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2019-09-09 11:27姬文波
党史博览 2019年9期
关键词:全军空军毛泽东

姬文波

1958年6月袁毛泽东在中南海观看中国自己研制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毛泽东发出了为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指明了解放军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军队建设的需要,解放军在胜利完成发展和巩固解放战争伟大胜利成果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自身建设上也获得了很大成就,逐步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展开了大规模的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

顺利完成由单一陆军向诸兵种联合军队的过渡

第一次精简整编

革命战争年代,解放军在武器装备方面长期落后于敌人,主要以增加兵员为途径实现整体战斗力的提高,到1950年4月,解放军总人数达到550萬人,军费开支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1.1%。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识到,随着大规模战争的基本结束,巨大的军队数量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也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很不适应。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周恩来回忆说:“1950年春天,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后,考虑到我们部队的数量很大,行政人员的数量也很大,当时物价才开始稳定,所以就决定复员。”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解放军的首次整编问题,决定将全军总员额减至400万人。为贯彻落实好政治局会议精神,5月16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军参谋长会议,专门研究部署这项工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并经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批准,确定分期分批复员和转业百余万人,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会议确定的整编原则是:担负剿匪和其他军事任务以及从事生产的部队,力求少变动,不要变动太宽;全国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国防军分为战时和平时两种编制,平时一般为“三三制”,野战军领导机构兼大军区领导机构,兵团领导机构除调出建立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外,其余兼省军区领导机构;整编后的军、师,统归大军区直接指挥;加强陆军师的领导机构,使其具有指挥诸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事系统中的公安部队和属于政府系统的人民警察。

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解放军复员150万人的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第一次大规模的精简整编。

为了领导好这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中央军委和政务院共同组成了中央复员委员会(后改为中央建设专业委员会),中央军委副主席、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任主任,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主任。毛泽东对复员工作的组织领导、方法和步骤,复员人员的待遇和安置工作等,作了一系列的指示。

这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进展顺利,到1950年底,全军精简17.1%,陆军部队数量作了较大的压缩,加强了空军、海军及其他兵种建设,军兵种机关及部队有了较大发展,其兵力增加到61万人。但骤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复员计划暂时搁置,精简工作未能继续进行,部队又进行了扩编。这次复员工作摸索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以后的复员工作提供了借鉴。

第二次精简整编

1951年底,抗美援朝战争已形成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态势,国内剿匪也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毛泽东审时度势,再次决定“人民解放军采取精兵政策,实行整编”,转移国家的财力与人力,迅速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与国防工业,从根本上解决我军的装备问题,加强空军、海军与各特种兵的建设,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央军委随即于1951年12月制订了《军事整编计划》。

《计划》确定:本着留强去弱的原则,在两年内将军队总人数从627万人,分期分批精简为285万人。拟把部队分成两类:一种是国防部队,包括陆、海、空军及各级机关、学校、医院等;另一种是公安部队。《计划》对正规军事院校、各级后勤机构和县区民兵训练机构,都给予加强。毛泽东批准了《计划》,全军第二次大规模精简整编工作全面展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决定》指出:“为加强国防力量和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应采取精兵政策,实行整编。整编的原则是规定一定编制一定数目的部队、机关和学校,保留一定的基干,减少现役的人员,以加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的过程;同时,发动大批人员进行转业建设(口号是转业建设和生产待命,不用复员的口号),或转入建设部门,或回家生产并参加组训民兵的工作,以便参加增产节约运动,并便于积蓄力量,准备1953年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整编工作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按规定的编制和数目整编现有的部队、机关和学校;另一个方面是处理转业的人员,这是一项需要全国党政军民大家负责的工作。”“国防部队根据现有的和可能的现代化装备和国家的生产能力整编,并计算到今后三年至五年的发展,准备必要的干部,实施适合情况的训练,以便培养出一支比现在更为强大的国防军。”

