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家庭暴力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吴文君 向小平

摘 要：目的：探讨大学生在中小学期间经验到的双重家庭暴力（目睹婚姻暴力和遭受儿童虐待）的情况及其对内外化行为问题的长期影响。方法：采用目的性方便取样，以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学生为被试施测问卷，研究工具包括自编的人口学资料、伴侣冲突策略量表、冲突策略量表亲子版和Achenbach的成人行为问题检核表，共发放问卷240份，回收236份。结果：1.近70%的被调查大学生遭受过至少一种家庭暴力，遭受双重家暴的大学生占总样本的31%，显示家庭暴力和双重家暴在中国极为普遍。2. 遭受双重家暴的大学生在外化问题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三组（F=6.712， p<.001），双重家暴组和目睹父母婚暴组在内化问题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无家暴和虐待组（F=4.037， p<0.01）。结论：目睹婚姻暴力和遭受儿童虐待共同发生的现象在中国较普遍，双重家暴的负面影响总体上比单一家暴更严重，未来的研究需关注多重家庭暴力共同发生的问题。

关键词：目睹婚姻暴力;儿童虐待;双重家暴;大学生;心理健康

1. 引言

针对儿童青少年的家庭暴力是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全球每年有近5300万妇女遭受家暴，2.75亿儿童目睹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暴力。此外，全球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中有25-50%曾遭受过儿童虐待（Tonsing， 2010）。大量研究表明，家庭暴力对儿童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有诸多不良影响。比如，国外一系列的元分析指出，目睹家庭暴力的儿童青少年普遍出现更多的内外化行为问题和创伤后应激障碍（Vu， Jouriles， McDonald， & Rosenfield， 2016）。儿童虐待对青少年也有类似的负面影响（Park， Smith， & Ireland， 2012）。

家庭暴力的消极影响不仅存在于儿童青少年期，而是会持续到成年甚至中老年。比如，研究发现童年期遭受过虐待的青少年成年后抑郁和自杀尝试等心理问题更多，他们出现饮食障碍、药物和酒精滥用、性传染病、危险性行为和犯罪等健康与行为问题的几率更高（Norman et al.， 2012）。有过虐待与目睹婚暴经历的人成年后往往与伴侣有更不安全的依恋关系，冲突解决能力更差，更容易成为伴侣暴力的受害者或施暴者，这进一步影响他们的亲密关系质量与身心健康（Dillon， Hussain， Loxton， & Rahman， 2013; Sherry Hamby， Finkelhor， Turner， & Ormrod， 2011）。以上負面影响常持续到中年甚至老年（Kessler et al.， 2010; Savla et al.， 2013）。

近30年来，愈来愈多的研究者注意到夫妻婚姻暴力（后文简称婚暴）和儿童虐待（儿虐）在同一家庭中共同发生的现象。因样本来源、对婚暴和儿虐的定义、数据源和评估的时间段长短界定不同，研究得出的同一个家庭中婚暴并儿虐的共发率（co-occurrence rate）从5.6%到100%不等，其中一般社区样本的终生发生率在5.6%到21%之间，中位数为11%（Appel & Kim-Appel， 2006）。一些研究发现，婚暴并儿虐的负面影响比单一婚暴或儿虐更大。比如Hughes等（1989）在家暴妇女庇护所的研究发现，与仅目睹婚暴的儿童相比，同时还遭受过身体虐待的儿童呈现了更多的内外化行为问题，他们将这一现象称为 “雪上加霜的累积效应” （double whammy effect）。Sternberg等（2006）对这一效应提出了实证支持。他们对来自15个研究，涉及1870名儿童的原始数据的元分析（mega-analysis）发现，遭受双重家暴的儿童青少年出现内外化行为问题的概率显著高于单一家暴组和无家暴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支持双重家暴的累积效应。比如Sousa（2011）的追踪研究发现，有儿童虐待和目睹婚暴经历的青少年比没有家暴经历的青少年在青春期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行为，但双重家暴与单一家暴组的差异不显著。在另一个研究中，Moylan（2010）在控制了家庭和周围环境中的其他风险因素后，在绝大部分心理与行为健康指标上双重家暴组只与无家暴组差异显著。然而，不管双重家暴是否存在累积效应，这些研究都提示在对目睹婚暴或儿童虐待进行研究时需考虑对一种家庭暴力危害的估计是否隐藏了另一暴力的作用，否则可能导致对单一家暴影响作用的高估（Park et al.， 2012）。此外，对双重家暴的影响及其机制的探讨也是制定更加系统的家暴干预政策的基础（Moles， 2008）。

