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菲耶夫:西伯利亚的农夫诗人

2019-09-09 06:09:59 世界博览 2019年16期

刘晗

作为农夫诗人,他擅长将自然中的一切诗意化,探求自然与人之间的通感,调制出恰如其分的天然本色,奏响动感灵性的共鸣音。环境污染、资源危机、生态失衡……对比当下的生存境况,再没有比生态文学更加迫切的议题,这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也是人类对于自我最后的救赎。面对着过度捕捞、森林砍伐等危机,苏俄文学家阿斯塔菲耶夫肩负起保护生态的使命,不仅因为他成长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还在于他对故乡的眷恋,对往昔的追忆,这些都连同个人自身经验挖掘出自然与社会的共通性,探索生活表象背后隐藏的关于人性道德、人类命运的思虑与隐忧,以自白、抒情、批判交织,书写出20世纪俄罗斯生态启示录。如评论家马卡洛夫所说:“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是关于我们生活的沉思,是关于人在大地上和社会上的使命以及人的道德标准的沉思,是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沉思。”

儿时丧母的经历让阿斯塔菲耶夫对自然多了一份依恋,“几匹沉睡的马站立在沉睡的村庄里;四周寂然不动的森林;牧场上露水重压下花朵低垂的白色睡莲、藏头露尾的鬼针草、有毒的毛绒冬的蒲柳;还有灌木、草丛、凋零的花楸树、湿漉漉沉甸甸的开白花的稠李树。”叶尼塞河岸在他笔下俨然一幅中世纪油画,在万籁俱寂中流淌着亘古不变之美。青年时代经历了战争的洗礼,战后在底层做工人,走过凛冽的冻土带,穿越静谧的原始森林,这些令他魂牵梦绕的应许之地成为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场景。在他的语境中,自然与人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能从疲惫不堪的大海粗声呼吸中听到老者的伤悲,轻抚垂着头的麦子就像抚摸傍晚时因为玩累了而撒娇的孩子竖起的头发,在与深沉的刺山柑的对话中体会它的神秘,羡慕棕榈树向四面伸展的羽状的叶子酷似青年的新奇发型。

乡土间的吉光片羽、雪泥鸿爪

“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平白无故生长的,一切都值得尊重,甚至尊敬。”在他看来,万物皆有灵,自然不仅与人享有平等的地位,而且外表分有人类某种神情和性格,它超凡脱俗默默存在着,却又知晓世人的欢乐与感伤,在危急时刻雪中送炭,救人于囹圄之中。在《俄罗斯的田园颂》中,阿斯塔菲耶夫就赞颂了菜园里质朴的马铃薯,它软糯地融化在饱受饥馑的人们的口中,抚慰备受战争摧残的士兵。

西伯利亚的自然风物向来神秘莫测,不仅在创造生命初始就彰显出其存在的宿命,而且在生命的运动和发展中不断向世人揭开它秘而不宣的暗语。如果说年轮是树属于自己的秘密,那么树号即是行者在林中路上铭刻的印记,他们砍掉树皮,露出树的本真之色,也为后来者指明方向,循着一个树号走向另一个,从小径分岔走向更加开阔的营地。对阿斯塔菲耶夫而言,循着“树号”远征无异于一场未知的旅途,蚊蚋和蠓虫的缭绕与盘旋骚扰着身处无人之境的行走者,背负着对命运的驯顺,“树号像蜂蜜的斑点一样闪着光亮。那些像萤火虫一样闪烁的斑点,在我的面前是那样生动、友善。这些白色斑点、标记在引导我、吸引我、召唤我,有如在荒凉的冬夜,温暖的灯光呼唤孤独而又疲惫的行路人,援救他,给他温暖的住所。”

阿斯塔菲耶夫对写作的执着正如他坚定相信与森林有关的一切传说,树号亦是一种隐喻,他在文学的丛林中循着那些高耸入云的文学巨人的足迹,继承了前辈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自然文学传统,延续着果戈里自白式复调以及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德思辨,将自身的现实生活经验融入其中,以小说、散文、议论为树号,开显出更大的写作场。对自然的信奉赋予他捡拾民间传说的使命,谨小慎微地遵守着摇摆于虚假真实之间的禁忌:只顾眼前钓小鱼,不防鳄鱼背后来;如果谁找到了蕨的花并摘下来拿在手上,谁就会变成隐身人;女巫师总是用无休无止的爱抚把男人缠磨至死,然后把他埋在雪里。人烟稠密的地方女巫师是不去的,她怕暖和,她的心是从冻土里长出来的,这颗冻得冰冷的心一碰到热气就会融化……这些玄之又玄的传说无不渲染着西伯利亚这片沃土的神奇,当地人童心未泯的性情,还有与此相对的世间的残酷无情。

人最大的仇敌莫过于自己的欲望,正所谓欲壑难填,在极端天气充斥的西伯利亚,被饥饿和寒冷袭击的人们为了生存涸泽而渔,焚林而猎。他们以为,向自然过度地索取能填补他们干瘪的皮囊,殊不知即便坐吃山空饱食终日,也无法补偿他们的虚无。然而,无论人类如何破坏、损害、践踏、摧残周遭的生态,它们始终岿然不动,原始森林依然质朴纯净、静穆伟大,人类如此这般费尽心机操纵自然所耗费的不安、焦虑和恐慌最终沉淀为人性的劣迹。自然的枯竭和损毁并非一人一日所为,当楚什镇上人们的贪婪私欲、掠夺心理恶性膨胀的时候,森林发出低吼的嚣叫,鱼儿奋力摆脱排钩的束缚,阿斯塔菲耶夫听到了它们的哀嚎。

