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手稿本传奇故事与价值

宁稼雨

摘要：本文从《聊斋志异》手稿本的发现、认定和善后处理、定稿与出关、为何只剩半部、遗失半部的下落、蒲价人为何把半部手稿传给蒲文珊、蒲文珊保护手稿的坎坎坷坷、谁是手稿本的继承者、手稿本庐山真面目、手稿本有什么校勘价值、手稿本对《聊斋志异》分卷和篇目编次的作用等诸多方面，整合梳理《聊斋志异》手稿本的传奇经历与价值。

关键词：聊斋志异;手稿本;传奇故事;價值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稍有版本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手稿本是作者创作的原貌，版本价值一般来说是最高的。能够保留作者原作手稿，显然是研究该书原貌的最可靠依据。很多世界名著的原稿本都成为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原稿等。

非常幸运，《聊斋志异》作者的手稿本还留在人间，可惜的是它只是“半壁江山”了。就这“半壁江山”，不仅历经沧桑，劫后余生，而且在其面世之后，有关人士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使该书的稿本问题扑朔迷离，疑团重重……

一、稿本的传奇般发现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人，但《聊斋志异》稿本的发现，却是在远隔千里之外的辽宁西丰，蒲松龄十世孙蒲文珊的手里。故事的发生，还要从建国前夕，轰轰烈烈的东北土地改革运动说起。

从1947年开始，东北很多地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其主要目的，就是改变贫富关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农民积压了多年的宿怨一下子喷发出来，他们不仅分了地主的土地，还掀起声势浩大的“收浮财”运动。大量地主家庭财物被收缴上来。

尽管蒲文珊当时在西丰县中学当职员，是否被划定为地主尚不清楚。本来他可以躲过这场“收浮财”运动的，但家里的财物却还是被农民收走不少，其中就包括那部举世瞩目的《聊斋志异》原稿本。据蒲文珊的女儿蒲延章写文章提供的信息，当时一个与蒲家有些恩怨的人带人抄了蒲家，抢走了很多藏书和字画，其中就包括珍贵的《聊斋志异》稿本。

当然，这些“浮财”不能马上分掉，而是先交到农会，由上级统一处理。

一位普通的县政府干部，对《聊斋志异》稿本的发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就是当时任西丰县政府秘书的刘伯涛同志。身为县政府秘书的刘伯涛，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为人聪明勤奋，读书很多，尤其对各种传说故事，更是情有独钟。讲起故事，也是生动感人。

1948年1月3日，当时西丰县土改运动全面铺开，刘伯涛作为西丰县土改运动的负责人来到了元宝沟检查工作。一天，在农会办公室堆放的一堆正准备焚烧的旧书中，他无意中发现了两册破旧残缺的《聊斋志异》线装手稿本。刘伯涛征得农会干部的同意，将书带回县城。

灯下，刘伯涛仔细翻阅这饱经沧桑，苍黄暗旧的稿本。凭他自己对古书的点滴了解，他看出了眼前这部稿本的与众不同之处。从纸张和墨色上看，显然年代久远。尤其引起他关注的是，抄本的内容中有改动的痕迹，而改动的字迹竟然与原文的字迹非常相似，不像出自后人之手。可刘伯涛仅仅是高中毕业，并没有多少古籍文献方面的知识，他只是凭自己接触部分古籍的经验，感觉这是一部古代人的抄写稿。他虽然也大胆设想这会不会是作者的原稿本？但同时他又感到疑惑的是，如果是作者原稿，怎么会跑到千里之外的西丰呢？

第二天，刘伯涛又和县政府秘书张松本骑马来到元宝沟，想进一步了解情况。他不厌其烦地问了好多参与抢浮财的农民，就连去老乡家里吃派饭的时候也总忘不了顺便问问，可农民们也许是担心自己闯了什么祸，谁也不肯承认。回到县里，刘伯涛还是不死心。于是，他请县公安局协助查询，看看西丰是否有蒲松龄的后人居住？回来的消息让他大吃一惊：蒲松龄十世孙蒲文珊的老宅，正是在西丰县元宝沟。为了慎重起见，刘伯涛没有马上找蒲文珊，而是找了当地一些文化人开了个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向大家了解是否认识蒲文珊，是否知道他收藏过其祖传的《聊斋志异》稿本？结果大家的发言证实了这一点。

刘伯涛欣喜异常，很快把蒲文珊找来谈话。当蒲文珊得知《聊斋志异》的稿本已经有了下落，心里万分激动，他热情地向刘伯涛介绍了自己家族保存稿本的情况。蒲文珊证实：《聊斋志异》稿本为祖上蒲松龄亲笔所写，自己是从父亲蒲英灏手上继承过来的。

除了证实稿本为蒲家后人所有外，蒲文珊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他所继承的原稿为两函四册。而刘伯涛从元宝沟拿到的稿本只有两册。

这就是说，还有两册下落不明。

刘伯涛心急如焚，立即赶往元宝沟，希望在那堆杂物中找到另外两册。只见那些杂物杂书已经被装入四个麻袋，刘伯涛反复找了几遍，几乎把每一册每一页都翻遍了，还是没有收获。刘伯涛还是不死心，他又找来那些有关的农民，问他们都谁接触过这些杂书。终于，有一位农民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一位在这儿参加土改运动的女干部好像曾经看过这些收缴上来的杂书。说她也拿了两本这样的书，天天晚上点灯看。

经过核实，刘伯涛得到那位女干部的情况信息，她叫王慎之，曾在元宝沟担任过土改工作人员，因为爱人在哈尔滨工作，后来已经跟随丈夫调到哈尔滨工作了。

刘伯涛真可谓有心人。尽管王慎之已经调走，但刘并不死心。他马上发函给黑龙江省政府，请求协助追回可能被王慎之带走的另外两册《聊斋志异》稿本。

经过半年的辗转，黑龙江政府终于找到了被王慎之带走的另外两册《聊斋志异》稿本。至此，刘伯涛终于了却了一件心愿：蒲松龄后人蒲文珊保存的两函四册《聊斋志异》稿本，终于完整合一了。

