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汉谋与黄埔军校

2019-08-27 02:27陈予欢
黄埔 2019年4期
关键词:校务分校委员

陈予欢

余汉谋将军是广东抗日战争前后著名的军政人物,步陈济棠后尘在粤系军队中崛起。早年重视军事(军校)教育,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10期起,连任13期军校校务委员至第22期,为粤籍将领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之代表人物,影响深长、作用较大。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为第四战区、第七战区主要将领与主持人,对于广东抗战时期方方面面有过较多决策与奉献。笔者通过史料将他与黄埔军校之关联与影响,作些铺陈与浅释。

追随陈济棠,在粤军中稳健崛起

余汉谋(1896—1981)别号幄奇,广东高要人。1896年9月21日出生。父起鹏,号云樵,考取清末武秀才,博洽通儒,训勉儿曹,献身革命,曾任罗定县守备。母林太夫人出身名门,相夫教子,乡邻称贤。余汉谋早年于高要乡间私塾启蒙,先就读于广东肇庆城西图始高等小学校,后受其父鼓励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第5期学习。毕业后,继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并毕业。1916年秘密加入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1917年1月,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6期步兵科学习。1919年3月毕业,分发参战军(司令徐树铮)服务,历任参战军第1师步兵第2旅见习、排长,西北边防军第1师(师长曲同丰)步兵团连长。1920年直皖战争后边防军遣散,遂返回广东投身粤军,历任粤军第3师(师长郑润琦)步兵第1旅连长、营长,参加援桂战争和讨伐陈炯明叛乱。1923年4月,任广东宪兵司令部副官长,建国粤军第1军(军长许崇智)第1师(师长李济深)第2旅(旅长陈济棠)司令部中校参谋。其间于1923年4月在济南与上官云相胞妹上官德贤结婚。1923年12月,任粤军第1师第2旅(旅长陈济棠)第3团(团长邓演达)第1营营长,管辖4个连长——李洁之、陈审、唐拔、陈诚,随军参加讨伐旧桂系军阀沈鸿英部北江西江战役、第一次东征作战、支援新桂系统一广西战争,参与对滇桂军阀杨希闵部、刘镇寰部军事行动。1925年7月,建国粤军奉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8月26日,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11师(师长陈济棠)第31团团长,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作战、讨伐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部战役。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奉命留守广东后方,任高雷地区警备司令官。1927年10月,任第4军第11师(师长陈济棠)副师长。1928年2月,任广东第8路军(总指挥李济深)第4军(军长陈济棠)第1师师长,兼任广东西区善后绥靖主任(陈济棠)公署参谋长,率部驻防广东肇庆地区,维持治安,编练部队,修筑公路。1928年3月19日,任第4军第11师师长。1928年9月,国民革命军编遣,任缩编后的广东第8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第1师(师长陈济棠兼)第1旅旅长,再任缩编后的广东编遣区第1师(师长陈济棠)第1旅旅长,统辖第1团(团长黄涛)、第2团(团长叶肇)等部,兼任广东北区(善后)绥靖委员,率部参加与张(发奎)桂(系)联军的作战。一度被陈济棠以“通敌”罪名软禁,获释后仍任原职,继而率部参加第一次粤桂战争。1929年6月,任陆军第59师师长。1930年1月1日,获颁三等宝鼎章。1931年1月1日,获颁二等宝鼎章。

缘于当时国民政府对于地方军政统驭限度,以及广东军政当局的自恃与割据,形成广东对峙南京的局面。1931年9月,两广反蒋(介石)各派组成广州国民政府,余汉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东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第1军军长,兼任军政训练处主任。1931年12月29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1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委员,其间先后兼任广东西北区绥靖委员,闽粤赣边区“剿匪”第1路军司令官,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剿匪”军右路军总指挥,军事委员会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统辖5个师1个旅,辖赣南11个县。

