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王守澄和仇士良权利交接

摘要：王守澄和仇士良作为唐朝后期的两大宦官，在宦官专权的进程上有着浓厚的一笔，二者的权力交接实则是在统治者和朝臣的促使下完成的，是统治者以宦除宦的一种尝试，但统治者的“懦而不睿”，易人不易权和朝臣的互相倾轧，导致掌有神策军兵权的宦官集团依旧把持朝政，朝局动荡混乱，加速了唐王朝的衰败。

关键词：宦官专权；朋党之争；皇权；兵权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5-0000-00

宦官专权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特殊形态，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其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东汉、唐朝、明朝被学者们公认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为严重的三个朝代，这其中，又以唐朝为最。清代著名文史学家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就曾说道：“东汉及前明宦官专权烈矣，然犹窃主权以肆虐天下，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旧唐书》中明确记载：“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即时殂于室内，时年十八。”如其它干预朝政、谋害大臣等事，更是多不胜数。学界对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宦官专权现象，从其缘由、持续性、表现等，不断的进行探讨研究，并涌现出了张国刚、何灿浩、陆庆夫、牛志平、贾宪保、王永平、马良环、宋衍申、陈仲安、黄永年等一大批优秀学者。

本文主要在前人的基础上，着重对唐中后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大宦官——王守澄和仇士良权利交接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期通过对当时皇帝、士大夫集团及宦官集团关系的梳理，更深刻的认识宦官专权之因。尤其是睿智进取的唐文宗，面对“宦者强盛，宪宗、敬宗就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专横，招权纳贿，上不能制”的局面，最终诛杀了王守澄，却依然除宦失败，“未殄夔魖，又生鬼蜮”，甚至引发出了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其原因是复杂的。

1“懦而不睿”的唐文宗

宦官本质上是为了加强皇权而不是作为皇权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宦官是否干政，以及干政程度的大小往往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对朝局的控制能力！文宗对宦官专权和宦官弑上行为深恶痛绝，除宦之心异常坚决，但“懦而不睿”的他，“浮于决断，宰相奏事得请，往往中变”。

前辈学者多以宦官仇士良在文宗、武宗两朝截然不同的表现来对比，以此来表明文宗在统御朝臣能力上的不足。诚然，二者面临的政治环境很相似，都是为宦官所拥立，局势还没有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武宗就能遏制住宦官，而文宗则未能，这与文宗“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不无关系。时宦官仇士良擅权揽政，欺上压下，昭仪节度使刘从为王涯等朝官谏鸣不平时说：“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饰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仇士良等才有所忌惮，文宗在宰相李石、郑覃的辅佐下才粗能秉政，刘昫《旧唐书》记载：所谓“有帝王之道，而无帝王之才”，虽旰食焦忧，不能弭患……欧阳修的《新唐书》中也写到：其仁而少断，承父兄之弊，宦官挠权，制之不得其术……而王桐龄更是在其《中國历代党争史》中直言：文宗号称令主，然优柔寡断，无知人之明，故对于贤臣，时常怀猜疑心；对于庸臣，时常怀钱牵就心；对于佞臣，时常怀试验心。这与“会昌中兴”的唐武宗相比，更显个人能力不足，这也正是其除宦失败的主要原因。

2官僚士大夫的分化和对宦官集团的态度

宦官势力的膨胀直接侵害了就有官僚集团的利益，因利所驱，无事不争的宦官执掌朝政，自然与朝官难免产生矛盾冲突。然而此时的官僚士大夫集团士风嚣薄，朋比大煽。自元和时期结怨的牛李两党更是进入了白热化的斗争阶段，两党拉帮结派，互相倾轧，所谓朝臣三分之一为朋党，士大夫非牛即李，两党争权可见一斑。这种党派纷争的内耗削弱着士大夫自身的力量，使他们难以形成一种合力，共同对付宦官。