但这四册稿本究竟是不是蒲松龄的原稿，刘伯涛心里还是没有底。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权力留下这部书稿，应该把它交到上级有关部门，请有关专家来鉴定和保管此书。

二、稿本的认定与善后处理

1951年春（一说为1948年底），上级有关部门得知《聊斋志异》稿本的下落后，指示西丰县人民政府，通过辽东省文教厅将两函四册《聊斋志异》稿本送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经过专家鉴定，确认为出自蒲松龄本人之手，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

1951年4月1日，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致函辽东省西丰县人民政府：

你县蒲氏家藏《聊斋志异》原稿，已由辽东省文教厅转来我处，经鉴定确系真迹。唯关于此项文物之奖励办法，须征求你县意见。如系土改中没收地主之物，则不能适用奖励办法。若确系物主自愿捐献归公者，本处可呈请政府予以物质及名誉之奖励。

估计这封信给西丰县及刘伯涛本人造成了不大不小的窘迫，其焦点就在于，到底怎样认定物主的性质？算“没收地主之财”，还是算“物主自愿捐献归公”？从稿本的渠道来源来看，像是前者，但蒲家的后人称，蒲文珊早已多年在县城生活工作，按政策却又不能划分为农村的成分。据相关人员回忆，当时刘伯涛为此事曾先后数次与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王修文通信，协商和请示此事的相关情况和解决方案。

然而后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还是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说法。郭福生在《关于〈聊斋志异〉手稿发现与保存者情况的调查纪略》一文中，就把蒲文珊称为地主“蒲聋子”，还说他当时受到过农民批斗。所以，他也就理所当然地把稿本认定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物”了。

而蒲家后人却强烈反对这个说法，并拿出蒲家得到政府奖励的证据来反驳郭福生。蒲文珊的女儿蒲延章在《求实务实唯实，恢复历史原貌》一文中称，当年刘伯涛找其父亲谈话时，是动员他把稿本上交国家保存。而蒲文珊对刘伯涛的学识和表现出来的政策水平非常赞赏，所以他慨然同意将稿本捐献给国家。蒲文珊在《聊斋原稿》一文中写道：

现在我把这部先祖精血的遗笔，交我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政府，当作国家文化遗产精华来保管。这不仅是先祖蒲松龄的幸运，也是我的光荣。

据说，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林枫对此事非常重视，他指示将此稿本交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收藏，奖励原稿呈献者。1951年5月20日，蒲文珊收到刘伯涛转交的东北人民政府的专项奖金旧人民币500万元（折合新人民币500元）。对此，蒲文珊非常激动，他在给刘伯涛签收的收条后边附上一条短信说：

正当抗美援朝争取和平的狂潮中，国家需款正急的时期，拨出这笔巨款来奖励我，来补助我的生活，实在是深可感激的。同时也可见到政府对艺术的爱好和国粹保管的热心，无微不至，确是过去各时代所不及。并证明了共产党是建设的，是注重实际的，不是破坏的，不是虚伪的。可惜我对革命的认识实在不够。我今后要立志，对革命著作多读多看多学习，要追随我的儿女一起立在革命战线上，为人民努力。

从这些材料来看，尽管《聊斋志异》手稿在土改运动中被农民作为“浮财”收缴上来，但最终还是被作为物主自愿捐献国家而收到国家的奖励。而在这个事件整个发展过程中，刘伯涛的文化水平和政策水平显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稿本的定稿与出关

那么，这部流传二百多年的稀世珍宝，是何时定稿，又是怎么从山东淄博传到了辽东西丰呢？

蒲松龄《聊斋志异》何时开始写作？何时最后竣工？已经难以确定。但根据现存材料能大致作出推测。他的同乡前辈文人高珩《聊斋志异序》作于康熙十一年（1672），这一年蒲松龄四十岁。这说明至少在此之前，《聊斋志异》已经基本定型结集。但这又不能说明《聊斋志异》此时已经完全定稿。因为从稿本中某些故事记载的背景时间来看，最晚的有《夏雪》《化男》两篇，记有康熙四十六年（1707）的事情，这说明抄本定稿应该在此之后。还有，从稿本的外观上看，其中大部分内容都誊写清楚，只有少数篇章、条目有修改。这应该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这与蒲松龄的儿子蒲箬祭文中所说其父“暮年著《聊斋志异》”是吻合的。

手稿定稿后，由于家境贫寒，无力付梓，只好珍藏在家中。蒲松龄将其视为镇家之宝，还为此立下家规：“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话是这么说，一些过从甚密的朋友求借，他还是不得不借。但却恪守一条规矩，从来不把全稿借人。所以，朋友们借阅，一般也只能是部分借阅，而且还要“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在《聊斋志异》尚未定稿之前，就已经有好友闻讯借阅了。蒲松龄的同乡，当时大文豪王士禛也许是该书较早的读者。淄川人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就提到：“《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不仅如此，据说在手稿定稿之后，王士禛曾经出过500两黄金的天价来购买蒲松龄的稿本，但蒲松龄坚持不卖，可见蒲松龄对其手稿是何等珍重。为此，他还为家族立下了规矩：“长支传书，次支传画。”所谓“传书”，就是指《聊斋》手稿由长子继承;“传画”的“画”到底指的什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指根据《聊斋志异》内容描绘的《聊斋行乐图》，二是指由江南画师朱湘鳞所作的蒲松龄画像。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所谓“画”到底指什么，但以情理来推测，那幅朱湘鳞绘制的蒲松龄画像的确是由蒲松龄的次子蒲篪收藏，这与“次支传画”之说刚好吻合。

