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要学哲学?

2019-09-09 06:09:25 东西南北 2019年13期

王霜霜

周国平

周濂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周濂的西方哲学课在喜马拉雅上开课后,他父亲成为了最积极的哲学推销员,不停地在朋友圈转发信息,但很快便偃旗息鼓了。他沮丧地告诉周濂说:“离我们有点远,凡人关心的是温饱和物质、享受和刺激,精神层面的追求有些离题,从我众多群的反馈说明了这一点,加之老年人谁会花这个心思?”周濂回复父亲说:“没错啊,老年人求神和养生最重要,所以,您就不用操心此事了。”

正如周濂父亲所说,“哲学”离我们有点远,又很抽象晦涩,谁会关注这个?不过,周濂在喜马拉雅上开的这门课已经累计有150多万的播放量了。一位听友留言说:“在一个异化严重的现代社会,哲学和文学一样,是抵抗的工具。它让你在纠结业绩、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抽身反观自己,‘我还是个人,一个可以思考一些别的更辽阔事物的人,而之前我都快成了一部永不停歇的漆黑机器。”

最近,周濂的这节课整理成上下册的《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出版,他像导游一样带领读者去领略西方哲学2500年的风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翻译的5本尼采译著也重新出版。1986年,周国平第一本介绍尼采的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付梓,很快引起一股“尼采热”,这本书一年内卖了10万册,他翻译的第一本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一年内卖了15万册——当年尼采这本书才卖了600册。读者的来信像雪片一样向周国平扑来,每次去所里上班,都能抱一大捧信回去。有个女孩在信里写:如果尼采活着的话,我就嫁给他,现在尼采不在了,我就嫁给你算了。

4月26日,周国平和周濂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名为《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尼采》的对谈。许多年轻人到场,追问如何面对繁重的生活。

在周濂看来,现代人过的是“舒适但没有闲暇的生活”,即使还有一点空闲,也要想方设法“投资未来”。“今天我建议你们读尼采,希望你们不做20岁、30岁、40岁的老人,要浪漫一点,要理想主义一点。”74岁的周国平说。

“凡事哲学者,总会被这般取笑”

火车上,一群天南海北的陌生人试探着闲聊,各自介绍职业,轮到周濂时,空气突然凝固了起来,“哦,学哲学的”。体贴的人会说:“那可是很深刻的学问。”不体贴的则会语带讽刺地说:“学这个有什么用呢?又不能当饭吃。”

学哲学的常经历这样的尴尬时刻。新书中,周濂举了一个“哲学之父”泰勒斯的例子。泰勒斯是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有一次,他夜观天象,因为太过于专心致志,一不小心,失足掉进了一口井里,正好被一个路过的色雷斯婢女看见,这个婢女于是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他连地上的事情都没有搞清楚,就去关心天上的事情。

“凡事哲学者,总会被这般取笑”,柏拉图如是说。对于哲学到底是什么,向来是充满各种误解。1992年,周濂和同学一起去北京的王府井参加公益活动,一个资深人士前来慰问,当她得知他们是北大哲学系的同学时,非常兴奋地说:“哲学,我知道,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这是诡辩家,不是哲学家,这是政治,不是哲学。”周濂在书中回应说。

1961年,周国平考入北大哲学系,他发现班上的很多同学中学都是学生干部,“他们认为哲学就是政治”,未来想从政。

不过,周国平赶上了上世纪80年代的哲学热。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都是激动人心的名字,谈论他们成了一种时尚。“你和女朋友约会,手里没有一本尼采,女朋友会嫌弃你没有文化。”周国平在译尼采系列总序里回忆道。

有一次,周国平在北大办公楼礼堂讲尼采,还没讲到兴头儿上,突然停电了。台上亮起一支蜡烛,照着台下近千张漆黑的脸,现场一片肃静,周国平感觉自己好像在布道。刚讲完,电修好了,突然灯火通明,全场一片欢呼。那是1986年。

等到周濂入学的1991年,哲学已经很冷门了。当时他们班上三十多个人,只有六个人第一志愿报的是哲学,其中就包括他。为此,周濂还和父亲吵了一架,父亲希望他学国际关系,当外交官。

