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争议及其后果

[摘 要] 本文基于四个方向排名靠前的50本优秀社科期刊近5年来的发文情况统计，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情况，得出我国优秀学术期刊存在“萎缩再生产”的现象。并就一些不同的争议进行回应。阐述了我国优秀社科期刊“萎缩再生产”的形成机制，及其存在对于期刊本身以及学术发展等方面的后果。并结合上面的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社科期刊 发文量 期刊发展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 G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9） 04-0075-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paper published in 50 excellent journals of social sciences in four directions in the past five years，and combines with the research of previous scholars，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shrinking reproduction”in the excellent academic journals of our country. However，there are disputes about the conclusion above，this paper also respondes to them. Meanwhile this paper expound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shrinking reproduction”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journals themselves and academic development.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combined with the above analysis.

[Key words] Social sciences journals Number of paper published Journal develop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1 我国优秀社科期刊是否存在“萎缩再生产”

“萎缩再生产”，是一个相对于扩大再生产的概念，指的是生产规模相对萎缩情况下的持续再生产行为。早在亚当·斯密时代，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家就指出生产规模的重要性[1]，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更是为我们描绘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这一经济图景。按照马克思的表述，扩大再生产指的是“（资本家）不再把剩余价值用于单纯的个人消费，而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用来作为新的资本，用来购买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基础上重复进行”[2]。在其后的经济学思想中，生产规模一直是企业竞争的关键，“生产—扩大再生产—单位成本降低—整体利润上升/垄断”往往构成大多数企业发展和追求的目标，边际报酬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当中的重要概念。可以说，在任何有“野心”的企业家面前，追求扩大再生产，无论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还是内涵的扩大再生产都是其追求利润与生产价值的最主要手段。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能够观察的大多数产业与行业行为都是遵循扩大再生产的逻辑的，但需要注意的是，经济社会行为总是复杂的，认真观察总是能够发现有存在例外的情况。我国的学术期刊发展就是如此。近些年來，我国期刊发展，在规模上似乎“不升反降”。考虑到我国众多学术期刊即使在规模日益萎缩的情况下依旧在重复再生产，则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被称为“萎缩再生产”？

为了证实以上情况，这里以我国优秀社科期刊 为例，笔者选取众多社科期刊当中的前50种，具体选择方法为，以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图书馆研制的《2018年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为依据，选取不同学科方向的优秀期刊，其中，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选取前20种，社会学选取前10种，管理学选取前10种，综合性经济科学选取前10种，一共50种。然后通过中国知网检索以上50种期刊在2018年和2013年两年间的发文量 ，为剔除广告等软文的影响，计算发文量时剔除各刊广告、宣传等软文，只计算规范的学术文章。具体统计结果见表1。

从表1统计结果可知，我国优秀社科期刊总体上呈萎缩态势，其中，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当中，有75%的期刊出现了发文量萎缩情况;社会学期刊有90%出现了发文量萎缩情况;最为严重的是综合性经济科学，100%的期刊都出现了规模萎缩情况。只有管理学期刊情况尚好，只有一半的期刊发文量下降，另一半的情况发文量上升。从萎缩程度来看，综合性经济科学的期刊整体萎缩情况最为严重，萎缩程度达到25%;其次是社会学期刊，萎缩程度达到了17.10%;再然后是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萎缩程度达到14.44%。管理学期刊虽然有一半的期刊发文量增加，但总体上看，其发文量还是在萎缩的，其萎缩程度为3.47%。

以上笔者的统计结果并非单一的孤证，其实早在前几年，关于社科期刊发文量下降的现象已经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黄映国等对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类期刊2003—2007年的发文情况进行分析[3];李金满、邱国景分析中国经济学期刊的60年间的发文情况[4];丛树海、宋达飞分析我国财政学研究代表性期刊的2011—2015年的发文情况[5];刘亚云、黄晶分析体育类16本核心期刊自2011年至2015年的发文情况[6];邵鹏、朱钰嘉分析传播学6本CSSCI来源期刊的近年来的发文量情况[7];周鑫等分析江苏省社科学术期刊的发文情况[8];姜国庆分析我国人文社科期刊1999—2016年的发文情况[9];不仅社科期刊如此，科技期刊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初景利、闫群同样发现科技类期刊的平均发文量下降的趋势[10]。以上众多研究，除黄映国的研究仅对发文量作总量描述而未进行年度比较外，其他大多数文献都有关于期刊发文量的年度比较，综合考察众多已有文献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一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我国期刊发文量经历过“先上升，后下降”的一个发展过程，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以来有一个上升的阶段;二是从2013年后，我国社科期刊的发文量出现断崖式的下降趋势。