这样，《聊斋志异》手稿就由长子蒲箬一支世代傳存。为了使后人传承代系清晰明确，蒲松龄还为子孙编制了谱系命名用字，共32世：“竹立一庭，尚国人英，文章先业，忠厚家声，门多贤哲，代有公卿，庆延宗绪，万叶长荣。”

现在各种材料都一致提到：把《聊斋志异》手稿带到东北沈阳的是蒲松龄的七世孙蒲价人。但如果考虑到蒲家的家规和当时《聊斋志异》手稿的保存情况，蒲价人把手稿从山东带到沈阳这件事情还是有些蹊跷。其中有两个疑团：一是按很多材料的说法，蒲松龄为家族立下的规矩是“长支传书，次支传画”。如果这里的“画”是指《聊斋行乐图》的话，那么蒲价人一人携出稿本和行乐图两件传家至宝是不合情理的。二是很多材料都提到，在很长的时间内，蒲松龄的这些珍贵遗物一直珍藏于淄川城内的育英街蒲氏祠堂中，秘不示人。蒲价人凭什么可以置全族利益于不顾，自己敢于把祖传珍宝从祠堂中取出带走呢？

一种说法是：清同治年间，山东遭遇大旱，蒲氏七世孙蒲价人携带家属“闯关东”定居沈阳，带去了分到的传家之宝《聊斋志异》《聊斋杂记》原稿和六丈多长的巨画《聊斋行乐图》。

另外一种说法是：蒲价人因与家族发生争执，一怒之下，便携带《聊斋志异》和杂著等几种手稿远走东北定居沈阳。

近年有人搜寻各种文献记载，发现了一些新情况，说明以上两种说法尽管有些影子，但都不够确切。确切的情况大致是这样：

关于同治年间山东遭遇大旱，实际情况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同治二年（1863），淄川城内爆发了以刘德培为首的农民起义。一时，淄川县城硝烟四起，人人自危。处在这种情况下，蒲价人担心《聊斋》手稿等祖传珍宝在战乱中发生不测，于是于同治九年（1870）从蒲家祠堂取出这些珍贵文物，携往关东。

所谓和家族发生争执，实际上并未发生。据杨海儒《蒲松龄生平著述考辨》一书考证，蒲价人离开山东闯关东，是由于蒲价人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使他采取的一种回避矛盾的方法。“因出嗣胞叔锦堂公过继堂侄”，“恐妻子争差，赴辽东矣！”原来蒲价人的家族世系中，高祖秉彝生华、蕊二子。华生四子，分别是国权、国标、国树、国楹，而蕊只有一子国相。国相后死于同治年间的农民起义，只剩下蒲蕊一人，孤苦伶仃。

蒲价人是国权的长子，而蒲价人的叔叔国标家境十分富足，可人到中年尚无一子。国标见价人厚道，就提出把价人过继到自己门下，延其香火。然而国标与国权毕竟是亲兄弟，况且价人生四子，是完全可以出嗣一人为其养老送终。蒲价人当时考虑到怕日后妻儿争夺财产，使家族关系不和睦，就背井离乡远走辽宁。这样，《聊斋志异》手稿就在同治战乱中随蒲价人来到关外。

四、手稿为何只剩半部？

蒲价人来到盛京（今沈阳）后，举目无亲，无以为生。后来他发现沈阳占卜业很兴旺，蒲价人在家乡读过蒙学，粗通八卦占卜之道，便在沈阳城里摆了个卦摊，以此为生，养家糊口，没想到很快成了沈阳有名的术士。

接手《聊斋志异》手稿等遗物后，蒲价人很是珍爱，就做了两件事情。

一是和一位叫刘滋桂的人一起，用他手中的《聊斋志异》手稿本与当时能够看到的其他刻印本进行了文字比对后，把各种刻本中没有收录的篇目找出，用手稿本选编成《聊斋志异逸编》一书。

二就是把这些遗物重新做了装裱。裱后的《聊斋志异》手稿共四函八册，《聊斋杂记》二册。但因装裱工技艺不佳，竟将手稿的天头裁切过多，使书中三十一处作者手录，还有王士禛的眉批，以及佚名校语等等，毁坏了很多。这些实在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然而更为令人痛心的是《聊斋行乐图》不幸流落他人之手。

据说这《聊斋行乐图》绢本淡色，宽约二尺，长有五丈余，绘有蒲松龄身穿公服、手捻银须的坐像及他在斋园中即景小像，还有清代名流所题的诗、词文句等，文物价值很高，因而受到一些贪心者的觊觎。有人小恩小惠，诱骗蒲价人的一个儿子偷偷卖掉了这幅《聊斋行乐图》。蒲价人心痛不已，对手稿更加谨慎地保存。临终前，蒲价人把《聊斋志异》手稿传给了蒲英灏。从此，《聊斋志异》手稿的传奇故事主角就由蒲价人变成了蒲英灏。

蒲英灏（又名蒲步瀛），字仙洲，从小喜爱读书，成年后为生计所迫投笔从戎，历任清军哨官、帮统。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任镶蓝旗（汉八旗之一）统领的蒲英灏随左宝贵赴朝鲜作战。回国后，供职于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帐下做文书工作。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份饭碗竟然使他丢掉了祖传宝物的一半。

