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发夕至不是梦

2019-09-04 03:00王贵如
党的生活·青海 2019年8期
关键词:班车西宁汽车

王贵如

20世纪70年代初,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工作。那会儿在州县工作,下乡是常有的事。我作为州委宣传部的新闻干事,更少不了跑基层。海西州有3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内地一两个省的面积之和。在如此辽阔的地域之中,下去走走,不可能都是安步当车,也不可能都骑自行车。在青藏铁路西格段通车之前,汽车应该说是这里最快捷、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了,可汽车却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那个时候,无论州上还是县上,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部帆布篷的北京吉普,州县领导出行尚且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就更不敢心存奢望了。通客运班车的地方倒还好说,买票乘车就是了。难办的是,很多地方根本不通班车。还有一些地方,如茶卡、乌兰、都兰、香日德、诺木洪等地,虽然也通班车,但却只有过往车辆而没有始发车。一到这些地方,你若想乘班车,那就得先看看车上有没有因乘客下车而空缺出来的位置。时隔多年,我的脑海里还常常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仍然买不上班车票的情况下,就只好坐在公路边上等待过往的货车,希望师傅能顺路捎带自己一程。一见有汽车过来,就连忙站起来招手,可车上的司机就像没看见你似的,一往无前地绝尘而去,留给你的,只是一股滚滚烟尘和难以言喻的失落。一辆车过去了,又一辆车过去了,可你依旧在老地方呆着。

现在回过头来看,货车司机一般不愿带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他有他的任务,干嘛要多此一举呢?再说,从安全角度考虑,带个人也未必就好。那个时候,海西有好几个劳改农场,万一来挡车的是个穷凶极恶的逃犯,岂不麻烦?

从县到公社,从公社再到生产队,要么是没有公路,要么就是路况很差,汽车根本无法通行。坐车既然无望,骑马或者步行无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不要说像乌兰县戈壁公社、蓄集公社这些离州上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不在话下地徒步往返。就是比这更长的路,我也走过不止三五回。有一年夏天,我在都兰县采访,县上的同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巴隆公社的采访线索。我搭乘一辆便车到达公路边上的依柯高里农场。一打问才知道,我要去的巴隆公社塔文托洛哈大队离这里还有几十公里呢,那里不通汽车。在问清道路之后,我毅然决定徒步前往。没想到,这么偏远的地方竟然会有那么多的蚊子。蚊子又大又凶,一见有人走来,它们便疯狂地围拢过来,在你的头顶盘旋,在你的耳边嗡嗡,弄得你烦不胜烦,一时没了脾气。不得已,我只好把外衣脱下来蒙在头上,以抵御蚊子的侵袭,差不多走了一天才到达塔文托洛哈。好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治安状况还好,一个人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原漠野,倒是没有多少安全方面的忧虑。要是猛扎扎跳出几个拦路抢劫的歹徒,那我可就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下基层难,回老家探亲又谈何容易!长时间的坐车、换车,常常弄得人头昏脑涨。我们从德令哈乘坐班车,沿着凹凸不平或者满是搓板状的公路向西宁进发。第一天只能走到茶卡或者黑马河,晚上在灯光灰暗的旅社住一宿,第二天下午才能到达西宁。到了西宁不见得就能马上买到去西安的火车票,只好又在西宁耽延两三天。西安下车以后,还需要换乘开往家乡的汽车,等双脚踏进家门,四五天时间已经过去了。当然,比之老一代柴达木人,我们的行路时间已经大大缩短了。一位1958年最早进入察尔汗盐湖的钾肥厂元老给我说过,他们当年从西宁去盐湖,统共800公里的路程,却在汽车上整整颠簸了7天。如今,有7天时间,去大洋彼岸的美国都可以打一个来回了。

我印象中,那些年的火车开得很慢,乘客好像也特别多,逢了学生寒暑假或者春节,车厢的过道里、坐椅下、厕所里都站着、躺着人。有一年的农历正月,我和妻子、女儿从西安上车返回青海。只见从上海开往西宁的火车上人头济济,磨肩擦踵,挤得如同沙丁鱼罐头,不要说在车厢里随意走动了,连挪挪身子都异常困难。我们买的是站票,途中也一直找不到座位,只能百无聊赖地站着,从西安站到宝鸡,从宝鸡站到天水,又从天水站到兰州。这时候,也只有在这时候,人才会禁不住从心底生出一声感叹:青海太远了!孩子不像大人那样能忍耐,她不时流着眼泪问我们:西宁咋还不到呢?我们只能好言抚慰:快了!快了!

