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年“抢劫犯”人生

黄剑

王清忠父亲王太起在原富国居民区

出狱后十几年，因抢劫罪获刑的老黑，终于找到当年案件的受害人，才发现对方多年来也在找自己，并决定帮自己洗冤。这16年，他们各自过着什么样的人生？

老黑

如果可以重回过去，王太起不会让他儿子早早离开学校。等到儿子成年，会像富国新村的大多数矿区子弟一样，进入父辈们工作的辽源矿务局，或者跟着王太起去北京，做点鹦鹉生意。他可以不带一丝尴尬地跟儿子一起去西安礦区的水库钓鱼，然后指着这片水域说，老黑，俺小时候一到夏天，就跑到这儿来游泳。儿子不需要把棉签插在耳朵里，费劲地听清楚他在说什么，也不用为了生计，处处碰壁，躲在毛胚房里郁郁寡欢。

王太起永远没有机会让儿子回到他希望的那条轨道上去了：2004年6月25日，17岁的老黑被警方带走，半年后，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罪名是抢劫罪。

老黑从小学三年级就没有读书了，一直在富国社区的街上玩。他从小脸就有点黑，被家里人喊“老黑”，时间长了，富国的大人小孩都只记得这个小名，倒忘了他原本叫王清忠。

富国位于辽源市北郊，是一片平房区，沿着煤矿向东蔓延，居民都是辽源矿务局的职工。在这座以煤炭起家的城市，富国曾经是最大的社区，居住着近10万人。

老黑因为早早离开学校，常跟大孩子去游戏厅，时间长了，在富国的小孩子里有些名气。2003年春天，祖母张淑芹给他买了一辆6800元的“天堑R”型摩托车。王清忠是超生儿，上面有个姐姐。爷爷奶奶重男轻女，自从孙子出生之后，便对他百般溺爱。

从此，老黑无论去哪里，几乎车不离身，他还留着一头长发。这种略显拉风的画面在富国并不常见，一时间，几乎整个矿区的小孩，都知道了“老黑”这个人。

矿区里的小孩和年轻人见到他，总有人要夸上一句：“你这车可以啊！”也有人向他打听车价。“我们十几岁的时候，谁家能买起摩托车给小孩玩？”富国的工人子弟孙亮回忆，同龄人对老黑常常是羡慕，又嫉妒。在东北，面子为大，老黑很享受此类的夸赞。这是他32年人生里的巅峰时刻。

但是，一年之后，他的面子，跌落到了尘埃里。

抢劫案现场今址

抢劫

2003年5月中旬的一天，太阳刚出来，14岁的邢明吃过早饭，便前往吉林省辽源市第九中学上学。

沿着家后面的小道走几分钟，经过富国老电影院、粮食所，右拐，再往前几百米，就到了学校。这是他每天上学的必经之路。但这天刚走到电影院附近，邻居李鹏带着几个人，拿着木棍、板砖，把他叫住了。

几个小孩翻遍了他的衣兜和裤兜，拿走了那三块钱午餐费，然后跑去游戏厅玩。邢明害怕，不敢去上学，也不敢告诉家人。

在这个星期里，邢明被李鹏等人抢了四次，一共被劫17元。每次被抢之后，邢明都和李鹏等人在一起。

“他们让我当驴，骑着玩。”邢明后来跟他的奶奶说。“抢了钱之后，他跟我们在一块。有时候，我们玩，他在一旁看着;有时候，一起玩。”李鹏向《南方人物周刊》回忆。

邢明小时候胆小。在同学孙亮的印象中，他比同学高一截，但是瘦瘦的，总是蔫巴，不爱说话，朋友少，偶尔被人欺负了，也是忍着，“闷声不吭”。

很小的时候，邢明的父亲就在内蒙古通辽金宝屯煤矿工作，母亲则跟舅舅在沈阳开餐馆。从读小学开始，他和堂弟就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爷爷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家教严苛，有时打骂他。这种留守生活让他一直存在自卑心理。

“爹妈都走了，把我扔给爷奶，小时候，甚至现在我都恨他们。从小就不爱说话，比较内向、老实。跟别人说话，就感觉别人瞧不起我。从小学一直到初中，我爸妈从来没开过一次家长会，都是我爷爷奶奶去。人还问我，寻思我爸我妈离婚了，你说我心里是咋想的。自卑，心里有点不得劲。”邢明向《南方人物周刊》吐露。