冲突的同时，朝臣之间为了政见党争也需要借助掌握实权的宦官支持，宦官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也需要朝臣的帮助，他们之间既争斗又互相利用。事实上，自宦官得势时起，一部分朝官为了一己私利就与宦官攀龙附会。如：牛党李宗闵初为吏部侍郎，“因有宦官之助”才入为平章事；李党首领李德裕太和七年二月入相，离不开其在西川节度使任上的监军王践言的帮助，后来他任淮南节度使时，待监军杨钦义情礼极厚，开成年间李德裕再次入朝为相，《通鉴》称：“德裕柄用，钦义颇有力焉。”李逢吉为相“内结知枢密王守澄，势倾朝野。”就连助文宗谋诛宦官的郑注也“依倚王守澄”，“守澄入总枢密，与俱至京师，厚加赡恤，日夜为守澄计议”。

除了阿谀巴结奉承以求达到自己政治目标，还有一些属于保持政治中立的朝臣，他们对宦官的专权既不猛烈打击，也不阿谀奉承，实则是一种姑息放任的态度。如文宗朝为相的路隋，在其为相的十五年间，《旧唐书》这样评价他的政绩：其“在相位，宗闵、德裕朋党交兴，攘臂于其间，李训、郑注始终奸诈，接武于其后，而隋藏器韬光、隆污一致，可谓得君子中庸而常居之也。”

无论是曲意逢迎，亦或是中庸自居，朝臣的态度都在客观上助长了宦官的专权，正如清代王夫之所说：“文宗不以委之申锡、训、注而谁倚乎？藉令谋之中立，而中立未必应也；谋之文饶，而文饶固不从也；谋之处厚、覃，而处厚、覃且战栗以退也；谋之宗阂、僧儒，而比于宦官以反噬也。故文宗交不敢信，而托之匪人。无他，环唐之廷，大小臣工贤不肖者，皆知有门户，而忘其上之有天子者也。”

3王守澄与仇士良的权利交接

唐代宦官“祸乱之兴，皆由中官典兵。”唐代宦官典掌禁军是宦官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形成宦官专权最重要的原因。玄宗时曾派宦官杨思勖率军出师平叛，屡建战功，封辅国大将军。德宗时，因发生泾原之变，军将统帅的禁军护驾不力，于是剥夺武将统帅神策军的权力，改由宦官执掌，并大肆扩充神策军，并以神策军为核心组成禁军，统一由宦官指挥。此后，宦官担任神策军中尉一职成为惯例，从德宗到昭宗十一朝皆是如此。

神策军驻防京城及近畿，以确保对内控制京师，对外威慑藩镇的格局。王守澄就曾出先后出任枢密使、右神策军中尉，最后甚至被任命为神策军最高职衔：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虽然是虚衔）；其后的仇士良历任监军、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骠骑大将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知内侍省事等要职。而文宗与郑注、李训等正是夺去了王守澄的兵权在得以诛杀，但为了制衡王守澄，唐文宗却把仇士良封为左神策中尉，掌握了神策军的军权！所以说二者的权力交接最重要的其实是兵权。而这种除宦而不易宦官之权的做法，直接导致了王守澄死后，仇士良迅速把持朝政的局面，宦官专权得以延续。

而王守澄与仇士良的个人素质也是其得以在文宗朝把持朝政的一个重要因素。据史料记载：王守澄曾参与弑杀宪宗、拥立穆宗、拥立文宗三次皇帝的废立；而仇士良更甚，史载他“暴甚寇盗”，擅权揽政20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酷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正是慑于此等淫威，朝臣多不敢言，皇帝又犹豫懦弱，致使宦官专权延续数朝。

总而言之，王守澄与仇士良的权力交接，反映出的是唐朝中晚期的宦官专权的延续性问题，他们是唐朝宦官专权的一个缩影，是在政治日益腐败的大社会背景之下，由于皇帝、朝臣、宦官等多方面因素干预下形成的。不可否认，宦官集团最初的出现确实是为了稳固皇权，但因为宦官权利的扩大，皇帝的懦弱及政策的失误，加之朝臣或不作为、或同流合污，最终导致唐中后期宦官专权严重，这也是加速唐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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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浩强（1990—），男，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明清史，思政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