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图书出版对明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 蒋志琴

一、明代雕版技术、文教政策与图书出版的兴盛

中国古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主要始于大规模文化复制传播的需求、雕版新技术的发明。随着民间对历书、字书、佛经等需求的激增，以及隋唐之际笔、墨、纸等物质条件和锤拓、印章技术等技术条件的成熟，印章技术实现了向雕版印刷术的过渡。印刷术发展至五代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官方用它印行儒家经典。其后，历代政府都以刻书印刷为重要的文化建设。明朝朱元璋开国后，尤重文化建设。

就雕版印书而言，官本雕版始于五代。明代官本雕版因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所刻官本较少，坊刻本则大行其道。明代印书主要流行活字印刷，以木活字为多。雕版技术和活字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明代书坊出版业的兴盛。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第二章“明代出书种数”称，明代出书总数高达3.5万种。明代出版业的发达，与刻书原料充足、刊刻成本降低等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浙江、福建、安徽等地均大量生产优质纸张；明代制墨业也有明显进步，品种繁多；刻书工价极其低廉。可以说，刻书成本降低，从经济上极大地提高了书坊主刻书的积极性。此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诏“免书籍税”，这就为图书出版业的兴盛提供了政策扶持。需要指出的是，明初重农轻商的经济政策以及文化领域高压政策的恶劣影响，导致这一举措并未立即产生明显的效果，至正德时期（1506—1521），随着政治思想领域的控制松弛和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官刻、私刻才随之获得长足进步。就官刻而言，从现存明代中央政府刊刻书目来看，当时经类、史类、子类和集类的刊刻分别占出版总量的23%、40%、34%和3%；而且，不同时期的经、史、子、集刊刻的数量也有很大的差异，见表1。

表1 不同时期经、史、子、集刊刻数量统计表

续表

从表1可知：（1）明人陆容（1436—1497)云：“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其所谓“今”，当指成化以来、嘉靖与万历年间。此时官刻较多的是史类书籍而非经类书籍。清代学者王夫之以“玩”字概括明代史书的特点。所谓玩，就是喜而弄之，是为了适应商业化、娱乐化的需求而生产图书。因此，其所生产的图书质量堪忧。（2）与史类书籍相比，正统以后官方经类书籍的刊刻呈现下降趋势。由此可见，明初统治者制定礼律导民、用历代典范为臣民提供殷鉴等文化政策的导向功能已逐渐失去效用；也可看出明代统治者在思想领域的控制力正逐渐减弱。

与之相比，私刻图书中数量最大的是儒家经典著作和经典注评、科举考试用书（市场需求最大、福建书坊刊刻为主），其次是小说、戏曲类书籍（90%以上的小说和戏曲为书坊刊印）。它显示了明代私刻图书以名利为归而非以文化责任为重的特点，也可看出读者群体在文化需求上的通俗化、娱乐化等倾向，而这显然与朱元璋以文教立国的文化政策关系紧密。

明代立国之初，朱元璋便以扫荡胡风、恢复汉唐旧制为己任。为了缔造一个长治久安的明帝国，他在开国之初就建立了一套王朝的价值系统，作为教化治民、安定社会秩序的最高指导原则：（1）以明礼法、定律令为先务。朱元璋一生以汉唐盛世为法，意在扭转蒙元统治遗风。其中，明礼以导民（礼教），这是防患于未然；定律以绳顽（法惩），这是惩治于已然。导民以礼与惩治以律，最终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2）他认为治民必先治心，须从建立道德价值观念入手，且要能深植人心，其关键在文教。随着各种礼法律令的制定与实施，这套价值系统日益牢固，“明礼”“定律”“教化”成为明初立国的三大柱石，而图书出版的文化政策，正是推行这套价值系统、达到有效统御的重要环节。就图书的征编、印刷、出版、流通而言，有制定礼制律令以导民化俗（如《礼仪定式》《大明律》等）；博征历代典范以为臣民殷鉴（如《存心录》《帝鉴》等）；征访、编修与出版传播（如《五经集注大全》《四书集注大全》《性理大全》等）。明初政府还颁行《大诰》与《续编》《三编》，规定每户必备一部，且严禁民间随意翻刻。这些文化举措意在统一民众的思想、规范他们的行为。