12月30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毛泽东报送《关于编余部队和机构的调拨计划报告》。《报告》说:第一期整编中,拟编为铁路、水利、建筑等工程部队的共34个师34万余人。特种兵(指炮兵、装甲、工兵等技术兵种)所需的部队和机构,待朝鲜能否停战有眉目后再定。毛泽东批示:“我希望调拨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的数目能有30万至40万,此事待周(恩来)病愈和中财委商量一下,再行酌定。如能办到,其利极大,其余均同意。”

1952年1月1日,在周恩来主持下,财政部、军委总后勤部举行联席会议,建议将40万军人转为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

按照这次会议的精神,1月2日,聂荣臻向毛泽东写了组成工程与屯垦部队方案的报告,遵照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制訂了具体执行方案。一、抽调21万人组成21个工程师,计铁道5个,水利3个,林业2个,建筑11个。二、抽调19万人组成19个屯垦师分到新疆、西北、华东、西南、华南等地,边屯垦边开辟当地工作。三、这些部队逐步转化,开始仍保留解放军番号,称工程某师、农业某师,建制归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由中财委和所在军区双重领导。毛泽东批示:“这个计划很好。按照铁道兵团的经验,以40万部队转为工程军和屯垦军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在经济上是很合算而有大利的,国家又立即增加40万工业工人和使用机器的农业工人。应即刻筹办,并请苏联帮助。中财委订购工程和农业的机器,开办工程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2月2日,毛泽东正式批准解放军31个师转为建设师,其中15个师参加农业生产建设。

4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联名签署了《中央军委、政务院关于集体转业部队的决定》。《决定》说明:将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调拨41个整师11个整团共46.5万人,转为各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新疆屯垦部队15万人未计算在内),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由于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全军这次精简整编取得很大成绩,到1952年底,共缩减19个军部、73个师,219.9万余人;解放军在1951年底的基础上又精简28.3%,公安部队精简31.6%,全军总人数降为400余万人。

1953年袁毛泽东视察东海舰队遥左一为罗瑞卿

第三次精简整编

1953年8月28日,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已胜利结束,国内剿匪作战也接近尾声和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已全面展开等大好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决定: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在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加强技术训练、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大力缩减军费开支。毛泽东还提出,今后的军政费用在国家财政支出中不得超过30%。对于军队的整编和建设方向,毛泽东在较早前已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持军委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连续召集扩大的军委例会,研讨进一步精简整编的具体方案。9月8日,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对于中央的指示,军委在例会上进行了传达和讨论,并拟出下列方案和措施:一、在平时情况下全军人员的总额为350万人(包括公安部队)。二、对现有超额人员提出了处理和安置办法,确定对各特种兵在五年内的扩大加以限制,对1952年所定的五年建设计划提出了修改方案。三、解放军总部和各大军区机构过于庞大,根据其任务,分别规定了它们的组织编制和机构。四、根据公安部队的任务,确定了它们的编制人数。毛泽东对此报告批示同意。

为了对解放军的建设进行总体规划和部署,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直属院校的主要领导共123人,会议历时51天。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关心,对会议的一些文件作了审阅、修改。这次会议确定了全国武装力量总定额和调整全军的体制编制问题,明确了以“五统四性”为主要内容的正规化建设是人民军队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会后,全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统一部署,对会议精神进行了深入的传达贯彻,进行了精简整编的充分准备。从1954年2月开始,全军进行了大规模的精简整编。这次整编于1955年底顺利完成。与1952年相比,全军总员额精简23.3%,其中陆军部队精简比例最大,为54.8%。其间,进一步加强了特种兵,推动了军队的合成化建设。

