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闹的旧史学该降降温了

2019-08-23 05:37
看历史 2019年8期
关键词:降降温史者市井

“人民性”的薪史学关注方向,毫无疑问可以引领时代的阅读风尚,如此,热闹的“旧史学”是到该降降温的时候了。

近读学者仇鹿鸣的新史学著作《长安与河北之间》,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先生在序中写到的—句话深有感会,兹照录如下:

港台新史学代表人物杜正胜曾在《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中说明旧史学以王朝更替、政事兴废、人物褒贬为研究重点,新史学则应更多关注民众生活、民族群体、思想宗教、礼仪风俗……

陈尚君冼生转引的这个观点,可能是一小部分有觉悟并有前瞻意识的历史研究者的共识,它体现了新史学、或者说新社会史研究者们强烈的人民性,以及改革由读者确定研究方向与成果产出的自觉性。要知道,以王朝更替、人物褒贬为核心的“旧历史”研究——假如历史研究要分新旧的话,一度是史学研究的热门领域。大学者、小作者皆趋之若鹜,盖因民众爱看、市场推崇、经济与社会双效益突出。而走冷门路线,钻生僻领域,很有可能曲高和寡、知音难觅。

如此,普通读者的历史关注风向,是否能作为历史研究者们的努力方向?而新史学关注的方向,能否引领非历史专业公众的阅读风尚?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看惯了一个朝代、—个事件、—个人物的重叠或者说重复性研究,公众也因此对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并不报以太多的期待。陈陈相因、老调重弹甚至是因袭旧说、生搬硬套,成为“舊史学”研究显而易见的问题。大家都住一条人多、闹热、熟悉的老道上走,反复给一个历史人物涂脂抹粉,还美其名曰“新发现”“新观点”,实质是一种史学研究的投机。于个人,当然不会有大成,于公众的史学积累和双念更新,也不会有大裨益。

陈尚君先生转引杜正胜先生的观点中,将“民众生活”放在新史学之首,这无疑为历史研究者们洞开了一个无限深广的学术新路径。其实,早在20世纪初,针对传统史学而产生的“新史学”思想就曾孕育出了众多文化史论著。梁启超曾提出:善为史者,必无暇断断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断断焉褒贬一二人。一二人与万千人,这当然不是作者的历史视野的差别,而是历史观的差别。心中装着万千人,自然就会写活历史中的万千人。

梁启超的观点中,还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无暇”与“不肯”,这是“善为史者”应有的智识,其潜台词是说;善为史者,必须揭示民姓活的细微末节。黄仁宇先生的《汴京残梦》是,上文提到的《长安与河北之间》也.是,前者写活了北宋年都城开封的市井百态,后者却在安史之乱的大历史中,关注长安与河北之间的民间社会。前者固然为历史小说,并不能当历史看,但仍然有作者非常强烈的社会史观;而后者则以其严谨标准的学术陆书写,代表着作者起笔就关注民间社会的写作导向。

脱胎于历史小说《长安十二时辰》的同名电视剧之所以打动观众,—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作品活化了盛世唐朝细微而真实的市井生活,读者和观众对这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市井生活有强烈的兴趣和代入感。长安一百零八坊中的贸易、餐饮、交通以及文艺、服饰、风俗等等,无不纤毫呈现在镜头之下。尽管,它从历史小说演化而来,我们并不能将其当真实的历史对待,但它为新史学的研究方向,确乎开辟了—条很好的路子。

将社会史的视觉再打开,将“民众生活”剖得更细腻,用—二人作为历史的带路人,在市井生活中去观照万千人,这是《长安十二时辰》的动^之处,也是其历史小说写作的成功之处,它证明了“人民性”的新史学关注方向,毫无疑问可以引领时代的阅读风尚。如此,热闹的“旧史学”是到该降降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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