不过以上关于双重家暴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虽然家庭暴力的议题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重视，我国也于2015年12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但目前国内对目睹婚姻暴力与儿童虐待的研究还有如两条平行的轨道，对双重家暴的实证研究还属凤毛麟角。婚暴与儿虐共发的现象在中国有多普遍？遭受双重家暴是否比单一暴力有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欲以大学生为被试，考察双重家暴发生的情况，并试图检验在大学生中双重家暴是否带来“雪上加霜”的累积效应。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依据年级（大一到大四）和专业（文、理、工）进行目的性方便取样，在某综合性大学选取本科生240名，逐一发放问卷，回收240份，其中有效问卷236份。被试的年龄在17-2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0.86±1.46岁，其中男生121人，占51.3%，各年级、专业的人数相当。64%为独生子女，72.5%入学前为城镇户籍，11%为少数民族。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被试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父亲学历为小学及以下的占6.4%，初中占15.7%，高中占26.7%，大专及以上的占50.8%，母亲相应学历的比例分别为6.8%、16.5%、29.7%和46.6%。职业地位也普遍较高，父亲职业属最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的仅为15.68%，而为最高两层的比例分别为20.34%和30.2%，母亲相应的比例分别为23.31%、27.12%和19.92%。

2.2 工具

2.2.1 人口学资料。自编，包括性别、年龄、所学专业、是否独生子女、户籍、民族、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2.2.2 目睹父母婚姻暴力。 采用Straus等（1996）编制的伴侣冲突策略量表修订版（Revise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2）。CTS2是全球应用最广的测量伴侣暴力的问卷之一，具有很好的信效度和跨文化效力，在香港、台湾和大陆都有应用（M. A Straus， 2004）。量表包括协商、心理暴力、身体暴力、性胁迫和伤害5个维度，本研究仅选用了身体暴力分维度。量表要求被试回答自己在小学到中学期间所直接或间接目睹的父亲（或继父）和母亲（或继母）间相互实施暴力的程度，采用1-7 的7 点计分，“1”表示从来没有发生过，7表示“几乎每天都发生”。因本研究只考虑各种暴力行为是否发生，在分析时进行了重新编码，将0定义为“从未发生过”，其他选项定义为“1=曾经发生”，且只要父母间有一人实施过就定义为曾经发生。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968。

2.2.3 儿童虐待。采用Straus等（1998）编制的冲突策略量表之亲子版 （Parent-Child Conflict Tactics Scales，CTSPC）的中文版。该量表包括非暴力管教、心理攻击、体罚、躯体虐待和严重躯体虐待五个分量表。参考以往研究的惯例（Chan， 2011），本研究仅包括身体暴力相关的维度。且考虑到体罚在中国的普遍性，为防止将一两个偶发的体罚定义为虐待，本研究的躯体虐待只包括了躯体虐待和严重躯体虐待两个分维度。问卷的计分方法同CTS2。问卷在本研究中的克伦巴赫系数为0.950。

2.2.4 内外化行为问题  采用Achenbach编制的成人行为问题检核表（Adult Behavior Check List）（Achenbach， 1991）。参考Han（2015）的研究，本研究选择了其中22项测量焦虑、压力、抑郁以及创伤症状等内化问题的条目，和28项测量攻击行为、药物滥用以及不良行为等外化问题的条目。被访者要求回答自己过去半年内每种行为发生的频率。量表采用3级评分，0表示“不正确”，2代表“非常正确或通常正确”，本研究将每个维度求总平均分，得分越高表明相应的问题越严重。本研究中内化行为和外化行为维度的克伦巴赫系数分别为0.928和0.946。

2.3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6. 0进行数据录入。因研究数据均来自自陈报告，可能存在共同方法效应。参考文献（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本研究将所有变量的测量指标作为单因子模型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并不高（29.07%），可认为共同方法的影响不显著。

3. 结果

3.1 大学生遭受双重家暴的情况

本研究发现（见表1），大学生儿时遭受身体虐待和目睹父母婚暴的比例都较高，近半（49.2%）大学生自我报告在小学至初中期间遭受过父母的躯体虐待，过半（51.7%）在这一阶段目睹过父母之间的躯体暴力。

以往研究者常用三种方法来估算婚暴并儿虐的共发率：一是计算同时遭受儿童虐待与目睹婚姻暴力，即双重家暴的人在总样本中的比例;二是计算目睹过婚暴的人中，同时遭受虐待的比例;三是计算遭受过虐待的人中，目睹婚暴的比例。从双重家暴的比例来看，按照是否遭受这两种暴力将大学生分为四组，发现在总样本中，只有不到1/3（30.9%）的大学生报告未遭受任何暴力，且双重家暴比单一家暴更普遍：仅遭受儿童虐待或目睹父母婚暴的比例分别为17.4%和19.1%，而遭受双重家暴的比例却达32.6%。对遭受过一种暴力者经历另一种暴力的比例分析可看出，有虐待经历者目睹婚暴的比例达65.3%，远高于无虐待经历者目睹婚暴的比例（38.1%）;同样，目睹婚暴者遭受虐待的比例也明显高于未曾目睹者（63.1%对36%），进一步证实家暴共同发生的现象普遍存在。

3.2 不同家暴组别与性别大学生内外化问题的比较

表2呈现了不同家暴组别及性别学生内外化问题发生的频率。总体来看，被调查大学生内外化问题发生的频率较低，且外化问题比内化问题更频繁。以性别和家暴组别为自变量，内、外化行为问题为因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内化问题上（见表3），家暴组别的主效应显著，性别的主效应及性别与家暴组别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对不同家暴组别被试在内化问题上的差异进行两两比较发现，双重家暴组的得分显著高于无家暴组和儿虐组，但与仅婚暴组的差别不显著，单一家暴组（仅婚暴、仅儿虐）与无家暴组的差异也不显著。就外化问题而言，性别和家暴组别的主效应显著，但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差异分析表明，男生在外化问题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双重家暴组的得分高于其他三組，但其他三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4. 讨论