此时广东之军政缘于陈济棠独裁专断,余汉谋作为陈之重要助手与追随者,在各方面可谓襄助无虞,着力非凡。财政是庶政之母,广东当年曾有过丰厚的财政基础,其他建设自然易于推进。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余汉谋,当时的作用主要是襄助军事,在扩充军备方面,他控制了海军后,即设置造船厂及航海学校;在陆军方面,由原来的4个满员师扩编为3个军,继而扩大为5个军,并将原来的保安团队改编为警卫军,足有15万兵员之强盛;空军方面,创建广东空军,购置飞机、高射炮,设立航空学校,还向德国订购了大量飞机、武器、军械、装备。1932年12月,任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部右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1933年至1934年间,率领驻守赣南的粤系军队参与对江西中央根据地和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第四、五次“围剿”战事。1933年7月,任第10期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34年9月,任第11期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依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官号排序为第32号。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经过粤北余汉谋部防区,余部因陈济棠已与红军代表达成互不进攻协议,即撤退大庾、南雄一线,蒋介石电令余汉谋尾追红军,但余汉谋为保存实力,防范中央军乘机犯粤,并未尾随追击。1935年9月28日,任第12期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其间受聘担任南京“国难会议”会员。1935年11月23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月1日,获颁三等云麾勋章。1936年1月22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陆军中将。

1936年5月,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业现代化建设推动下,粤汉铁路全线贯通,对于广东军政割据势力无疑是个重击。此时,广东率先旗帜鲜明地喊出“出兵北上抗日”的响亮口号,颇能迎合当時国人对日本的仇视。因为“抗日即爱国”深入人心,国民政府难以拒绝和反对,立即“抗日”对于当时国民政府来讲力有不逮,处于两难情势,军事策反似成当时趋势。其间粤军部分将领反对内战,欲对陈济棠实行兵谏,敦促余汉谋出面领衔,但余不愿以下犯上,一再拒绝众请。直至1936年7月4日深夜,才在众粤军将领跪请时下定决心。7月8日他飞赴南京,出席中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向蒋介石表示效忠,此后在钱大钧、陈诚、黄镇球陪同下返回广州收拾残局,蒋介石给予200万元活动费。1936年“六一事变”后,陈济棠被免除本兼各职,余汉谋率部通电反陈,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另有史料记载:余汉谋之反正,得力于林虎之助。当时林虎对于两广军人颇有影响力,蒋介石亦与林虎交情深厚。遂写了一封情意恳切的亲笔函,由戴笠转交正在陆军大学受训的张君嵩,随同林虎好友陈文波前往面见林虎。林虎随后与余汉谋、张瑞贵等一再接触,奉劝他们拥护中央共赴国难。1936年7月9日,他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10周年纪念勋章。1936年7月13日,国民政府颁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特派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兼第4路军总司令,节制并整理广东全省军队。余汉谋乃擢升为粤军领袖,其在历史转折关头,骤然取代陈济棠而为粤系军事集团新魁首。1936年7月14日,国民政府颁令委任他为国防会议委员,率部从赣南返回广州,嗣兼任定桂军第4路军总司令。

致力推进黄埔序列军校教育,在广东抗战中毁誉参半

1936年7月13日,国民政府特任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广东第4路军总司令,受命主持广东党政军事宜。1936年秋,兼任最高国防会议委员及定桂军第4路军总司令。1936年秋,奉命将广东军事政治学校改编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南京即派陈诚兼任广州分校主任,第4路军总司令部即派副军长陈芝馨接管该校,余汉谋作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就近指导该校军事训练与教学事宜。1936年夏至秋期間,余汉谋奉命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兼任广州分校校长。各分校改行主任制后,校长一律由蒋介石兼任,主任则由所在地军政长官指定中将级高级军官续任主任。此时广州分校系独立军事教育单位,直隶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部,但经费、教材归属军政部,行政系统隶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本部设置办公处、教育处、经理处、会计室、图书馆、练习团等单位,此外还设置政治训练部,后改为政治部并有国民党特别党部,校部编制官佐计有400—500人。1936年8月15日接收后整训,1936年10月12日广州分校正式开学,蒋介石在余汉谋的陪同下,亲自到军校主持开学典礼,并书写广州分校牌匾。1936年9月1日,任第13期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36年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加陆军上将衔。