相传蒲英灏在做慕僚期间，认识了一个山东老乡，五十来岁，名叫袁四，与蒲英灏一见如故。袁四开始来关东时也有些积蓄，可是后来吃喝嫖赌，把老婆都气跑了，生活每况愈下。与蒲英灏相识后，袁四时常来蒲家混吃混喝。蒲英灏出于老乡之情，几次劝他正儿八经做个小买卖，还给他提供了本钱。可这袁四浪荡惯了，根本听不进去，连蒲英灏给他做买卖的本钱也连抽带喝挥霍了。蒲英灏家有妻儿老小，加上他薪俸微薄，一家人也是辛苦操劳才能勉强度日，一来二去，他对袁四不免有些冷淡，没有想到这袁四不但不知悔悟，反而怪蒲英灏不够仁义，心里忌恨，便找到在盛京将军府上打杂的一个酒肉朋友诉苦。酒过三巡，他竟然让酒友向依克唐阿告发说蒲英灏家里藏有祖上传下来的《聊斋志异》手稿。当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早已有了手抄本，所以一般的读书人对《聊斋志异》并不陌生。

大约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依克唐阿终于正式对蒲英灏提出要借阅《聊斋志异》的手稿。蒲英灏见依克唐阿满有把握的神色和口气，完全不像试探和敲诈的模样，也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手稿的，觉得遮掩不过，只好实话实说。可是他知道依克唐阿是个粗通文墨的武将，只是年岁大了，想以喜爱读书来附庸风雅。蒲英灏做他的文书有三四年了，是清楚这些的，他担心祖上手稿会给丢了，那样他就成了蒲家的罪人，可是拒绝就可能使极爱面子的将军下不了台，自己饭碗难保。无奈之下，蒲英灏只好按着妻子所说，先借给依克唐阿半部，等还了再借给另半部。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当依克唐阿用看完的半部手稿换回另外半部手稿之后，他手上的半部手稿竟然再也没有回到蒲英灏的手中。

依克唐阿没有如约交还手稿的原因，是客观突发事件使然。那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事件发生后，慈禧太后紧急调动兵力入京，加紧对维新变法人物的看管镇压。依克唐阿奉命进京，临行匆忙，来不及归还手稿。不想进京后依克唐阿突染急病，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不治身亡。等蒲价人听到消息，打算与其家人联系索要手稿时候，又爆发了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事件。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抢掠，无数珍宝财物被掠走。兵荒马乱之中，依克唐阿借去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就这样石沉大海了。

就这样，蒲价人祖传的《聊斋志异》手稿只剩下了半壁江山。

五、遗失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哪里去了？

自从依克唐阿手中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本遗失后，这半部手稿的下落去向也就成了一个迷，各种说法纷涌而起。

多人說，下半部手稿档案在八国联军战乱中被外国人抢去，流落国外。有人说，它可能流传到德国了。伪满康德八年（1941），当时的一家报纸《盛京时报》曾援引德国的一则消息：“《聊斋志异》部分原稿四十八卷现存柏林搏物馆。”后又有消息说在德国发现有蒲松龄题记和印鉴的手迹档案，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尚未得到证实。如果属实，那么说明那半部手稿虽然在世，但也已经散落了。

也有人传言，说《聊斋志异》原稿四十六卷在前苏联保存。那么这部分手稿是出自遗失的那半部手稿中，或是其他稿本、抄本，都不得而知。

笔者还在网上见过一种说法，说它可能落在王森然之手。王森然（1895—1984），是著名的画家和文艺理论家，原名王樾，号杏岩，河北定县人，擅长美术教育、美学、美术史论、中国画。1922年毕业于直隶（河北）高等师范，1930年国立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研究生毕业。曾任河北大学、北平蒙藏学院国文教授及京华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1948年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195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及带留学生，并在民族美术研究所从事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

1932年，《聊斋志异》下半部手稿被盛京驻防大使依克唐阿拿走后，依克唐阿奉调北京不久，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头一年，即1899年去世，手稿被军阀张宗昌购得，王森然在济南执教时，适逢军阀张宗昌遇刺身亡，张宗昌生前曾嘱托他的管家，万一出事，务必将他所存《聊斋志异》手稿交给一位可靠文化人。

这位管家这时想到与他同乡的王森然是位教书的文化人，就在出事当晚，将此手稿携出张宅交给王森然。王森然当即于第二天回北平，把手稿藏在平安里以西北兴胡同8号旧宅墙里。这半部手稿王森然总想抽时间整理，但始终未得闲暇。文革开始后，他家先后被抄过8次。最早于1966年8月的一天，管片民警王连生来王家报信说造反派要来抄家，叫王森然把最贵重的东西先交给他保存。王森然家藏古画、古籍不少，但他认为最珍贵的当属这部手稿，于是将手稿交给这位民警，谁知道这位民警不识货，反认为王森然欺骗他，当面将手稿摔在地上，叫街上收旧书报的雷师傅拿走。事后，王森然发现屋内地上尚留有一頁，便偷偷带出托人裱了保存。

王森然生前一直为当初没早日将此珍贵手稿档案捐献国家而后悔不已。由于当事人现已作古，仅凭一页手稿，现在已无法证实真实性。如果这个说法属实，那么现在《聊斋志异》这半部手稿是否还在人间，半部原稿命运到底如何？还很难说。虽说现在是谜雾重重，但文革至今，也就四十多年，从那时起，全国县区均有档案可查，活档案更不少，认真查找一下，那下半部《聊斋志异》手稿档案，失而复得还是有希望的。

但这个说法来源于网上，作者没有提供具体的消息来源。它是否可信，尚有待证实。

六、蒲英灏为何把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传给蒲文珊？

蒲英灏当时没有能够及时追回依克唐阿借去的半部手稿，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公务在身，身不由己，甚至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

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了，波及全国很多地方，清政府急令各地弹压，蒲英灏也奉命镇守西丰县大围（今清源、吉林省辽源等地）。可是那时候义和团已发展壮大，并且占领了京津一带。帝国主义列强却责令清政府限期“剿灭”，清政府一时弹压不了，对义和团又恨又怕，只得收敛嘴脸，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义民，作为缓兵之计，但是对于同义和团来往的各层官吏却严惩不贷。

