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院校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发展现状及措施

2019-09-09 07:38:39 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7期

魏国锋

摘 要:当前的文物与博物馆硕士存在专业学位的“学术化”培养倾向、实践实验教学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双导师制”流于形式、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各种问题,为此,应加强评价体系建设,纠正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术性培养倾向;建立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强化实践实验教学;完善课程设置,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严格执行“双导师制”,建设一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促进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回归其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加快我国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文物与博物馆硕士;双导师制;应用型人才;实践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7-0032-05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Master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简称文博硕士专业学位(M.C.H.M),是国家为适应新时期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求而设置的一种新兴学位类型[1]。该专业学位于2010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立,与考古学术型研究生一起,共同构成我国考古与博物馆学科研究生教育的学位体系,有力推动了我国考古文博类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

该专业学位招生8年来,向文博部门输送了大量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在招生、人才培养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其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偏离其设立初衷。本文将就高等院校文物与博物馆硕士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以促进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回归其本质,加快我国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一、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背景

(一)文物与博物馆行业专业人员的数量严重缺乏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博物馆总数为4873家[2];到2018年年底,我国的各类博物馆总数已从1978年的349家增长至逾5000家。博物馆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对就业人员的需求大量增加。资料显示,当前我国已经开设考古文博类专业的高校仅有40余所,且其招生规模均不是很大,大多数高校的全科招生人数维持在20人左右,硕士和博士的招生规模更小,部分高校的本科生还存在隔年招生的现象。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的博物馆从业人员中,近73%的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学历不超过大专水平[3],毕业于考古或文博类专业的人员所占比例更小,其专业人才的缺口由此可见一斑。

(二)文物与博物馆从业人员的专业结构不能满足需求

近年来,博物馆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虚拟数字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方兴未艾,各种新技术、新方法不断被应用于博物馆藏品管理、展陈设计和文物保护修复等各项工作,传统的以考古学为背景的博物馆从业人员的知识和专业结构,已不能适应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需求。新时期的博物馆,涉及考古学、博物館学、历史学、计算机、物理、化学、材料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高等院校考古文博类专业需及时调整其人才培养模式,主动适应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需求。

(三)文物与博物馆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需求

文物与博物馆领域的工作业务繁多,除了对研究型人才的需求,博物馆的藏品管理、陈列设计、文物修复、文物的数字化、库房和展厅的温湿度控制等方面,其实践性更为明显,更需要大量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高等院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长期以学术型培养模式为主,为高校、博物馆、考古所等教学科研单位培养了大量的教学科研人员。学术型人才注重基础理论的学习,实践能力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难以适应当代文物与博物馆领域的业务需求。

在上述背景下,为解决文物与博物馆事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开发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国家对高等院校考古文博类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调整,决定在高等院校设立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在重视学术型人才培养的同时,加强文物与博物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二、高等院校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发展现状

2011年3月18日,首届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全国28所高校及研究所获得了首批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同年9月,首批共258名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入学[4],标志着文物与博物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新开端。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46所高校获批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博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紧迫需求。

然而,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笔者有幸参加了2018年度全国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工作交流暨培养单位教学研讨会,经过聆听与会专家对各自学校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的工作总结,结合自身在教学一线的感悟,对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存在的问题,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术化培养

邓艳等人研究指出,当前我国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面临着“学术化与职业化、创新与应用、特色与平庸、理想与现实等一系列的矛盾”[5]。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的培养过程中,尤其是“学术化与职业化”的矛盾更为突出。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术型研究生,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更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以向博物馆、考古所、文物保护机构等文博考古单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其人才培养目标的“专业性、应用性、职业性”极为明显,不同于“以培养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为目标”的考古学术型研究生。然而,囿于高校的评价体系,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8年以来,其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未脱离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且二者有趋同的趋势,在课程设置体系、毕业论文、培养年限等方面均无较大差异。可以说,大多数高校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实际上是按照学术型研究生的要求在培养,违背了该专业学位的设立初衷。