坐火车如此,坐汽车是不是就好一点呢?未必!有一年冬天探亲归来,为买去德令哈的班车票,我到当时位于西宁南关街的长途汽车站跑了不下五六趟。好不容易上了车,途中却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早晨出发的时候天空阴沉沉的,车到江西沟,纷纷扬扬的雪花便飘落下来。雪越下越大,搓棉扯絮一般凌空飞舞,道路湿滑,司机只能小心翼翼地低速前行。西去東来的汽车都堵在了橡皮山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形成了一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蜿蜒几公里的汽车长龙。就这样,车在山上滞留了几个小时,直到凌晨两点来钟,才到了茶卡。茶卡一时车满为患,一个小小的旅社,如何容纳得了这么多的旅客?总不能在寒风旷野里过夜吧,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敲开了时任茶卡公社书记的朋友毛国良的家门,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夜晚,更确切地说,是度过了几个小时。这样耗时费力地探一次亲,简直就跟打了一场仗似的,让人好些日子都缓不过劲儿来,也让人不能不将探亲之旅视为畏途。

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速公路还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标记。谁能想到,仅仅30年之后,它却成了我们司空见惯的公路形态。一条条宽敞、平坦的高速公路,把青海城乡紧紧地连接起来。海东、海南、海北这些离西宁较近的地方不用说了,即使以往人们视为天涯地角的称多、杂多、曲麻莱、久治、茫崖、木里、苏里等地,也都毫无例外地通了高速公路或高等级油路。以前需要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才能抵达的地方,现在半天时间就轻轻松松地到了。“朝发夕至”不再是梦,“早晨在西宁吃羊肉泡馍,下午在昆仑山口观光拍照或在结古的文成公主庙瞻仰”,也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通村畅乡、班车到村”的交通运输网络建设,使广大农村以往难以下脚的泥水路,变成了平坦光鲜的水泥路,很多地方还装了路灯。

西宁早就有了可以降落大型客机的曹家堡机场,航班四通八达。德令哈、格尔木、花土沟、玉树、果洛等地,也都建了能降大飞机的机场,通了航班。有急事在身的人,可以选择坐汽车、火车,也可以选择坐飞机。

2014年,我和老友王文泸、程起骏应海西之邀,结伴走了一趟柴达木,先后去了天峻、乌兰、都兰、格尔木、茫崖、花土沟、冷湖、大柴旦等地。四千多公里的漫漫行程,却只用了10天时间,这要搁在从前,二十天甚至一个月恐怕都不够。10天当中,我们边走边看,还不时做些采访和座谈交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啊!由于车好、路好,我们三个白发皤然的30后和40后,竟然没有车马劳顿的颓唐和疲惫之感。从海西回来,我用《海西行》一诗,记述了此行的欣悦和激动。其中,涉及行路的有这样几句:“条条大道平如砥,千车万载竞驰驱。车行掣电复驰风,穿云破雾气如虹。回思当年行路难,无车弹铗怨冯谖。欲行当行行不得,怅望公路心怆然……”

2017年,我参加了海西州文联召开的文学笔会。从西宁去德令哈坐的是飞机,从格尔木回来也是坐的飞机。往返的时间都不过几十分钟。四天的短暂逗留中,既参加了多次座谈讨论,还去了都兰县宗加镇的艾斯里金草原实地采风,再一次享受了蒙古包的温馨、热诚和浪漫。

瀚海尽通途,关山度若飞。

抚今追昔,我不禁感慨万千!

青海牧区的广袤草原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马、骆驼和牦牛是主要的交通工具。牧民在转场的时候,将吃的粮食、烧的牛粪、住的帐篷、用的锅碗瓢盆,一古脑儿都驮在牦牛或骆驼的背上。那種顶风冒雪、翻山越岭、扶老携幼、举家搬迁的艰辛和沉重,留给人的,是由衷的钦敬和一声深长的叹息!而这一次,我在艾斯里金草原却亲眼看到,这里的所有人家都有摩托车和三轮卡车,很多家里还有小汽车,一说要到镇上买什么东西,开上汽车就一溜烟地走了。

过去牧人的帐房里,有肉,有炒面,有粉条,有挂面,唯独没有时鲜蔬菜,饺子、包子里也全都包着肉,那是交通不便、买难卖难造成的。而今,西红柿、茄子、辣椒、韭菜、鸡蛋等等,都上了牧人的餐桌。除了煮一锅香喷喷的羊肉,也能整出个七碟子八碗来。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蒙古族牧民、民间歌手高卫的家里。他告诉我们:有了路,有了桥,有了车,牧民就能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把牛羊和畜产品运出草原,运到城市。而牛羊经销商也能够找到上海、广州、西安等更远地方的买家,将牛羊卖出更好的价钱。牛羊卖得好了,生活水平也就提高了。难怪这里的蒙古包都那么宽敞、漂亮,难怪牧人一个个都笑得那么灿烂!

高卫说得对。有了路,有了桥,有了车,就医难、上学难等很多长期困扰牧民的问题,就会得到改善或改观。他的话,勾起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许多年以前我在天峻舟群草原见过的一幕,又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两匹马,两个年轻的藏族牧人,护送一位罹患重病的中年妇女去公社卫生所看病。歪在马上的病人面色蜡黄,脸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她的身子抖动着,嘴里不停地发出痛苦的呻吟。他们所在的夏季草场,离公社有六七十公里,骑马至少得走两天。这样危重的病情,这样孱弱的身体,能经得起马上的长途颠簸吗?公社卫生所能治好她的病吗?一连串的问题争着往我的脑子里挤。我知道,在当时的牧区,很多牧民生了病都不去诊治,实在病得不行了才去医院,但因山水迢遥,道阻且长,一些本来可以治好的病也给耽搁了。

行是人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行的变迁,大大缩短了人在路上的时间,这就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使人在相同的时间长度内,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它反映的是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命长度的延伸,折射的是一个地方的进步和发展。

行的便捷,让遥远的青海不再遥远,艰难的行旅不再艰难。

(作者系原青海广播电视厅长,著名作家。本刊曾选载其作品,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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