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在海外舆论场的话语建构与报道框架

毛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以来，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高度关注。从地理方位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印度都处于“一带一路”建设较为关键的位置，印度主流媒体如何报道“一带一路”倡议？又建构了怎样的“一带一路”形象？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而且与中印两国关系发展及中国国家形象在国际舆论场的呈现紧密相关。本文以世界各国报纸全文库（Access World News）为基础数据库，运用框架分析、内容分析等研究方法对2018年印度主流媒体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进行了量化和质化综合分析。

一、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基本态势

印度民族众多，语言复杂，英语和印地语同为官方语言，尤其英语的社会影响力较强，公开领域实际使用非常广泛，使用者多为高学历、高收入的“意见领袖”阶层。故本文主要是针对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英文报道的研究分析。笔者调查发现，在以英语为主要使用语言之一国家的主流新闻媒体中，习惯上将“一带一路”译为“One Belt One Road”，也有“Chinas Silk Road”“The New Silk Road”的称法。我国官方曾对“一带一路”英文译法做出过规范和调整，包括从“战略”到“倡议”的转变、简称“B&R”到“BRI”的调整等。目前海外主流媒体普遍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为确保检索新闻样本的精确性和准确性，笔者将关键词设定为“One Belt One Road”“The Belt and Road”“Chinas Silk Road”“The New Silk Road”“Silk Road Economic Belt”“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B&R”及“BRI”8个，包含其中任一关键词的新闻报道皆被列为研究对象。同时，笔者通过随机抽样，从数据库中选取了100篇报道作为样本进行编码，分为类型、主题、议题、态度、信源等五个维度。

（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度较高，报道量呈增长态势

通过数据库检索量化统计发现，2018年印度影响力较强的各大主流媒体都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报道，其中英文报道量过百的为《印度时报》、印度报业托拉斯及《印度教徒报》，分别为198篇、165篇和133篇。从报道量上看，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量与其近邻巴基斯坦的主流媒体相仿，远高于同期西方各大主流媒体。其中，《印度时报》和印度报业托拉斯的“一带一路”报道量最高，约占印度主流媒体总报道量的四成。而这两家主流媒体都较为典型，印度报业托拉斯是印度最大的通讯社，属于半官方性质；《印度时报》是印度国家报纸，也是世界上销量最大的英语日报。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印度舆论场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主流关切导向和态度倾向，本文同时也将这两家主流媒体作为重点典型个案进行分析。统计发现，近年来印度报业托拉斯与《印度时报》的“一带一路”倡议报道量呈增长态势，虽然印度政府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印度主流媒体却予以了较高的关注度。

（二）报道角度多元多样，政治经济角度解读成为主流

统计分析发现，2018年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关报道主题多元、议题复杂多样。从报道主题上看，大致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其他等七大类，其中政治类报道占比最高，约为47%，经济类报道其次，约为32%。在对典型个案样本《印度时报》与印度报业托拉斯的“一带一路”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时发现，政治类报道、经济类报道在两家主流媒体中占比都较高，与整体的报道态势相符，其中《印度时报》的政治类报道量更是占比超过六成。而政治类报道中视角基本以印度为主，反映出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动态。经济类报道中除了消息类的硬新闻外，更多是对债务问题、贸易问题的评论和特稿，从具体的负面案例切入，对“一带一路”倡议予以消极评价。文化类、科技类、教育类报道更多是一些消息类的硬新闻，而在一些军事类报道中，印度主流媒体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军事发展建设结合起来，对中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在海外推进表示担忧。

此外，印度报业托拉斯与《印度时报》发布了很多与印度自身密切相关的长篇评论特稿，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意义、印度是否应该加入进行探讨。这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印度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多样复杂的态度。从具体的报道话题来看，印度主流媒体也更为多元，如中国尼泊尔关系、中国巴基斯坦关系、西藏问题、贸易保护主义、债务危机、债务陷阱等常常出现在“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中。