邢明一周没去学校。初二（3）班的班主任栗景友觉得有些不对劲，让一个学生，把邢明和他家长喊去学校。聊过之后，栗景友才知道他这几天被人抢劫，害怕，不敢上学。

辽源矿业

邢明的爷爷听说孙子被劫，吃不下中饭，气愤不已，跑去东山警署（现辽源市公安局东山分局）报警。

当天，有警察去邢明家，找他了解情况。邢明介绍：“就李鹏抢的，有三四回。”警察让他再想想有没有其他人，他回答，不认识其他人，想不起来。

几天后，两名警察找到邢明，再次询问。警察谭久海问他，还有谁，用不着害怕。“我当时胆子确实小，那几个警察膀大腰圆的，我害怕。从来没这样见过警察，也没做过笔录。他不说这句话，也许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儿。”邢明透露，因为害怕，除了李鹏之外，他随便说了几个外号：二宝、老黑、谷明。他并不认识这三人，只因为他们在富国“名气大”，都在外面玩。

虽然报警了，但是东山警署一直没有回音。“我把这没当回事，过去拉倒。”直到一年之后，东山警署才开始重新侦查这一抢劫案。

审讯

2004年6月25日，上午11点半，老黑和朋友在富国网吧打完游戏，在门口闲聊，准备回家吃午饭。

这个时候，一辆警用面包车停在了网吧对面，下来两个警察，说找老黑了解点情况。老黑并没有在意，“我也没干过啥违法的事。”

他寻思，警察找他，可能是因为上次骑摩托车的事。20天前，正值高考期间，他在辽源市医院附近，按了一下喇叭，被交警拦下，批评教育，罚了20块钱。

到了东山警署之后，警察把他带到二楼右手第一间小屋。房子里空空如也，只有靠窗位置摆着一桌一凳。一名警察拿着几张写满字的纸，念道：“翟闯、老黑、李鹏、谷明明，你叫老黑对吧？”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警察把纸给老黑，让他看一遍。

老黑看到是李鹏的询问笔录。但他只读了三年书，字认不全。“有的字我不认识。”警察便念给他听：

“2003年5月、6月间，翟闯、老黑、李鹏、谷明明四人在富国粮食所、老电影院附近，有分有合，抢劫邢明四起，抢劫现金17余元，每次抢劫，翟闯和李鹏拿砖头，老黑拿木板条子。对不对？”

“不对。”老黑回答。“我也没干过这事啊。你说的那些人，我也不认识。”老黑刚说完，便挨了一个大嘴巴子。他当时只有1米5左右，瘦小，挨了一巴掌，整个人晕晕的。

老黑在连续几次否认抢劫后，便被要求脱衣服，最后只剩内裤，之后又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和耳光。他的耳朵被打坏了，多年以后，已经听不太清楚别人说的话。

“我鼻口蹿血，他们寻思不能再这么打了，有一个出去了，拿回来一本挺厚的书，垫着我胸前，往我胸口打。一位王警官从另一个屋拿了一把西瓜刀，用报纸包着，往我胸口拍，后来又用刀背打脖子。”他熬不住，想给家里打电话，但被拒绝。

同案的谷明明也曾向《南方人物周刊》描述过相似的场景。谷明明是同一天上午11点左右，在网吧门口，被一辆警车接进东山警署。他当时不满14周岁，染着一头黄发。

2019年7月末，谷明明在辽源东山公园内回忆：“警察拿着你们（王清忠、李鹏）的笔录问我，是不是这么回事，不是挨揍啊。你懂什么叫引导？就是人告诉你怎么说就怎么说。”李鹏的父亲当时是东山警署辅警，路过时看到警察正在让谷明明“骑摩托”（东北方言，即扎马步）。

按照老黑的回忆，在挨打之后，他被要求背诵询问笔录。“对了，就过去了;要是不对，旁边就有人大嘴巴子伺候。一直到下午4点多。他们让我签字，说签完字就回家，何必在这遭这罪。我一寻思，要是不签，他们一会再打我。我就签了，摁了手印。”