2 争议：是“内涵式发展”还是“萎缩再生产”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结果以及其他学者的文献似乎可以直接判定我国优秀社科学术期刊是在“萎缩再生产”的，但现实中依旧存在争议，其中的一个较浅显的争议就是，当前我国优秀学术期刊发文量的下降是由于单篇文章长度增加引起的。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首先，我国期刊的版面长期以来保持固定趋势，但国家对于期刊版面的约束已经完全放开，单篇文章长度增加完全可以通过增加版面来抵消。其次，考虑到文章的长度增加可以会形成一部分挤压版面的现象，但这种挤压是有一定强度的，我们可以把10%以内的萎缩假定视为因版面固定而文章长度增加所引起的“自然萎缩”，则剩下的部分，同样可以发现编辑部有意识主动“萎缩再生产”的情况。在上面的统计中，50种优秀期刊中，有27种期刊的萎缩程度超过10%，这其中的12种期刊萎缩程度超过20%，萎缩程度最高的甚至达到57%。由此可以发现，以上情况可以证实我国优秀学术期刊发文量下降完全是基于单篇文章长度增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除却上面的一点争议，还有另外的看法，即部分学者认为以上我国优秀学术期刊发文量下降的现象并非是一种“问题”，而是一种“进步”：期刊编辑部对于数量的把控，便于更好地提高论文质量，这是一种“少而精”的策略选择，我国期刊发文量的下降是期刊的“内涵式发展” [11]，而非“萎缩再生产”。对于以上的观点，笔者同样是存在疑惑的。

首先，“少而精”的模式从来都不是最优选择，对于优秀学术期刊来说，其发表的文章更应该是“多而精”，如此才能更好地服务学术，服务社会。“少而精”的模式更适合以滥发超发为代表的低层次期刊。此外，一部分年发文量过多的优秀综合性学术期刊也值得借鉴。在上面统计的40种优秀社科期刊中，有个别期刊在2013年年发文量最大达到611篇，作为月刊，平均每期发文接近60篇，这样的期刊适当降低发文量，以保证编辑部将更好的精力放到提升期刊内容质量上是合理的。但更多的非综合类人文社科期刊，其年发文量已经较低，在2013年，平均年发文量仅为135篇，以月刊论，每月发文不足12篇，甚至这当中有4种期刊年发文量不足60篇，有一本期刊年发文量不足50篇，可以说已经过少，如此情况下，再实现“少而精”的策略似乎并不恰当。到了2018年30种非综合类优秀社科期刊当中，年发文量不足60篇的期刊已经达到7本，甚至年发文量不足50篇的期刊達到2本，最低的年发文量仅为40篇，此时，作为优秀社科期刊，固然文章质量较好，但数量不足的问题也同样十分突出。

其次，“内涵式发展”与期刊的扩大再生产并非完全对立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为我们提供了两类扩大再生产方式，一种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方式，另一种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方式，但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并没有限定规模效应的产生。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改变了以往的那种简单靠投入更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提高产量的做法，强调的是提高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来扩大生产规模，无论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还是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其本质都是扩大再生产，而非“萎缩再生产”。“内涵式发展”理念则强调的是依靠提高自身素质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与效益的发展道路，其本质是一种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12][13][14]。对于期刊来说，强调“内涵式发展”，其可能的涵义有二：一是强调编辑部人员的素质提升，通过机制改革促进编辑部整体效益的提升;二是强调提高期刊内容质量从而达到期刊整体影响力提升，前面提及的穆静的研究[11]指的应是第一个层面的涵义。而对于第二个层面的涵义，实际上需要我们辨证地加以分析，“精品意识”固然是期刊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作为知识文化的传载，论文同其他图书、音乐产品等一样在市场上可以算是一种“长尾产品”，受众独立，这要求期刊影响力的实现不仅仅需要“精品”，还需要“足够多的精品”[15]，即从国家层面看，我国不仅仅需要的是“好刊”，还需要“大刊”[16]。如此，则对于编辑部来说，“内涵式发展”在第一个层面上的涵义是必要的，而在第二个层面上的涵义则同上面的“少而精”策略一样，需要视期刊的类型而定。