此外，朱元璋在中央建立国子监，诏令天下府、州、县设立各级学校，以此形成完整的国家教育体系。其后，成祖朱棣尤其重视从太子到大臣子弟、平民百姓等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培养。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在城乡广设社学，以官立社学发展最为迅猛，如弘治十七年（1504）规定，凡民间幼童十五岁以下者均可入社学读书。当时书院教育和社会教化思潮的勃兴，也推动了社学建设的步伐。明代图书出版的兴盛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雕版技术的发达、纸墨和刻书价格的低廉等，为其提供了技术基础；二是明初统治者对文教（尤其是国家教育体系的建设、科举制度）的重视、免书籍税等政策扶持，为其提供了精神需求、经济助力。也就是说，书籍的大量出版、完备的学校教育体系，普遍、快速地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科举制度的规范和学校教育队伍的壮大，提高了人们对图书出版物的迫切需求，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图书出版的兴盛。

二、明代图书出版的特点

清代学者叶德辉说：“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甚至有学者称，明人好刻书而书亡。指责明人最不知刻书，是因为明人刻书不注重校雠，常常随意篡改和删削。前者表现为滥刻之风，后者表现为篡改和剽窃之风。

这些风气的形成，始于明人对名、利的执着追求（缺失社会文化责任感），也显示了由市场经济主导图书出版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学者指出，其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明代没有严格的图书出版审查制度；“（缺乏）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管理机构，而是由相关的职能机构管辖其事。”因为没有明确的管理机构，所以当出版界出现严重问题时，政府只能临时派遣官员前往处理。如《遣官较勘书坊经籍》载：“嘉靖五年（1526），时福建建阳县书坊刊刻寖盛，字多讹谬，为学者病。于是巡按御史杨瑞、提调学较副使邵铳疏请专设官第，于翰林院春坊中遣一人往。寻遣侍读汪佃行诏，较毕还京，勿复差官更代。”因不满于政府对出版管理的疏忽，内官刘若愚《内板经书纪略》说：“凡司礼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典书籍，……库中现贮之书，……日甚一日，若以万历初年较，盖已什减六七矣。既无多学博洽之官，综核齐理；又无簿籍书目可考，以凭销算。盖内官发迹，本不由此，而贫富升沉，又全不关乎贪廉勤惰。是以居官经营者，多长于避事，而鲜谙大体，故无怪乎泥沙视之也。然既属内廷库藏，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条陈。曾不思难得易失者，世间书籍为最甚也。”

对于明代图书滥刻之风的成因及其解决方案，明清学者各抒己见。清代学者叶德辉说：“先辈云，元时人刻书极难。……故元人著作之存于今者，皆可传也。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故刻稿者纷纷矣。尝闻王遵岩（王慎中）、唐荆川（唐顺之）两先生相谓曰：‘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意思是，因为明代没有图书质量审查制度、刻工报酬低廉，且世人好名（以图书、文字传播名声），所以滥刻之风盛行。为了抑制滥刻之风，明人陆容建议：取法元人，对书坊所刻图书进行质量检查，即“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中提出了设官专管的建议，他说：“为斯文者宁不奏立一职，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学官。”

从编撰方法上看，明初中央政府刻书时，便以尊皇权、抑民主为标准，对文献史料、经典（包括对经典的注释等），或任意改编原文，或自行删削内容（著名者如《孟子节文》《永乐大典》），以限制文字传播的内容，从而更好地宣导王朝价值系统。与此目标不同的是，当民间书坊以篡改和剽窃手法出版图书时，更多的是源于出版者对名利的执着追求，他们或偷工减料，或以次充好。对于出版界类似的丑恶行径，明代学者卓发之云：“今科名之陋，陋于八股。八股之陋，陋于坊刻。房书、社业浸滛克栋，捃摭剽剥以自生活，是以不能穷理而适用，使尽去摹仿之旧习，但直露其胸怀而各抒其学术，则孰可用、孰不可用，燎然如观掌，果谁得而瞀乱之。……然则功令之禁坊刻，正可以救科名之敝而起经义之衰。不则势穷则变，物极必反，将来废制科而更端以取士，亦理势所必然也。余谓坊刻可废，而惟出疆载贽之文不可废。……视十余年来坊刻，忽子、忽史、忽经、忽传，若击石火、闪电光，瞥然过眼，不过一瞬，但有言说，都无实义也。昔人谓秦汉以降无文章，乃经济之文莫盛于唐，名理之文莫盛于宋。其剿袭者，风格自卑耳。秦汉以前，自《庄》《列》《荀》《墨》外，何尝无効颦学步之陋文？使当日词坛，如今日坊刻之横行，士不穷理适用而都事剿袭，其不为后人哕唾者几希。”