1936年10月,蒋介石下令第4路军总司令余汉谋组建军官总队,收容第4路军编余军官,并派陈克球任第4路军总司令部军官总队总队长,李焘任副总队长。1936年11月12日,晋给二等云麾勋章。1936年12月,第4路军总司令部军官总队在他的主持下编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1937年春,广州分校内设入伍生营升格为团,由总队长陈家炳兼任团长。1937年5月,他陪同军政部次长陈诚,到广州分校召开会议,研究教育方案,指导训练要旨,会议决定扩充军校范围,增加新兵训练内容。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广东积极开办民运、防空、救济等训练班,培训各方面人才,批准设置各地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聘请编余闲散前粤军将领出面组织民众抗日游击武装,统率在各地建立起来的民众抗日自卫团。1937年夏,第4路军编余军官计有2000人,划拨广州分校管理,编制为第2学员总队,辖4个大队,1个高等教育班,仍以陈克球为总队长。此时广州分校的办学环境日趋紧张,余汉谋指示校方立即将学员总队先行疏散至广州市郊龙眼洞、鸡颈坑等地,军校办事机构设在白云山,军官总队迁移肇庆七星岩。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颁令委任余汉谋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部副司令长官, 1937年12月4日,兼任第12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主任委员。1937年12月20日,奉命指示广州分校向西迁至德庆县,学员总队迁至罗定,实行分驻教学。1937年12月26日,任第14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先后派粤系军队5个军北上参加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兰封战役、南浔战役、鄂北战役、武汉会战诸役,粤系部队损失惨重。

1938年1月,任第15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38年1月,广州分校奉令改称第四分校,他以校务委员督令韩汉英接任第四分校主任,副主任为陈芝馨。1938年5月,第四分校副主任陈芝馨因公赴省城,途经三水县马口地方覆舟殉职。1938年8月1日,在余汉谋主持下,在德庆县第四分校校部举行就职典礼,韩汉英正式就职主任,谢婴白就任副主任,陈家炳为学员总队总队长,第四分校第13期也于同日举行毕业典礼。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因作战指挥失误,被军事委员会撤销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1938年11月15日,革职留任第12集团军总司令。率粤系部队在惠阳、增城、博罗、从化一线阻击日军,后退踞英德、翁源一线,整训部队,组织从化鳌头一役,遏制日军精锐北进。

1938年10月,任第16期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39年率部五度出击,与日军周旋于花县、三水、从化、增城、宝安各地,迫使日军困守广州城。其间,他在翁源第12集团军总司令部,积极整编所属部队,开办军官训练团,轮流培训所属部队中下级军官,开办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招收从广州撤退粤北的爱国青年学生加以集训,分派各部队做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增强士兵抗日斗志。1939年冬,日军号称精锐的近卫旅团入粤,会同第4师团、第18师团大举北犯,企图席卷韶关、南雄,夺取粤系军队据守的粤汉路交通要道。余汉谋指挥粤系军队一部奇袭日军后翼,一战而克从化牛背脊墟,再战而克新丰之梅坑,断日军为数段,迫使日军退缩,此为粤北第一次大捷。

1940年4月,余汉谋率部发起第二次粤北会战,在从化良口与日军激战20余天,战中缴获日军泽大佐日记,谓:“全队尽墨,自来华以来,没有如此惨败云云。”是为粤北第二次大捷,获得局部战役胜利。据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编纂《军事人物百科全书》第485页余汉谋条目记载:“1939年底至1940年春,指挥部队两次击退日军对粤北的进攻。”