蒲英灏因有过做慕僚的经历，有看报纸的习惯。在大围任职期间，仍订有天津《国闻报》、北京《中外纪闻》等报，每天由人送来。没有想到，这一习惯却被得罪了的乡宦恶绅诬指为通“拳匪”，上报西丰县令。那时闹“拳匪”即义和团，清廷命官并不好当，每天担惊受怕，稍有不测，就有可能丢官甚至掉脑袋，争相以“剿匪”的功绩保职保命。因此，西丰县令对“私通拳匪”特别敏感，惟恐躲之不及，一听说下属有通匪之嫌，不问青红皂白，上报朝廷，蒲英灏遂被解职罢官，解甲归田，举家暂时寓居西丰镇。

按照蒲家的规矩，蒲英灏应该将手稿传给长子，但为什么却传给了小儿子蒲文珊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蒲英灏有五个儿子，晚年时，一个儿子趁他外出时将仅存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偷偷卖给了商务印书局，蒲老先生气得浑身哆嗦，他立即带上书款，备些礼物，赶到商务印书局，好话说尽，印书局总算松了口，最终以赔偿损失为名索要了一笔钱了事。正是有了这样一次经历，蒲英灏老先生在选择传人时是煞费苦心，最终不惜违背誓约将手稿传给了喜欢诗文书画，为人聪颖正派的小儿子蒲文珊，叮嘱再三，才闭了眼。

从此，《聊斋志异》手稿落到蒲家最后一位继承者蒲文珊的手上。

七、蒲文珊保护手稿的坎坎坷坷

蒲文珊继承手稿之后，也许并没有想到，手稿这份祖上遗物给他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无休止的灾难。

1931年春，时任奉天省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从西丰县县长冯广民那里得知蒲文珊藏有《聊斋志异》手稿一事，便通过冯找时任西丰县图书馆馆长蒲文珊，让蒲文珊将所藏原稿转让给他，蒲文珊称这是祖先留下的东西，谁也不能给。袁金凯看索要不成，便提出要蒲文珊借给他选印，蒲文珊觉得选印祖上作品也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了。但为防不测，蒲文珊亲自携带手稿到奉天见袁金铠，商议选印事宜。当时由袁金铠活动运作，成立了包括当时吉林省省长王维宙在内的《聊斋志异》原稿审核委员会，蒲文珊任委员。尽管如此，蒲文珊还是再三嘱咐要妥善保存好半部手稿，并将手稿暂存奉天银行保管。然而，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选印一事一度被搁置下来。

到了1935年夏，局面稍稍稳定后，选印一事再度提起。审核委员会邀请当时遵化人史锡华总司校勘选印，从手稿中选出作品二十四篇，其中十篇为各刻本中未收者，十四篇为带有王士禛评语者。此项工程由东北各县及西丰县士绅出资，胶版影印，于同年九月出版。书出版后，按照各地出资多少进行分配。

不过选印工作结束后，袁金铠并没有马上交还手稿的意思。事隔五年后，经蒲文珊多次催要，终于将原稿要回。

然而，身为伪满洲帝国的参议兼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馆长的袁金铠，心里并没有放下对手稿的渴望。他见伪满帝国只是一个傀儡，实权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便向日本人表示知道《聊斋志异》手稿的下落，愿意出力搞到手稿。日本人对此垂涎已久，便指令袁金铠出面，他们在后边撑腰。于是，袁金铠串通当时伪满奉天中央银行行长陈漱六（又名陈艺）向蒲文珊提出要购买手稿。与此同时，当时日本国驻满洲国的领事官员也曾软硬兼施，索要手稿。

蒲文珊心里清楚，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会给自己带来许多利益，但传统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他还是表示绝不出卖祖上宝物。他在给袁金铠的回信中说：“先祖遗墨，仅此稿幸存，虽有欲购者，但贫不卖书，古训昭然，又何忍負先生保存之苦心也……”向袁金铠表明了自己决不出卖手稿的态度。袁金铠见到此信，也深为其正气而感动，认为蒲价人的话“卓有见地，令人钦佩”。这样，日本人和袁金铠都没有达到目的，但蒲文珊也不得不离开西丰县图书馆到一家医院打零工。

可袁金铠并没有死心。当溥仪成为日本人的傀儡，当上满洲国皇帝后，袁金铠居然出任了伪满帝国尚书府大臣。当时，日本一家医院失窃，蒲文珊所在医院的华人职工被全部无理地投入监狱。袁金铠得知蒲文珊入狱的消息暗自高兴，他给任西丰县县长的儿子袁庆泽去了封信，让袁庆泽以他的名义到监狱中看望蒲文珊，委婉地提出他愿出重金购买手稿的意思。蒲文珊知道答应下来意味着什么，虽然可以得到自由，可以得到金钱，但无颜面见列祖列宗。蒲文珊只是以手稿已经送回山东老家为由婉言回绝。

八、谁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继承者？

从目前多数材料记载来看，蒲英灏把《聊斋志异》手稿传给了小儿子蒲文珊。但也有人对此另有说法。郭福生在《关于〈聊斋志异〉手稿发现与保存者情况的调查纪略——兼与阎少显、卢震鸣二人〈《聊斋志异》手稿发现记〉一文商确》一文中，谈到他在调查中了解到，蒲家后人关于哪一支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继承人，还是有争议的。对蒲文珊作为手稿继承人之说提出质疑的，是蒲英灏的四儿子蒲文屿的三儿子蒲庆章，他提出，自己的父亲蒲文屿是《聊斋志异》手稿的真正传人。

