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研究综述

[摘要]方法論问题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问题和基础性问题。研究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理解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落实好“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的指导意义。当前，学术界围绕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生成路径、全面从严治党思维方法、思想教育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研究内容、研究视野等方面仍有继续拓展的空间。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1—0089—05

[作者简介]李冰，女，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坚持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真正抓住机遇，办成一些事情，不断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推向前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对深刻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时，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建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管党治党之法。对这些方法进行系统地梳理、总结、研究是进一步深入理解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关键步骤，同时对新时代贯彻落实好“一以贯之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重要部署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因此，近年来，学术界对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这一主题的研究热度持续升温。从当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生成路径、全面从严治党的思维方法、思想教育方法等内容。现将这些观点进行概述，以期为继续深化研究提供参考。

一、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生成路径

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要依靠学习和实践掌握正确的方法。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生成主要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著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继承，以及对国内外政党建设历史经验教训、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教训等。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著论中学习科学的管党治党之法。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习近平同志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1]覃正爱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干部的“看家本领”，其奥秘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论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构成领导干部的精神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基本规律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基本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包含的方法论是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根本方法。[2]其次，是对《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经典著作的学习。在闻理看来，《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对各级党委会口传手授、耳提面命的“锦囊妙计”，蕴含着实事求是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正确区分和处理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等，包含着我们党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科学的工作方法，[3]为新时期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方法借鉴与指引，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性和针对性。姚润皋进一步指出，为了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我们需要在潜心研修《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和现实情况，着力做到：党委书记要当好“班长”，做政治上的明白人，铸忠诚，讲规矩，守纪律;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究领导艺术，提高领导水平;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开拓创新;发扬钉钉子精神，真抓实干，落实落实再落实。[4]

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总结有效的管党治党之法。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系统总结为“六个相统一”，即：“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高立伟认为，这“六个统一”既是对昨天成绩、经验和规律的总结深化，也是对明天重整行装再出发、坚定信心更执着的郑重宣誓，更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方法论自觉，不仅具有认识论价值，更具方法论意义，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的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及创新思维。[5]

从党的建设经验中继承丰富的管党治党之法。周建明认为，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宝贵经验中值得当前党的建设借鉴的有六条：第一，从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框架出发来认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明确党的建设的任务;第二，通过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来找到党的建设的针对性，把端正和全面理解党的政治路线作为开展党的建设的重点，并把学习党的历史作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统一全党的方法;第三，在党的思想路线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作为党的政治原则;第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根据中国的实际，系统建构中国的革命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建立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第五，把党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重点，把思想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中心环节，以制度和纪律建设作为组织保证;第六，把纠正错误的学风、文风、党风，树立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作为党的建设的落脚点。[6]

从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中借鉴有益的管党治党之法。苏联解体的教训为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敲响了警钟。姚永明、徐元宫认为，汲取苏联教训，可以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为此，他们纵观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以及后来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联反腐败实践的具体做法及其成效，总结出苏联反腐败实践的特点和教训：第一，苏联反腐败实践主体单一，主要依靠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国家机器的力量反腐败，而没有发动普通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其中;第二，不注重制度建设，反腐败实践容易受“一把手”的直接干预和影响，往往随着领导人的更替或其主观意志的变化而变化;第三，不重视发挥媒体监督的作用;第四，没有对僵化的体制进行有效的改革，制约了苏联反腐败实践的开展和深入;第五，苏联反腐败实践没有抓准对象。[7]陈松友、刘帅等还系统总结了国外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包括：重视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革新党的组织体系，密切党群关系;注重制度建党，推进政党运作规范化;健全反腐败体系，树立反贪腐意识。在他们看来，国外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具体做法与其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密切相关。国情不同，自然决定执政党自身建设的不同，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机械地照搬和移植其他党的做法。但是由于现代政党执政先决条件的客观性，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共同性问题，因此国外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无疑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8]

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经典的管党治党之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素有“处心有道，行己有方”，“奉上之诚，率下有方”之说，叶笃初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和几代优秀领导人，都是汲取中国优秀文化精华，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做为向导，紧密结合、互相渗透，正确地指导解决了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9]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党中央十分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10]注重家风建设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顾莉认为，传统家风文化虽然发端于封建社会，但其中不乏可贵的精神品质，这些都是当代家风建设的思想源泉。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党员家风建设是基于自律维度的全面从严治党的体现，良好的家风是实现党性自律的有效路径。[11]责任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王雁飞指出，责任文化既包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又内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既有对“尸位素餐”行径的无情鞭笞，又有对“舍生取义”行为的认同褒扬;既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提倡，又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坚守。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必须坚定文化自信，善于从责任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和文化营养，肩负起监督执纪问责职责使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坚强保证。[12]

二、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目前，学术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主要内容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一是从整体层面对其进行提炼总结，二是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思维方法、思想教育方法等分别予以分析阐述。