综上，可以说，我国当前优秀社科期刊出现“萎缩再生产”的情况，这种情况并不能完全被“内涵式发展”观念所掩盖。

3 我国优秀社科期刊“萎缩再生产”的形成机制

我国优秀社科期刊何以“萎缩再生产”？其形成机制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现有期刊考核评价机制是我国期刊“萎缩再生产”的直接原因。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受评价机制的影响越来越严重，而现有的评价机制又过分关注可计量的内容，这当中可被用来表明评价“科学”的主要还是影响因子这一“客观”指标。众所周知，影响因子的计算同时考虑到期刊考核期被引用论文的情况，也考虑到考核期整体发文量情况，发文量越大，可以说分母越大，在社科领域被引用情况相对分散的情境下，总体上看往往发文量越大，则影响因子越低[17][18]，这使得在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内，控制分母即有意识降低发文量成为整个行业内“不言而喻”的法则。这种影响因子指挥棒的压力驱动越来越多学术期刊包括优秀学术期刊降低其发文量，从而成为我国优秀学术期刊之所以“萎缩再生产”的最直接原因。

其次，我国学术期刊普遍市场化程度不足，出版单位无法从再生产活动中获取足够的市场化利益，这是我国优秀学术期刊“萎缩再生产”的内在原因。市场经济讲求供求关系，而我国学术期刊出版长期以来存在严重的供不应求[19]，原本该是期刊扩大再生产的最有利因素，但我国学术期刊出版环境过于远离商业化模式，期刊在版面费、发行费用等众多收费项目上走向弱化，新的商业化模式缺乏，这使得期刊出版单位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近些年来，国家在学术期刊认定、版面费整治等方面发力，这固然解决了出版生态的法制化环境优化问题，但却没有对我国学术期刊如何依法合理获取市场化收益指明出路，我国学术期刊市场化生存的压力依然存在，这无疑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学术期刊的“萎缩再生产”。

再次，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边缘化地位形成的内驱动力不足是我国优秀学术期刊“萎缩再生产”的另一个内在原因。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普遍“小、弱、散”，在单位内部处于边缘化地位，这造成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主动性不足，缺乏自身体制改革的内驱动力[20]，从而更愿意采取一种“懒作业”的生产方式。所谓“懒作业”的生产方式，指的是期刊出版单位，更愿意完成期刊出版的最基本要求，而不愿意在此基础上提供更多的服务。相比早期的学术期刊出版，当前我国学术期刊在内容选择上更加向简单化趋进。降低广告、学术动态等软文发布比例，取消接排，降低版面内字数，取消栏目设置等，固然有学术传播的环境变化的原因，但都同样是可以视为这种“懒作业”的表现方式之一，更有甚者，一些期刊还存在被动等稿、降低文字编排质量等影响期刊质量的情形。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适当降低期刊发文量，也是一种典型的做法，更何况当这种做法和能够提高影响因子联系起来时，无疑使得此种做法有了更加合理的外衣。

最后，我国期刊管理进出机制的约束是优秀学术期刊“萎缩再生产”的体制性原因。从进入环节来看，由于我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刊号管理机制，期刊在创建上存在较多困难，甚至在很长时期内都是难以可行的，这使得我国优秀学术期刊虽然本身出版单位实力较强，但无法通过期刊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现优秀作者聚合后的一分为二，达到从原有期刊部分栏目裂变为新创刊，实现规模效应的目的。这无疑使我国优秀学术期刊通过扩大再生产从而聚合作者的动力减弱。而从退出环节来看，同样是因为我国实行的严格的刊号管理制度，使得现有刊号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虽然一些出版单位已经缺乏学术传播动力，但基于保留稀缺资源的动力，依旧不愿意退出市场，为此，会出现尽管“逐步萎缩”但依旧“再生产”下去的情况。

4 我国优秀社科期刊“萎缩再生产”的后果及讨论

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无论是对于期刊出版单位本身还是对于出版行业乃至学术界都具有不利的影响。

