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何以分道扬镳

范长江与张季鸾走上不同的新闻之路

1938年抗日战争激战正酣时，范长江却突然从大公报社离职。此后，张季鸾、范长江这两位道义之交的报人，竟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

1949年迁居台湾的陈纪滢，当时客串《大公报》副刊编辑，见证了范长江被辞的全过程。他的回忆录《记范长江》一文，对其被辞的经过进行了详细叙述：

二十七年（1938年）四月……编辑部就有传言，说长江对编辑主任（王）芸生提出抗议来了：“不应该删改他的稿件。”……这桩事，闹了几天，也就罢了。不料，又传出长江发出不上夜班的要求……他熬了两夜下来（每天自晚上九时起到次晨二时半止）大呼“吃不消”，呵欠连着打、鼻涕也流下来了！第三天，他就向芸生告饶，说道：“我不能再出卖健康了！”

范长江对王芸生发牢骚埋怨删改他的稿件和不愿值夜班的消息，自然立刻就传到张季鸾的耳中，于是发生了后来范长江被迫辞职离开大公报社的事。

表面看来，是范长江不愿意值夜班。其实，两人的交恶还有深层次的原因。

按范长江后来的忆述，他和张季鸾产生严重政治分歧乃至最终走向决裂的一个典型表现，是因为那篇《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那时，蒋介石已经开始酝酿提出只能有一个国民党、一个“三民主义”和一个领袖蒋介石，而不许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坐大。一贯秉持“国家中心论”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是拥护蒋介石这种主张的。而热血青年范长江并不像张季鸾那样，而是反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主张。张季鸾不同意发表这篇社评，并要求范长江以后要“以《大公报》的意见为意见”。而在范长江看来，这无异于要自己放弃立场，特别是放弃同情乃至赞成共产党的态度。他坚决反对，并把这篇文章拿到外面，给了当时发行量很大、由邹韬奋主编的“左”派刊物《抗战三日刊》去发表。从此，范长江与张季鸾走上了不同的新闻之路和人生之路。

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从合作到分道

戈尔巴乔夫与利加乔夫，是苏联解体前夕的苏共一、二把手。作为苏联急切改革的新生力量的代表，他俩可谓志同道合。没想到，随着改革的深入，这对曾经“只说半句话就能心领神会”的改革盟友，最后变成了政治宿敌。

在苏联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缓慢、未见明显成效的情况下，戈尔巴乔夫认为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起了阻碍作用。于是，他把改革的目标指向了政治领域。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报告中提出了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尤其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主张对现存体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

在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下，苏联报刊纷纷转向，各种思潮、各种观点纷纷亮相。党内外反动文人墨客、西方敌对势力等，组成了反苏共反社会主义的“大合唱”，掀起了全盘否定苏共、苏联历史的浪潮。

分管意识形态的利加乔夫对此忧心忡忡，并逐渐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产生了疑问，进而在政治局和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同戈尔巴乔夫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1988年3月13日，戈尔巴乔夫赴南斯拉夫访问。在此前后，列宁格勒工学院化学教员安德列耶娃先后写了七封信给利加乔夫，不点名地指责力主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对苏共历史的错误态度。经利加乔夫同意，上述七封信中的三封改写成《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发表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很明显，利加乔夫想趁戈尔巴乔夫出访之机，扭转国内舆论导向。

但戈尔巴乔夫对利加乔夫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认为利加乔夫在跟他唱反调。“安德列耶娃信件”事件发生后，戈尔巴乔夫毫不犹豫地指定意识形态工作改由雅科夫列夫一人负责，而利加乔夫则被改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变相地被夺了权。不久，在雅科夫列夫的操纵下，苏联媒体掀起了攻击利加乔夫的狂潮。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正式把建立“人道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利加乔夫在大会上发言，一再警告说反社会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正在分裂党组织，破坏苏维埃联邦。结果，利加乔夫连准备晋选苏共副总书记候选人的资格都被取消，被彻底打入冷宫。

鲁迅与邵洵美交恶始末

1933年，77岁的英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在偕夫人乘轮船漫游世界期间，于2月17日抵达上海。在欢迎萧伯纳的晚会上，鲁迅和邵洵美第一次见面。当天活动结束后下起了雨，邵洵美见鲁迅无车返回，还用自己的汽车送鲁迅回家。