蒲庆章的理由主要有：

第一，蒲文屿是蒲英灏的正夫人所生，蒲文珊为蒲英灏的妾所生。从封建家族正统观念来说，作为妾的后人，蒲文珊是没有继承权的。

第二，当年土改时候之所以手稿在蒲文珊手里，是因为手稿被蒲文珊借去后，蒲文屿担心自己成分高，怕因手稿受到农民揪斗，所以没有急着将手稿要回。

第三，蒲文珊一家独占国家颁发的呈献《聊斋志异》手稿奖金是不够妥当的。

郭福生还提到蒲文珊的后人对此不以为然，提出以下几个根据：

第一，祖父对父亲（蒲文珊）十分偏爱，所以手稿当年传给蒲文珊后，就一直保存在蒲文珊手中，从未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若有异议为何当时没有提出此事？

第二，父亲（蒲文珊）和四大爷（蒲文屿）分家时，他们多分了土地房子，而手稿就归我们家了。

第三，袁金铠选印本的“弁言”中明确说明手稿从父亲（蒲文珊）手中借出，就是明证。如果有问题，早该提出异议了。

第四，当年蒲文珊被翻走并上交的不止是《聊斋志异》手稿，还有《聊斋杂记》。这些四大爷一家从不提起。

然而作为郭文中提到的蒲文珊后人的蒲延章却矢口否认郭的说法。蒲延章在《求实务实唯实，恢复历史原貌》一文中说，她从未和任何人争论谁是《聊斋》手稿的保存者，也从未见过所谓《记略》的记者。她说：“我父蒲文珊从祖父手中接过原稿，他所接过来的是收藏原稿的重大责任和对宗族应尽的义务，从未把先祖遗墨视为己有，也未以保存者自居。”

这样看来，有关谁是手稿继承者的问题，目前只能是无头案了。尽管这无关紧要，蒲家人自己也极力回避这个问题，但郭福生既然作为调查记略方式写出，哪怕只是道听途说，恐怕也未必完全空穴来风。姑且存疑。

九、手稿本庐山真面目

半部手稿，几世沧桑。这部流传三百多年的手稿，其庐山真面目到底是什么样子？

从外观上看，现存半部稿本《聊斋志异》系用竹纸抄写，共四百页，纸质已陈旧发脆，均为半叶九行，每行27至30字不等。卷前有刑部侍郎高珩的《序》，还请淄川达官、同乡好友、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题《聊斋志异序》，但蒲氏总觉得高唐二人的序没能完全表达他的心情，于是自己又作《聊斋自志》。此序价值很高，一是因为作者讲述自己的著作、经过、志趣等;二是因为最早用语体文写成的序文。稿本现存的小说237篇，是原手稿八卷的一、三、四、七卷，佚失是二、五、六、八卷。其中《猪婆龙》是重文，《五通》后《又》、《青蛙神》后《又》各分为二篇。《犬奸》《牛同人》《吴门画工》等25篇为青柯亭本所佚刻。其中206篇是蒲松龄的手迹，其余31篇为他人代抄。他人代抄部分，经蒲氏改的较多，自抄部分字迹清楚极少涂改。加之书眉上及各篇正文后间有蒲氏手录王士禛评语，更加说明了现成半部手稿系蒲氏清稿本。尤其珍贵的是在卷前《聊斋自志》文后钤有一枚松龄白文长方印，这是蒲氏手稿不可多得的佐证。手稿本现存第一册共91页，其中有一页标明65页页码。还有第四册共112页，标明页码者有30、65、75页。这说明，原手稿是每卷独立编制页码的。否则不会出现两个65页。另外，全书没有总目录。各卷前有本卷目录。

关于手稿本的卷次，手稿本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本书卷数很是混乱。比如蒲立德在序中称十六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称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我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和原稿实际情况，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参见骆伟《〈聊斋志异〉版本略述》）。

也有人认为，十六卷和八卷分别是指两个手稿本。十六卷本在前，八卷本在后。其根据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济南朱缃在给蒲松龄的信中说：“《志异》七册，前已送上，想蒙照入矣。尚有八册，弟未经览者。祈即付敝年伯（察）入。”朱缃索要《聊斋志异》手稿，不仅仅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抄写。他在康熙四十一年给蒲松龄的信中又说：“《志异》书有弟未经抄录者，祈付去手。”康熙四十五年又一次致函蒲松龄说：“《志异》并祈携来，从前抄者，尚有鱼鲁之讹。欲更正也。”可见，朱缃从蒲松龄那里借来《聊斋》主要还是为了抄录。但这里透露出朱缃那个借阅本的信息：还完七册，还有八册未经阅览。说明原书应该至少分装十五册。如果每册为一卷，当时朱缃手中还保留一册未还的话，那么就正好和十六卷的数字吻合。这应该就是蒲立德序中所说的“十六卷”手稿本（参见薛洪绩《〈聊斋志异〉的版本系列》，《明清小说研究》2002年第三期）。

关于八卷手稿本，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祭父文》上提到：“暮年著《聊斋志异》八卷，每卷各数万言。”而该书原文总字数大约为四十万字，如果平均每卷五万字，八卷正好四十万字。说明八卷本存在的确是事实。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也明确说：“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蒲松龄去世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而他的同乡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中说：“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这篇墓表写于雍正三年（1725）。这说明，八卷本的《聊斋志异》手稿不仅当时存在，而且还应该是作者最后的定稿。