“当年以思潮为时尚的精神浪漫,已经被以财富为时尚的物质浪漫所取代,最有诗意的是金钱,绝对轮不到哲学。”周国平在今年的译著总序里写道。

不过,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却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一个下午”。中国前总理温家宝在新加坡访问时,告诉记者说,有一本书天天放在他的床头,他可能读了有100遍,天天在读。无独有偶,曾经有记者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除了《圣经》,哪本书对他影响最大,他的答案和温家宝一致。这本书的名字是《沉思录》,是罗马帝国皇帝马可·奥勒留传下来的一部个人哲学思考录。

人生是做猪而不得的旅程

泰勒斯的故事后续是这样的。他非常不服气,他想用实际行动反驳婢女。据说有一年,他预见来年橄榄会丰收,于是提前以低廉的价格租下了当地所有的榨油机,第二年,橄榄果然大丰收,所有人都不得不到他这里来高价租用橄榄榨油机,泰勒斯因此赚了一大笔钱。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并不像现在泾渭分明,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物理學家、农业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等,因此,哲学常被称为“学科之母”。泰勒斯用自己的思考和观察换回了叮当作响的金钱。

但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换回叮当作响的金钱。在周国平和周濂的对谈活动现场,一位女生提问说:“周国平老师说年轻人应该是天生的浪漫主义者,但迫于生存压力,年轻人却要被迫接受高强度的工作、没有自由的生活,对于这些,二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呢?”

“个人只有两个办法,或者忍受,或者重新选择。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跳槽。”周国平说,“我宁可工资低一点,但我不愿过这样的生活,那就是选择问题了。”

这位女生显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继续追问说:“这个问题我不是为自己而问,我想为更广大的年轻人而问。要去跳槽的话,他选择的余地可能不会很多,要么就只能去一些差的公司。”

“你要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到底想怎么样度过你的一生,你要扪心自问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周濂认为这也是尼采留给每一个人的终极拷问,“我们今天读尼采,不是我们想成为尼采,我们也成为不了尼采,我们也不是想像尼采那样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像尼采一样发问”。

对于哲学到底有什么用,作家蒋方舟也同样困惑。在一次与周濂的对谈中,她提到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伊万伊里奇是一个法官,他一辈子按部就班地生活,娶妻生子,做一个很好的公务员,兢兢业业地工作,开开心心退休,但到临死时,他才觉得自己好像活错了。他发现他一辈子的活法就像一个方向错误的车,在那一刻他非常非常的恐惧,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他在世上只存在一次,不会有第二次这样的巧合,能把如此纷繁的元素又凑到一起,组合成一个像他现在所是的个体。”在《我的哲学之师叔本华》的导言里,周国平引用尼采的这句话,但是为什么大家在临死之前都活成了一个“赝品”呢?

尼采认为人不敢“成为你自己”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怯懦;二是懒惰。“因为你真正要成为自己,你是要付出艰苦努力的,你要抵抗那些舆论的压力,各种各样的指责,你特立独行肯定会受到各种压力。所以,(想着)算了吧,跟大家一样活算了。第二个原因就是胆小、害怕。为什么害怕?大多数人是懒惰的,少数人特立独行的话,注定是孤独的。”周国平解释。

哲学家约翰·穆勒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到底是愿意做一头终日快乐的猪,还是一个愁眉苦脸的苏格拉底?“哪怕做猪,快乐就好!”周濂觉得很多人都会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但他很怀疑“人这一辈子真的能够像猪一样生活吗”,“很有可能,人生的本质就是想要做猪而不能的一段旅程”。

哲学帮你看清谁在胡说八道

周濂发现公开讲座的受众和平时上课时的学生,对于传播内容的心理预期有很大的不同,“课堂上的学生本身就是在求索的道路上,更多的是带着困惑而来,而听讲座的观众大多是来求答案的,求共情的”。