应该说，鲁迅跟邵洵美的第一次见面，并没有什么不和谐，甚至还有很好的互动。可问题是，为什么很快他们便恶语相向呢？

有研究者认为，是因为邵洵美在一篇文章里对贫穷文人的嘲讽先惹恼了鲁迅——1933 年8月在《十日谈》上发表的《文人无行》。其中让鲁迅发怒的主要是这么几段：“……但其所以为文人之故，总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无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此乃是没有职业才做文人的事实。”言下之意为文人都是些无业游民，是靠着“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混饭吃的“可怜虫”。

接着，邵又说：“大学教授，下职官员，当局欠薪，家有儿女老少，于是在公余之暇，只得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

这里，邵洵美已经有明白地向“穷文人”鲁迅进行不点名攻击的“嫌疑”：不仅因为鲁迅做过“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重要的是，他也遭受過“欠薪”，而且，鲁迅时常有“把平时藉以消遣的外国小说，译一两篇来换些稿费”的做法。

8月26日，鲁迅以“洛文”的署名在《申报》副刊发表《各种捐班》一文，文章开头就说：“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现在则连做“文人学士”和“文学家”也可以“捐班”。“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怎样才能做“文学家”呢？“只要开一家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这里是说，像邵洵美这样的“作家”，其实就是靠了手中的几个钱。

接着，鲁迅又以“苇索”的署名在《申报》发表了《登龙术拾遗》，文中说“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终究是很费力气的;做些随笔或茶话之类，或者也能够捞几文钱，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陪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这些话，当然是针对邵洵美而来的。

此外，鲁迅日后著文总不忘给邵一顿批评，他在《中秋二愿》《〈且介亭杂文〉序言》《六论“文人相轻”——二卖》等文中，均指名或不指名地涉及邵洵美。

蒋介石与李宗仁：从把兄弟到生死冤家

1926年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为策动北伐，亲赴广州。此时，“中山舰事件”塵埃初定，蒋介石成了广州的中心人物。李宗仁刚到广州，蒋介石便前来拜访，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李宗仁对此印象极为深刻。不久，蒋介石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准备兴师北伐。这期间，蒋、李二人之间的交往多了起来：李宗仁常去总司令部，蒋介石对他也很热情，甚至还主动要求与他结为异姓兄弟。蒋介石态度特别亲切地说：“从今往后，我们的关系更上一层了，那就是同志加兄弟，为完成国民革命，誓必同生共死。”

在“清党”“讨汉”“北伐”等诸多事件中，李宗仁的桂系武装日渐坐大，这其中的险恶，蒋介石不是没有警觉，但让他寒心的是，当他提出调一部分兵力去抵御武汉的威胁时，李宗仁却装出很不理解的样子说，“武汉方面是兄弟间的意气之事，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

此时，武汉方面讨蒋的锣鼓越敲越响。蒋介石再次向李宗仁求助，可李宗仁却拒不予以援手。自此，他和李宗仁及桂系结怨日深，终于难以消解。

不久，蒋介石的麻烦加剧，外要抵御军阀孙传芳，内要对付东征讨蒋军，他只得再三地向李宗仁求援，恳请他看在盟兄弟的分上，拉他一把，可李宗仁还是不买他的账。蒋介石自知地位难保，于1927年8月15日发表下野通电。当日，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民国史上第一次出现蒋去李来之局，李宗仁初获胜利，蒋介石则铩羽而归。

蒋介石下野不过三个月，李宗仁便支撑不住了，沸沸扬扬的逼蒋下野不得不草草收场。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继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后，又当选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党部常委、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进而集党、政、军实权于一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而此时李宗仁的桂系，令蒋介石每每想起都要为之胆寒。

1929年1月，早已酝酿的编遣会议鸣锣开张了。所谓“编遣”，说穿了，便是削藩、遣散，首当其冲者便是李宗仁的桂系。斗争的结果是盛极一时的桂系作鸟兽散。两人的关系也变本加厉，彻底成为生死冤家。

（本版稿件综合《同舟共进》《文史春秋》《党史文苑》《名人传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