（一）从整体层面对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主要内容进行概述

王晓青、刘洪波、周育平等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主要内容包括：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重点与全面相结合、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常态与长效相结合，[13]顶层设计与扎实实践相结合、自我革命与强化监督相结合和抓关键少数与整体推进相结合。[14]邹宏如则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包括，“从党情新特点出发”和“学用相长”的治学方法、全面运筹和辩证统一的治思方法、“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的治人方法以及顶层设计与要素相结合的治腐方法，其方法论具有“直面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注重党员干部实践本领提升”的理论特色。[15]董芳、舒艾香认为，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主要有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运用五大思维谋划全面从严治党理论创新;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深刻的理论阐述与简朴生动的语言体现相统一。[16]汤俊峰结合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进一步指出，狠抓作风建设与强化理想信念相结合体现了标本兼顾的方法特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体现了柔刚兼顾的方法特征;全面治党与抓住“关键少数”相结合体现了普遍与特殊兼顾的方法特征;反腐零容忍与严明纪律规矩相结合体现了点面兼顾的方法特征;管党治党与治国理政相结合体现了主体客体兼顾的方法特征;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与依靠人民监督相结合体现了自律与他律兼顾的方法特征。[17]中央八项规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口，赵庆寺认为，中央八项规定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逻辑维度和实践维度体现了多维一体的方法论特质，彰显了问题导向与科学思维的相辅相成、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同向发力、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的双管齐下、标本兼治与惩防并举的齐头并进的策略方法。[18]

有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层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进行了分析。文大山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运用意识对物质有反作用的原理和方法，倡导“革命理想高于天”;运用事物普遍联系的原理和方法的结果，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运用矛盾分析法，既从全面抓从严治党管党，又以治吏为重点抓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和方法，提出在实践基础上总结从严治党规律。[19]李远方认为，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分析上，坚持主流和支流的辩证统一;在对腐败现象发生的原因分析上，坚持内因和外因的辩证统一;在对腐败现象的发展过程认识上，坚持量变和质变的辩证统一;在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方法上，坚持治标与治本的辩证统一。[20]

（二）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的思维方法

全面从严治党卓越成效的取得离不开科学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立足于方法论角度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总结，[21]是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一大特质。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运用了哪些思维方法，学术界主要有“五元论”“六元论”之说，虽然观点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

思维方法“五元论”。桑建泉、李国泉认为，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与方法的集中体现，它们有机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构成全面从严治党科学思维的完整链条。其中，战略思维立足全局、把控治党方向;历史思维回首过往、汲取治党智慧;辩证思维侧重方法、理顺治党内部结构;创新思维倚重突破、贡献治党新思路;底线思维守住原则、稳固治党之基。[22]苏雨、董德福则认为，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思维方法包括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求实思维、创新思维、民本思维等，并且进一步指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是战略思维的灵活运用;全面从严治党的辩证法向度体现在辩证思维;全面从严治党的唯物主义向度体现在求实思维;全面从严治党还依赖于创新思维，不断与时俱进;全面从严治党更需要民本思维，把以民为本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取向。[23]而王涛通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断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系列谈话，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则形成了以战略思维谋划全局、以辩证思维破解矛盾、以法治思维图谋善治、以系统思维凝聚合力、以底线思维划定红线的治党方法论。[24]

思维方法“六元论”。李思学、李敬煊认为，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是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最重要的六大思維方法。他们进一步指出，全面从严治党蕴含的战略思维体现在战略高度、战略目标和战略地位三大方面;系统思维体现在整体性思维、层次性思维和开放性思维;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正确把握对立统一和主次矛盾的辩证关系，是对辩证思维方法的灵活运用;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纪问责，充分彰显了法治的思维方式;党中央综合运用创新思维，根据党的建设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创造性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命题，推动了从严治党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全面从严治党的底线思维体现在坚守纪律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25]王海霞提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树立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精准思维。[26]在刘国海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运用辩证思维表明了“源”和“流”的二元论;用系统思维部署了反腐和各项改革的“同频共振”;用战略思维构建了“顶层设计”;用法治思维提出了依法治党、依法行政的“新常态”;用底线思维规定了反腐不可碰触的带电“高压线”;用精准思维制定了“精细化”的中国式反腐抓手。[27]

另外，也有部分学者对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方法进行了探讨。赵国付认为，习近平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建党学说，弘扬党的思想教育理论，提出经典著作学习法、榜样教育示范法、警示教育震撼法、专题教育推进法、语言艺术增效法、理论实践结合法等一系列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方法，对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效果具有重要意义。[28]刘明芝、金京则提出，当前要践行习近平同志的理想信念观，在教育方法上应从三个方面努力：第一，遵循和把握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则;第二，抓住重点，把理想信念教育的过程做严;第三，积极探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理想信念教育的有效方式。[29]

三、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需要深入研究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中蕴含的方法论的探究不断深入，为进一步深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对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现状分析来看，虽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数量并不多，总体来说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研究的内容、视角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在基本概念界定上，学术界对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概念理解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由于学术界尚未对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概念内涵作出科学的界定，从而导致在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上，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与全面从严治党经验、实践路径之间的区别与联系，甚至是简单地将三者等同起来，这对于我们正确理解、把握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的理论内涵、精神实质，带来了困扰。因此，对“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尽快作出科学的界定是学术界关于这一主题研究的当务之急。

在研究内容上，呈现出相对集中，有待继续拓展、深化的特点。学术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内容的研究主要集中表现在将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直接上升为方法论的高度进行阐述，以及全面从严治党思维方式方法等的研究上。事实上，全面从严治党还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方法、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等，比如“调查研究、发扬钉钉子精神、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工作方法，“观大势、谋全局”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今后可以从多个角度对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进行深入挖掘，以增强其内容的深刻性、系统性、全面性。

在研究视角上，缺乏对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与毛泽东治党方法论、邓小平治党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比较研究。虽然，习近平同志全面从严治党方法论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及毛泽东、邓小平治党方法论，但现阶段学术界将视角更多地放在管党治党思想本身的传承问题研究上，而在治党方法论层面并没有作出比较性研究和充分论述。这是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主题研究的一个薄弱点，同时也将会是今后学术界深入研究这一主题的一个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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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