通过这三次精简整编,全军基本上做到了统一编制、定额、定型、定员,完成了由单一陆军向诸兵种联合军队的过渡,军队建设的质量迅速提高。

努力提高广大官兵的科学文化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据统计,在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8%,其中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30%,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学习技术也很吃力。1950年6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们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迫切要求提高广大官兵特别是各级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毛泽东非常明白这一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明确表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队的文化素质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为尽快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制定了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方针,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广大官兵的科学文化水平。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示》上报后,毛泽东进行了详细修改,于1950年8月1日签署颁发全军。《指示》提出:决定从1951年1月起,在全军开展3年的文化教育,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采取各种方式组织干部、战士学习文化,并规定连队以60%的时间进行文化教育,团以下机关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学校等等。《指示》规定军队干部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但又是正规的”,为毛泽东添加,表达了毛泽东对提高军队干部文化水平的殷切期望和要求。这个方针要求部队要从实际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军发起了向文化进军的大战役。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5万多人,陆续开办了200多所速成小学和60多所速成中学,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军遂转向以备战为中心任务,文化教育任务被迫推迟。但毛泽东对文化教育的重視态度没有改变,在他的支持下,1951年1月总政治部提出了1951年部队文化教育实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继续强调,全军必须认识提高文化水平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1年10月,林彪受命接替周恩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林彪看到1952年正规军训计划后,经过考虑提出,目前朝鲜停战谈判正在进行,朝鲜战争局部化的趋向已经基本确定,近期内不会爆发世界大战,而由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解放军官兵文化程度低,文盲多,不利于掌握现代化武器的技术和战术。为此可推迟正规军训,先进行一年多以文化教育为主的训练,再转入正规军训。林彪征得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同意后,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批准了林彪的建议。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1年12月9日,总政治部向军委写了《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及发展文艺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的要点是:(一)1952年部队训练以文化教育为主。(二)全军人员的文化教育以干部为首要,一切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干部,其学习皆以文化为重点。(三)1952年文化教育计划的执行,应由党委领导,首长负责。并在团以上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加强指导。毛泽东批准了这份报告,强调“这个报告是正确的”,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须遵照执行。遵照毛泽东的命令,军委于1951年11月29日发出《关于1952年军队军事训练的指示》,明确从1952年6月至1953年6月,全军除海军、空军及雷达等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时间比例为军事30%,政治20%,文化50%,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此,1952年,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部队迅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个时期,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的干部反映,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这时,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部队作了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陶铸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1952年8月14日,罗荣桓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写报告,汇报了全军教育工作的情况,建议仍然“应把文化教育当作整个部队工作的中心任务,进一步加强具体领导”。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份报告,作了批示:“同意这个报告,可用指令发给全军照办。”

在毛泽东的大力支持下,全军文化教育运动得以顺利进行,取得了重大成果。到1953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军由原来80%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毕业的水平。到1953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部队整体文化水平的提升,为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加强军事院校建设,培养合格军事人才

毛泽东特别重视军事院校在教育训练中的地位。加强军事院校建设,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措施。毛泽东指出,建国初期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迅速地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要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需要有大批现代化的军事人才,在这方面,军校负有伟大的责任。毛泽东把军事学院的建立同解放军建设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历史性转变联系起来,认为军事学院诞生本身就是这种转变的伟大标志。军事院校,是达到统一全军思想的基地,是全军军事建设的模范。干部是军队的骨干,院校是培养干部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说,院校塑造出什么样的干部,也就决定军队将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毛泽东认为,军事院校能够成为也应当成为全军的模范和领导者。在院校工作的指导思想上,毛泽东要求院校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我军的作战经验,按照“又红又专”的标准,培养正规化、现代化军队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了按高、中、初三级构架军事院校体系的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

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题词

1950年3月10日,聂荣臻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军委机关及军事院校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一)继续加强空军、海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坦克装甲兵工兵司令部;(二)加强航空、海军、防空、测绘、机要学校,筹建正规的炮兵、工兵学校;(三)筹建陆军大学,使之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训练中心,储备与深造高级军事干部,请刘伯承主持。毛泽东批准了这份报告并陆续组织实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0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由周恩来制定并经毛泽东批准的方案确定,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改建、新建一批更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各类正规院校,其中包括:创办1所全军性综合陆军大学(后根据刘伯承的建议改为军事学院);将各战略区的军政大学、军政干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高级步兵学校、初级步兵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各军兵种新建一批专业学校等。据此方案,全军除首先改建了一批学校外,1951年1月,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刘伯承任院长兼政治委员。1952年7月,解放军后勤学院在北京成立,李聚奎任院长。

