发展前景。

南仁东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一起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还有北京天文台的吴大伟，他跟南仁东是老同事了。如果南仁东是出门做长工的兄弟，吴大伟便是留在家里跟人借锄头种地的窘迫大哥。如果这个会能开得让自己激动起来，南仁东相信吴大伟也能激动起来。还在会场上，南仁东就不住地找吴大伟，希望能跟他对上眼，产生共鸣。可吴大伟坐得离他较远，而且吴大伟一直认真地盯着主席台，南仁东根本找不到跟他对视的机会。因此，一到休会时间，他便迫不及待地找到吴大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老吴啊， 咱们也建一个吧！”

吴大伟虽然从这个会上得到了许多鼓舞，但他并不像南仁东那样已有在国内建造望远镜的考虑。或者说，他们两个的梦想并不在一个方向。因此听他这么一说，吴大伟显得有点意外：“咱们也建一个？”

南仁东说：“是啊！”

吴大伟问：“建望远镜？”

南仁东说：“那你认为我们会想建一个什么呢？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可我们国家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他的意思很明白：大家都在盼望有一个像样的望远镜。

吴大伟当然明白南仁东的意思，他甚至也因这个想法而有些激动。他问：“你想建一个多大的？ ”

激动之余，他还是希望南仁东能够清醒一点。他说：“成立这个‘国际无线电科联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的决议半小时前才通过，大型望远镜的科学论证及可行性方案论证的研究要这个会后才正式开始。”

南仁东说：“那又怎样？ 咱们要建就建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比‘阿雷西博还大的，500米口径的，如何？”

吴大伟给惊得两眼发直，他没想到南仁东的心思会这么大。他说：“你以为建一个射电望远镜那么容易吗？”

南仁东说：“我当然知道不容易，但我们不能因为不容易就不建呀。我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我可是琢磨很久了。没有自己的望远镜，我们这帮天文学家……能干什么呢？”

吴大偉静下心来想想，觉得南仁东说得在理，便回答他说：“想法很不错，可也不是想建就能建的。要不，我把你这个建议带回去，大家合计合计？”

吴大伟没想到南仁东会像个性急的孩子，他刚回国没几天，南仁东就把国际长途打过来了。没办法，吴大伟就在台里一次重要的会上专门把南仁东的想法提了提。可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想法倒是好，可要建那么大的射电望远镜，起码得投资几十个亿，很显然那几乎就是异想天开。

那之后，南仁东再打电话过来，吴大伟只好把这个结果反馈给他。南仁东似乎被这个结果打击得不轻，再也不打电话找他了。

我决定回来！

在日本工作期间，南仁东画过一幅油画，名为《富士山》，被日本国立天文台公认为具备了大家水平，因此台里决定将其挂在天文台大厅。画挂好后，他受邀去看效果。但到了那里，他心不在焉地看了一眼便走了。他是着急要往北京打个重要电话。这个冲动已经产生过好几次了，前面几次都被他压了下来，因为他多次被朋友告诫：你可别犯傻。可是这一次，他不想再犹豫了。

南仁东参加早期选址

1994年，南仁东的确变得热衷于往国内打电话了。他人虽不在北京天文台，可心还在。那里有他曾经的同事，他打电话问他们过得怎样，同事们当然知道他问的不是日常生活，而是事業。两个科学家，在国际长途通话中，会去聊家常吗？可对于一帮没有称手家伙的天文学家来说，又能聊什么事业呢？

这一次，电话打回去，他问：“最近怎么样？”

听到这个问题，电话那边情绪就低落：“能怎么样呢？ 还那样呗。”

他在这边沉默。

那边也跟着沉默。

过了一会儿，他沉不住气了，问：“台里有没有别的动静？”

那边说：“你指什么？”

他说：“大望远镜，有人想过吗？”

那边终于笑起来，说：“我们倒是听说你想建一个，还是500米口径的。至于我们，没敢想过。”

他问：“你们想不想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大射电望远镜？”

那边想都不想就说：“想啊，怎么不想？可是，想跟建是两回事儿。”

他深吸了一口气，问：“你说，我是不是干脆回来算了？”

那边忙说：“你可别犯傻啊，好好的你回来干啥！”

劝他“别犯傻”的人太多了，他便一直推迟着一个重要电话。他明白，同事、朋友们都是为他好，希望他以自己的利益为重。可他发现利益并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感，相反，他在这里待得时间越久，就越觉得煎熬。于是，他将希望转向妻子，希望能从她那里得到支持。

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东京的天空一碧如洗，可南仁东的心情怎么也晴朗不起来。电话听筒被他拿起来又放下，拿起来又放下。他担心自己的想法遭到妻子的反对，毕竟他的决定将让他失去一份高薪。这份高薪对于理想主义的南仁东来说不重要，但对于他的妻子，一位成天被现实生活浸泡着的家庭主妇来说，意味着生活能宽裕一点，孩子们的食谱可以丰富一点、营养可以充足一点。他们的大女儿孩子还小，二女儿刚怀孕，他的这份高薪有的是用处。虽然妻子从来就没反对过他的任何重大决定，可他除了是位天文学家外，还是一位丈夫，一位父亲。这也是他在电话机前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他做事从来都果断干脆，但要打给妻子的这通电话，他却犹豫到晚上才终于拨出去。

贵州山窝窝里的民居

“睡下了？”他问。

“没哩，正给老二炖汤，好让她明天带到单位。”妻子在那边说。

“炖的什么呢？”他问。

“老母鸡，加了点儿黄芪。”说完，妻子问，“你怎么样？”

那时候他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似的，可他还是把话说了出来：“我想回来。”

妻子以为他是想家了，说：“不还没到假期吗？”

他说：“我说的是回国。”

妻子有些意外，问：“回国？”

他说：“是的，回国。”

妻子有时候会变得更像母亲，她第一时间竟然担心的是他在国外可能受到了怠慢，灰心了。她问：“那里待你不好？”

他说：“待我很好。”

妻子说：“那你怎么想回国？”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想回来建望远镜。”

妻子问：“你要建望远镜的话也传到我耳朵里了，可我听说你的心太大了，你的想法没人支持。”

他说：“的确是这样，可我还是想回来。我想我回来了，大家可能就会支持我。因为，这毕竟也是大家的愿望。”

他接着说：“你想想啊，我光在东京这边提想法，别人哪来的劲儿支持我啊？可我要是回来把这事儿正儿八经地提起来了，肯定就会有人跟着我一起干了。”

妻子在那边沉默了良久，又说了那句话：“你想清楚了？”

他说：“你无非是想对我说，回国后工资可要少一大截。”

妻子说：“我倒没你想象的那么狭隘。”

他说：“别人可都这么说，他们通通叫我别犯傻。”

他还说：“我回国后，你就得从牙缝里省钱给孩子们炖汤了。”

妻子又沉默了一会儿。她大概是利用这个时间做了一番权衡和思考，而后才给了他结果。她说：“那就从牙缝里省吧。”

放下电话，南仁东双手紧捂着脸做了一次长达一分钟的深呼吸，他像一个流浪在外的无助的孩子终于听到了母亲的召唤一样，忍不住喜极而泣。

第二天，也就是日本天文台将他的油画挂到大厅墙上的那天，他终于拨通了中国科学院的电话。

他说：“我决定回来。”

望远镜的山谷

我们的“孩子”有名字了

1994年对于中国天文学界来说，是一个关键年，因为那一年南仁东带着一个梦想毅然回国。1994年对于南仁东来说，也是一个关键年，因为那一年他与贵州喀斯特洼地相遇。而对于FAST来说，1994年则是它长达22年孕育成长的开始。

那一年，从北京到贵州的火车还是绿皮车，单程也得跑上30多个小时。南仁东选择乘火车去贵州，是为了省钱。但人家说，其实你在路上浪费掉的时间也是钱。可南仁东说：“在火车上也可以做些事儿的。”他的意思是，他不会把火车上的几十个小时浪费掉。但看上去，他的所谓不浪费时间，不过就是一路上都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画画而已。

时间长，车又行驶得摇摇晃晃，同行的聂卫东多数时间都在睡觉，他很清楚下了火车之后的选址之旅会有多辛苦，因此在火车上补足觉、养足精神是很有必要的。他睡觉前看见南仁东在写写画画，醒来后还看见他在写写画画，就劝他说：“南台长（南仁东回国后出任天文台副台长），你还是睡会儿吧，不然，到了山里，你想睡也找不到地方睡了。”

南仁东下意识地朝窗外看了看，回过头来笑着对聂卫东说：“到了我这年纪，不是想睡就能睡着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做点儿事吧。”

聂卫东充满疑惑地问南仁东：“你在写什么呢？”

南仁东停下了手中的笔，不紧不慢地说：“也谈不上具体在写什么，就是一些点点滴滴。有时候突然冒出来的灵感，就把它记下来，突然想起一种算法，就算算。”看聂卫东有些好奇，他便把笔记本给了他，自己上厕所去了。于是，他走之后，聂卫东便随手翻阅起他的笔记本来。那上面的确是东一页西一页地记录着一些数字或者公式，要不就是很随意的草图。显然那都是他的一些灵感碎片。但聂卫东通过这些零乱的笔迹，看到的却是一颗坚持不懈的痴心。

南仁东上完厕所回来了。

“好看吗？”他问聂卫东。

聂卫东笑了。

他把笔记本还给了南仁东。

南仁东拿过笔记本放下，对他说：“你把图给我。”

