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脑是如何完成的?

2019-09-09 06:09:59 世界博览 2019年16期

潘楷文

英国作家茱莉亚·肖是《科学美国人》专栏主笔作者,在国际心理学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并且担任诸多军事和刑侦部门的犯罪心理顾问;她的这本书《记忆错觉》,被翻译成10多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在各国出售。

记忆是人脑对经验过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它是进行思维、想象等高级心理活动的基础。记忆作为一种基本的心理过程,是和其他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是人类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础,也是概念和价值观形成的基本元素。而虚假记忆(false memory)是人类大脑记忆的信息之间,由于某种自动的组合,从而导致不真实的回忆。众多心理学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人都会产生虚假的记忆,表现为将事物的真实情况扭曲,并会对自己的记忆坚信不疑,甚至会对大脑编造的谎言信以为真。

如果虚假记忆是人类天生的一种“心理Bug”,那是否会存在一种方式,通过“人工干预”,向人类大脑中人为植入特定的虚假记忆,并让人对此深信不疑吗?答案是肯定的,并且这件事情在历史上就真实发生过。著名犯罪心理学与记忆科学专家茱莉亚·肖(Julia Shaw)在其著作《记忆错觉》(The Memory Illusion)就详细记录了一起轰动全美的案例,展示了记忆被篡改给案件侦查与司法审判带来的严重后果。

该事件发生在1984年马萨诸塞州的莫尔登(Malden),主人公是一个四岁半的小男孩穆瑞·凯斯(Murray Caissie)。那年夏天,凯斯的妈妈发现自己儿子突然开始频繁尿床,并开始学他十六个月大的弟弟呀呀儿语,而且愈发频繁。凯斯妈妈怀疑儿子遇到了事情,并开始担心孩子受到性侵伤害。于是凯斯妈妈让凯斯的舅舅去和凯斯谈心。舅舅告诉凯斯自己小时候去露营时,曾经被猥亵过,并告诉小凯斯,如果有人曾经脱下他的衣服,或者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就一定要说出来。

在舅舅的“逼问”之下,小凯斯说曾被一个叫“特叔叔”的人带到一个房间里,并把他的裤子给脱掉了。这位“特叔叔”就是小凯斯所在的费斯阿肯托儿所(Fells Acres Day Care Center)的工作人员,名叫格拉德·阿米罗特(Gerald Amirault),托儿所的小朋友都称他为“特叔叔”。这句话在凯斯母亲的耳朵里犹如晴天霹雳,她迅速向警察报案,第二天,阿米罗特就被逮捕,同时被指控犯下了强奸罪。

案发十天后,警察把托儿所里所有孩子的家长召集起来进行了案情通报。社工们当场分发了一张清单,上面列出了孩子遭受性侵后可能出现的行为症状。由于家长们并非专业人士,对于清单上的症状理解有误,加之对症状背后的原因知之甚少,导致很多孩子的家长产生了恐慌情绪。接下来,该案件负责的警察又告诉家长:“袒护被告的人会遭到上帝的惩罚,你们的孩子可能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由于马萨诸塞州的宗教观念非常浓厚,因此家长们态度开始慢慢明确起来。

很快,有多达40个孩子被认定遭到了“猥亵”。随后,以儿童性侵案件研究而闻名的专家苏珊·凯莉(Susan Kelley)粉墨登场,她负责向孩子了解情况。绝大多数孩子一开始否认这些指控,但凯莉为了能让孩子“开口”,就用动画片《芝麻街》中毕特(Bert)和恩尼(Ernie)的布偶形象,配合动画中的声音,来和这些孩子进行交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并反复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恐惧。