老黑说，自己当时并不明白签字意味着什么。在每一页笔录上签字，摁手印之后，他擦了擦手上的红色印泥，对警察说，走了，回家。

但是警察却让他在屋里待著。10分钟之后，警察回来给他戴上手铐，带到楼下一辆警用面包车里。上车的时候，他看到李鹏和他母亲站在警署门口，想喊他们，但他们没有看到他。

李鹏是当天中午被带去东山警署，第一个接受询问。他当时未满14周岁，由母亲张桂芳全程陪着，询问之后便回家了。“（当时）情形也想不起来了。反正我指定没挨揍。”他说。

辽源一名前警务人员介绍，在2004年左右，当地派出所像这样“刑讯逼供”的情况并不少见。

当时办理这一案件的刑侦队副队长谭久海称，王清忠等人的描述不真实。他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公安机关办案必须得实事求是。别说小孩，就是大人也不能逼供。”《南方人物周刊》曾就此采访辽源市公安局，但接待人员让回去等信，之后再无消息。

下午5点多，老黑被送进了辽源市看守所。

自由

四个被询问的人中，李鹏和谷明明因为年龄不满14周岁，在做完笔录之后，便回了家。翟闯则被记录为“在逃”。据悉，他当时正在部队服役。只有老黑真正被抓。

老黑进了附近的看守所，被扔进了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一排大通铺上，或坐、或躺着十六七个人。床铺上到处堆着牙签，大部分人正拿着牙签卷彩带，然后一盒一盒地装好。

当天，老黑一直躺在铺位上发楞。害怕的感觉无处不在，天气又很燥热，十几个人脚对着头，头抵着脚，挤在一起睡。他睡在中间，辗转难眠，迷迷糊糊许久，才睡了过去。

次日上午，管教在走廊里喊老黑，让他出去。老黑高兴坏了，对他认识的一名嫌犯五分说，“我走了五哥，我爸来接我了。”五分看着他，没说话。

从小屋出来之后，老黑发现，原来是东山警署的警察来提审自己。审讯的内容跟前一天并无差别。签字，摁手印后，他又被管教送进了原来的地方。不过，他坚信自己没事，父亲会来接他出去。王太起那时候已经在北京花鸟虫鱼市场贩卖鹦鹉多年。

过了两天，管教又喊他。但是，他出去看到的还是东山警署的警察。老黑有些焦虑，问警察要烟，连抽了三支。

他开始学着干活。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7点多卷彩带，一直忙到下午。老黑每天都要在心里问一遍：“我爸咋还不回来接我？”有两三天，他几乎粒米未进。

2004年7月20日，检察院来人，通知老黑涉嫌抢劫罪已经被正式批捕。他还不明白批捕意味着什么。同在看守所的老王告诉他，“你抢劫罪成了，出不去了。叔也是抢人钱。”

2004年9月9日，王清忠案在辽源市西安区人民法院开庭。老黑王清忠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罚金2000元。他不服，上诉至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但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绝望

老黑一审的时候，翟闯从部队回了一趟辽源，被他母亲带着，跟东山警署警察一起到邢明家。一名警察问邢明：“有没有这个人？他就是你说的二宝。”邢明说：“不像。”

之后，警察把老黑的照片拿出来，让邢明辨认。邢明看了老黑的照片，回答：“这人也不像，指定不是这人。”

东山分局

没几天，翟闯母亲便去看守所看望老黑，告诉他，受害人邢明已经澄清了，抢劫的人里面没有他。听到这一消息，老黑又重燃希望。但是，二审判决结果并没有改变。同时，在二审判决书中，前半段出现的翟闯，突然变成了翟明明。

“市局后来找我一回，意思是说，抢劫的叫翟明，不叫翟闯，重名。我说，这名它也不一样啊。我感觉这里边要出事。”2019年，邢明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道。

谭久海回忆：“当时法院没整明白。当时给我们取材料，也整得烂糊的，一会儿叫翟闯，一会儿叫翟明明。他们自己当时没说明白。”

辽源中院工作人员到看守所给老黑下判决书。老黑告诉对方：“你们等着给我收尸。”他把牙刷磨尖，偷偷藏了起来。看守所张所长怕他自杀，找他谈话，又让同室看着他。

两天之后，老黑正式转移至吉林省少年犯管教所。张所长用一辆白色捷达押运老黑和另一名女犯。汽车在吉林女子监狱门口停下之后，张所长带女犯去办手续，让老黑自己在车里等着。