（三）报道倾向呈单极化态势，负面评价和消极解读较多

在报道倾向性方面，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更多呈现负面质疑评价，消极性报道占比最高，约为五成，积极性报道占比只有12%。从整体上看，虽然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保持较高的关注度，但在新闻呈现时却存在一定的报道偏见，甚至个别媒体如《德干先驱报》2018年全部的“一带一路”报道都持负面基调。

统计分析发现，在消极性报道中，印度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占据较大比例，尤其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期间，成员国中只有印度依然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印度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就此展开分析解读，典型的片面观点认为印度作为南亚大陆的核心国家，由其主要推动的印度次大陆国家合作倡议（BBIN）以及“印-缅-泰”三边公路建设等项目已经充分有益于南亚建设，而“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从中国国家利益出发提出的，印度不需要也不应当加入。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实际上也代表了印度社会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偏见，而这种偏见也有所谓“合理”的解释。

（四）报道引用信源分布广泛，西方媒体影响力较强

从报道引用信源的统计数据看，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主导发起，但中国媒体、中国学者并不是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中的主要信息来源，除一些硬新闻来自中国政府的发布外，更多以西方主流媒体为信源。样本中对信源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主流媒体报道的西方媒体信源占比约为21%；其次是来自印度本地政府，占比约为15%；而来自中国媒体、中国学者的信源占比只有约2%。印度主流媒体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时，普遍对中国方面的信源缺乏信任，中国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实際上并未有效传播并影响印度，尤其是中国媒体“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报道的框架和基调并未影响印度舆论场，而西方主流媒体的影响却相对较强。同时，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也更多使用本国政府、学者的信源，做出的价值判断更多是从印度自身出发。

二、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突出特点：框架偏见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认为，“框架”可以影响人们对于事件的主观判断，是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认知结构。在新闻传播学领域，“框架分析”是一种有效综合研判新闻报道的研究方法，罗伯特·恩特曼、托德·吉特林等认为新闻框架的形成是一种“选择”和“凸显”的过程，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框架”能够使新闻从业者迅速对信息进行处理并向受众传播。本文在对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进行内容量化分析与文本质化分析时，将“框架”思维贯穿始终，从报道主题、报道对象、报道态度等维度建构印度主流媒体“一带一路”报道的框架特点。

（一）报道主题框架：聚焦政治经济领域，议程议题呈现“刻板印象”

从样本的报道主题统计数据看，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主要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尤其从影响力较强的主流媒体如《印度时报》及印度报业托拉斯等的报道统计数据看，聚焦政治议题的情况更为明显，政治类报道分别占其各自报道量的61%和45%，远超过对其他主题的关注，而这种聚焦实际上也映射出印度主流媒体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报道框架。从印度国家领导人、印度学界的诸多公开表述看，“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印度所处的南亚地区具有非常强的政治内涵。从文化地理学维度看，印度的确处于南亚最重要的战略支点，长期以来，印度也将自己视为南亚及印度洋的核心，其国家利益也主要围绕印度洋拓展。海权论之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曾说过“谁控制了印度洋谁就统治了亚洲”。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然需要穿越印度洋继而向欧洲贯通辐射，而在环印度洋国家中，除印度外已经全部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由于国际国内发展的新变化及新态势与印度政府的期许存在较大落差，印度主流媒体也深受影响，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和解读时，基本强化了印度政府对“一带一路”塑造的“刻板印象”。在抽样样本中，有49%的稿件都涉及了从政治、经济角度对印度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考量，21%的稿件在标题中直接使用“拒绝（refuse）”“婉拒（decline）”等词汇来表达目前印度并不需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方面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属于中国自己，各大主流媒体在进行报道时也一直保持着警惕，典型的报道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增加恐惧》，文章称“一带一路”倡议将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呼吁各方保持警惕。该报道由印度报业托拉斯发布并被《印度时报》《纽约时报》等印度、西方的主流媒体转发和引用。