“每个作家生活的地方,应该是他眷恋之所在,是他的主人公们和他的生命价值之所在”,阿斯塔菲耶夫所写《鱼王》中的故事大多出自其亲身经历,他在小说中多次以“我”原本的作家身份自居,目睹了生态的损毁,终于将在心底埋藏多年的秘密和盘托出。这其中的十三个故事聚焦于叶尼塞河流域一带的底层民众,偷渔人、猎人、稽查员、官员,看似互不相关的社会阶层却因触碰了自然的神经而联结在了一起,就像文本的结构,单独成篇却又有着某种关联,人物的命运在不同的情景与事件中起伏跌宕。他们大多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在碌碌无为的生活中频添猛料,对自然毫无节制地获取,相互残杀,充斥着血腥与暴力。

杀戮欲与敬畏心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在轮回,自然界自身会在善恶之间制造平衡,任何恶行和堕落都不会不留痕迹地过去。大自然会报复,破坏了平衡就要自食其果。在《在黄金暗礁附近》中,柯曼多尔逃脱了渔场稽查员的追捕,他的贪欲就以女儿的意外之死来偿还。女人亦是上帝所造的生物,为维护她而设的审判和惩罚也是独特的。在《白色群山的梦》中,盖尔采夫自诩为“鄙视一切有生之物的超人”,对女性和自然单方面地索取,最终受到了严苛的审判。另一方面,自然也在以冷酷的视角审视着人类的暴行,在《葬后宴》中,驼鹿视人类为野兽,大自然儼然早已看透了人性的伪善和阴暗。

阿斯塔菲耶夫出生于1924年。1951年,他的第一篇作品,短篇小说《公民》刊登在《丘索瓦娅工人报》上。从此,他开始在这家报社工作,使他能够专注于写作。2001年11月29日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市去世,终年77岁。

事实上,阿斯塔菲耶夫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是否可以成为人类为了生存而大开杀戮的借口?人类将自己在社会所受到的不公以暴力嫁祸于无辜的自然,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之心。“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两百年前,康德的墓志铭昭示,唯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才能在日臻纯熟的沉思中倍增敬畏感。作为自然界的万物之灵,人心灵升腾的道德律令和宇宙中的秩序遥相呼应,《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中那闪耀微光的灯塔即是人性在尚未泯灭之际救赎的火种。

楚什镇正如社会的缩影,照见了善恶生死,无休止的讹言谎语和贪婪追求侵蚀着纯真的本性,目睹着与他血肉相连的人们先后跌入堕落的深渊却不自知,阿斯塔菲耶夫感慨,“我们热爱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是我们的痛苦”,当他拿起笔书写忧虑和痛楚时,又有多少人高喊着自由口号,扛起枪射杀天上的飞鸟?又有来自何方的高手捕捞起鱼群如云?《黄鼠狼尾巴》撕开了人类伪善的假面,艺术家标出黑体字“保护大自然”,报纸上“反响”二字却是用小动物的鲜血写出来的。在大多数时候,予他人之言亦是一种自我言说,是向他者告知或重申,更是提示警醒自己。

阿斯塔菲耶夫亲身所经历的人性残酷在《没心没肺》达到了顶峰,此篇也是首次被收录在《鱼王》之中。被放逐在西伯利亚的逃犯,只求到莫斯科进见斯大林,向他控诉劳改营中惨绝人寰的暴行,在逃跑途中历经磨难,目击人吃人的惨剧,最终却未能如愿,含恨而亡。年轻人纷纷逃离,奔向大城市,《黑羽翻飞》中就着重提到农民、渔民、猎户纷纷举家迁徙远走他乡。故乡的一切都流动着,那些被风吹散的人们在善恶之间失去了方向,不得不逃离家园。在《鲍耶》中写到,父亲被捕判刑入狱,小狗鲍耶在奔向父亲时被执法者一枪毙命,子弹飞射的弧度也正是道德准绳折断的曲度。

“北方有一種迷信,据说狗在变成狗之前,也曾经是人,而且不消说还是好人。这条生下来就是为了和人类共同劳动、一起生活的狗,终于也没明白人们为什么要打死它,它声音嘶哑地号着,最后跟人一样悲痛地叹了口气,死了。好像是在可怜谁,或者责怪谁。”在中国话剧《鱼人》中,剧作家过士行曾将鱼比作人的祖宗,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鱼似乎明白,他们是系在同一根死亡的缆绳上的,因此它并不急于跟捕鱼人同归于尽。”捕鱼人伊格纳齐依奇在与“鱼王”的博弈中,制服的不是这条鱼,而是盘踞在心底的听天由命、甘心死亡的念头,然而当死神逼近,脑海中却闪现出昔日对女友犯下的暴力罪行,突如其来的顿悟让他决定放“鱼王”重归自由。这样来看,阿斯塔菲耶夫看到了人性尚未泯灭之时的一丝希望,放生这一举动不仅意味着捕鱼人与自然的和解,也暗示着涤除人性弱点,实现救赎与复归。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