(二)实践实验教学严重不足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主,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因而特别强调实践实验教学的重要性。《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中明确规定:“文物与博物馆硕士的培养过程须突出文物与博物馆实践导向,加强实践教学,实践教学时间不少于半年。”不仅中国,国外高校也是如此。美国得克萨斯州立理工大学对其博物馆学文学硕士和遗产管理学硕士明确要求,每个学生在完成规定学分后,需要在得克萨斯州立理工大学的理工博物馆或与该校有合作关系的其他博物馆至少实习6个月,且实习结束后需进行答辩,答辩成绩记入本课程成绩[6]。然而,各培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大多存在实践时间过短的问题。调查显示,一些培养单位只规定了2周的实践时长,不符合设置方案中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时间要求。此外,各培养单位还存在实践教学基地数量较少或无实践教学基地、实践考核标准不规范等问题,均需进行整改,以达到学位设置方案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各高校的考古、文物博物馆类专业大都建立了教学实验室,如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山东大学考古实验教学中心、四川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北京联合大学的文化遗产传承应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这些教學实验室的建立,大大改善了各培养单位的实验教学条件,提高了实验教学能力。但是,相较于社会对高层次应用型文博人才的需求,各培养单位的实验教学有待进一步完善。当前,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实验项目设置未能反映行业需求导向、实验教材短缺、实验考核标准不规范、大多没有一支专职的实验教学队伍,尤其是缺少专业的文物修复指导教师,从而严重制约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三)课程设置不合理,案例教学和模块化教学较为滞后

当前,各培养单位的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主要设置了考古学、文化遗产、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4个培养方向,每个方向的课程数量均较少,课程设置重基础轻实践,课程内容与职业需求导向脱节,不符合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指导性培养方案的要求,课程体系有待完善。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一直重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的教学案例库建设,截至2018年年底,初步完成了第一期案例库建设,共有《狮子山楚王陵墓主之谜》《考古信息化解决方案》《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制作》《博物馆展览策划教案》《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规划》等12篇案例入库,分别涉及考古学、文物保护、博物馆学、文化遗产等4个培养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开放式、互动式的新型教学方式。然而,由于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起步较晚,相较于其他的专业学位,该专业学位的案例库仅有12篇案例入库,其建设工作较为滞后,案例的使用情况及教学效果均有待观察。此外,教育指导委员会一直在推动的模块化教学,在各培养单位也是举步维艰。各培养单位虽然也大多按考古学、文化遗产、博物馆学和文物保护4个方向招生,但每个方向的课程极少,难以形成模块化教学,学生还是按大类进行选课。

(四)“双导师制”流于形式,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

2009年,教育部颁布《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要“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制”[7]。《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也明确规定:“重视吸收来自文物与博物馆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的师资结构。”在实际培养工作中,有条件的培养单位大多遵照执行了这一规定,聘任来自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单位的具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学者作为研究生的第二导师,以加强学生的实践教育。然而,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流于形式的现象。“双导师制”不仅涉及校内导师与校外导师的合作问题,也涉及高校与文博单位的合作问题。在当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合作、约束、问责、激励和保障机制,校外导师的积极性难以调动,很多导师沦为“挂名导师”,实际很少参与学生的指导工作,更勿论参与学生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

(五)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

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是衡量该专业学位教育成功与否的主要评价标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涉及招生计划、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学位论文评价和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均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发展到今天,其逐渐暴露出的各种问题,主要是因其质量保障体系的不健全所导致。当前的质量保障体系,主要由培养单位内部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构成,但其制度建设并不完善。如师资队伍的评价标准,大多套用学术型研究生导师的评价体系[8],唯论文和项目论英雄,难以调动导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积极性;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奖学金评审方面,其标准也与学术型研究生的大同小异,不利于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对专业技能的开发;在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考核方面,虽然教育指导委员会的指导性文件明确规定“论文类型可以是理论研究、调研报告、案例分析、毕业设计等”多种形式,然而各个培养单位对此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其毕业考核标准大多套用学术型研究生的。此外,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环节,大多在考古所、博物馆等文博单位进行。高校与文博单位之间合作机制的不健全,导致难以对实践环节的培养质量做出正确评价。上述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具有严重影响。

三、高等院校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发展措施

(一)加强评价体系建设,纠正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学术性培养倾向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等文件明确指出该学位以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因此,当前出现的学术化培养倾向,不是顶层设计的问题,而是高等院校评价体系的引导所致。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首要任务是对高校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就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而言,该学位需要建立自己的、有针对性的评价体系,而不是套用学术型研究生的评价体系,从而引导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回归其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

要建立可以引导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回归其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需要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评价体系进行改革,降低论文等学术化指标在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绩效评价和职称晋升等方面的权重,加大其对学生职业技能培养方面的评价权重,从而引导教师有意愿培养应用型人才。其次,需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奖学金等评价体系进行改革,增加职业技能开发等方面的指标,鼓励学生从事文物与博物馆领域职业技能的开发。最后,在毕业论文的类型方面,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鼓励毕业论文形式的多样化,不以学术性作为唯一的评价指标。需要强调的是,专业学位强调“职业性与学术性的同等重要性”[9],因此,这套评价体系的建立,不是在提倡专业硕士学位的“去学术化”,只是为了纠正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学术化”培养的倾向。