戴着手铐，在车里坐了10分钟左右，老黑下了车，边看边走，沿着马路，越走越远。在路上，车上的人摇下车窗，盯着他腕上的手铐。他开始琢磨打开手铐的法子。他想跑回家，找办他案子的警察和法官报仇。

他跑了差不多半小时，觉得不靠谱，又回去了。张所长回来，问他：“没跑啊？”“不敢。”老黑有些心虚。当天，他便被送进了吉林省少年犯管教所。

老黑被关进了第十四监区。每天早晨6点起床，7点出宿舍，排队、报数，然后被拉往监区内的工厂做人偶手工艺品。吃饭和干活，都在工厂。一直到下午5点左右，才被带回宿舍。

每天很累，但更难承受的是内心的压抑。“差不多一个月左右，我就坚持不了。无缘无故把我整进监狱，受不了了。”老黑说道。

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老黑偷拿了一把工具刀，躲到墙角，在胳膊上划了一刀，用衣服盖住手，坐在地上，准备把血放干，等死。

但是，没过多久，血干了，不流了。工作组长张伟发现了，对他说：“你死了，就意味着这件事是事实。你不能死，你要继续申诉，跟他们打官司。”

老黑开始拼命工作，赚积分，希望提前出狱，为自己翻案。

改判

王清忠被警察带走第一天，王太起便接到家里电话。第三天，他赶回辽源，去东山警署见儿子，被拒绝。他托朋友找到了王蕴成律师，准备打一审官司。

开庭前，王太起找到涉案其他几个人，希望他们前往一审开庭现场，帮助王清忠洗冤。见到王太起，谷明明的父亲谷秀春愣了：“开什么庭？”他第一次得知儿子牵连其中。

2004年9月开庭当日，王清忠被抓之后第一次见到家人，他当庭翻供。在法庭上，谷秀春也否认谷明明笔录中的监护人签名是自己的。“我没签过什么手印啊，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事。询问我儿子时，我不在场，后来才知道他挨打了。”多年以后，谷秀春依旧难掩愤怒。

谷秀春在法庭上否认签名的激烈态度，至今依然令王树昆记忆尤新，他是王太起、谷秀春等人的街坊。王蕴成曾经在法庭上提醒审判长刘枫重视谷秀春的证词，要慎重，但刘枫回复：“你说了算我说了算？”

一审输了，二审也是一样的结果。最初询问的四个小孩中，只有王清忠被判刑。《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多次联系西安区人民法院和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访，但没有回音。

王太起透露，在一审期间，曾有审判人员向他暗示，私下交两万块钱，王清忠便没事。但王太起听后暴跳如雷。“我私自给这点钱，也就没有事。但这就证明我儿子真相当于去抢劫了。”

“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他会抢劫。”王太起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一，当时我家不缺那几块钱;二，爷爷奶奶非常宠爱老黑，零花钱都不用我们给。”他的邻居宋老六、孙亮也证实，在王清忠出事前，他们家就一直是富国一带富户。

王清忠案二审之后，王太起开始四处上访。他写了申诉状，找到辽源市的多个管理部门，包括辽源市政法委，没有回信;又去辽源市中级人民检察院上诉科，也没有音讯。他几乎找过当地的所有律师，但没人愿意接他这个案子。

2006年元旦后的一天，王太起在北京花鸟虫鱼市场做鹦鹉生意，突然接到辽源市公安局一名董姓警官的电话，说王清忠有机会提前出狱，让他回辽源。

第二天，他赶回辽源，找到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的一名庭长。这名庭长对他说：“辽源市政法委书记已经下达命令，重办此案，我们也核实了一些东西。你可以带你儿子回来过年，咱们办个手续。如果你不想儿子回来过年，可以接着告。”

王太起心想，马上要过年了，人回来再说。当天，他便办了手续。王清忠的刑罚被改成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几天之后，王清忠结束19个月监狱生活，回到遼源家中。王太起一直很感激这位政法委书记。

每天只要不下雨，王清忠（左）会在小区里搭一个儿童乐园，维持生计

谋生

回到家以后，王清忠发现，家里变化很大。“奶奶病了，摩托车也卖了。也不敢问家里，为了他的事花了多少钱。”

2006年3月，王太起把儿子带到北京，在丰台区给他找了一个小区保安的工作，每月薪水300元。王清忠耳朵坏了，听不清保安队长派的任务，每次都需要队长重复几次。队长问他过去干过什么，他不喜欢撒谎，说自己刚从监狱出来。干了二十多天，他就被辞退了。

