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时期巴金批评研究

邓凯月

摘要：建国后十七年时期，巴金的批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建国前不同的样态。本文将从国内受社会语境影响的巴金批评研究、具有价值的批评研究和海外巴金批评研究三方面进行分析，企图勾勒出巴金批评在十七年时期的整体框架，分析这些批评研究形成的原因，以及对于巴金研究和巴金经典化的影响。

关键词：巴金;批评研究;十七年时期

一、社会语境主导：国内受历史局限的巴金评价

文学批评在不同的时期受到不同的外在社会语境的影响，根据方长安在《现代新诗传播接受文献集成问题与方法》中的观点：“影响传播接受的因素很多，例如接受者的年龄、所属阶层、审美观念、趣味等等，但最重要的是外在社会语境。”他把1950-1976归为“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语境”。十七年时期的巴金批评总体呈现出受政治话语影响的突出特点，一部分受时代局限的文字不能够称之为“巴金批评”，而应该称之“巴金评价”。这些评价性的文字学术价值不高，但作为十七年时期巴金批评的重要部分，体现了社会语境对批评的巨大影响，固也纳入批评研究的范畴中。

巴金的信仰问题和作品真实性问题是几乎每一篇批评文章都会讨论的内容。1955年12月20日冯雪峰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巴金作品的问题》，这是十七年时期第一篇充满“左”的论调的巴金批评文字。冯雪峰在文章中批评了巴金的世界观，认为巴金的世界观影响了他作品现实主义的深入发展，同时认为巴金没有在作品中指出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但巴金其实是对这类青年指出了道路的……不是真正革命的道路……这条所谓的光明道路并不能真正大道光明，因为它不是彻底地革命道路”。

十七年时期的出版的文学史教材对于巴金的评价也受到了“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语境”的影响。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把巴金放入了“进步作家”的章节，对于巴金作品的主题和内容评价中肯客观，认为“作者的文字流利畅达，描写也细腻生动，而又热情充沛，浩瀚有力”，但对于巴金无政府主义在作品中体现来的“虚无”有一定的批评。

总的来说，在十七年时期，受历史局限的巴金评价在这一时期内占主流地位。这些评价文字内容类似，对于巴金的批评集中在巴金的信仰以及巴金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上。对于巴金作品的批判集中在《灭亡》、《爱情三部曲》和《激流三部曲》上，批评的内容主要有以下的几个部分：（1）塑造的人物具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进行的革命行动是没有意义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作品对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2）受巴金个人信仰和阶级的限制，巴金的作品反映的内容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不够真实，没有体现社会现实，没有反映工农结合以及农民运动。（3）巴金的作品没有给青年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这样的评价文字在十七年时期占主流，极大地限制了巴金研究在建国后的进一步发展，为文革时期对巴金的批判提供了理论框架，尽管如此，我们也要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评论者们所受的历史局限。

二、真知灼见：国内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和客观的巴金批评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语境”下，巴金研究受历史局限走了一些弯路，但也有不少批评文字和研究成果闪烁着真知灼见，这些批评家和学者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书写了自己的真诚的想法，留下了一些极具价值的文章。

发表于《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的扬风的《巴金论》，是十七年时期巴金研究值得一读的文章。扬风从巴金的思想倾向、巴金的创作、巴金典型化方法的特点三个方面回答了“如何‘深入地、较为正确地理解巴金的的问题”。“扬风出于为巴金辩护之心，提出巴金早期世界观为‘革命民主主义论”，认为“巴金所接受的只是无政府主义那些一般抽象的思想影響，即但对一切束缚，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道德上的，要求个性解放”。对于巴金的作品，扬风进行了客观深刻的分析。扬风首次提出巴金作品如何进行典型化这个问题，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巴金对生活的概括可以归为世界观的指导：“巴金也与其他作家一样，有他在生活中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独特的美学兴趣”。扬风以《雾》周如水的生活原型和作品为例，分析了两者的不同和联系，得出了“在典型化的全部过程中巴金对原型的生活事件进行了这么深刻的美学评价，赋予了原型生活事件表现得不明确的新的社会内容”的结论。