聂卫东知道他指的是那些遥感图。本来在这之前聂卫东已到贵州探了一整月的路，可南仁东好像信不过他似的，坚持要带上它们。好家伙，那可是几百张遥感图啊，他也不嫌累。带上就带上吧，可上了火车，他都看过两遍了，这会儿又要看。

“又是全部？”聂卫东虽然做了很好的掩饰，但连他自己都听出了语气里的不耐烦。

所幸的是南仁东没有听出来，他满脑子只想着那些遥感图，耳朵也听不进别的。他说：“全部，一张也别少。”他说话的时候，已经坐到了铺位上，只等着聂卫东给他拿图了。

聂卫东只好替他拿图。硬卧包厢铺位空间很有限，聂卫东的下铺是一个长得很富态的中年女人，那时候她正坐在窗口吃泡面。聂卫东伸着手往下递包，不小心碰到了她的头，遭到一声抱怨：“你搞哪样？ 小心点！”还没等聂卫东反应过来，南仁东就急忙道歉，连说了几声“对不起”。接过包，他还冲她抱歉地笑笑，又解释说：“拿个图纸。 实在对不起了。”

那个女人没再计较，继续吃起了泡面。

那之后，聂卫东出了包厢，南仁东却跟那个女人拉起了家常。

“听口音，大姐是贵州人？”南仁东问。

女人撇嘴瞪眼，说：“你多大呀，叫我大姐，我有那么老吗？”

南仁东笑起来，说：“我们东北人对女性都尊称‘大姐。”

“这样啊！”女人释怀了，“你们去贵州搞哪样？”

南仁东说：“去找一个台址。”说完，他才意识到对方可能听不懂，又说：“去找一个坑儿。”

“去找一个坑儿？”女人显然还是没法懂。

那会儿南仁东正好摆弄开了几张图纸，就把图纸举起来让她看，说：“是的，我们要到这些地方，去找一个坑来建望远镜。”

“望远镜？”女人自语道。她所能想到的也就是孩子们架在鼻子上的那种玩具望远镜，跟一个“坑”扯不上关系。她不经意地白了对面的南仁东一眼，心想自己可能遇上了一个疯子。

而这时候，南仁东却感觉到自己的胃有了动静，它正闭着眼冲着空气中的泡面香味抽着鼻子。很显然，它饿了。那會儿正好聂卫东也逛回来了，他便对聂卫东说：“不如我们也来碗泡面？”

聂卫东说：“你要吃泡面？”他的意思是他们可以吃盒饭。

南仁东想了想，说：“我想吃泡面。”

对面的女人扑哧一声笑喷了饭。

南仁东就大射电望远镜早期选址与外国专家交流

南仁东问：“ 大姐，你笑什么？”

女人说：“我笑你呢，又不是害喜了，还想吃这想吃那的。”

南仁东一听， 也笑了，说：“你别说，我最近还真害喜了。”他说这话的时候得意地看着聂卫东，他希望聂卫东也能跟上他的幽默节奏，最好笑上一笑。

聂卫东果真笑了一下，说：“你这个娃儿可怀得不小啊！”

南仁东哈哈大笑起来，说：“是哩，一个大胖小子啊！”

女人一直在一旁拿白眼看他们，如果一开始还不能确定这是个疯子的话，她想这回应该可以确定了。

南仁东也没看她的眼色，自顾自地高兴。不光如此，他还要请教她：“大姐，你们怀上了孩子之后，心情是啥样的？”

女人没好气地回答他说：“啥样的？ 就是巴不得快点生下来喽。”她或许做梦也没想到，她这不经意间的一句应付话，竟从某种意义上成就了一个名字——FAST。 她说完，就从聂卫东身边挤过去，丢泡面盒去了。女人大概真的把他们当疯子了，直到睡觉的时候才回到包厢。

她没好气撂下的那句话，令南仁东傻了好一会儿。那之后，他丢下一床铺的图纸不管，又回头迫不及待地找起了他的笔记本。硬卧包厢的小桌太挤，他在水杯、食物袋中间找到了他的笔记本，心急火燎地翻找到一页，在那里停顿下来。那一页纸上写着： Five Hundred Meters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因为这句话的重要，那页纸已经给翻得很皱了。也不知道南仁东盯过它多少次了，估计盯它时的心情，就跟那个女人说的一样： 巴不得快点儿生下来。可一直以来，他并不像女人那样能清晰地触摸到自己的想法。而今经她不经意地一点，它突然间就在南仁东的眼前变得清晰可见了——是啊，他何尝不是时刻在盼望着它快一点“出生”呢？快，FAST！像是冥冥之中早有定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英文名称里就藏着这个词语。

南仁东拼命压抑着自己的激动，他盯着聂卫东，一点一点把自己点亮成一颗太阳：“有名字了！”

“我们的望远镜有名字了！”他说。

聂卫东问：“叫什么？”

“叫FAST。”他说。

“FAST？”聂卫东说。

“对，快！迅速！我希望它快一点变成现实！没想到吧？这个名字其实就藏在那个英文名称里——Five Hundred Meters Aperture Spherical Radio Telescope！”他说，“我冥思苦想了那么久，却没想到‘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名字太好了！是吗？”

他目光如炬地盯着聂卫东，可无奈FAST不是聂卫东的孩子，他顶多算是个舅舅，因此他的心跳没法跟南仁东同步，也就没法像南仁东那样激动。但看上去他要是不跟着高兴一下，南仁东就要一直站在那里。因此，他只能跟着南仁东一起高兴，甚至抖了抖身体，就像鸟高兴时振振翅膀一样。他说：“的确……太好了啊！”

南仁东这才放过了他，“啪”地合上了笔记本，说：“申报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个名字。我们得抓紧把选址调查报告落实喽。你又免不了要辛苦一阵儿了！”这之后，南仁东竟兴奋得像刚打了鸡血似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末了还是女人留在包厢里的泡面味提醒了南仁东，他抽抽鼻子，决定去买泡面。聂卫东不让他去。再怎么说，这个腿儿也该是他这个年轻同志去跑，但南仁东不让。南仁东高兴，你不让他去就不对了。

南仁东这就去了，脚步还弹性十足，这让留下来的聂卫东别扭了好一会儿，只好捡了个活儿：替他收拾满床的图纸。此去选址，这些可都是缺一不可的资料，南仁东一高兴就把它们忘了，他要再不管，弄丢一张可就麻烦了。

正收拾呢，南仁东手捧泡面，嘴里像念经一般念叨着 FAST，回来了。他将其中一盒扔给聂卫东，说：“咱们泡上吧，得庆祝一下。”

聂卫东在心里喊道：“就拿泡面庆祝？”可他却把脸笑得灿烂如花，表示很高兴接受这个决定。他去冲泡泡面，南仁东又坐下来摆弄开了图纸。聂卫东真想冲他喊“我刚收好”。

泡面取回来后，聂卫东发现南仁东又铺了一床的图纸在看。

聂卫东把泡面放到桌上，说：“准备吃饭吧，我们不是要庆祝吗？”南仁东却又看起来满腹心事，他皱着眉，眼睛斜视，像在问自己又像在问聂卫东：“你说， 我们真能在贵州给FAST找到一个家吗？”

聂卫东说：“这可是几百张图纸啊，几百张图纸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是在上万个窝窝里找一个窝啊。”身为贵州人的聂卫东，一着急嘴里就蹦出了贵州方言。他的意思是，不可能找不到！

南仁东听了就高兴起来，于是放下图纸开始吃泡面。也许是饿了，吃起来他又把要庆祝的事儿给忘了。聂卫东知道他忘了，也不提。南仁东狼吞虎咽到中途，自己想起来了，含着一嘴面突然停在那儿，问聂卫东：“不是说要庆祝一下吗？”

聂卫东笑起来，说：“是你自己忘记了。”

于是南仁东也笑，一口面吞也不是吐也不是，差点把自己给呛着了。末了两人郑重其事地碰了碰泡面盒，都说“为我们的望远镜有了名字干杯”，再接着吃。因为是“干杯”，南仁东把面汤也喝了个精光。不仅自己这样做，他还要求聂卫东也这样。

那天下午南仁东就像一塊烧红了的铁块，很长时间没法自我冷却。很晚了，对面床铺的女人才回来。南仁东就像一直在等着她似的，她刚进来，南仁东就冲她说：“我得谢谢你，是你给了我灵感。我们的孩子有名字了。我说的是我们的望远镜。”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女人的眼睛，可把女人吓得不轻。她一声没吭便睡下了，一心只想：但愿这个疯子今晚别一把火把火车点了。

聂卫东睡一觉醒来，发现南仁东两眼发直地坐在床头。那时候车厢里已经关了灯，他当然也就没法工作了。聂卫东是通过地灯微弱的光看清他的模样的。南仁东的眼睛在黑暗中竟是那么明亮，像星星一样明亮。

“你怎么还不睡呀，南台长？”聂卫东小声地问他。

南仁东正发呆呢，黑暗中忽然传来的人声吓了他一跳。南仁东指指对面，又指指上面，说：“这如何睡得着？”聂卫东稍微想想，就明白他指的是什么了。对面还有上面，鼾声如雷，此起彼伏。

聂卫东说：“你睡着了就听不见了。”

南仁东说：“可我睡不着。”

聂卫东说：“你不睡怎么行， 我们这次要去跋山涉水哩，你得把精神养好才行。”

南仁东说：“可这也太吵了。”但他的语气里没有埋怨的意思。很显然，因为今天的不平凡，他心里只有欢喜。

聂卫东想了想，决定用泼冷水的办法促使他冷静。聂卫东说：“南台长，你不知道吗，你睡着了也打呼噜的。”