1940年4月,任第17期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此间统辖部分粤系军队独力抵御日军正面3个旅师团,造成广东独立战区局势,1940年8月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令委任他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兼任第12集团军总司令及广东绥靖主任公署主任,率部驻防粤北地区5年。其后长沙、衡阳、桂林诸役,奉命分派部队驰援,故抗战八年以来,苏豫赣湘桂各省战役,均有粤系军队参与其中。

1941年4月,任第18期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42年12月,任第19期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44年3月,任第20期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44年6月,任第21期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1945年5月20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先后荣获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干城甲种一等奖章、光华甲种一等奖章等。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负责广东潮汕惠州韶关地区日军受降事宜,并在汕头担任第七战区受降主官。1945年10月,获颁胜利勋章。1945年12月,任衢州绥靖主任公署主任,统辖青年军第31军之208师及209师、整编第44师等部。1946年3月7日,因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任内抵御外侮有功获国民政府颁发青天白日勋章。1946年4月22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二级陆军上将。另载6月13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晋任陆军二级上将。1946年3月16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第二次全会通过选举为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5月30日,获颁忠勤勋章。其后一度寓居南京赋闲。1947年夏,送次子余国樑考入陆军军官学校第22期学习并毕业。1946年11月,当选为广东省出席“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12月,任第22期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委员。

收拾华南残局,蛰伏台湾终老

1948年1月,余汉谋获颁一等云麾勋章。1948年5月13日,由何应钦、顾祝同推荐任陆军总司令。1949年1月10日,改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8月31日,将广州绥靖主任公署改编为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仍任主任。1949年12月底,任海南岛特区行政长官(薛岳)公署副长官。1950年4月22日,他与薛岳率粤军余部,乘军舰船只撤退台湾。其后续任“国民大会”代表。1950年5月15日,任台湾“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1957年10月26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63年11月22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九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65年9月,晋任陆军一级上将。1969年4月8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74年3月,将个人私藏高剑父“斜阳古塔图”等一批书画捐赠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76年11月16日,续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

余汉谋晚年信奉基督教。1980年4月4日,参加台北中正堂揭幕大典,后感风寒染病。1981年4月,再任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1981年12月27日,因病在台北三军总医院逝世。

1982年8月27日,臺湾“总统府”颁布褒扬令:“陆军一级上将余汉谋,资性沈毅,兵略优长,为国驱驰,久经战阵,绩功累擢至陆军总司令。其生平忠诚勇决,竭力安攘,剿匪抗战,功劳尤著,除群盗于赣南,广兴地方建设,挫败寇于粤北,大振民族声威。比年衰疾,缠绵经岁,卒至不起,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忠勋之至意。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余汉谋有《往事忆旧》《珍惜成果开拓未来》等著述。台湾出版有《余汉谋年谱》《陆军一级上将余汉谋将军事略》《战功彪炳恢弘的余汉谋将军》等有关余汉谋的书籍。

结语

以当年所处历史环境观察,余汉谋统粤时期,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稳定,没能实现政治上之统驭或长久军事割据局面,但他能顺应历史潮流,参与国家政治、军事、文化活动,加强岭南边陲与邻近省份之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与凝聚,促进了当时广东社会各项建设之现代化,以军事和平解决方式终结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局面,从而避免内战,有利于社会稳定,应当肯定其政治、军事方面之进步意义。军人作为那个时代的“强权称雄”者,一方面统领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的决策实施,同时对该区域的社会、文化、教育亦起到主导作用。近现代中国各地军阀有其共通性,有不少地方军事集团首脑在割据时期,不仅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维护一方利益,在促进统领区域的文化、教育方面多数有过积极或进步的作用和影响。地方军政首脑在历史上作用影响之双重性表现,渐为当代学者普遍认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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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台北“国史馆”1992年5月印行《中华民国褒扬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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