(二)建立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强化实践实验教学

重视实践实验教学是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培养特点之一。为纠正实践实验教学环节存在的问题,文物与博物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协同各培养单位,建立实践实验教学评价体系,加强对实践实验教学环节的监控。在实践教学环节,各培养单位需进一步加强实践基地的建设,从实践基地数量、实践时长、实践指导教师、实践考核标准、校外实践基地的管理及质量监控等方面出发,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以建立一套科学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在实验教学环节,各培养单位应积极建设文物与博物馆教学实验室,根据职业导向需求合理设置实验内容,积极组织师资力量编写实验教学大纲和实验教材,制订实验教学的考核标准,强化实验教学。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对各单位的实践实验教学环节进行定期评估,以督促各培养单位加强实践实验教学。在强化实践教学方面,可尝试探索单霁翔先生所倡导的“双证书”制度[10],即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的毕业生,除了获得学历证书之外,可对其进行职业资格认证并授予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从而实现职业资格认证与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有机衔接[11]。

(三)完善课程设置,推动教学方法的改革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应根据职业导向需求强化实践性课程的教学。例如,文化遗产方向的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文物保护方向的文物修复、博物馆学方向的展陈设计、考古学方向的田野考古实习、田野考古方法和田野考古技术等实践性、应用性课程,均需在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方案中予以加强。在课程设置方面,培养单位可按照考古学、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博物馆学等培养方向或模块进行课程设置,每个培养方向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学生可按培养方向进行选课,从而形成模块化教学。教育指导委员会一直在推动的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教学案例库已初步建成,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让其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各培养单位应采取有效的激励措施,鼓励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任课教师积极使用案例教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可对案例教学的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四)严格执行“双导师制”,建设一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师资队伍

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可以在高校内独立完成,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注重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来自博物馆、考古所等文博单位的第二导师,其作用至关重要。作为培养单位,应通过行之有效的问责、激励和保障机制,明确校外导师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充分调动校外导师的积极性,让校外导师能够参与到招生计划制订、培养方案修订、课程设置、课堂教学、论文选题、论文指导、实践教学、论文答辩等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与校内导师分工合作,有效发挥“双导师制”的协同效应,建设一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导师队伍。

(五)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要实现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高层次应用型的人才培养目标,保障人才培养质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保障。其中,既涉及国家层面和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顶层设计和相关规定,又包括各培养单位制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教育指导委员会需制订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估的指标体系,加强对各培养单位的评估和指导工作,促使各培养单位加强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设工作。各培养单位应从研究生导师的绩效评价、研究生的奖学金评审、毕业论文评审、实践基地管理、实践实验教学考核、课程设置方案、教学方法改革、校外导师的管理等方面,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与教育指导委员会的顶层设计和相关规定结合,从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以保障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的人才培养质量。

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立,是国家对考古学及文物与博物馆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的重要举措,有效缓解了文博部门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本文通过对高等院校文物与博物馆硕士的发展现状进行调研,认为当前的文物与博物馆硕士存在专业学位的“学术化”培养倾向、实践实验教学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双导师制”流于形式、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各种问题,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我国文物与博物馆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3〕〔6〕文博行业自己的专业学位教育[N].中国文物报,2011-10-07(005).

〔2〕吕刘勇.合肥地区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调查研究[D].安徽大学,2018.

〔4〕〔10〕单霁翔.积极探索符合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需要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模式[N].中国文物报,2011-12-07(003).

〔5〕邓艳,吴蒙.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联合培养质量保障制度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4,(10):134-136.

〔7〕杨超,徐天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双导师制”的制度设计及构建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37(01):66-70.

〔8〕陈著.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导师绩效考评体系问题与优化——以中国科学院为例[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02):214-222.

〔9〕王麗婧.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及构建[J].理论观察,2019,(01):109-111.

〔11〕张月,刘佳佳.职业资格认证对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启发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19,(12):78-79.

(责任编辑 姜黎梅)

Abstract: In this paper, development actuality of Master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M.C.H.M)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was investigated. The investigation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ome problems in the M.C.H.M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cluding academic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degree Master, the deficiency of experiment and practice teaching, unreasonable curriculum, formalization of Two-Tutor and imperfect quality guarantee system, et al. Based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have important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C.H.M, and it will promote the M.C.H.M to return to the initial goal of high-level 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peed up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um undertaking.

Keywords: Master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Development actuality; Counter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