南仁东问：“是吗？”

聂卫东说：“当然是啦，而且比他们打得还响。”

南仁东哧哧地笑起来，说：“那样的话，我就更不敢睡了，我怕吵着别人。”

聂卫东两眼一黑，无语了。

这山窝窝好啊！

因为之前聂卫东有过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心里有底，所以这一次他并不打算带着南仁东满贵州跑，而是直奔平塘。上一次来调查筛选，平塘那片美丽的窝窝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希望它也能给这位求“窝”若渴的科学家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去时，平塘县派了王山峻副县长跟他接洽。这一次，他们直接找到了王山峻副县长。

王山峻跟聂卫东是老乡，两人一见面就显得很亲热，又是握手又是拍肩的。南仁东自然被晾在了一边儿，但因为满脑子都是峰丛洼坑的事，他一点也没感觉到受了冷落。他等着他们寒暄完，自己再上前去跟那位副县长握一下手。所以还未等聂卫东将他隆重推出，他就已经抓住王山峻的手了。“谢谢你们啊！”他说得有点突兀。

“这是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南仁东。这一次，他是专门过来为选台址做摸底调查的。”聂卫东赶紧介绍。

听到这儿，王山峻认真起来，问：“南台长哪年的？”

南仁东说：“日本鬼子投降那年。”

王山峻说：“啊，我还真虚长你几岁。”

南仁东说：“那就难为你了，这把年纪还得带我们跋山涉水去。”

王山峻哈哈一笑，不屑地说：“我们土生土长在这片大山里，又搞了一辈子农村工作，哪能怕爬个山涉个水呢？别以为我虚长你几岁，身子骨就比你差，我们可都是……”

这时候，司机已经把路上需要的水和干粮准备妥当。王山峻这番话还没说完，聂卫东就打断他说：“我们出发吧？”

大家一同上了吉普车。

坐上车后，聂卫东才打趣地说：“你们两位这是在比老，还是比年轻啊？”

王山峻说：“比身子骨，哈哈！”

第一次实地调查，聂卫东已经在平塘筛选出了100多个峰距200米到600米的洼地，这一次，他们是直奔那些洼地去的。可是，一路上南仁东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窗外，每一次闯进视野的山包和洼地，都会引起他一串惊叹。他那样子，倒不像是个来做实地调查的科学家，而像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孩童。

那时候贵州的山路，路况可不是一般的差。吉普车行驶在路上，坐在车里的人都感觉不到是汽车，一恍惚还以为是骑马呢——那个颠簸劲儿，也只有在骑马的时候才体会得到。因为要对付这样的颠簸，车上的每一个人都得时刻抓住车窗顶上的拉手。即使是这样，车驶进洼地或碰着石块的时候，他们还会被抛起来，抛到半空，用脑袋去跟车顶比硬。要不是他们奔赴的目的地足够令他们心情愉悦，这样的颠簸肯定是让人无法忍受的。而南仁东的感觉，就像是去相亲，去为孩子选一个心仪之人的感觉。头撞到了车顶，或者屁股给抖得生痛的时候，他的喊叫声也是充满开心的。

可是，这样的路也不长。到了没有路的地方，即便吉普有多么乐意效劳，它也进不去。末了，吉普车只能停下来，目送着这几个狂热的家伙走向大山深处。

那可不是用目光在地图上扫视。在地图上，目光只需万分之一秒就能跨越的距离，用脚就得走上三五个小时。这对于年轻又曾有过地质生活经验的聂卫东来说，算不了什么。對于一直做着农村工作的王山峻，也算不了什么。但对于不曾有过野外工作经历又年过半百的南仁东来说，就是挑战了。可意想不到的是，一路走下去，一直保持着饱满精神的不是聂卫东和王山峻，竟然是南仁东。

一开始，大家都还又说有笑。为了走起来轻松一些，王山峻甚至还讲过一些笑话，惹起阵阵大笑。可越往后，他和聂卫东的话就越少了。山路太长，也太崎岖，他们走得很累，也走得很乏，剩下的精力全都用来对付疲乏和劳累了。南仁东当然也累也乏，甚至因为体力不如他们，还比他们多喘一会。可他却是一直保持着笑容的那一个——眺望远处的峰群时咧着嘴;俯瞰脚下的洼地时也咧着嘴。行走山路时脚下打滑，别人都吓白了脸，可一旦有惊无险，第一个笑起来的还是他。他看上去实在像一个贪玩而又精力旺盛的孩童。

进到洼地，视线受阻，剩下的就是用脚丈量这片洼地的宽度了。无聊时，南仁东还会随意扯一根草茎放入嘴里嚼。有一次，他们遇上了一群山羊，他竟冲着它们学羊叫：“咩……”学得还蛮逼真的，把羊们都惊呆了。这也罢了，他还要较真为什么这里只有羊却没有放羊的人。王山峻只好跟他解释：“这里山大，山民一般都是把羊赶出来就不管它们了。勤快的可能隔一段时间来找找、数数，看羊有没有少。懒的半年才来找一次，或者干脆年底了才来把它们赶回去。很多情况下，不是羊少了，而是多了，因为羊在山上生崽了，出来的时候，是一只， 回去的时候，已经有一群了。”可老天好像故意要让王山峻难堪，他刚说完，就发现灌木丛中还坐着一个小姑娘。因为她穿得实在太暗淡，头发很乱，脸也很脏，又加上她坐在灌木丛中，以至于他们没能一眼就发现她。

南仁东乐了：“哈哈，你不是说这些羊都没人管吗？”他像所有抓住别人把柄的人一样得意扬扬。

王山峻只好讪讪地笑道：“我也没说所有的羊都是那样放的。”

南仁东说：“这属于勤快的那种人家，对吧？”

说完，他又认真地去问小姑娘：“小姑娘，这些都是你家的羊？”

小姑娘没吱声，紧闭着嘴，瞪大眼睛，看上去很紧张的样子。

这时，王山峻才上前来用本地话跟她说：“这位北京来的爷爷问你话呢，你就说吧，别怕。”

小姑娘眨巴了一下眼睛，但依然没放松表情。显然，她并没打算相信王山峻。

南仁东又问：“你多大了？”

小姑娘还是不作声，但她站了起来。她大概是想：站起来了，你们不就一眼能看出我多大了吗？

果然，王山峻第一个猜道：“看样子应该九岁左右吧。”又替她解释说：“山里孩子怕生。”

南仁东说：“这个年纪应该是在上学啊，怎么在这里放起羊来了？”

王山峻说：“这山里人吧，有时候宁可让孩子留在家里放羊，也不愿让他们去上学。”末了他又问小姑娘：“你家有人上学吗？”

小姑娘终于有了回应，她摇了摇头。

南仁东接着这个话题问：“你想不想上学？”

小姑娘点点头。

南仁东又问：“那你为什么没去上学呢？”

小姑娘又回到原来的木头样子了：眼睛一眨不眨，紧闭着嘴。但那又是一块多么有灵气的木头啊，目光清澈得像泉水，深邃得如深海。这样的眼睛能摧坚冰，能化顽石。一行的几个人，都在这双眼睛前静默了下来。那是一种心灵得到洗涤时的静默，每一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了内心温热的流动。没有人再向这位小姑娘提问题，就连离开时的脚步，也都尽量地放轻。那之后的好长一段路，大家都沉默得像哑巴。好在路途中又出现了一户人家，一座茅草房斜在半山坡，还冒着袅袅炊烟。

“嘿！”南仁东终于说话了。说实话，他有点儿承受不了小姑娘带来的那份沉默，早就渴望开口打破这种沉默了。

“那里有户人家。”他说。

他没有经大家同意，径自朝着那户人家走去。

这户人家并不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但聂卫东和王山峻还是跟上去了。

茅屋里有一位老妇，身子弯成虾状，正吃力地在灶台上忙活。南仁东突然闯入，屋里黑，他的肤色又太白，老妇因为吃惊，呆立在那儿了。

“老人家好啊。”南仁东打招呼道。

王山峻急忙用当地话跟她作介绍：“这是北京来的天文学家，我们路过这里。”

老妇这才缓过神儿来，“哦”了一声。

“你们这里好啊！”南仁东怕她听不懂，边说边竖起大拇指。

可老妇分明是听得懂的，她说：“好个哪样啊，这山窝窝里住着，太阳都晒不着。”说完她还笑了一下，虽然笑得怯生生的。

可南仁东还说：“这山窝窝好啊！”

很明显，他跟这位老妇的思维不在一根弦上。

1995年，南仁东等专家赴大窝凼考察，县长谭文忠陪同考察

聂卫东自作主张地要给南仁东补课，说：“人们一说起贵州，就用三句话来概括：天无三日晴……”

南仁东抢过话头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他得意地笑——当贵州在他的生活里显得重要起来的时候，他早就做过功课了。

聂卫东多少有些扫兴，补充道：“这些山窝窝， 对于贵州人来说，并不稀奇。”

南仁东却没心没肺地感叹：“稀奇啊！稀奇啊！”

不过那之后南仁东又不断地感叹：“这些山民的日子，过得还真困难啊。”

两年后的某一天，平塘县政府办的秘书张聪收到南仁东寄来的一封信，那封信里夹着500块钱。那时候，500元相当于张聪这样的普通工作人员半年的工资了。南仁东在信里委托张聪将钱用于自助生活在山窝窝里的贫困生。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对生活在这一片喀斯特地貌的孩子的资助。那些年，贵州有上百个贫困学生都在他的资助下上完了中学。