这一时期除了对巴金的小说创作有历时性的评价之外，对于巴金在这一时期创作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也有一些共时性的评价。叶圣陶在《评巴金的<我们永远在一起>》赞扬了巴金笔法的“熟练自如，炉火纯青”，而内容上“叫人读过以后，而且跃然振奋……这篇文章给怀人之作开辟了新的境界，大概不算过誉吧”。《倾吐不尽的感情》的作者林文认为，这是“这位老作家散文创作方面的新收获”，认为他“表达思想感情可以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这一特色，在巴金的散文中又比在他的小说中，表现得更加鲜明”。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国内的巴金批评研究没有比较大的发展，只有少数发表较早的文章、以及难得可贵地体现了客观评价的文章对于巴金研究有推动的作用，但是随着1958年关于巴金的大讨论兴起，这样的文字也逐渐销声匿迹。文革时期巴金研究没有任何的成果，巴金本人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伤害，这种情况从80年代开始才有所好转，巴金研究才得以继续推进。

三、初步发展与不同视角：海外巴金研究

十七年时期，虽然国内的巴金研究有一些曲折，但港台的学者继续研究巴金，而巴金的作品从六十年代开始大量介绍到海外，海外的巴金研究也因此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不同的国家巴金研究处于不同的阶段，“日本对巴金的研究开始得较早，自一九三五年以来出现了大量的论文及评介文章，对巴金的思想、创作方法、艺术特点及主要作品都进行了具有一定广度与深度的研究探讨。当然，各国的巴金研究状况是不平衡的，有的正处于翻译、介绍阶段;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苏联等，已脱离了复述介绍巴金的生平业绩和著作的状况，而进入了综合论述、纵横比较、占有资料深入剖析的更高层次的研究阶段;有的则处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海外的研究学者往往具有与国内学者所不一样的视角，对于多样、深入地理解巴金的作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大规模翻译巴金作品之前，港台学者和部分的国外的学者对巴金研究做出了贡献。

谈到十七年期间海外的巴金研究，不得不提到这一时期出版的两本专著：法国学者明兴礼著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以及香港学者余思牧著的《作家巴金》。《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具有广阔的中外文学比较视角和独特的基督教视角。在分析巴金的作品的一节，作者提出了一个引起后来学界广泛关注的观点：《激流》是“被威胁的家”，《憩园》是“分裂的家”，《火》是“团圆的家”。作者在行文中把《激流三部曲》与《红楼梦》进行比较，把《家》与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和赛珍珠的《大地》进行比较;在笔法上与国内作家茅盾、老舍、鲁迅、冰心、端木蕻良、曹禺进行比较，同时还将巴金与国外的罗曼·罗兰、莫里亚克、纪德进行参照对比，“开了用比较文学研究巴金的先河”。因为作者具有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在研究巴金的过程中对于巴金思想中所具有的的基督教因素格外敏感，探讨了巴金思想中基督教的来源以及巴金人道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的联系。在结构上，这本传记没有从时间出发，而是先分析巴金的生平，然后把思想和作品融汇在一起进行介绍。

这一时期海外的巴金研究总体呈现两个特点，研究巴金的国家更多，对于巴金的研究更深入。介绍生平和多维度深入研究这两种状况在这一阶段并存。

介绍类的文章主要是作品译本的序、后记，也有单篇的文章，如《<家>日文译本解说》、《<家>波兰文译本后记》、《巴金和他的“爱情三部曲”》等等。多维度深入的研究数量不多，但是都具有异于国内巴金研究的视角，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如美国奥尔格·朗1962时的学位论文《巴金和他的时代：过渡时期的中国青年》以及专著《巴金和他的著作——两次革命中的中国青年》，梳理了巴金的生平，深度分析了巴金的创作方法，以及西方思想对巴金的影响，同时提供了从读者接受角度研究巴金的思路。1959年，俄文两卷译本《巴金选集》问世，以彼得罗夫的《巴金的创作道路》为序言，这篇序言介绍了巴金的生平，以时间为线索简要地介绍了巴金的作品，还加入了对巴金建国后创作的报告文学、短篇小说和通讯报导的介绍，点评准确有力，对于巴金比较受忽略的短篇也给与相当的篇幅进行介绍。

巴金海外研究，在之后的时期有进一步的发展，本文在此就不作进一步的介绍。

结语：

巴金十七年时期国内的一部分批评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逐渐偏离了批评和研究应该坚持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没有从作家和作品出发，具有历史的局限性。另一部分批评家和学者可贵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为这一时期巴金研究的深入做出了貢献。同时，海外的巴金研究逐渐兴起，海外的学者为巴金研究提供了多样的视角，开拓了巴金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这一时期国内的巴金批评，对于探究新文学作家在建国后形象的塑造以及作家的经典化过程有一定意义。

参考文献：

[1]陈思和.巴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学术月刊，1989 （12）：57-62.

[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编委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巴金专集[M].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3]张立慧，李今编.巴金研究在国外[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