在凯莉的“鼓励”下,孩子们开始陆续详细地描述自己的“遭遇”。根据法庭的档案,这些孩子对于“侵犯”细节的描述非常生动,甚至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裸泳派对”、“小丑”、“神奇房间”出现在证词中。有些孩子说,有个“坏小丑”会一边侵犯他们,一边“在房间周围丢火”,还用他的魔法棒猥亵他们;有些孩子说如果他们不遵守“性要求”,会有像《星际大战》(Star Wars)里的機器人“咬”手臂;还有些孩子说自己被龙虾猥亵过;甚至有个四岁大的小女孩描述说有把十二英寸的菜刀曾经插入她的阴道。

法院最终根据众多孩子的证词,判定阿米罗特虐待罪成立,并判处数十年的监禁。他的母亲薇拉特(Violet Amirault)和妹妹雪儿(Cheryl LeFave)同样在那间托儿所工作,也被指控为从犯而一并投入监狱。然而对这起案件的质疑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专业人士发现,案件的审理过程更让人疑惑重重,因为从始至终,法庭对阿米罗特定罪的依据竟然全部来自孩子们的一面之词,警察们居然没有提供任何切实的证据。直到1998年,有位法官才根据案件的诸多疑点推翻了对阿米罗特母亲和姐姐的指控,又过了几年,阿米罗特才最终被假释出狱。

难道可以“篡改”孩子们的记忆?

纵观案件的审理过程,可以说,警察和专家凯莉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篡改”孩子们的原有记忆和向孩子们“植入”新记忆的“工作”。回顾案件过程,首先是警察的“有罪推论”和带有高度诱导性的询问,给孩子家长制造了极大的恐慌情绪,家长在恐慌情绪的支配下,会千方百计地询问孩子。而孩子由于年龄太小,并不理解家长在说什么,他们只能感受并被“传染”恐慌情绪;紧接着,专家在凯莉登场了,她先用共情策略博取孩子们的信任,然后去鼓励孩子和自己一起恢复“被压抑”的记忆。为此,凯莉在轻松的氛围中,不断去“抠细节”,让孩子把具体的细节都想象出来;最后,凯莉再把这些细节,按照一定的逻辑“编织”起来,让这种记忆看起来非常真实。

费斯阿肯托儿所事件,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内各类幼儿园爆出的耸人听闻的新闻。虽然不能否认当事幼儿园里发生过的事实,但是从新闻的细枝末节的报道,每个读者都会对事件进行一个恰当或者不恰当的“脑补”画面。

实际上,这种“被鼓励”出来的记忆很不可靠,研究表明,人类的记忆可以轻松记住信息的内容,但却很容易忘掉信息的来源,因此人们几乎不可能判断那些从脑海里调出来的细节,到底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来源于以前看过的文学影视作品。此外,想象的过程伴随着强烈的大脑联想活动,特别是在情绪的作用下,这种联系活动会引起大量记忆片段拼接重构,也就是前面俗称的“脑补”,这些脑补出来的东西,很有可能根本就不曾发生。

车祸目击者实验:成年人的记忆同样不靠谱

上述案例的主人公都是孩子,那成人有虚假记忆吗?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人类记忆专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F. Loftus)就通过一系列实验研究了该问题。通过实验,洛夫特斯揭示了提问措辞,即语言暗示,对记忆产生的深远影响。

在实验中,洛夫特斯先让受试者看了一部完整的车祸短片,然后会向不同的受试者提一系列问题,让受试者来进行回答。随后,目击这一短片的一部分受试者被问道:“当轿车彼此相碰撞(hit)的时候,其车速有多高?”对另一些目击者的提问,碰撞一词则被换成了撞毁(smashed)、互撞(collided)、冲撞(bumpde)、顶(contacted)等词。结果显示,目击者的估算数值受提问者措辞的影响很大。以“顶”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 31.8 公里,而以“撞毁”这个词被提问的一组估算的车速为平均每小时 40.8 公里,相差近9公里/小时。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洛夫特斯在一周以后将上次的受试者重新带回实验室,并向他们提出更多的问题。其中一个苛刻的问题为“是否看到了破碎的玻璃”。尽管实际上在影片中并没有这样的镜头,洛夫特斯估计记得“车祸的情况比实际更严重”的受试者,可能也会记得“与高速驾车形成的事故相匹配”这一细节。果然不出她所料,30% 以上的早先被以“撞毁”这个词被提问的学生声称自己看到了并不存在的碎玻璃,与之相比较,被以“碰撞”这个词提问的学生有 16% 声称自己看到了,二者相差近一倍。这充分说明人类的记忆在语言暗示的条件下,很容易被“篡改”,虚假记忆同样可以通过语言暗示进行植入。