（二）报道对象框架：紧密结合本国及国际局势，凸显地缘政治考量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是开放包容、互利共赢，但由于印度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特点以及国内国际形势，其对中国一直保持着较远的“心理距离”，中印关系也一直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进一步深化推进的难点问题、核心问题。印度主流媒体在向民众呈现“一带一路”倡议时，更多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展开。统计分析发现，《印度时报》等影响力较强的主流媒体都将中巴经济走廊（CPEC）作为重要议题，在100篇样本集中，共有12篇报道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主题，在样本集的报道文本中，关键词“CPEC”共出现了36次。而当巴基斯坦官方的信息发布出现一些错误的“黑天鹅”事件时，印度主流媒体则会刻意炒作放大，妄图在报道中表明巴方内部实际上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并未统一思想、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等。如2018年10月，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Imran Khan）访问沙特后，巴基斯坦信息部部长法瓦德·乔杜里（Fawad Chaudhry）对外表示沙特将加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但巴计划、发展和改革部长巴赫蒂亚尔（Khusro Bakhtiar）却在几天后的新闻发布会中否认了沙特加入中巴经济走廊的计划，并指出中巴经济走廊将在中巴双边框架下开展建设，不会引入第三方。印度报业托拉斯立刻捕捉到该信息，发布了报道《巴基斯坦“掉头”：沙特将不会参与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从官方两次截然不同的信息披露中延伸分析，借助巴基斯坦方面信息披露的失误唱衰“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覆盖地域辽阔、关涉国家众多，印度主流媒体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时，也更多聚焦与印度相关性较强的国家区域的相关动态，除中国外，美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的“一带一路”倡议动态也被印度各大主流媒体所关注。此外，在“一带一路”倡议报道中，西藏也成为印度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附加议题，典型如《印度快报》的报道《中国试图用藏传佛教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称中国将藏传佛教作为“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软实力工具，试图从尼泊尔打开一个与中国西北经贸往来的窗口。该篇报道污蔑中国政府不尊重西藏、不尊重佛教，这样的框架并不符合事实，但却在印度主流舆论中占据着一定的市场。

（三）报道态度框架：本国国家利益站位，负面解读契合政治需要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更多呈现负面质疑评价，近一半数量的报道都持消极性态度。在负面倾向的报道中，话题分布围绕印度本国国家利益展开，包括南亚地缘政治的讨论、沿线国家沦为经济附庸的预判、中国未来殖民统治的评估、国际关系动荡的危害等。印度主流媒体舆论场对“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的负面态度实际上也是印度政府、学界乃至民间的一种普遍认知。印度莫迪政府推出的“季风计划”“香料之路”“棉花之路”“佛教之路”等，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诸多战略利益冲突，也被印度各界视为抗衡“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战略构想，虽然在提出伊始获得了印度国内较为广泛的支持，但在具体执行层面，“季风计划”等还没有详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空洞模糊的前景使得民众不断质疑批评莫迪政府。而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妖魔化报道，不仅能够转移舆论压力，还能换取民众在选举投票时支持的政治资本。此外，印度民族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土壤，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等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態度使得印度自诩的“南亚霸主”“主宰印度洋”的身份认同日趋动摇。在政府主导下，印度各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很难保持客观中立性，其主流媒体在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报道时，裹挟国家利益至上、民族主义思想等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三、面向印度做好“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思考与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六年来，印度各界都予以了高度关注，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涉华报道的重点议程议题。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从报道主题、报道对象、报道态度等三个维度层面形成了其特有的话语建构模式与报道框架。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印度主流媒体的“一带一路”报道存在一定的偏见，也反映出其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框架和知识结构是不全面的。随着中印两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印关系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了全球性意义，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本是探索国际合作，但在印度主流媒体的报道框架下，对“一带一路”的解读和报道带有敌意色彩，被刻画为损害印度国家利益的、中国单边的对外战略。从具体报道看，印度主流媒体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时较少使用中国方面的信源，而西方媒体对其影响则较强，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方面态度倾向性呈明显的单极化态势，而一些负面新闻和“黑天鹅”突发事件会被印度主流媒体放大，在印度本国舆论场乃至国际舆论场迅速引起民众的焦虑和消极情绪，这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舆论场，存在较大的挑战。