这时候，人们才知道，他第一次在贵州平塘大山深处那间茅屋前发出的那声感叹，并不仅仅是一句感叹。

给FAST找一个家

经过十多天山上山下的辛苦奔走，南仁东的新奇劲儿终于下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充实劲儿，是一个又一个洼地，是越来越靠谱的希望带给他的充实劲儿。十多天下来，他那副在日本国立天文台养尊处优惯了的身子骨差不多累垮了，整整瘦了一圈儿。

聂卫东担心地问他：“你还好吧？”

南仁东想都没想就说：“好！ 好得很！”

身体的累算什么呢？尤其当你付出的辛苦有了收获之后。这一次，虽说仅仅是12年选址长征的开始，可南仁东分明已经踏实地站到了起跑线上。不管跑道有多长，前面总有一个目标在等着自己，这样你心里就必然踏实。有了这份踏实，再远的路都不算远。

在这之前，他的决心不过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决心——在平地上挖一个能放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的坑，成本可能会与建设射电望远镜的成本一样高。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那个梦想要落地，谈何容易。事实上，他在咬牙追求这个梦想的同时，心态也并非全是乐观。只是因为天性使然，不到最后他决不允许自己放弃。“自助者天助之”，正是因为他的不言放弃，才有了这次认识喀斯特地貌的机会，他那颗原本没有着落的心，也终于有了放下的可能。

如果说去的时候，他是因为兴奋而睡不着觉，那么回程途中，他却是因为踏实而睡得很香。上火车后，他只跟聂卫东说过一句话：“好好睡上一觉。”那好像是在对自己说，也好像是在叮嘱聂卫东。反正，那之后他便天昏地暗地连睡了30多个小时，如雷的呼噜声一直从贵州响到北京。

下火车前，他迫不及待地跟聂卫东交代：“咱们抓紧把选址调查报告拿出来。”他不容分说就分了工，聂卫东负责什么，他自己负责什么。LT（大型射电望远镜）大会马上要在荷兰召开，他想把这个报告提交到这个会上，去争取支持。

但要写成一份严肃的调查报告，岂是一两次实地调查就够的。更何况，这个世界上拥有喀斯特地貌的不仅有中国，还有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等，而且这些国家也都向国际LT提出了争建报告。那之后的半年里，南仁东和聂卫东又数次往返于北京和贵州之间。临近那个会议之前，他们的《关于LT中国贵州选址报告》终于完成。

那份报告中，南仁东用加粗字体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如果我们在平地上挖这样一个坑的话，要花费极高的成本，因为这不仅仅是挖一个坑的事情，从建筑需求来讲，还要保证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塌方，最终可能会与建设射电望远镜的成本一样高。而峰丛洼地经历了上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沉降，是一个很稳定的凹坑，可以保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问题。”

此报告在荷兰的LT大会上得到了相当多的肯定。当年年底，中国天文学界以北京天文台为核心，组成了LT （SKA）中国推进委员会，并提出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群建设LDSN射电望远镜阵列，为LT中国概念KARST提供独一无二的台址。

虽然推进委员会依然没有明确提到南仁东的FAST，但委员会能承认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做台址，一样令他十分高兴。

推销员

“丐帮帮主”

是誰说的“有付出就总有回报”？南仁东真想跟这个人抱头痛哭一场。2000年，中国提出的FAST/SKA工程概念方案与美国、荷兰等国提出的方案一并进入国际SKA操作委员会的视野。中国的设计方案因为“造价较低;技术较为成熟;从望远镜的类型上看，它既非全可动，也非完全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两者之长;在主要技术指标上超过现有世界最大全可动望远镜1个数量级”而名列前茅。这对于南仁东来说，就相当于一个渴望孩子多年的男子，看见了妻子拿在手上的验孕棒显示出两条红杠。正如准父亲会在那两条红杠前热泪盈眶一样，他的视线也在FAST/SKA前模糊起来。像所有的准父亲会在那之后狂热地喜欢上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他热爱上了火车。从哈工大到同济大学，从同济大学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或者再到别的什么地方，为了寻求技术上的合作，那两年，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火车上度过。他坐着那些“哐当哐当”作响的火车，跑去跟人谈技术合作，去拉人入伙。若是运气好，一去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而且谈起来颇投机，那他便可以少坐两趟火车。要是运气不好，去了又碰巧自己要找的人不在，那样的话，他就得多跑几个来回了。再加上选址工作并没有停下，他还得时常跑贵州。那两年，他的裤子破了，一定是坐火车磨破的;嘴唇薄了，一定是说话磨薄的。那两年，你要找南仁东，只管跟火车打听就行了，全国各地的火车都认识南仁东，都跟他熟得不行。它们可能比人更了解这位天文学家，它们知道他的大概体重，甚至连他打呼噜的频率都了如指掌。提到“南仁东”，火车就“呜——”地尖叫。

那两年，不管是朋友、同事还是家人，跟南仁东说得最多的话是“在哪呢”“怎么又在火车上”。

就这么跑啊跑啊，时间都被他带到了火车上，于是它也“哐当哐当——呜——”地走过去了，走到了南仁东的花甲之年。十多年如一日地跟着火车奔跑，十多年只跟人说一个话题，自认为没人能打垮自己的南仁东，终还是被FAST的窘境折磨得消瘦下来。

人们背地里送了他一个“丐帮帮主”的绰号。第一次听到这个绰号的时候，他很不认可。或者说，他不想轻易认可。那天他回到家，竟然长时间迷恋上了照镜子。妻子觉得奇怪，问他出了啥情况，他自我打趣道：“你看我这样子，像不像丐帮帮主？”

妻子那时还不知道这个绰号已经被人送给了南仁东，她当时只以为南仁东是在自嘲他消瘦的样子。因此她说：“我想你是忘了你多大年纪了。”她的意思是提醒他，年纪已经很大了，就别不要命地喝酒了。

可南仁东非要跟她逗：“怎么了， 这么大年纪就不能当帮主了？”

妻子不想跟他开玩笑，瞪了他一眼走开了。

从那之后，他便一个人站在镜子前一点儿一点儿地消瘦下来，直到自己不得不承认：我还真成了丐帮帮主了。好在他消瘦下去了，他的立项申请书却在一点点地变厚，合作单位也在一家、两家……十家地往上增加。南仁东时常把那本立项申请书拿在手上掂，像父亲掂自己的孩子一样，虽然孩子长得很慢，但好歹在长，他心里头就还有一份踏实感。

2003年10月，选址阶段考察大窝凼留影

有时候，时间真就是在不知不觉间溜走的。这也是为什么人们总在感慨“时间过得真快”的原因。南仁东也是到了2006年，才猛然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白驹过隙啊，他连时间是个什么样儿都没看清。可他的FAST呢？这个名字不是“快速”的意思吗？但它却显得比什么都慢，比宇宙老去还慢。

2006年，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部开会，南仁东没有参加这个会，会上却把他选为主席。这是个意外的惊喜。得知这个消息，他第一时间问的不是主席的事情，而是问：“今年都2006年了？”这些年，他不是没看过日历，那些代表日期的数字也没有有意躲着他，可他的确没注意过它们。也就是那时候，“1994”像幻灯片一样在他脑子里闪了两下，使得记忆的齿轮“咔擦”冒了几颗火星。他盯着对面欣喜地告诉他那个消息的人喊道：“天哪！我都回来12年了！这‘光阴似箭，指的是火箭吧？”

这就让人太意外了，你管它是火箭还是什么箭，你当上主席了，应该惊喜才是啊。

可他还愣愣地说：“莫名其妙啊，我都没参会。”

人家说：“怎么叫莫名其妙呢？学会认可的是你的能力啊。”

他就更急了，说：“我有什么能力？我想建个望远镜都这么困难。这都12年过去了，我的望远镜连立项都还没立成！”他看上去是真窝火，朝着那张写着他好消息的文件猛拍了一掌。

2006年3月30日，FAST项目国际评估与咨询在北京举行，南仁东作报告

人家只好把脸上的喜悦收起来，同情起他来。

“你别急，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消息是个好消息。你想想吧，当别人知道他们是要跟一位国际天文学会主席合作的时候，还会犹豫不决吗？”

南仁东果然就豁然开朗了：“真的？”

人家说：“不信你就试试吧。”

历尽艰难，FAST终立项

南仁东没有想到，这话就像预言一样，自那之后他回头再去找那些一直处于犹豫状态的单位，人家果然没再犹豫就答应了，弄得他都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拿着那些又变得厚重了的立项申请书回到单位，他第一时间就找到那位“预言家”，不容分说地使出洪荒之力拥抱了对方。

也是从那时起，人们发现南仁东的腰板儿又直了，步子又有弹性了，说话时中气又足了。

中国科学院例行召开院长办公会议，各主要负责人对“十一五”大科学工程的立项情况分别做了汇报。路甬祥院长做最后总结，南仁东在他快结束时赶紧抢过话头。

“您说完了，我能不能说两句？”南仁东说。路院长停下来，默默地看着他，那就是默许了。

他认真地清了清嗓子，说：“第一，我们干了十多年，没有名分。现在我们要名分，FAST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有没有可能立项？这么多人，20多个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都在等着。”

路院长被他愣头青样的做派逗得笑起来，随后对秘书长说：“秘书长，给个小名分。但启动立项进程之前，必须有国际评审会。”

南仁东说：“第二，我们身无分文，别人搞大科学工程预研究，投入上千万、上亿元，我们却囊空如洗。”