但是到了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蒲松龄的长孙蒲立德在给本县县令唐秉彝的《呈览撰著恩恳护惜》一文中说：“（《志异》）原本漫漶，副录差讹，当即校字鲁鱼，兼恐触时忌讳，尚须校勘，另行缮写。但生昏眊而耕砚，强读祖父之书;拮据而授生徒，岂胜誊抄之力？谨先两册奉纳，余即陆续进呈。”这封信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县令唐秉彝曾经向蒲立德借用《聊斋志异》手稿抄录，并要蒲立德帮他一起抄录。蒲立德在回信中婉言谢绝抄录工作，却向唐秉彝提供了家藏的《聊斋志异》手稿两册。在这里，蒲立德并没有具体说明他提供给唐秉彝的手稿本是多少卷，但蒲立德在《聊斋志异跋》中说：“《志异》十六卷，先大父柳泉先生著也。”应该可以理解为蒲立德手中的《聊斋志异》稿本就是十六卷。可是接下来的问题又来了：在八卷本定稿明确之后，怎么蒲立德手中又会出现十六卷本手稿呢？

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十六卷本和八卷本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手稿抄录本，二是蒲立德手中的十六卷本系由八卷本拆分而成。笔者以为从情理上分析，后一种可能性不大。它既不合情理，又毫无证据。而前一种可能不仅在情理上是可能的，而且上述材料分别提供了相关证据。

目前流传下来我们见到的手稿本应该是八卷本。这就是说，还有一种十六卷本的手稿本仍然湮灭在人间。如果有朝一日，它能重现，则是《聊斋志异》研究和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大盛事。

除了丢失的半部手稿四册外，1951年春，接收《聊斋志异》手稿的辽东省文化处，将其上交到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同年秋，东北文化部文物处将手稿交周福成老师傅重新托裱，宣纸加衬，做成“金镶玉装”，并用蓝绢皮、绿包角重为装订。装裱时由于重新加衬，手稿厚度增加近一倍，因此由原四册改为八册，用绿花锦套分装两函，移交东北图书馆（今辽宁图书馆）保存。

1952年，《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曾送交中央文化部，拟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并一度误藏北京图书馆。手稿中唐梦赍序前及第五册（改装后的册次）后钤盖的“北京图书馆藏”朱文小方印，即由来于此。

十、手稿本有什么校勘价值？

多少人对它垂涎三尺，多少人为它担惊受怕。这部《聊斋志异》手稿几经沧桑，足见其为寰中宝物。可是它除了是蒲松龄的遗物，具有文物价值之外，它作为《聊斋志异》的现存最早版本，它到底有多大价值？它具有哪些其他各种版本的《聊斋志异》无法替代的作用？

首先就是校勘的作用。所谓校勘，是指古籍整理过程中的一道必要程序，古代文献在传抄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出现文字与原文有出入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正规的古籍现代出版物一般都要由专家学者对其进行校勘。校勘就是用该书的所有版本相互进行文字核对，从中选择最接近作品原貌的文字来使用。比如同一本书里边同一个位置的文字，可能不同的版本中文字会出现歧异，那么校勘者就要运用各种相关专业知识，确定哪一个才是最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一般认为作者的手稿是最接近原貌的。所以，目前出版的各种《聊斋志异》校点整理本，所有的整理者都毫无例外地把这半部《聊齋志异》手稿本作为校勘工作依据的首选。

比如像经典的张友鹤先生辑校的《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作者在后记中列举了十四个使用依据版本之后说：“以上十四个本子，是这次会校、会注、会评中所分别应用到的。从文字校勘上说，手稿本价值最大。”近年新出的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2000年5月，齐鲁书社版）后记也这样提到手稿本：“因此它（指手稿本）是当前最可信的本子，是评价抄、刻本优劣的最重要依据。”

值得提到的是，在乾隆三十一年（1766）赵起杲第一次刊刻《聊斋志异》的时候，经过余集、鲍廷博的认真仔细删改，原稿中那些有可能触犯清王朝文字狱的内容大体上都被删除殆尽。如《张诚》篇中原稿一段话为“明季清兵入境，掠前母去，父遭兵燹”，刻本为回避政治麻烦，改为“前母被兵掠去，父遭兵燹”。有的如《乱离》全篇描写清兵惨无人道的屠杀行为，甚至被全篇删除了。这样一来，原稿本就成为今天人们了解作品原貌的珍贵依据了。

有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在著名的《促织》一篇的结尾，手稿本的文字和最早的青柯亭刻本出现很大的出入。如小说最后的“异史氏曰”中，手稿本有这样一段文字：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之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

然而这段文字在青柯亭本中却被删除了，很显然，这段文字因为涉及到对最高统治者的指责和讽喻，整理者担心招来政治灾祸而将其删除了。但有没有这段文字，的确涉及到对作者的思想锋芒的锐利程度的评价问题。因此，稿本的校勘学价值也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相反的例子还有，某些地方手稿本文字简略，而后来的刻本却详细完美。比如还是《促织》一篇，当成名的儿子投井而死，夫妇两人在安顿儿子之后，发现儿子半夜苏醒，两人心情稍稍安慰。下面的文字手稿本是这样：

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

而青柯亭本却是这样：

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

相比之下，青柯亭本的文字完整，尤其是非常具体地交代出成名的儿子陷入昏境的形态。这样的描写对于理解作品的情节连贯，把握作品的思想主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以看出，《聊斋志异》在后来的刊刻过程中，是经过后人润饰和加工的，从而说明《聊斋志异》一书的艺术成就凝结着众多无名者的贡献和心血。

十一、手稿本对《聊斋志异》分卷的作用

其次是了解原书的分卷情况。由于《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各篇相对独立，所以在全书卷次的编排上有相对的自由度。就稿本自身而言，就出现十六卷、八卷两种形式。而后来的各种抄本、刻本、评注本等还出现六卷、十二卷、十八卷、二十四卷等各种卷帙，更是五花八门。于是，在处理该书的卷次安排问题上对手稿本依据的程度，就成为人们评价其合理与否的主要参照。