1952年6月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颁布调整全军军事院校的命令。至1952年底,全军共有文化学校99所。1953年1月10日,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成立,宋时轮任校长兼政治委员。9月1日,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

在此期间,为了进一步提高军队院校的教学训练质量,培养更多的适应人民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从1952年7月到1953年8月,毛泽东还分别给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等多所院校题写了训词。训词中,毛泽东对解放军院校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训词,给解放军院校教育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培养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人才的标准,成为解放军军事院校教育的指导方针,对军事院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个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并积极号召全军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认为这是迅速提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特别是中高级指挥员)现代化军事科学水平的重要途径。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要求下,苏联方面向中国派出了大量军事专家和顾问,仅至1950年8月,在中国服务的苏联军事顾问即有约1000人。到1960年,约有1万人次的苏联军事专家和顾问来华工作。在他们的帮助下,中国迅速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科技人才和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指挥员,为解放军全面展开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

大规模换装现代化武器装备

现代战争的实践使毛泽东充分认识到,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则难以打赢现代化的战争,因此,他特别重视空军、海军等现代化军种的建设以及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发展。他多次强调:“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战术。”“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裝备和设备。”新中国成立初期,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为实现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党中央确定大规模进口苏式武器装备,引进苏联的军工技术,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发展空军、海军,并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现代化军事工业。

陆军的现代化建设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根据访问期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经中苏两国政府具体协商,进一步达成了从苏联购买军事装备以加强解放军建设和苏联转让某些技术,帮助我国发展兵工生产的协议。1951年5月,中央派遣以总参谋长徐向前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去苏联洽谈转让的具体项目和我方急需购置的武器装备。

临行前,毛泽东接见徐向前,向他交代了去苏联谈判的任务:一是购买武器装备,用于整编60个现代化步兵师;二是多搞点技术项目,争取苏联援助我国工厂的建设,统一步兵武器制式和转让有关技术使我国自行生产152毫米口径以下各种火炮,发展自己的军事工业。他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要学习苏联,把先进技术拿到手,自力更生,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当谈判遇到困难,徐向前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时,毛泽东复电说:“不管怎样,耐心等待,要把技术学到手。”

按徐向前在莫斯科签订的协定,苏联派出了乌达洛夫等五人专家组于1952年来华,进行了3个月的考察。根据苏联专家组考察后的建议,5月21日,中央军委拟定了《关于兵工问题的决定》,并于7月报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按照这一决定,中国将利用苏联提供的图纸生产15种陆军武器。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正式仿制苏军武器。另外,按照与苏联达成的协议,到1955年底,我国共进口和接收苏式各种枪80余万支(挺),火炮1.1万多门,坦克装甲车3000多辆,以及各种弹药和配套装备。解放军陆军现代化建设得到明显改善和加强,为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1958年2月袁毛泽东在沈阳参观国产歼击机

空军的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高度重视发展空军。1949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分析认为,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工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制止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新侵略》一文中指出:“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毛泽东在《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上为空军建军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这一题词,对人民空军的任务作了完整的表述。至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空军的决策已经十分明确,并且有计划地一步一步地付诸实施。

1950年一二月间,空军面临着既要组建部队参加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又要担负要地防空任务,原定的培训空、地勤人员的计划已感不足。为此,毛泽东当面指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空军采取了扩大航校培训规模的措施。这项扩大计划经毛泽东批准后,中央军委随即电令各野战军、各大军区继续为空军选调学员2548名。同时,还选调军事、政治、后勤的营、连干部351名到各航校工作,充实干部队伍。1950年5月,为了解决航空兵部队所需团以上指挥干部的问题,空军向中央军委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再次扩大航校培训员额,迅速从陆军选调一批符合条件的营、团干部入航校学习飞行。列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刘亚楼把这一问题又当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在会议期间即口头指示各大军区负责人迅速如数选调。