之后，王太起托了熟人，给他求得几次面试机会。但因为他有案底，听力也不行，没人愿意招他。

三个月后，王清忠回到辽源。他借了2700块钱，买了一辆二手农用三轮车，每天拉活儿，一趟七八人，每个人收五毛钱。他每天早晨6点出车，偷摸着拉活，到晚上9、10点收工。女朋友帮人卖票，赚的钱，少则二三十元，多则六七十元。

2007年5月，他把农用车卖了，用4500元买了一辆只剩四个月到期的出租车。每天早晨8点出门拉活，到凌晨才回家。

到了10月以后，出租车到了报废期，他就白天把车放家里，晚上偷偷开。2008年春节刚过，有一天，晚上8点多，他被交警拦住，车被扣了。

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在家闲着。7月，母亲从亲戚家借了点钱，凑了两万多元，给他买了一辆夏利车。王清忠继续干“黑出租”。监管部门查得严，生意只是猫一天狗一天，不太稳定，但好歹能维持生活。

王清忠虽然很小心，但依然避不了被抓。“抓一回，罚5000到1万，我被抓了三次。他不抓我，最起码还能吃饭啥的，一抓我，俩月白干。”他回忆。

2010年末，王太起出车祸，车子也坏了。王清忠花了3000块钱把车拉到辽源，修完之后卖了。他开了两年“黑的士”，没存下钱，反倒亏了不少。

一直找不到工作的王清忠，在家闲了几年以后，开始去梅河口老丈人家帮忙种菜、卖菜，一直到现在。在辽源的时候，只要不下雨，他会用姐姐借给他的工具，在小区里搭充气儿童乐园，赚点生活费。

律师

王清忠出狱之后，王太起不甘心，继续申诉，想为王清忠彻底洗冤。他在辽源之外的地方寻找律师，足迹遍至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城市。

“律师费用都很高，最少的30万左右，最高达80万，能有什么结果不知道。”他见了很多律师，但支付不起费用，每次都是无功而返。

为了上访和找律师，王太起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他们家动迁后，原本有两套房，他卖掉了一间，另一间留给了王清忠。为此，他和妻子甚至一度出现感情危机。目前，两夫妻住在一套小出租屋里。王清忠至今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在外面租房住。王太起并没有告诉过他房子已卖。

2010年冬天，王太起托了一个朋友，在哈尔滨找到了一位律师，愿意以很低的价格帮他打官司。那时正下着雪，他听到消息，兴奋不已，开着王清忠的夏利，从辽源赶往哈尔滨。他一路上都在想这个案子，在经过德惠市的时候，从高速公路上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渠中。

那是一个两米深的梯形排水渠，汽车已经四轮朝天，玻璃窗全碎了。他从窗口爬了出来，在距离高速公路一米的地方，因为树枝太多，爬不上去了。他后背、胳膊到处是伤，迷迷糊糊，动弹不得。最后，被高速巡警发现，救了上来，送到德惠市人民医院。

第二天，王清忠和家人赶到德惠，把他接回辽源做手术。王太起身上多处肋骨骨折。“车子都已经扁了，我爸捡了一条命。”王清忠回忆。手术之后，没几天，王太起担心住院费太贵，出院在家休养，半年之后，才能下地。

对他来说，哈尔滨的那位律师就像是久居暗室中的一束烛光，意外的车祸，让这点微弱的光也熄灭了。

王太起的伤虽然好了，但脊椎一直疼，没法干活，北京的生意做不了。“有点绝望。”王太起说，车祸之后，他泄气了，再也没有信心去找律师。

王太起很少和王清忠交流自己这些年来上访和寻找律师的经历。2010年，王清忠赶去接受伤的王太起时，甚至充满怨气，他不知道父亲大雪天赶去哈尔滨干什么，“那边也没有亲戚”。很久以后，王清忠才隐约听到一点信息：“有个律师说挺厉害的，父亲想去见他。”

这是一对暴脾气、但有些沉默的父子，他们热爱和关心对方，却不会表达这种热爱和关心。

不过，无论如何，几年以后，儿子接过了父亲的棒子。

翻案

2014年的一天，王清忠领着儿子在辽源市兴合小区广场溜达。他的儿子5岁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另一个小区。对王清忠来说，与儿子相处的机会并不多。看着儿子与社区里的小孩玩得兴起，他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但这种笑容在脸上没有维持多久，便被人抹平。