比如张友鹤先生的“三会本”是分为十二卷。其根据是，以现存四册稿本与铸雪斋抄本互校，可以发现稿本每一册内容的排列次序在铸雪斋抄本中基本上都完整保存下来。而铸雪斋本的祖本——雍正时期的殿春亭抄本正是分为十二卷（见殿春亭主人跋），张友鹤先生由此断定蒲松龄原书即为十二卷。然而这个分法受到强烈的质疑，章培恒先生在给张友鹤“三会本”作的新序中指出：“其较重要的不足之处，则在于误认为铸雪斋本的分卷编次与手稿本相同，故在编排上以铸雪斋本为依据，打乱了稿本的原来次序。而且，对两本在分卷编次上的不同之处，在校勘记中不作任何说明，以致读者若不将这两个本子重加核对，亦将误认为彼此相同。”可见，“三会本”是一个没有正确了解和理解手稿本分卷原貌就贸然行事的一个反面例证。

比“三会本”有进步但仍然不能正确依据使用原稿本的例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文库》本《全本新注聊斋志异》。该本比“三会本”的进步是，使用了张友鹤先生没有见到和使用的山东省博物馆所藏康熙抄本《聊斋志异》，并且用手稿本和康熙抄本进行了比对，得知两本之间有两册相同，两册相异，相合则共存六册。并且指出康熙抄本中《王者》一篇正文首页标有“聊斋志异卷二”字样，由此推断“这个抄本一册即为一卷，现存四册即为四卷”，并认为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蒲箬《柳泉公行述》和《祭父文》中有关“聊斋志异八卷”或“志异八卷”之说，“是符合《聊斋志异》卷册厘订的原始情况的”。但遗憾的是，编注者没有因此而采用他认为符合“原始情况”的八卷分法，而是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但是，在学术界未有定论之前，为慎重起见，我们这个新校本，暂仍按照铸本‘总目，分为十二卷”。

直到2000年由齐鲁书社最新出版的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才回到完全尊重和依据手稿本的角度和立场上来。在认真对比和分析各个版本有关《聊斋志异》卷数的信息后，任笃行先生终于确定采用手稿本八卷本的分卷方式。这一点，得到学界的充分肯定。袁世硕先生在为该本所作序言中说：“新整理本依据原稿本八册，作为八卷本，应当说这才符合实际。”

十二、手稿本对《聊斋志异》篇目编次有什么作用？

作为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各篇相对独立，位置排列的变化不会影响到单篇作品的阅读理解，但同时却给全书的篇目编次带来很大的随意性。迄今为止，由当代人整理出版的《聊斋志异》，在编次问题上各自为政，各不相同。由此，也引发了有关《聊斋志异》篇目编次问题的众说纷纭之争。无论采用哪一种编次方法，往往主要根据包括手稿本在内的早期若干版本，其中最为人看重的就是作者亲手誊录的手稿本。

张友鹤先生认为，铸雪斋抄本的排列次序与手稿本完全相同，所以他的“三会本”《聊斋志异》采用的是十二卷的分法，其篇目编次是依据铸雪斋抄本。但这种编次方法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其中以章培恒先生为代表。章先生认为，虽然就每一单本而言，手稿本和铸雪斋本的确基本相同，但这不等于各本之间的排列顺序相同。章先生经过大胆假设并加以论证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手稿本实际上是按各篇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来排列的。他的主要根据有两点，一是各本内部的次序排列，大致上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没有相反情况;二是各本之间的时间痕迹也很清晰，相互没有混杂，完全可以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参见章培恒《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及为张友鹤“三会本”所作《新序》等）。

但章培恒先生的观点也受到学界的质疑。王枝忠《〈聊斋志异〉是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吗？》（载《宁夏大学学报》1984年第二期）一文提出，事实并非像章培恒先生说的那么清楚。首先，在章培恒先生所认定的某一年代作品的单册中，常常杂有与其相距较远年代的故事;其次，王士禛为《聊斋志异》所题写的评语大致作于康熙二十六年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间，然而这些评语却分别散见于五册稿本中。从常理来看，这五册不大可能都写于康熙二十八年之前。那么所谓《聊斋》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就难以成立了。类似的观点还有孙玉明《试论〈聊斋志异〉的成书及分卷和编次问题》（《蒲松龄研究》1991年第一期）等。

如果这些看法能够成立或者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章培恒先生所谓按写作先后编次的说法难以成立的话，那么，张友鹤先生“三会本”的编次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鉴于这种情况，后来的《聊斋志异》整理者在篇目编次問题上都采用了更为谨慎的做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世界文库》本《全本新注聊斋志异》完全依据铸雪斋本“总目”来进行编次，而以手稿本为底本的有关篇目，则分别插入铸雪斋本的“总目”的相关位次。说明整理者是以铸雪斋本为主，以手稿本为附的。

相比之下，任笃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对于手稿本的依赖和信任程度要高得多。袁世硕先生为该本所作《序言》对此作了全面评价：“编次方面。原稿既然没有标明卷次，那么这八册（卷）当如何排列？无原稿可据的四册的篇目次序又当如何排列？笃行学兄以原稿四册为主，考察了几种重要本子的编次情况，发现铸雪斋抄本卷首总目（不是正文的实际篇次），基本上保持了原稿的编次和各卷内部的篇次，从而表明“三会本”的编次也是可靠的。但是，其中也稍有歧异，如铸雪斋抄本（“三会本”同）卷四末篇为《酒狂》，接下来之卷五首篇为《阳武侯》，而在原稿首篇为《刘海石》的一册中，《阳武侯》在前，《酒狂》居后，等等。新整理本据铸雪斋抄本的总目，改十二卷为八卷，又依据原稿、康熙抄本调整了少量篇目的位置，虽然变动不大，但也该说是进一步地接近原稿。”

这些都可以看到，对于《聊斋志异》这样原书次序不详作品的编次工作，手稿本具有怎样的价值。

（责任编辑：朱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