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的中国化

王茜

摘 要：沉默权是西方刑事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其经历了从产生到限制的发展过程，正在变得越来越成熟。面对沉默权，我们需要对其本质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也要根据探讨来发现沉默权带给刑事司法的影响和优劣势。当前沉默权这一字眼并没有出现在我国的立法当中，对于沉默权原则的态度也是不够明确，那么“沉默权”如何走进并全面深入渗透到中国，贯彻刑诉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行的目的，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析实现“沉默权”中国化的合理性因素与存在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沉默权的内涵    沉默权的发展   沉默权的“中国化”

一、沉默权制度的内涵

沉默权制度的核心和基石即为沉默权。通常来讲，沉默权氛围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沉默权是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能够让公民言论自由更好的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愿意说的和不愿意说的，当前法律也有特别的规定。【1】 狭义的沉默权则指刑事诉讼领域的沉默权，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面对追诉机关和审判机关讯问时，有权保持沉默的权利。这里的沉默权不只包含享有沉默的权利，“保持沉默”和“作出陈述”是沉默权的两个方面，不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选择保持沉默或是选择作出陈述，都是在行使沉默权，如果他们说话，他们放弃的是“保持沉默的权利”【2】。

沉默权制度往往通过一下几点予以表现其特点：首先，被告人可以不用义务的提供不利于自身的证据给司法机关，其次，被告人在讯问期间有沉默的权利。然后，司法机关不可以利用强迫的方式进行逼供，还有就是侵害被告人沉默权而得来的证据是无效的，最后司法机关不要因为被告人的沉默而做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论断。

二、沉默权的发展历程

（一）沉默权的产生。封建早期，司法活动主要应用神明裁判法。随着社会法律的不断的演变和发展，司法活动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早期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开始广泛的采用纠问式审判方式，这种模式让人的口供变成重要的证据，更多的国家法律开始尊崇无供不定案的原则，由此可见，口供在案件之中的重要地位。所以一定要想法设法获取被告人的口供，就此出现很多逼供的情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是没有权利利用沉默权的。

英国资产阶级用一系列有效的革命和改革，让沉默权具备丰富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李尔本案”。 李尔本因其出版了当时被认为反政府和主教制度的书籍，被英国政府定罪，罪名是煽动反政府和贩运禁书。同时李尔本拒绝法庭提出的宣誓作证。在刑事诉讼中，李尔本不认罪，也不对圣经发誓证明清白。法官只好对其实行鞭刑。在鞭刑过后，李尔本说明自己有沉默权，继续申诉，受到广泛的关注。1641年，议会有了实权，为李尔本一案平反，李尔本的判决被撤消，因此宣布审讯过程中禁用宣誓制度，这一案件叫做沉默权第一案，从此沉默权这一词汇开始萌发。1689 年，英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权利法案》，明确规定了沉默权。至此，沉默权终于作为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得到了法律保障。

（二）沉默权的发展。“沉默权”在美国有了自身真正的发展，进而融入到各国刑事诉讼案件中，设立为人权的保障制度，使法律变得更加充盈。1789 年，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明确规定了沉默权作为宪法性权利;1898年，英国开始将沉默权第一次给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1966年，美国因为“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一案而认同了“米兰达规则”， 该规则中得到的“毒树之果”物证被排除。虽然没有沉默权做为字样代称，但是其具备了沉默权的意思，得到更宽范围的关注。“米兰达规则”的出现使“沉默权原则”有了更大的发展，同时为沉默权制度的日趋成熟打下牢固的基础。

（三）沉默权的限制。尽管沉默权经过很大的变化，从默示发展到明示，但是在沉默权发展的过程中也遭遇到权限。在1984年，纽约的诉夸尔斯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则没有遵守米兰达规则来予以判案;1988年，英国在对待北爱尔兰地区的恐怖事件时，通过了北爱尔兰地区的《刑事证据法令》，限制了恐怖分子的沉默权。随后，在成文法方面，通过了《1987年刑事审判法》、《1989 年儿童法》，对沉默权分别做出了具体限制。

三、沉默权“中国化” 的合理性分析

沉默权制度在西方已经成为其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一环，那么对于中国而言，是否有其引入的必要呢？

（一）人权保障。一方面，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戈拉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尊重人性的尊严，保障人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是人权和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而沉默权作为公民言论自由的表现形式，作为“不得自证其罪”原则的体现，符合人们自我保护的本性，理应得到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对任何一个理性人来说，都是不会放弃和不得让渡的权利，国家机器自然无权剥夺【3】。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是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在刑事案件中，保障人权更多的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疑罪从无原则，是一个法律地位上的推定，但在实际诉讼过程中，他们在案件中都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在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境况下，人权的保障便显得尤为重要。

（二）国际义务的履行。我国2004年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我国尊重和保障人权”。且早在1998年，我国政府就签署加入了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權利国际公约》，该公约规定了“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重要原则。因此，已经加入该公约的中国，引入沉默权制度是和国际接轨的必然选择。

（三）司法进步的要求。从现实层面来看，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对司法公平正义有着更加强烈的需求，沉默权制度标志着司法方面的改革，实行沉默权可以推动国家法律建设，符合当前时代我国的实际发展。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仍然摆脱不了重实体轻程序的一贯做法，在遇到公权力机关时，普遍人群采取的方式一种消极被动的状态，不知道为自己积极主动争取更好的权利保障。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前，若能明确告知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并且向其提出可以聘请律师或提供法律援助，在律师的介入与帮助下，则可以更好地保障人权。那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至于感到茫然无措，更不至于遭受到刑讯逼供等人权的侵害。因此，沉默权制度尊重了被追诉人的主体性地位，符合现代刑事诉讼中“控辩平衡，法官居中裁决”这一基本的三角形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几率，更多的人知道并且能够得到律师的辩护，而不是让庭审流于一种形式，积极矫正诉讼阶段的不平等主体地位，完善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以程序正义的确保，长久性、深刻性的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让法官更多的关注案件本身，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使我国的法治建设更加民主化、科学化。

参考文献：

[1] 陈光中.沉默权问题研究——兼论如何遏制刑讯逼供.人民公安出版社.2002。

[2] 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 丁奕涵.沉默权制度引入中国之探析[A].法制与社会，法制园地.2017·6（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