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向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布尔加宁等发电报、信件32次。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与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商量,把准备购买舰艇的外汇转买飞机。由于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人民空军建设极其重视,从1950年10月至1954年初,空军飞速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建成了一支由各种航空兵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

在空军部队建设的同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我国从苏联引进技术和设备,开始建立和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1949年11月14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政委王弼与苏联顾问科托夫、普鲁特柯夫联名向毛泽东呈送了关于组建航空工业队伍和建立工厂、学校、研究院以及开展修理、制造等计划、步骤的全面建议报告。年末,毛泽东访苏时也提出了苏联援助中国建设问题,这当中也包括国防工业和航空工业建设。但当时有不少同志认为,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经济状况又不好,搞尖端航空工业是想入非非,航空工业建设一度暂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在一次中财委会上,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提出:要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尽快创建中国人民自己的航空工业。后来,何长工把自己的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表示支持,又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啊,应该早点抓。”发展航空工业的问题就马上定下来了。到1951年底,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航空工业已拥有工厂13个,事业单位7个,职工1.2万人,厂房面积26.1万平方米。中国航空工业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

海军的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等军委领导根据国家的财力情况和现实需要,适时地、有步骤地建立和发展人民海军。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指出:“中国人民必须建设自己强大的国防,除了陆军,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军和海军。”他们把海军看作强大的国防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月10日,毛泽东在给初建的华东军区海军所作的题词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

1953年2月,毛泽东首次视察海军舰艇部队,5次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当时,他乘坐“长江”舰自武汉沿长江而下,航行四天三夜,与舰上许多干部战士交谈,反复用中国百余年的历史经验教导大家。他说: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都是从海上来的。现在太平洋还不太平。我们应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谈到国际斗争形势时,他又说: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要争气,要认真对付。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我们没有空军,也没有海军,现在我们已经有了飞机,有了军舰,只要我们一起努力干,我們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953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海军建设的总任务、总方针又作出了完整的表述:“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一指示规定了海军的近期任务和长期任务,指明了建设强大海军的大体步骤和基本条件。

毛泽东极其重视海军干部的培养。在人民海军建军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把创办海军学校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8月,中央军委派张学思赴苏联考察,并授权他与苏方商谈聘请顾问帮助中国创办海军学校。11月14日,张学思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关于学校教育的初步意见》。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根据张学思的报告,向毛泽东写了《关于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批准。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简称大连海校)在大连创立。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所培训水面舰艇初级干部的正规学校。1950年8月,海军会议提出要首先培养潜艇干部,并把购买潜艇列入海军建设的三年计划中。10月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由于中国所处的军事政治形势,为应付可能发生的紧张情况和巩固国防,我们已制定中国海军三年建设规划,须向你请求武器装备方面的援助。望提供作战训练用之小型潜艇2艘,并希望来华之潜艇配备1艘的全套艇员,以便有效地帮助训练,待完成任务后返回苏联。”1951年2月7日,苏联同意于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延长一年),在旅顺基地为中国培训4艘潜艇的艇员,并拨出2艘潜艇供培训使用,训练完毕再移交给中国。中国的潜艇部队和潜艇院校开始组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在毛泽东的过问下,人民海军舰艇装备建设从苏联取得了一定的援助。1952年4月,毛泽东批准了海军建设五年计划,并派萧劲光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商谈购买某些战斗舰艇的成套材料、设备,以便在国内的造船厂进行装配制造。萧劲光回国后,当面向毛泽东作了一次口头汇报。随后,毛泽东于7月10日致信斯大林,同意苏联政府对中国海军五年计划的意见,同时希望1952年的海军订货能于8月初拨给。信发出后,毛泽东又给斯大林打电话,希望尽快落实两国之间关于海军装备购置事宜。从1953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购买了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鱼雷艇等五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和一批材料、设备。这批转让制造的五型舰艇共计116艘,4.3万余吨。这些舰艇的战斗性能相当于国际上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舰艇部队使用这些装备,完成了战斗、日常勤务和训练等各项任务,开始了现代化军队建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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