一言以蔽之：明代图书出版最突出的特点是版刻的泛滥芜杂。无论是书坊主还是士人，其剽窃、剿袭行为都源于求名利之心太重，显示了功利主义对明代文化领域的侵蚀。虽然明政府也颁布了管制民间出版物的一些政策，如关于禁止（禁李卓吾之书）、销毁出版物的某些条例，也时有朝臣提出管制图书出版的“画一之法”，但未见政府有具体的行动。因此，这些问题未能得到妥善的解决。

三、明代图书出版对明代文化思想的影响

明代图书版刻的泛滥芜杂，主要表现为滥刻之风、篡改和剽窃之风盛行。这对明人的文化思想、学习方式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明中期以后，大量非儒家经典图书出版物的刊行，使世人的思想、行为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万历年间（1573—1620）冯琦《为遵奉明旨开陈条例以维世教疏》云：“近日非圣叛道之书盛行，有误后学，已奉明旨，一切邪说伪书，尽行烧毁。……如有敢倡异说、违背经传及籍口著述，创为私史，颠倒是非，用泄私愤者，俱不许擅刊。……坊间私刻，举发重治，勿饶。奏章中，冯琦将引发世人思想、行为变化的原因归结为坊刻“非圣叛道之书”的盛行。上文已经指出，正统（1436—1449）以后，与史书相比，官刻经书比例呈下降趋势。成化十年（1474），官府还榜示了77部妖书名目。由此可见，明初统治者以图书为辅助手段推行王朝价值系统的目标，已经受到了非圣叛道（异端）思想持有者和接受者的抵制。纵观明史，明中期以后，异端思想与正统思想的相互斗争、吸收、融合，构成了明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

在明代传统文人心目中，儒家经典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总根源。它维系人心、治道，求学术之明、去非圣之道是士人应有的文化责任。而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它蕴含在儒家经典原著中；阅读儒家经典，能全面修订学习者的话语体系和心灵编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阅读经典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因此，明王朝以朱熹所注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科举考试范围，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此统一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从而巩固政治统治。但是，明代中央政府所刻图书以尊君权、抑民主为标准，任意篡改图书（包括经典、对前人注解的限制、对经典文字与史料的删削，最具代表的是《孟子节文》《永乐大典》），这样做虽然有利于思想的统一，然而篡改和删削后的经典之意与原典有了出入，甚至可能造成经典内部的矛盾。由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典权威性。于是，如何恢复经典的原貌、原意等，成为明代一些有识之士在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最高理想。明中期以后文化、艺术领域的复古以求真（未被篡改和删削之真）思路，当与恢复经典的权威性有一定的关联。

其次，明代图书出版数量巨大、质量粗劣，必然导向采撷精华以集其大成（综合）方法的使用，以及自学成才者的出现。如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和董其昌《画禅室随笔》都是采撷前人或友人书籍中的精华、略加感悟式评价而成的图书。关于图书出版之盛、之杂等引发的学习方法之变，我们可以明代木刻集古印谱《印薮》为例证。万历三年（1575）《印薮》刊行，作为一部辑录古代印章图像的资料库，其极大地激发了篆刻家、印人学习汉印的热情，以至于出现“家摹人范”的热潮。正如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所言：“吾松顾氏《印薮》出，……三家之村，不能见秦、汉之制，得一《印薮》，遂可按籍洞然。”这段话指出了当时世人以《印薮》为篆刻教材进行自学的情况。明代印人吴正旸《印可自序》中甚至自豪地宣称：“余无所师授，以古为摹，融会诸家，独摅心得。”吴正旸所谓的“无所师承”，主要指没有老师面授指导，是自学成才。就其传世印风而言，主要通过学习明代何震等篆刻名家的摹古印谱而上追秦汉。当然，这种仅仅依靠图书自学成才式的印章学习方法，也遭到了明代众多学者的批评。如“大都《印薮》未出之时，刻者病鄙俗而乏古雅；既出之后，刻者病泥迹而失神情”；“如画家之论形模，禅家之参死句”。意思是，与摩挲真实的印章感受其中蕴含的整体美感、得名师口传面授生动活泼的篆刻经验相比，以印章图谱为师的主要问题在于：易得其外在形貌、失其内在神采。由此，如何从版刻图像中得其内在神采的问题，突显在世人面前。这样一来，采撷精华以集其大成的学习方法，具有了针对性的实践意义。