无处不在的虚假记忆植入

提到植入虚假记忆,大多数人马上会联想到“洗脑”,即精神控制。“洗脑”一词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那时,人类刚刚走出二战的阴霾,许多人,尤其是二战大屠杀和惨烈战争的亲历者们,都在反思为什么平时善良淳朴的德国普通民众会被纳粹德国的宣传机器所控制,犯下罪恶滔天的种族屠杀。由于当时认知心理学还处于萌芽时期,对于记忆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因此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德国纳粹是通过控制和封闭信息的自由传播,借助大规模的政治宣传和强制再教育,成功地在大部分人的头脑里植入他们想要的观点。

随着科学进步,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人类大脑中的“启动效应”被发现。启动效应(priming effect)是指人们由于之前受某一刺激的影响而使得之后对同一刺激的知觉和加工变得容易的心理现象,并且之前的那种影响往往是人们根本意识不到的。举个例子,现在的人们每天都被各类广告包围,这些广告的用词看上去往往非常简单粗暴,比如“怕上火喝王老吉”,你可能根本就不信一罐凉茶类甜饮料能预防“上火”。而实际上,不管你信不信,“怕上火喝王老吉”这句广告语已经影响了你的潜意识,特别是将嘴巴上长“泡”的疼痛感与甜凉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都是在你意识不到的时候自动完成的。所以说,广告不需要你主动关注它们,只需要你的一点儿注意力,它们就会转换为一种深层次的感觉;如果这种感觉能够长年累月地出现,就会慢慢形成一种印象或者观念,比如看到火锅就想起喝王老吉。其实,广告就是最为常见的“洗脑术”,其核心就在于绕开你的心理防线,通过在潜意识层面长年累月的灌输,在你的脑海里制造出某种印象,从而影响甚至改变你对某个事物的观念。

除了无处不在的广告,另一个容易引入虚假记忆的源头是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出现,不仅改变信息的传播模式,还深刻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在社交网络时代,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随时与别人分享自己拍摄的影像,讲述我们的经历、印象和看法,同时也在接收互联网上有关这起公共事件的描述和评论。因此,我们不再完全拥有记忆的自主权,正如哈佛大学心理学系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韦格纳(Daniel M. Wegner)所述:人类正生活在一个激烈的“交互记忆(transactive memory)”时代。我们拥有的不是属于每个人的独特记忆,而是通过与无数网民的互动,制造了一种“共同产生、共同更新和共同储存的群体性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自动地把从网络上得到的记忆融合进来,并把原来属于自己獨有的那份记忆给覆盖掉,而自己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个过程。华盛顿大学路易斯分校心理系教授亨利·罗迪格(Henry L.RoedigerIII)在其著作《认知天性》中,给这一现象起了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记忆社会传染”。

在社交网络对网民记忆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也打开了谣言传播的“潘多拉魔盒”。在某些利益或目的的驱使下,谣言的炮制者为了增强说服力,往往会在保证事件主体真实性的同时,加入大量虚假的充满恶意的细节。这些细节通常看上去都煞有介事,让整个事件显得内容丰满、栩栩如生。对那些经历过这起事件的网民来说,当他们看到这些自己从不知道的细节时,大多会倾向于相信这只是被自己遗漏掉的信息,然后把这些编造的内容放入自己的记忆中,从而被谣言的炮制者成功“洗脑”。

(责编:南名俊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