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

谢廷宇 张玲瑜 张建中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以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压力，如何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利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285个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并实证检验了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开放、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城市生产率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分地区检验中，东部的结果与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而中西部的回归结果则部分没有通过检验。针对我国区域发展的非均衡性特点，本文提出了一些差别化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贸易开放   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生产率

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所形成的强大集聚力，为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已经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石。城市经济运行状况直接决定着我国整体的经济走势，城市生产效率的高低对各地区影响巨大。党的十九大成功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的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努力发展好城市经济不仅有助于完善现代经济体系建设，也有利于推动我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众所周知，我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通过40年的努力，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迈上了新台阶。我国的外贸规模已经位居世界前列，贸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通过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贸易开放政策，使得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必然会对城市生产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背后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梳理。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而如何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随着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各产业对资源的消费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城市是各种产业聚集地，各城市的能源消费等也会呈现不同的变化，进而影响城市的投入产出状况。综上分析，本文试图从贸易开放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来探寻其影响城市生产效率的背后机制，这有利于从学术的角度找到促进城市生产效率提升的路径，进而提出可行性的政策建议。

文献综述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新古典经济学都把效率問题当作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备受重视。新古典经济学曾指出，生产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且资源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会束缚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因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前期的一些研究关注的重点在于效率的测算方法，进而对某地区进行效率测算，但没有上升到因果分析的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最早使用的是索洛残差法，由索洛（Solow R M，1957）提出，紧接着后续出现了数据包络分析法。当前，大多学者都是借鉴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来对城市生产率进行研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目前主要采用非参数分析法和参数分析法，非参数方法的计算主要借助DEA分析和Malmquist指数，而参数分析主要借助随机前沿方法。这两种方法广泛的见诸于对我国城市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中，金相郁（2006）、高春亮（2007）、刘秉镰和李清彬（2009）都是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利用DEA和Malmquist指数测算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王德祥和薛桂芝（2016）基于参数型生产前沿法对我国城市1998—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与分解，并分析了其时序增长和空间分布特征。可以看出，当前对我国城市生产效率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从其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生产效率的文献并不多见，尤其是从贸易开放和产业结构升级视角。

纵观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可以清晰看到，开放有利于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可以明显提升福利效应，尤其是贸易自由化措施的实施，更加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自krugman（1979、1980）开创新贸易理论以来，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研究各国问题的新视角，这不仅仅意味着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也对促进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对开放与生产率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Edwards（1998）利用93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开放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关系的稳健性，并且表明更开放的国家经历了更快的生产率增长。Wu（2004）以APEC经济体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有助于生产率和增长绩效的提升。Cecchini等（2008）考察了地中海欧洲伙伴国家的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在获得生产率收益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且通过国际开放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仅仅是由于技术转让的间接影响。Kose等（2009）研究发现开放国际金融流动可以提高生产率增长，且法律上的资本账户开放对TFP的增长具有积极的影响。魏下海（2009）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弱的即期效应，而贸易开放度则表现为滞后效应。Bekaert等（2011）研究了金融开放与生产率的关系，指出开放对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比资本增长的影响更为重要，这解释了为什么自由化的增长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永久性的，而不是暂时性的。Jiang（2011）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研究发现，开放对中国区域增长率有两种效应，且直接增长效应是主要的，而收敛效应不显著。毛其淋和盛斌（2011）基于我国省级数据研究发现，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区域市场整合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较低，而在内陆地区则恰好相反。宋丽丽和刘廷华等（2014）利用行业数据研究发现，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促进内资工业行业生产率的提升。陈维涛和严伟涛等（2017）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够显著提升我国工业行业生产率水平，且能显著促进生产率较高行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新常态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已经成为提升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对产业结构与生产率的研究也多了起来，但研究的视角有所差异。Capello和Camagni（2000）指出城市效率会随着结构调整而变化，且Capello（2013）的研究也提供了最新的证据。Abdel-Rahman和Anas（2004）指出城市产业结构随城市规模的变化而变化，且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不同。豆建民和汪增洋（2010）指出城市产业结构对土地产出率的影响因城市规模而异。柯善咨和赵曜（2014）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结构对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城市规模。张少辉等（2014）基于我国的省级数据研究发现，大力发展生产服务业，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率的促进作用。金晓雨（2015）研究发现我国大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改善了结构的不平衡，通过前后向关联提升城市生产率，而小城市则相反。余永泽等（2016）研究发现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升级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李学兰和王海元（2017）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产业结构升级能有效提升城市生产率，但存在空间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