一位大姐闯进孩子群中，把自己的小孩拉走，嘴里说着，“他是抢劫犯的儿子，不能跟他玩。”在过去很多年里，这样的话，王清忠已经听过不少，每次听到，愤怒、痛苦、委屈，各种情绪像苍蝇一样，围着他的脑袋“嗡嗡嗡”地转。

“我没有抢劫。”有时候，他会愤怒地为自己申辩。

“你没抢，怎么会坐牢？”有人这样反问。

王清忠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带着孩子和愤怒离开。

2010年以后，他已经没有稳定工作，生活缺乏目标。很多时候，他都是躺在家里的沙发上，陷入不可自拔的往事记忆中。一旦钻入这种记忆之中，便愈陷愈深，心中的冤屈感，越来越强。

他的耳朵正在变得越来越坏，里面经常流脓，发疼，听力越来越差，右耳尤甚。他开始用棉签堵住右耳內的其中一个孔。他说，这样能增加一点听力，听得清楚些。

不同的压力郁结在心里，王清忠需要寻找发泄口，也需要人生目标。2014年初，他决定，为自己翻案。

寻找代理律师，是他想到的唯一方法。父亲王太起的失败经历，让王清忠从一开始就把视野投向辽源和长春之外。“本地律师根本不敢接。”

他带着妻子纪亭亭，从东北到上海，从河北到河南，从山西到山东，这些省市几乎每个地级市的律师事务所，他们都去过。他们在网上搜到一家看起来不错的律所，便会打电话咨询。只要觉得有一丝可能性，他们就会去当地试试。在很多金牌律师事务所，他都尝试过说服对方接受自己分期支付代理费的方案。

这套方案很难打动律师。除了价钱，一些律师拒绝他，是因为缺少新证据，没能找着受害人邢明。不过，大多数律师都会评价，这个案子比较荒唐。

多年来，王清忠都没有收获。不过，他始终相信会找到愿意真正帮他的律师。

寻人

在寻找律师的同时，王清忠也一直寻找这个案子的核心证人邢明。刚被抓的时候，他恨邢明，想着出来之后把他揍一顿。不过，在得知邢明曾经给自己澄清后，恨意已慢慢消退。

2006年，王清忠出狱之后，有几个月一直在寻找邢明，还有李鹏和谷明明。在富国，他找了很多老邻居、朋友，打听邢明等人的下落。因为他一直没有想明白，自己为什么坐牢，到底怎么回事。

刚刚出狱，他依旧比较激动。他后来说，如果当时找到这些人，他也许会报复。

他按照邢明在询问笔录上留下的地址去打听，“根本没有这个人，也没有这个姓”，又在富国一间间屋子逐一敲门，没有收获。不论是大人、小孩，他逢人就问：这一块有没有叫邢明的？

他不知道邢明的样子、地址和朋友圈。只能像无头苍蝇一般，漫无目标地打听。同样，李鹏、谷明明也似乎从富国消失了，难觅踪影。唯一能找到的就是翟闯家，但他一直在部队。

西安矿区现状

西安矿区现状

几个月后，王清忠去了北京，这种大海捞针般的寻人游戏，也就暂告一段落。2014年，王清忠在与律师交流后，意识到邢明是他翻案的重要证人，便重新开始寻找邢明。

同一年，因为富国老房子拆迁，邢明辞去了北京的装潢设计工作，回到辽源。重回富国，过去的抢劫案和坐牢的王清忠又一次在他的脑袋里打转，压抑，难受。他想找到王清忠，解释清楚一切。

2012年以后，富国经历了棚户区改造，原来的平房住宅区已经消失，变成荒地，居民们大部分回迁至附近的富国新村，还有一部分则动迁到其他小区。

对于王清忠和邢明而言，找到对方的难度又增加了。在富国新村数十幢高楼森林里，他们互相寻找对方。王清忠挨家挨户地敲门，探查。邢明则在小区的商场、超市、广场这些人多的地方，打听王清忠的消息。几年来，两人都一直没有收获。

最早取得进展的是王清忠。今年4月中下旬，他通过一位朋友的帮忙，在政府信息网络中找到了邢明的资料，包括地址和照片。他终于知道邢明长什么样子了。“有些激动，有照片，我就有了信心。”他说。