（一）推动中印媒体合作，建立信息互通渠道

印度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报纸消费国，还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日报所属国，《印度时报》日均发行量达330万份，远超西方各大主流报刊。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主流媒体对其国内政界、学界的影响力和渗透力普遍较强，而印度农村及其他二三线城市的大多数民众依然依賴报纸获取资讯。印度主流媒体从建立到发展，都受到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强势主流媒体的影响。以美国政府为背景的国际记者中心（ICFJ）近年来也在印度开展了诸多数据新闻项目、独立媒体项目等来资助、培养新媒体领域的印度本地编辑、记者。在对新闻传播理念的理解以及“一带一路”报道的具体角度等方面，印度主流媒体都与中国方面有着较大的偏差，虽然近年来中印两国媒体交往逐步升温，但这种交往更多是停留在战略协议层面，不够深化和具体。因此，中印间的媒体合作机制应该是长期的、多层次的、开放的，不仅要做好中印某几家媒体的对接，还需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建立起可能的信息互通平台。

（二）推动中印民间交流，促进多元文化交往融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中印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任务，肩负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实现亚洲崛起的共同责任，在促进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国内引发巨大反响，但印度政府并未参加两次“一带一路”峰会，官方表态透露出怀疑、反对，甚至是敌视的态度。而从两国区域发展尤其是印度本国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会给印度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带来诸多利好，对于改善印度国内民生具有重要意义。鉴于中印关系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未来可以尝试调整“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度国内的推进策略，将重心放在中印两国民间交往层面，搁置政府间的敏感性问题，积极探索将印度亲华的精英群体如政坛领袖、智库学者、媒体人士等，培育发展为“一带一路”故事的主动传播者，利用文化的力量消解民众的误解和误会，统筹学界、商界的软力量，逐步推进中印民间的文化交往。

（三）加强受众研究，完善精细化和精准化传播

印度政界、学界、商界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都较为复杂，不能以简单化思维应对。尤其印度国内不同政治派别、党派等对待“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冷热变化较为明显，舆论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印度民众的宗教信仰复杂多样，包括印度教、锡克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佛教等，不同教派的民众与团体，在价值判断与信息诉求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虽然印度早已取消了种姓制度，但实际上这种等级森严的传统还是深刻影响着印度普通大众的社会生活，这些历史文化问题往往是当地民众最为敏感和在意的，同时也是对外传播中应当统筹考虑的要素。面向印度的“一带一路”对外传播，必须以广泛的受众调研为基础，准确掌握当地民众的民族文化、思维方式和接受习惯等，开展精细传播和精准传播。

（四）强化对外报道内容建设，及时回应印度民众关切

当前，我国针对印度的对外报道一般使用英语，但印度不同族群的日常语言繁多，印度宪法规定印地语、梵语和英语为印度政府的官方语言，印度上层精英普遍使用英语，而不同邦内的民众使用的语言却各有不同，共划分出22种预定语言。而且从数量上看，讲印地语的人口最多，共有4.1亿人，其次是英语，共有3.5亿人，这些印度特有的国情应该引起我国对外传播工作者的重视。此外，“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应当充分认识到印度民众的愿望、意图和心理认同。当前，由于印巴冲突困境，印度民众对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的担忧和质疑，这些敏感问题都会映射到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中。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印度民众关心的内容，讲好中印两国民众民心相通的故事，用客观事实和数据说话，创新短视频等报道方式，真正让故事“入脑、入耳、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