需要强调的是，图书出版兴盛之前，大量的知识和技能未能以书籍的形式保存并得以广泛传播。由此，许多知识和技能成为专门的、地方性的学问，学习者需要通过拜师的方式学艺。图书出版兴盛之后，大量个人的经验知识得以通过文字的形式转化为集体性记忆，不但便于知识的保存和获取（如自学），无形中也降低了教师的地位、拜师学艺的必要性。因为只要具备基本的阅读能力，人们可以凭借自己对书籍的领悟，获得新知识，学习新技能。也就是说，依托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各类图书的大量刊行，人们无须拜师学艺，通过书籍就可以自学成才。这也在无形中颠覆了传统的师道观念。

结论

明代图书出版最突出的特点是版刻的泛滥芜杂。它具体表现为滥刻之风、篡改和剽窃之风盛行。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明初大力发展文教事业、明代雕版技术的发达等因素密切相关。它对明代文化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明初官刻图书篡改、删削经典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经典的权威性，而民间书坊的仿效，则加快了经典权威的衰落；（2）大量非经典图书的刊行，为异端思想的形成和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3）图书出版之泛滥芜杂（数量大、质量低），也促使人们自然而然地使用采撷精华、集其大成等学习方法。由此，如何恢复经典的权威性（或建立新权威）、如何用集大成方法进行艺术创新等问题逐渐突显出来。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明代思想、文化、艺术等发展的基本脉络。

注释：

① 肖东发.中国出版史料第一卷·中国印书图书文化的起源[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198-205.

② 明代有书名可考的木活字本约一百余种，多为万历印本，弘治以前的印本很少见。明代还使用铜活字、铅活字印刷。铜活字印刷技术起源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史料显示，明代弘治初年（15世纪末），无锡、常州、苏州一带已出现用铜活字印刷的书坊，如无锡华燧会通馆、华坚兰雪堂、安国桂坡馆等。

③ 其中一些精品书籍如吴郡沈辨之（嘉靖间人）野竹斋刻《画鉴》，堪与元刻本媲美；其他如《人镜阳秋》《隋炀艳史》《元人百种曲》等书图绘工细，得到了后世藏家的首肯。

④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14.

⑤⑨[23]张琏.明代中央政府出版与文化政策之研究[M].潘美月,等,编.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92-113，71，84-85.

⑥[19]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丛书集成新编·册十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129，658.

⑦[22]陈宝良.明代风俗[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760-761，760.

⑧ 戚福康.中国古代书坊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53-254.

⑩ 明代政府之所以重视图书的文化传播、规范功能，是因为图书出版物与政府颁布律令或教喻相比，它具有特殊性：首先，作为精神文化产品，其传播能超越时空的限制，影响范围更为深远；其次，它以文化内容为纽带，能将读者的部分情感和思想紧密连接，更重要的是，它的影响是由内而外、以自觉的方式实现的。

[11] 张学智.中国儒学史·明代卷·导言[M].汤一介,李中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16.

[12] 郑师渠,等,主编.中国文化通史·明代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21.

[13]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82-283,64-65.

[14]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58.

[15]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诏设秘书兼丞，典司经籍，后归翰林院典籍掌管。十二年后，设司经局，属詹事院管理。地方政府方面，由十三省地方政府掌管各地的出版事宜。程国赋.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54.

[16] 俞汝楫.礼部志稿（卷九十四）·遣官较勘书坊经籍.四库全书·册598.708.

[17] 刘若愚.酌中志（卷之十八）·内板经书纪略.续修四库·册436.546.

[18]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刻书工价之廉[M].北京：中华书局,1957：185.

[20]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五）·书册. 续修四库·册1123.305.

[21] 卓发之.漉篱集（卷十一）·序二·舸阁草序.四库禁毁·集107.490-491.

[24] 冯琦.宗伯集（卷五十七）·为遵奉明旨开陈条例以维世教疏.四库禁毁·集16：13.

[25] 许振东.明代京畿文人编年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202.

[26] 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一）.续修四库·册828.153.

[27] [30]祝世禄.梁千秋印隽序[M].黄惇,编著.中国印论类编.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866.

[28] [31]董其昌.容台集（文集卷三）.贺千秋印衡题词三则.明董庭刻本.

[29] 吴正旸.印可自序.韩天衡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1999：4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