“计划局，那就给他们点儿钱。”路院长说。

无论如何，这感觉都有点儿像家长打发一个爱闹的孩子。你吵着要这要那，父亲为了让你安静下来，便在不超出原则范围的情况下随便给颗糖塞住你的嘴。南仁东就是这种感觉，但南仁东否认自己是个爱闹的孩子，他要干的是正事儿，是大事儿。总之，他不喜欢这种感觉。

散会后，南仁东一个人闷悶地走回办公室，正懒懒地开门呢，身后一个人叫了一声“南老师”。他扭过头，发现是张院士。张院士不像是路过这里，因为他回办公室不需要从南仁东办公室门口路过。很显然，张院土是专程过来安慰他的。

“别这样，院长对谁都严厉，对你算是客气的了。你今天得到的，比别人得到的都多。”张院士说。

张院士完成了安抚任务，当即就离开了，因为南仁东并没有邀请他进办公室坐坐。倒不是说南仁东有多不懂礼数，只是他的脑子里没有装礼数的地方。估计要是来安抚他的是一颗脉冲星，他就不会那么犯傻，而是第一时间就将它迎进办公室，还会把自己那个位置让给它坐。

张院土都走出好远了，南仁东才冲着他的背影动了两下嘴，本来想说声“谢谢”，却没说出来。

张院士的话是对的，南仁东确实不应该那么早就“哭”，因为稍后没多久，院里就通过了FAST的立项申请的提交。

南仁东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一个人在自己办公室里喜滋滋地转了十多个圈儿。还摩拳擦掌了半天，最后还是烟让他平静了下来。跟着就是国际评审会了。要强的南仁东竟然希望自己能在国际评审会上独立发言，而不是自己说一句让人翻译一句。但由于他的英语水平还没有达到独立发言的程度，他就必须事先写好稿子，再把它背下来。60多岁的人，记忆力已经没法跟年轻时比，曾经那背下一页便撕掉一页的豪迈，如今也只能当成“当年勇”来激励一下自己了。好在曾经强大的记忆力并没有想象中衰退得那么快，他真的把几页发言稿背下来了。也就是说，会上的独立发言很成功。用朋友间的玩笑话说，就是“英文不好不坏，但说得特别明白”。

不管如何，2007年7月，FAST立项了！南仁东永远记得通过评审时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专家委员会主席激动地冲上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说：“You did it（你做到了）！”是的，他做成了！他追了十多年的一个梦，现在终于抓住了它的衣襟。他真的好想哭一场啊。回首往事，那些弹精竭虑、奔波劳累，都在冲他挥手、欢呼。刹那间，它们都变得那么温暖，那么美好……他一个人躲进洗手间，“男儿有泪不轻弹”，洗把脸，准备迎接更远的跋涉吧。

独一无二的大窝凼

FAST安家大窝凼

既是一见钟情，又怎能不紧追不舍。2004年2月至2005年2月，贵州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和贵州省气象局对大窝凼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无线电环境检测和气候环境监测。而与此同时，在“洼地三维仿真和台址优选系统”的支撑下，通过专业的定性分析和定量计算，科研团队给出了首批FAST核心备选台址，推荐中排名第一的“窝”，就是大窝凼。

大窝凼附近5千米半径之内没有一个乡镇，25千米半径之内也没有一个县城。

是的，大窝凼正在一步一步靠近FAST，它们的牵手似乎指日可待。那一阵，南仁东的心一直都在嗓子眼儿悬着。勘察期间，为了制订精准的危岩治理方案，60多岁的他，在山里爬来爬去，都快把自己活成一只老山羊了。当然，他可以在山下安心等着，因为他有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团队。不过，他并不是信不过他的团队，而是这种参与能给他带来巨大的幸福感。正是这种幸福感让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因而不可避免地在他忘我的工作经历中发生一些惊险故事。

记得那年夏季的一天，他们下大窝凼时正好遭遇了一场暴雨。贵州的暴雨来势都很凶猛，还常伴有山洪。那天的山洪并没有在他们认为该出现的地方出现，而是故意要跟他们恶作剧似的，猝不及防就“哗哗”朝着他们冲下来了。情急之下，他们只能慌慌张张地往山上爬。庆幸的是，那一瞬间南仁东突然想起自己不是年轻人了，而且心脏也不好。在慌不择路之前，他还想到往嘴里塞了颗速效救心丸。在队友们的拖拽之下，他顺利回到了垭口。而山洪早在他们到达垭口之前就扑下了山，如果他们晚那么一两步，就要成为它的口中之肉了。回头间，他们一个个都吓白了脸。

再看南仁東，他可是一副狼狈模样：汗水混着雨水湿透了全身，鞋子裂开了一道口子。可是南仁东却在笑。因为气喘吁吁，他的笑声断断续续，近似于咳嗽声。他在笑他那只破了的鞋，这只鞋能证明他刚才逃命时有多慌张多狼狈。

队友们都说：“老南，这种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呀？”

南仁东还笑，说：“你们看我这鞋，还咋穿呀？”

可险的哪里是鞋呢，分明是人啊。队友们说：“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叫你不要跟着我们爬上爬下，看这次多险啊。”

可那会儿南仁东却在估量他鞋子的裂口，他说：“妈呀，差不多5公分长。”

看队友们不接他的话茬儿，他才意识到应该认真回应一下他们前面的话，便说：“好，下次我坐山头上等。”

可谁都知道，他只是说说而已。跟他一起工作时间长了，大家就都能理解他这种孩子气的没心没肺。找了十多年台址，好不容易找到大窝凼这样的——大窝凼周围三座山峰呈三足鼎立之势，相互间的距离都在500米左右，中间的洼地正好形成一个天然的“灶台”，刚好可以稳稳当当地安放FAST这口“大锅”。这两年的每一次勘查结果，都是为了证明大窝凼不仅仅是外表与FAST般配，其内在也是上选。因此，每一个勘查数据，都直接牵扯着南仁东的心。每出一个肯定的结果，他那颗悬在嗓子眼儿的心，就往下落了一寸。而这一天的山洪，则那么直观地向他证明了大窝凼排水性能的优良。

最终得出这个结论的那一天，南仁东忍不住喜极而泣了。队友们全都看见了他的眼泪，那些从1994年就等待在他泪腺里的泪珠，终于在那一刻欢欣地涌出眼眶，被他那双黝黑而又粗糙的手揉碎在脸颊，闪烁出星星才有的光芒。十多年啦，这样的时间长度足以让一个孩子长大，让一个成人老去，而南仁东，用这一段时间找到了FAST的家。

那是一个艳阳天，天空碧蓝如洗，当空的太阳将大窝凼照得如粉面少年一般朝气蓬勃。南仁东站在山顶，看着大窝凼对他的团队说：“如果我们在平地上挖这样一个直径500米的大坑的话，预计要耗资30多亿元。因为这不仅仅是挖一个坑的事情，从建筑需求来讲，还要保证它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塌方。而我们有多少钱？我们的项目资金只有6亿。就是说，我们所有的项目资金，都不够用来挖这样一个坑儿。像这样的天然洼地，经历了上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的沉降，是一个很稳定的凹坑，可以保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问题。”

说到这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将一股清冽的山风直吸入丹田，最后骄傲地自语道：“就它了。”

于是，FAST迎来了它的奠基日，那是2008年12月26日（干支戊子年甲子月庚子日）。这天，由中国科学院与贵州省人民政府合建的、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确定的国家九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在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大窝凼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

你们真是通情达理啊！

按理说，一颗悬了十多年的心终于落下，换得的一定是如释重负般的轻松。可那之后，南仁东反而变得少言寡语，步步小心了。这个变化是从大窝凼的移民搬迁开始的。这项工作是由平塘县政府去做的，他不用参与。但他无法说服自己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无视大窝凼村民的感受。在这之前，大窝凼是村民们的胞衣故土，他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繁衍生息，在这里耕田绩麻、春种秋收。虽然政府已经在山外为他们建好了新区，还是独立的两层楼房，但毕竟故土难离，他们又怎能舍得离开这里的一草一木，离开那世代养活着他们的十多亩水田呢？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别人，是南仁东，是FAST。

那一天，是他第一次不为选址工作而走进大窝凼。跟着政府做搬迁动员工作的干部们一起，他第一次那么认真仔细地打量山民们的脸。或许，他想把他们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铭记于心，想把他们的每一个表情都读懂读透。这之前的每一次造访，他都是兴奋的，都是话最多的那一个。而这一次，他却始终沉默着。他生怕错过了他们的每一句话，害怕错过了他们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眼神。而他们的每一个表情变化，都牵动着他的心。

“修建望远镜当然是件大好事啊，可我们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怕搬到别处不习惯哩。”

“政府修的房子，固然比我们这老屋好很多呢，可我们走的时候，搬不走这几亩水田，去了拿啥养活人呢？”

“我们家没手艺人，除了种地，干不了别的呀。”

“事儿肯定是好事啦，搬到镇上住，既热闹又方便……可真要搬，还是舍不得啊。”

……

2011年1月23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贵州省发改委、贵州省黔南州人民政府、平塘县人民政府、北京中城建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中铁十一局集团及各新闻媒体近300人在大窝凼隆重举行了FAST台址开挖工程典礼。然而典礼上，最让南仁东心里纠结的却是列席的那些大窝凼的原住民。他们最终还是舍下了相守了上百年的家园，搬到了克度镇，慢慢去适应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一天，他们再次回到这里，是想最后再看它一眼，看一眼他们世代居住的老屋，看一眼屋前屋后那茂密的竹林，平地那一洼水田，半坡那高高矮矮的柏树……他们要跟它们作一次最后的告别。