这之后，他拿着邢的照片再到富国新村打听，找原来第二委员会居住的大楼。有一天，当王清忠在咨询一位大姐时，一位老大爷遛弯回来，看着他手机里的照片。“这不老邢家那小子嘛。”老大爷给他指了一个大概方位。

经过几天的一一摸查。王清忠终于拨开了寻人之路上的层层迷雾。

2019年5月14日午后，王清忠和纪亭亭又一次来到富国新村。上次那位老大爷指的方位，就剩下一幢楼没有找了。下午两点，到了最后一家住户门口。

敲门，没人开门。“是刑明家吗？”没人回应。王清忠转过身，下楼去了。走到楼梯中间，门开了。

“你俩谁呀？”

“邢明吗？”王清忠问道。

“我是，你谁啊？”邢明睡眼惺忪，答道。他前一天晚上熬夜，正在睡觉，原本不打算开门。

“你再看看，认识我不？”

邢明不认识，以为这是他过去的同学，或者朋友。对方都否认，只是一直让他再想想。

但是，邢明始终猜不出对方是谁，他寻思，或许是以前的同学，故弄玄虚。

“这样，你方便不，穿上外套，咱俩找个地方聊聊？”王清忠提议，邢明痛快地答应了。

三人下了楼，进了王清忠开来的车里。王清忠把车开到阴凉处，停了下来。邢明好奇，挠着头问：“你到底是谁呀？”

“我老黑。”王清忠觉得邢明见过自己的照片，想让他猜出自己。

“哪个老黑啊？”邢明没有印象，与他生活交集过的“老黑”好几个。他养过宠物种狗，过去有个养狗的，也叫老黑。

王清忠走下车，从后备箱中翻出他的判决书，交给邢明。

“这事和你也没有关系啊。”邢明这才反应过来。他向王清忠介绍自己在2004年给警察澄清的情形。

三个人去了辽源六条附近的一家烤肉店，王太起随后也来了。邢明那天很激动，喝了不少酒，心想，可算找着老黑了。过去十几年埋在心里的话，终于有了倾听對象。心里的石头，要落地了。他一边喝酒，一边回忆抢劫案的前后过程。

“只要用得到我，我指定帮你把这案子给翻了。”邢明觉得老黑挺憋屈，听到他要打官司翻案，觉得自己义无反顾。

当天，王清忠也很兴奋。他在朋友圈里写道：

在这之后，两人常常通电话，一起吃夜宵。王清忠希望了解对方过去十几年的经历，但邢明总会绕回到“抢劫案”的话题上。在见到王清忠之前，邢明一直心存愧疚，偶尔还会梦见这事。“他觉得自己有愧疚，愧疚得好像他欠我似的。”王后来向《南方人物周刊》说道。

尾声

邢明见到王清忠几天后，给他介绍了辽源本地的一名律师。但是这名律师看了案件材料后，只是说了一通囫囵话，“打赢打不赢，反正都那个那个啥，大意就是不敢接。”邢明说。

不过，王清忠很快有了新收获。

与邢明见面之后，来自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屈振红律师接了这个案子，无偿帮助他。不久，王清忠和律师签了代理协议。

“邢明的证词，是新证据，让这个案子有了再审的理由。”屈振红向《南方人物周刊》介绍，王清忠案原来在程序上存在瑕疵，证据不足。

最近一段时间，王清忠陆续找到了李鹏、谷明明和翟明明。“关键证人邢明，无偿援助的律师。”他看到了翻案的希望。

7月25日，王清忠和邢明一起到北戴河见屈振红。面对律师，邢明描述了当年抢劫案的详细过程。他说，如果王清忠翻案时有需要，他愿意出庭做证。

8月中旬，屈振红介绍，她已经在撰写王清忠案的申诉状，目前正在修改，争取8月底递交。不过，她也担心，法院可能认为邢的证言不构成新证据，不收申诉状。

在律师和邢明聊完之后，王太起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走到律师面前说：“屈律师，我觉得咱们官司这次百分之百能赢。”

“我都没有这种把握。”屈振红回答他。

“邢明找着了，希望来了。律师不要钱，是真正给咱打官司，不是骗咱。”对于儿子的案子，王太起从来没这么兴奋和自信过。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文中邢明为化名。实习生何沛云、郑依灵、陈梵、罗曼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