首先，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无疑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学术传播。众多优秀学术期刊出版单位“萎缩再生产”，不愿意为学术发展和学术传播的宗旨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这无疑是一种人才资本的巨大浪费。一方面，我国优秀学术期刊年发文量的减少，使得更多的优秀学术成果无法及时得到发表，相应地，必要的学术交流和学术互动则无法得到有效保障。从这个方面看，我国每年有数以亿计的版面费的文章发表在国外期刊上，甚至有一些是国外的非优秀期刊上，这虽然有一部分是基于崇洋媚外的影响，同时也不排除我国优秀期刊在出版供给方面的收缩的影响。倘若我国优秀学术期刊能够增加对优秀稿件出版的供给，则这种情况会相应得到缓解，让更多优秀的论文发表在国内期刊上，这对于国内学术发展和学术互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优秀学术期刊的“萎缩再生产”，原先相对集中的优秀论文必然发表在相对更多的期刊上，整个优秀学术成果的市场集中度在降低，这为优秀学术成果的传播和交流造成极大的困难，降低了大部分优秀学术成果的显示度，从而客观上对学术发展和学术传播造成不利影响。

其次，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将使得期刊行业“小、弱、散”的局面固化。我国学术期刊在“大而全”的整体布局上伴随的是各个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本身的“小、弱、散”，这其中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体量过“小”无疑是最诟病的地方。正是因为我国学术期刊长期以来的体量过小，才使得一方面学术期刊出版单位本身在整个社会影响力方面相对较低，使得我国学术期刊出版单位在面临网络环境、多媒体与新媒体融合的进程中在市场议价上缺乏必要的利益保障，从而造成学术期刊体制转变的动力不足。我国优秀学术期刊的“萎缩再生产”，无疑将会使得我国的学术期刊出版单位体量更进一步“瘦小”下去。

再次，我国优秀社科学术期刊“萎缩再生产”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期刊传媒基于规模效应的市场化生存逻辑，使得我国学术期刊行业的市场化生存局面更加艰难。从历史的视角来考察，我国期刊传媒之所以能够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之一就是“规模效应”。早在五四运动以后，“规模效应”与“收益循环”就成为商业报纸的生长逻辑[21]。20世纪80年代我国迎来了期刊传媒激增的时代，同样地，那些在市场化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期刊（包括学术期刊）也是基于规模效应得以成功的[22]。尽管当前在互联网思维下，我国学术期刊的市场化道路出现波折，期刊发行、广告等传统市场化手段的效益在减弱，但依旧不能排除期刊的“规模效应”存在。新媒体只是改变了论文的传播形式，未能改变的是论文的内容本身，学术期刊的发展首先需要的是足够数量以及质量的“内容”，其次才是借助多媒體与全媒体手段的“内容”的碎片化与网状节点的传播。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够窥见有效的创新性的市场化效益转化手段，但可以清楚的是，“内容才是王道”，倘若我们抛弃了“内容”上的规模效应，则无疑后续再多的创新性手段也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最后，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将对其影响力产生重要的不利影响。无论是社会影响力还是学术影响力，都是需要通过一次次期刊传播的有效和高质量信息构成，我国优秀社科期刊“萎缩再生产”，无形中其能够传播出去的信息量在降低，倘若传播的信息在质量上不能弥补这种损失，则总体影响力必然是在降低。事实上，对于一些优秀社科期刊的出版单位来说，主动采取降低期刊发文量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他们在优秀稿件选取上的不够自信：正是因为他们无法有效地提高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上的分子的比重，才迫不得以去想降低分母的比重。倘若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出版单位能够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增加优秀稿件审核的能力，则无疑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优秀稿件，自然地也就不回出现“萎缩再生产”，而这才是期刊出版单位“内涵式发展”的本意。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优秀社科期刊对于其他社科期刊具有明星效应，其行为方式会受其他众多社科期刊的模仿，当前我国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在其他社科期刊中也有部分表现，且随着时间发展相信越来越多的社科期刊会加入“萎缩再生产”的行列。为此，需要相关政策制定者的积极回应。

针对当前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萎缩再生产”，我们呼吁相关部门加强对于我国现行社科期刊的管理，尽快出台对于优秀社科期刊的支持政策，鼓励优秀社科期刊在不影响总体质量的情况下扩大版面，允许优秀社科期刊出版单位在相近学科领域创建新刊。加紧出台对于优秀社科期刊出版单位人才的支撑计划，以提高优秀出版单位“内涵式发展”的能力。此外，最重要的是，需要尽快完善我国社科期刊的评价考核机制，改变客观评价指标中影响因子的得分比重，考核指标中增加总发文量的权重。当然，从长远的对策来看，需要加快我国社科期刊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实现社科期刊出版单位的法人化，探索我国优秀社科期刊的市场化道路，允许我国优秀社科期刊通过增大发文量、创建新刊、购并其他学术期刊等市场化方式并借助新媒体的手段实现整体的规模效应，并在其基础上实现“投资—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利益循环。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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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9-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