跟着而来的3月25日，FAST工程正式动工。这一天，工程队开始砍树平地，挖掘机开始动工。这一天，村民们没有回来。也是在这一天，南仁东红着眼眶看着大窝凼，说出了他的心事：“造不好，怎么对得起人家啊！”

从山顶上下来，南仁东直接去了工地。那里有原住大窝凼的杨瑞松夫妇，早些年，夫妇俩一直在外地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FAST项目开工后，南仁东建议他们留下来，留在大窝凼干。这或许也是南仁东找到的一个报答方式吧，这样一来，他们就既能打工挣钱，也能照顾老人孩子。因为这一阵事儿多，他们留下来以后，他还没认真去看过他们。仅有的两次关注，也只是打听了一下他们干得安不安心。

而今，FAST已经放开母亲的手，开始了蹒跚学步。这时候他突然特别想去看看他们，就像一个在外闯荡的游子，有一天终于闯出了点名堂，便特别渴望回乡，渴望去见见那些一直被他藏在心里的亲人。

南仁東朝杨瑞松夫妇走去的时候，杨瑞松回头瞥了一眼南仁东，却没认出他来。倒不是杨瑞松的眼神有多差，主要是南仁东看上去太像个农民工了。十多年，在这片大山里跑来跑去，他的皮肤已经晒成黝黑色，加上他那身随意的穿着，头上又戴了个安全帽，杨瑞松以为自己看到的不过是这工地上某一位老大哥。一直到南仁东走近了，杨瑞松才从他的安全帽上认出了他是谁。南仁东的安全帽上，写着“南仁东”三个字。这位年轻山民的眼神顿时闪亮得像夜晚的明星：“南老师！”他语气里满是意外。

南仁东说：“我怎么感觉，要不是我戴着个帽子，你们就认不出我来了？”

杨瑞松咧开一嘴白牙笑起来，说：“哪里啊。”但杨瑞松心里却不得不承认，南仁东的感觉很准确。杨瑞松停顿了一会接着说：“是因为南老师穿得太朴素了，第一眼我还真没认出您来。”

2010年1月10日，南仁东考察台址地址和危岩

杨瑞松的老婆就在旁边，他们原本一直就是搭档着干活的。杨瑞松跟南仁东搭上话的这会儿，她就像棵向日葵一样站在那里，满脸笑容。她的脸颊上生着两块巨大的晒斑，皮肤也是泥土的颜色。可在南仁东看来，这样的一张脸笑起来，一样是世界上最美的笑脸。

“怎么样，你们？干得还习惯吗？”南仁东问。

“怎么会不习惯呢？我们从生下来就开始干这样的活。”杨瑞松说。看“向日葵”一直没吭声，南仁东扭头问她：“你呢？吃得消吗？”这话可把她逗得忍俊不禁，她抿着嘴笑完了，才说：“我们这样的人，一辈子干的都是苦力活，哪有吃不消的呢。”

南仁东找了块石头坐了下来，说：“你们也歇会儿吧。”

杨瑞松就近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他的老婆却依然站在那里，用铁锹把子撑着下巴。

“住进‘新村以后，还习惯吗？”南仁东问。

“对于我们来说，住在‘新村当然要比当初住在这里好啊。镇上热闹又方便，不说别的，光是娃儿们上学就方便多了。”

两口子的心思一样，一句话，他说前半截儿，老婆说后半截儿。她说：“只是老人们有点儿不习惯，以往住在这里，吃根葱啊什么的，出门去掐就是了。新村没有菜园子，老人们又从来没买过菜吃，你叫他去买根葱，他还觉得丢人。”不过她并没有埋怨的意思，说完又嘿嘿笑。

杨瑞松补充道：“过一阵儿就习惯了。”

南仁东一时不知道说啥好，就沉默着。就是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杨瑞松脚上那双破解放鞋。那鞋破旧得不成样子，脚指头都探出头来了，脚后跟的鞋面也成网状了。

“你这鞋……都这样了还穿？”南仁东问。说着话，他又把目光移到杨瑞松老婆的脚上，发现她的鞋也好不到哪里去。

杨瑞松看着自己的脚，笑着说：“反正干这泥巴活，穿好穿烂都一个样喽。”他看上去的确像个苦行僧，说话的时候摇晃着脑袋，似乎蛮开心的。

杨瑞松的老婆也说：“我们不是穿不起鞋，他有好鞋的，只是干这泥巴活，穿双好鞋也烂得快。”

南仁东说：“哦……”他似乎是表明他听明白了，但事实上那会儿他正在走神儿，他在想：不如我送他们两双鞋吧。这样想着，他便问起了他们的鞋码，问他穿多大码，她又穿多大码。话题一直在鞋上，杨瑞松夫妇俩也没多想，随口就告诉他了。那之后南仁东又突然想起问他们：“这里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后，你们还找得着你们家原来住的地方吗？”

两口子便争着指给他看：“在那里，就那个地方。”

南仁东沉吟一声，问：“你们……不怨恨吧？”

两口子又争着说：“哪能啊，国家建设更重要嘛。再说，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更好啊。”

南仁东笑笑，说：“你们真是通情达理啊！”

这样说着，南仁东已经站了起来，左手拍干净屁股上的泥，右手再拍拍杨瑞松的肩，说：“我到别处去看看。”

“南老师慢走。”夫妇俩说。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南仁东在这个直径800多米的工地上转了一圈儿回去，竟然把晚饭错过了。其他人早已经吃完了饭，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食堂里只剩下他们吃完饭留下的空盘子，盛菜的塑料盆盆底还剩着点儿菜渣。

为他们做饭的也是原先住在大窝凼的胖嫂。胖嫂因为在大窝凼最胖，所以得了“胖嫂”这个绰号。胖嫂身体胖，心也宽，平时说话大大咧咧，笑起来频率也高。这帮科学家平时工作都辛苦，有时候闷着头工作一个上午，头昏脑涨的，吃饭的时候，听听胖嫂那大嗓门儿的笑声，人一下就轻松了。可不知为什么，在南仁东跟前，胖嫂从来都很严肃，甚至在背地里说起南仁东，她也会立即变得严肃起来。事实上在刚才吃饭的时候，他们还说起了南仁东。话题是南仁东的学生杨小清提起的，杨小清因为到了吃饭的时间，却没见着南仁东，跑去彩钢房里也没找到他，便回头来问胖嫂：“老爷子今天没说不吃饭吧？”

胖嫂白了他一眼，说：“老爷子老爷子的，南老师不老。南老师回来了？”南仁东的助手姜浩宇开胖嫂玩笑说：“胖嫂，老爷子回来了，也没来你这里报到啊？”

胖嫂立时就急得瞪了眼，说：“你们这帮年轻人，说话别没大没小的。”

姜浩宇说：“你不懂，‘老爷子是最亲切也是最敬重的叫法了。”胖嫂怒目圆睁，问：“是吗？ 可我怎么看你们当着他的面儿不敢那么叫呢？”

这话让一屋子吃饭的人都笑起来，因为这帮年轻人心里都敬着南仁东，也怕着南仁东。胖嫂这话，是说到点子上了。

南仁东忙起来就没个定数，他要是不能在饭点儿赶到食堂，就有好几种可能：可能在办公室，可能在工地，可能去县里了。杨小清看过了，办公室没有，工地那么大，不好找。因此，即便他不是去了县里，也只有等等再说了。

杨小清叮嘱胖嫂：“待会儿看情况吧，要是老爷子错过了饭点儿，你就给他炒两个鸡蛋。”

南仁东果真错过了饭点儿。胖嫂说：“你等等，我给你炒个鸡蛋吧。”

南仁东说：“不用了。”

南仁东把每一个塑料盆都刮了个底朝天，他觉得这已经够他吃了。胖嫂看着他那一盘子剩菜残羹，心想，那怎么吃啊？可她却不敢再说要炒鸡蛋的话。南仁东经常错过饭点儿，经常是这样对付。每一次，胖嫂都想为他加个炒鸡蛋，可他每一次都说“不用”。他是这工地上年纪最大的，他这个年纪要是在大窝凼，在胖嫂的家里，早已经被列入老人之列，应该得到特殊照顾。更何况，南仁东还是因为工作才错过了饭点儿，总之加一个炒鸡蛋理所当然。可不知为什么，他一说“不用”，胖嫂就不敢坚持。

老爷子（其实胖嫂心里也是这么叫的）虽然有些时候是严肃了点，但他跟胖嫂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板过脸。就是他说“不用”的时候，也都要跟她笑一下的。也就是说，胖嫂怕他，怕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一种胖嫂说不明白的东西。或者可以说是威望？可“威望”这个词，让没上过一天学的胖嫂理解起来，还是相当难的。她可能会理解成“架子”？可南仁东又从来没在人前摆过什么架子。干脆说，是因为南仁东吃饭的态度吧。南仁东吃饭很不专心，不关心盘子里是什么菜，也不关心嘴里吃着的是什么味。吃饭对于他来说，似乎就是一个任务，他把饭吃下去就可以了。

大窝凼全景

胖嫂从来没见过吃饭这么不上心的人。他吃着饭，心思却有可能在他那间简易的办公室里，也有可能在工地上，或者在某一张图纸上。看着他吃饭，胖嫂不自觉地就会充当一个替他辨别味道的角色，他送进嘴一口白饭，胖嫂就知道那一口很没味。他要是胡乱送进一口乱烩，胖嫂就满嘴的酸甜苦辣。她想不明白这世上竟有人对食物这么漠然。她怕着敬着的正是这种令人费解的漠然。

要是有人来问她有没有给南仁东加菜，她就会火气十足地回答：“以为南老师像你们啊。”