周国平

而哲学能否提供一个答案呢?周濂认为,在提供具体的人生建议方面,哲学恐怕还不如一份家用电器的说明书、机场售卖的成功学书籍、媒体上售卖的心灵鸡汤看起来好用。“你要在哲学著作当中找到所谓的应对事无巨细的生活烦难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这个肯定是错误的想法。”周濂说,“从书本当中寻找能立竿见影的唯一正确解,我觉得都是对生活的误解,你说,婚姻生活有答案吗?你读了一个讲解婚姻的心理学著作,从此你的婚姻生活就美满了吗?不是这样子的。”

“爸爸,神学院是什么意思?”“神学院就是研究上帝、研究神的地方。”“那神是只有一个还是很多个?”女儿停了一会儿,自问自答,“可能只有一个神,因为有太多神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

周濂的女儿今年六岁了,每天都有大量的问题要问,“爸爸,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有时候还会问出“时间是什么”“人死后会怎么样”这样具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对于这些终极的问题,周濂拒绝给女儿一个标准答案,比如人死后会去哪儿,他会告诉女儿关于“死后的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死后有天堂,有人认为死后有地狱,有人认为死后什么都没有”,然后告诉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以及不同的回答各自都有什么样的道理。

他不怕这么说太复杂了,女儿不明白。“对于死后的世界,我们也不理解,这个困惑是终身的困惑,所以你为什么要那么早就给她一个唯一标准的答案呢?这是禁锢她想象力、扼杀她的创造力的做法。”周濂说。

“哲学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周濂觉得很欣慰,因为女儿至少知道了追问、反思、推理,然后尝试给出一个自己的答案,这就是非常好的思维训练。周国平在《教育何为》的导言里也说:“哲学始于对世界和人生的惊疑,以及寻求万物统一性的愿望。一个人唯有在早年萌生了此种惊疑和此种愿望,才能真正需要哲学。教育在这方面的使命,就是对学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哲学的悟性加以保護和引导,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将之扼杀。”

周国平认为,现在大家对哲学诸多误解,不是哲学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教学出了问题,比如机械地划派,或者一味地概念灌输。“你说说看,这给了你哲学了没有?哲学是爱智慧,它让你爱智慧了没有?”周国平连发两问,“没有,它完全不是哲学。所以我就说中国这种哲学教学,让人在知道哲学是什么之前,就讨厌哲学了,其实你讨厌的不是哲学,你讨厌的是这样一种教条的东西。”

刚进入西方哲学史的课堂时,周濂也一下子晕了。“很多大词儿、宏观的理论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你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说的理由和道理是什么?”“一点儿都听不懂”,于是,周濂又把高中死记硬背的那一套用上了,考试的时候,把老师上课讲的那些东西,依样画葫芦写一遍,但“这并不是真正地能够进行所谓的哲学思维”。

周濂

在黑暗里给他递了一根手电筒的是维特根斯坦,他最喜欢的哲学家。大一时,周濂读到了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大意是,如果像“存在”“实体”这些大词儿,它真的有用处的话,它一定跟我们日常说的“桌子”“椅子”的语言用法是一样的,它其实并没有那么深奥。周濂醍醐灌顶,这让他明白不需要过度神话一些超级概念,正确的做法是,“把它们放回到各自的历史语境和问题脉络里,还它们一个最亲切、本真的面目”。

周濂经常会讲到一个故事。1939年秋天,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

当时有小道消息称,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但马尔康姆却反驳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符的。”

本来只是朋友间私下的闲侃,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甚至要和马尔康姆绝交。五年后,马尔康姆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知道了他生气的原因。维特根斯坦在信中写道:“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

现代社会由于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超级概念”。微信微博上,人们在非常随意地使用一些“危险语句”,比如“韩国人就是狭隘”“西方人物质至上”“某某三观不正”等。“像这种宏大叙事,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周濂說,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防止被人忽悠。

作为哲学课堂的老师,周濂最期待看到的学生的反应并不是下课铃响了,台下掌声雷动,如果是这样,“我首先会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了什么?”他引用古希腊一位哲人的话,“我认为好的哲学著作和好的哲学课堂就是这样,在结束的时候,听众的表情应该是满腹狐疑和神色不定的,这种若有所思、似有所得的感觉,才是哲学思考的感觉。”

(王睿荐自参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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