4.1 大学生遭受双重家暴的情况

本研究的第一个目的是了解中国大学生同时目睹父母婚暴和遭受儿童虐待的比例，结果显示双重家暴的发生率为32.6%，明显高于单一家暴的发生率。与其他国家比较，本次调查得出的大学生遭受双重家暴的比例偏高。比如，台湾学者沈琼桃的综述指出双重家暴的终生发生率在美国社区样本中为6%-21%，中位数为11%（沈瓊桃， 2006）。当然，正如沈琼桃指出的，双重家暴的发生率受婚暴和虐待的定义与评估方法、取样范围及调查包含的时间段影响，但即使是对比采用了类似定义的几个亚洲地区的调查，本研究得出的双重家暴比例也是偏高的，比如Shen、Han和Chan分别采用Straus的伴侣冲突策略量表及亲子版对台湾和韩国的大学生及香港的12-17岁青少年双重家暴的发生比例进行过调查，这三次调查得出的双重家暴的比例台湾为11.3%（Shen， 2009），韩国17.8%（Han et al.， 2015），香港18.1%（Chan， 2011），较本调查低。Ji（2015）指出因受西方非暴力养育理念的影响时间尚短，加上儿童保护的体制更不完善，大陆地区儿童遭受躯体虐待的比例总体确实比台湾和香港地区高，Parish（2004）也发现中国女性遭受伴侣躯体暴力的比例较其他文化高，因而大学儿童遭受双重家暴的比例很可能比欧美甚至香港台湾地区更高。

4.2 雙重家暴的累积效应

本研究的第二个目的在于检验双重家暴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是否存在比单一家暴更大的负面影响，即是否存在雪上加霜的累积效应。本研究发现这以心理健康的具体方面而异：双重家暴组的外化行为确实显著高于单一家暴组，内化问题也显著高于无暴力和儿虐组但并不明显高于目睹婚暴组，这一方面说明双重家暴确实存在一定的累积效应，另一方面也指出家庭暴力对内外化行为的作用可能有差异。这跟家庭暴力对内外化行为不同的作用机制相关。就外化问题而言，研究者指出，家庭暴力对外化行为的影响主要通过观察学习获得（Black， Sussman， & Unger， 2010; Felson & Lane， 2009），目睹父母之间的婚姻暴力又直接遭受躯体虐待，可能反复强化了暴力解决问题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引发了更多的外化行为。此外，压力累积理论以及挫折攻击假说都提示遭受双重家暴意味着压力的累积（Park et al.， 2012），会激发更多的攻击行为。对内化问题而言，研究者指出家庭暴力对内化行为的一个重要影响路径是通过情绪安全感的威胁（Bergman， Cummings， & Davies， 2014），在中国父母婚暴和躯体虐待对情绪安全感的威胁可能是不同的。具体而言，父母婚暴可能会威胁子女的情绪安全感而导致更多的内化问题，而躯体虐待则不一定导致更多的情绪问题。王明忠（2014）的研究指出，当青少年知觉到父母冲突对自己和家人的幸福造成威胁，特别是当其把父母冲突原因归于自己时， 他们可能会产生内疚、羞愧或痛苦的情绪。此外，父母冲突属于不受青少年控制的行为，如父母不恰当解决易导致青少年焦虑、恐惧和痛苦， 使其消极情绪经常处于激活状态因而易引发内化问题。但因为由于我国文化普遍接纳体罚作为一种管教方式，父母使用躯体暴力并不意味着不关心子女，只要父母对子女同时还有温暖和支持，子女往往不太感受到安全感的威胁（乔东平， 2012， pp. 209-216）。本研究中的被试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可以推测绝大部分父母给予的关心和支持是比较多的，因而减缓了躯体暴力的负面影响。

总体而言，本研究提示家暴并儿虐共发在中国确实非常普遍，而且目睹父母婚暴和儿童虐待的影响可能既有相同点也有差异，这一结论对未来的家暴研究和干预都有重要的启示。首先，从研究来看，未来的家暴研究必须考虑多重家暴的影响，否则可能会高估单一家暴的作用。此外，未来在制定干预措施时也需要从家庭系统的理论出发，同时考虑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以及整个的家庭环境对家庭暴力的影响。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样本只是一个重点大学的学生，不具有更大范围的推广性;二是在对家暴各个组别进行操作性定义时，本研究只纳入了身体暴力，但同一个施暴对象常同时实施多种类型的暴力，更广泛的暴力定义能加强对暴力负面作用的理解（Vu et al.， 2016）;此外，本研究只考虑了是否有暴力，未考虑暴力发生的严重程度和频率，未来的研究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在内;最后，未来的研究还需着力对家庭暴力对不同身心问题影响机制的异同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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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1.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巡察办;2.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