南仁东这里正吃着饭，杨小清进来了。杨小清的脖子上搭着条毛巾，手上拿着个漱口杯，这是要去洗澡了。工地上只有公用浴室，洗澡得排队，所以，洗澡的时间就得有所安排。

“南老师刚刚去哪了？又过饭点儿，菜也没了。”杨小清一边说着话一边朝南仁东的盘子里瞅，自然就瞅到了一盘子剩菜，便问胖嫂，“不是叫你炒个鸡蛋吗？”胖嫂还没来得及回应，南仁东已经说出了一串“不用”。南仁东用勺子敲敲盘子，说：“我都快吃完了。”或许是因为急了，南仁东咳嗽起来，咳得眼泪鼻涕直淌。胖嫂见了，忙从厨房端来一碗热水。南仁东喝下热水，止住了咳嗽。南仁东擦着眼泪笑着对胖嫂说：“谢谢啦。”胖嫂嘿嘿一笑，意思是他太客氣了。

她小心地問：“着凉了？”

南仁东又咳嗽了一声，说：“可能是刚才在山顶吹了点儿风。”

她更小心地问：“那……我给你熬碗姜汤？”

南仁东说：“不用麻烦，不用麻烦。”

但胖嫂还是熬姜汤去了。

杨小清在南仁东的对面坐下来，闷闷地坐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问他：“南老师……我们的FAST……受影响吧？”

南仁东当然知道杨小清问的是什么，他白了一眼这个把所有压力都体现在一脸青春痘上的博士生，说：“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受到了影响吗？”

杨小清立即就释然了，说：“太好了。”

“大窝凼都找到了，FAST为什么还要胎死腹中？要是这一次FAST退缩了，别说我南仁东不答应，就是大窝凼也不答应啊，是吧？”说到这里，他嘿嘿笑起来，“这大窝凼可是专为FAST而生的啊。”

不过南仁东又说：“好是好，只是接下来，你的青春痘就只会越来越多了。”

杨小清觉得不好意思，抠着脸上的痘痘笑。

南仁东说：“我们没有退路，只有把FAST建好。国家投入那么多钱，贵州投入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期待，还有大窝凼的这些村民，为建FAST，他们贡献了家园……我们要是建不好，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贵州人民，对不起平塘县大窝凼的乡亲，对不起整个团队。”

杨小清深吸一口气，说：“怪不得……您并不见得有多开心。”

南仁东说：“你都是博士了，应该知道开心跟轻松是两回事儿。”

正说着，胖嫂的姜汤就端上来了，热腾腾冒着白气，飘着姜的辣和红糖的香。

“喝了吧，南老师。”胖嫂说。

南仁东脸上露出了感激的笑容。

牵动世界的瘦身与消瘦

医生开的药是盐开水

进家门的时候，妻子正在厨房做饭。知道他今天回家，她想做顿好吃的为他接风。听到开门声，妻子从厨房里出来迎他，却远远地愣在那儿了。一些日子不见，他变得她都差点儿认不出来了。她目光直直地打量着这个跟她生活了一辈子的男人，不敢相信他一下子老成了这个样子。

南仁东放下包，又脱掉外衣，挂到门口的衣帽架上，这才回头问她：“看什么看，不认识我了？”

妻子这才慢慢走过来，像试孩子的身子骨似的捏捏他的手臂、肩膀，目光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扫来扫去，最后感慨道：“你看你，都瘦成啥样儿了！”

南仁东哈哈一笑，说：“不是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吗，瘦怕什么？”因为太震惊，南仁东都坐下了，她的目光还紧紧地跟着他的头发、胡子和那因消瘦而变尖了的下巴。她喃喃地说：“怎么瘦成这样啊？难不成这一阵你们工地上没饭吃？”

南仁东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说对了，我就是给饿的。你都做了什么好吃的？我都等不及了。”说着还故意冲着厨房的方向吸了吸鼻子，还真就把厨房的香味给闻出来了：“你炖了鸡汤，对吧？”因为猜对了，他不由得又乐了一回。

接着，妻子便叫他赶紧去洗脸，准备吃饭。随后，她进厨房准备去了，南仁东走进卫生间洗脸。在洗脸的时候，南仁东又咳嗽了咳得止不住。妻子就进来轻拍着他的后背，希望能让他轻松一点。南仁东用毛巾捂着半张脸，扬起另一只手示意她忙自己的去，不用管他。他是怕她看见了血痰。

见他咳起来就没个完，妻子便想起盐开水来。趁她准备盐开水的时机，南仁东赶紧拿下毛巾到水龙头下冲洗。等他把毛巾上那一抹鲜红冲洗干净，妻子端着一杯盐开水进来了。

用盐开水润喉能缓解咳嗽，是南仁东情急之下想到的笨办法。但南仁东却把这项发明归到了一位不存在的医生头上。咳嗽变得顽固起来的这段时间里，妻子曾几次催促他去看医生。可他每次回北京， 都是因为项目上的事儿，根本没顾上看病。每一次他都说要先去一趟单位再去医院，或者是去完医院顺便去趟单位。当然他只是以此为借口，谢绝夫人陪同。事实上他根本就没顾上去医院，况且只要不咳嗽，他就差不多记不起自己还生着病。忙到天黑回到家，妻子问他看医生的结果，他随口就说，是咽炎，烟抽多了。妻子问：“医生没开药？”他一急，就说医生说了，咳嗽时喝点盐开水，平时就吃止咳药。于是好一阵儿，盐开水就成了他在家里的缓咳药水。但咳嗽老不好，妻子又催他去看医生，他照样满口答应，又照样顾不上，妻子问开的什么药，他照样说盐开水。妻子感到奇怪，为什么还是盐开水，他一愣，差点儿就给问住了，还好他脑子转得快，说：“我看的是同一个医生。”

他顽固，在家的时间又少得可怜，妻子就只好听他的，一直傻傻地为他冲着盐开水。不过，盐开水喝下去，的确能起到一点缓解作用。等妻子摆好饭菜，南仁东也停止了咳嗽。

妻子说：“喝口鸡汤吧，喉咙会好受一点。”

南仁东满心幸福地喝着，噘起嘴，把“吸溜”声故意拖得很长，而后长长地“嗨”一声，再咂咂嘴。这样，就不光是自己能体会到幸福，还能让做汤的人也体会到他的幸福。妻子见了，便如自己喝了鸡汤那样满足。

这时候，家里的座机响了起来。妻子去接电话，他继续喝汤。电话是杨小清打来的，问老爷子到家没有。听说到家了，正在吃饭，就叮嘱师娘这一次一定要陪老爷子去看医生。他在电话里说了很多，句句都针对着南仁东的病情和性子，说老爷子肯定舍不得抽时间去看病，但老爷子的病不能再拖了，这一次请师娘务必绑也要绑他去医院……

听着杨小清的话，她的脸色一点点地变化，放下电话时，已经乌云密布了。妻子回到饭桌跟前时，南仁东看了她一眼，问：“谁的电话？”

妻子没好气地说：“你的学生打来的。”

大窝凼现场，南仁东与施工人员交流讨论

南仁东一边狼吞虎咽地，一边漫不经心地问：“我的学生找你干啥？”

妻子说：“你的学生找我能干啥？问你到家了没呗。”

南仁东又漫不经心地瞟了她一眼，说：“那你脸色……是什么情况？像要下暴雨似的。”

妻子心头一软， 再张口，已经是温言软语，但口吻里藏着责怪。

“你压根儿就没去看过病，对吗？”妻子问。

南仁东说：“谁说的？”

妻子说：“你别管谁说的，你就是没去瞧过病，对不对？”

南仁东还要东拉西扯，说：“我那学生说的？ 到底是哪一个学生说的？”

妻子终于用力把筷子拍在了碗口上，拍出了很不一般的声响：“你明天又要去开会，是吧？”

南仁东停下来，认真地看着她，点点头说：“是啊。”

“开完会，又要忙着回项目上去，对吧？”

南仁东说：“是啊，怎么了？”如果开始他还能猜到个子丑寅卯，这会儿他是真的一头雾水了。

妻子说：“那好，你吃饱了吗？吃饱了我们现在就去医院。这样不就不耽误你工作了吗？”

南仁东看看手上的表，说：“都这点儿了，医生都下班了，看什么病？”

妻子说：“等医生上班了，你也要上班了，那怎么办？”说到这儿，她已经带着哭腔，她是真拿这个倔老头没办法了。

南仁东见她如此这般，也没心情吃饭了，慢慢放下碗，就要抽烟。没料到妻子立即将他嘴上的烟夺掉，扔到地上踩成了稀巴烂。妻子竟然做出了如此强硬的举动，这一点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她一直都是屬于那种温柔贤惠、善解人意、通情达理的贤内助。没想到现在老了，她倒变得泼辣起来了。南仁东当然知道这不是她的错，都是让他给逼的。他立即就像一个知错就改的乖孩子，说：“看病就看病吧，你急成那样干吗？大不了我开完会，多待一天。”

妻子这才饶了他，说：“你给我听好了，开完会我们就去医院。”

他爽快地回答说：“行，依你就是。”

为了保证他不至于开完会又直接溜了，这一次妻子死活要跟他一起去单位。他去开会，她就坐在他的办公室等他。就这样，她终于成功地将他绑去了医院。

我这命，就是FAST的

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医生习惯性地配合南仁东的家人向他隐瞒检查结果，他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用瞒我，我接受得了。”医生给出了化疗和手术两种方案，他想都没想，选择了手术。

手术后三个月，他便要去施工现场。

妻子说：“你不要命了？”

他说：“我这命，就是FAST的。”

于是，再次回到大窝凼的时候，南仁东手上多了一根登山杖。2015年8月3日，FAST吊装工程单元开始施工，他就拄着那根登山杖，站在烈日下看着，不时地叮嘱着。

“小心，一定要小心。”

“精确，一定要精确。”

因为手术时伤着了声带，他从此变得声音喑哑了。大病之后的苍白，将之前的黝黑色取代，倒让他还原了一个学者的本色。那段时间，他登支撑塔，上圈梁，但他再也没法在圈梁上跑步了。不过，反射面单元安装，是FAST最大的主体安装工程之一，只要他在现场，现场就有主心骨。

施工现场的宿舍，全是彩钢房。这种房子冬天不保暖，夏天却闷热不堪。大热天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晚上就不能关窗户睡觉。即便大开着窗户，睡上一个晚上，床单也湿得能拧出水来。贵州山区蚊子多，且它们不怕蚊香，开着窗户睡觉的话，就得挨蚊子咬。

考虑到南仁东的身体状况，同事们都劝他到镇上去住。可他说：“到什么镇上，住在这里就很好。大家都能住，我也能住。”

在山区工作，停电是常有的事儿。一停电，大窝凼的夜色就显得比任何地方都要深。从远处看，他们办公桌上那丁点儿烛火，还不如萤火亮。这期间，连续停过三天电。一到晚上，大家都靠蜡烛照明。南仁东也只有点着蜡烛看资料。到了他这个年纪，眼睛已经不好使了，凑得太近，蜡烛有时候就烧着了他的头发。而那些爱扑火的飞蛾，又时常来打扰他。有时候，它们不小心就掉进了他的水杯，他喝水的时候要是没注意，就把它们喝下去了。

同事们都粗心，没发现他头上被烧焦的头发。吃午饭的时候，胖嫂看见了。在这里胖嫂不用替任何人打饭，从来都是。但这一次南仁东回来后，胖嫂主动地承担起为南仁东打饭的职责。南仁东说“不用”，因为这样反而让他很不自在。可胖嫂不管那么多，一看见他进食堂，就赶紧拿餐盘替他打饭打菜。而这种时候，南仁东一般都跟在她旁边。胖嫂会自作主张地为他安排：这个来点儿，这个少吃，多来点儿这个，再来碗汤。她这么念叨的时候，南仁东就在旁边点头，或者“嗯”着答应一声，表示同意或者服从安排。就是在这个时候，胖嫂发现了南仁东右耳上边那一撮烧焦的头发。

大窝凼俯瞰

胖嫂一贯都是大嗓门儿，但到了南仁东跟前，她的嗓门儿自然就变细了，细得像蚊子。“南老师的头发，是被蜡烛烧着了吧？”她悄声问。

南仁东想了想，就想起昨天晚上是有过那么一回事儿，当时的那股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还记忆犹新。他只是笑笑，惭愧地点了点头，好像那都是因为自己太笨才造成的。

胖嫂说：“停电了你就休息吧，就那点蜡烛光，我这大老粗眼睛都看不清楚呢。”

南仁东笑她的“大老粗”之说，但声带受伤后说话吃力，他笑笑也就算了。这时候，他的饭已经打好，端到了餐桌上。看他坐下了，胖嫂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这让南仁东有点儿意外，因为平时她打完饭就会离开，忙自己的去。

“你忙去吧。”他说。

她没走，拿一双大眼直直地看着他。

“你有事儿？”南仁东问。

胖嫂清了一下嗓门儿。看上去，开口之前，她做了很多的准备。她说：“南老师啊，不是我说你，你是一个年纪都七十出头的老人，还是一个得了重病的病人，不管你占到这其中哪一条理由，都应该在家好好休息，而不是来这里受苦啊。”

南仁东笑笑说：“哪里都可以休息。我这样的，让我待在家里，反而没法休息。在现场待着，我心里反倒踏实，比什么都好。”

他回到了星空，化作了星星

要与病魔作斗争，仅有乐观是不够的，还必须尽量使身体变得强壮。南仁东毕竟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那年冬天，南仁东的病又复发了。

他又得住院了。

住院，对于南仁东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病痛，而是到不了施工现场，见不着他的团队。那些日子，他无时不在想念大窝凼，想念他的团队。4月份的时候，听说他的学生小甘跟腱受了伤，也住了院，他就怎么也坐不住了。小甘从硕士到博士，再到正式加入FAST工程组，可跟随南仁东15个年头了。听说他住了院，南仁东如何不急？

那天上午输完液，他就对妻子说：“我们去看看小甘。”小甘所在的医院，离他这里十多站路，因此妻子担心地问他：“你行吗？”

他却强硬地说：“我啥时候不行过？”

妻子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就点头答应了。正往身上套外衣呢，护士进来了，问：“要出去？”

南仁东说：“到院子里透透气。”

护士说：“对于病人来说，外面的天气还凉着哩，你最好别出去。”她当真以为他是想透气，说着还专门为他打开了病房的窗户，说这样就可以透气了。

南仁东说：“我穿厚点儿就没事儿了。”

住院时间长了，护土都知道他的犟脾气，最后只好说：“那你最好快点回来。”

南仁东说：“行行，就10分钟。”

护士讨价还价地说：“5分钟。 你不用下到院子里去，就在走廊那边透一会儿气。”

南仁东满口答应：“好好，那就5分钟，5分钟。”

说话间，他已经做好了出门的准备。老两口便相互挽着出了病房，留下护士一个人在那里收拾。

一出门，他就拉开了开溜的架势。他怕护士追上来唠叨。

可护士说得对，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外面还真有点儿凉。风吹过的时候，他感觉它穿透了他的皮肤。老两口在医院门口打了辆出租车，半小时后终于见到了小甘。

因为事先并没有告知小甘，他的从天而降把小甘吓了一跳。小甘要不是跟腱受了伤，打着石膏，他就该跳起来了。

“南老师，您怎么来了？”

南仁东说：“我来看看你。”

小甘说：“您还住着院啊，怎么跑来看我！”因为急，小甘脸都白了。正好南仁东因为累，脸色也很苍白。两张白脸相对着，南仁東就笑起来，说：“那么客气干吗？”小甘觉得这话本该由自己说的，却让南仁东说了，心里忍不住笑，就跟着笑起来。南仁东在床沿坐好，绷着的那股劲儿才稍微松了松。进门前他就没让老伴搀他，他不喜欢在同事面前露出病态，但强打精神又太容易累。

小甘问：“南老师最近好多了吧？”

他说：“你别问我，先告诉我你的伤势怎样。”说着，他已经仔细地打量起小甘的脚来了。看样子他好想伸手摸一摸，可又怕摸痛了他。

小甘说：“粉碎性骨折，医生说可能得三个月走不了路了。”

他说：“那就三个月不走路。医生说什么都得听，医生是为你好。休息得越好，恢复得就越好。三个月时间不长，你想想，人一辈子要走多少路啊，不差那三个月。”说完还咯咯笑。

小甘也忍不住笑起来，因为南仁东所说的这些，他自己却从来都做不到。南仁东知道他笑的是什么，末了他自嘲道：“我跟你不同。你还年轻，我已经老了。这就跟跑步一样，你还在起点，而我已经快到终点了，我们两人的算法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之后，他就问起了大窝凼的情况。小甘不愧是他的徒弟，一说起项目上那些事儿来就滔滔不绝。听到过瘾处，南仁东还要追问细节。这一聊，就聊了一个多小时。而半个小时前，妻子就一直在看时间，几乎每隔十分钟看一次。 小甘的妻子见了，也急，但她俩都不忍心打断他们。后来还是小甘的妻子考虑到不能让老爷子聊得太累，才不得不插嘴对小甘说：“让南老师回去休息吧。”

这时，小甘才意识到自己耽误老爷子太久了，既内疚又扫兴，他就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对南仁东说：“南老师，您回去休息吧，我们可以改天再聊。”

南仁东扭头看看妻子的脸色，又看看自己腕上的表，惊叫道：“哟！超出护士规定的时间了，回去要挨骂了。”

这话把小甘两口子逗笑了，妻子却没笑。她的脸上更多的是无可奈何，是拿南仁东没办法。她说：“你什么时候听过护士的？”

的确该回了，南仁东不舍地握握小甘的手，又婆婆妈妈地叮嘱了一通才走了。

小甘送不了老师，由妻子代劳，等南老师出了病房门他才想起，应该跟南老师说声“谢谢”的。他没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他跟南老师的最后一面，当两年后，南老师去世的噩耗传进他耳朵里时，他才意识到，那声没有能说出的“谢谢”，已经成为永远的遗憾。

南仁东离开的时间是2017年9月15日深夜，北京时间23点23分。或许只是巧合，又或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这是一个能纪念他持续23个年头致力于一件大事的数字。

2017年1月，2016年度科技盛典颁奖现场

消息是妻子发布的：

南仁东因肺癌突然恶化，抢救无效，于北京2017年9月15日23点23分去世。弥留之际，妻子、女儿及女婿陪伴左右，离世时平静安详。遵其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任何追悼仪式。请转告各位关心他的同事、朋友们。感谢在世时，大家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南仁东家属。

南仁东走了。

我们宁愿相信，他是回到了星空，是化作了星星。作为天文学家，他一定会对这次离去付之一笑。或许不久之后，我们便能通过他留下的“天眼”得到他的消息。可是，这一刻，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难过，要怀念。

（本刊节选）

〔本刊责任编辑  周佳微〕

〔原载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仰望苍穹：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