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向传播的社会性与文化性探讨

罗贝贝　王晓江

[摘要]传统意义上认为，传播是一个人（一方）对另一个人（另一方）有意图施加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互动过程、然而当以上传播方向及传播场域发生改变后，变成个体内部传播环境、方向为体内循环时，就产生了更为基础的内向传播过程。内向传播过程不同于人的o理过程：对内向传播过程的测量与观察，一种方法是从人们的传播行为考察;另一种方法则可以通过主观标准来衡量，即通过传播主体报告叙述自身的传播目的、传播组织方式等从而获得内向传播的具体情况。本文介绍了现有内向传播研究文献中得出的主要研究发现，表明内向传播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文化构成了内向传播的筛选器，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指导内向传播进行的元传播，这也是内向传播明显区别于个体心理过程的主要标志。

[关键词]内向传播 人内传播自我传播 文化模式 元传播

[基金項目]新疆大学2017年度自治区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向传播研究（201710755101）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古罗马帝国时期，思想家圣奥·勒留·奥古斯丁就注重人的内心，注重反省，注重向人的内心求索。他曾说：“Noliforas ire，in teipsum rodi;in interior homine haitat veritas（不要走到外部，回到你自身内在的人存在于真理中）。”在他的《忏悔录》中我们看到了他一遍遍的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一遍遍的和位于他内心的天主对话，他回忆了自己以前所经历的悲惨的、浑浑噩噩经历，他向天主诉说了自己的感受和期盼。从自我言说的角度看，以上捕述了发生在个体内部的传播过程。上述引文的重要之处：我们需要对内向传播的过程、意义以及测量方法作出思考。

对于“传播”的概念已有普遍共识，其特征可以概括如下：一是一个人（一方）对另一个人（另一方）有意图施加影响的过程，这一过程通常被理解为一种互动过程：二是传播过程凸显了信息互动过程：三是传播过程是信息共享的过程。“共享”的内涵主要在于强调了信息的可复制性，使其区别于商品交换：同时也强调了传播是一种社会性行为，是一种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的信息传递、接受与反馈行为。[1]

内向传播是“个体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2]内向传播又称人内传播、自我传播，内向传播不但是其他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而且内向传播也是最普遍的传播方式。内向传播是一种基于外部环境所提供的信息的传播类型，外部环境是内向传播的前提和基础，内向传播实质上是关于外部世界的一个变形，是外部世界在人体内内化的结果，同时内向传播也跟自我的对话有关。

麦奎尔在《大众传播理论》中根据传播行为所处的不同社会组织将传播分为：自身的传播、人际传播、集体间或协会间的传播、机构化或有组织化的传播、社会范围内的传播（如：大众传播）;可以把麦奎尔所说的传播层级依次理解为：人内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五种传播类型。

人内传播也称内向传播、自我传播，是传播形成的基础，在所有涉及传播个体的研究中关于内向传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去向、研究问题等。这样的梳理有利于其他研究者快速顺着已有研究的脉络展开新的研究。

本文探究了有关内向传播研究的文献。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了我国关于内向传播是否存在的争论，由此出发论述了内向传播得以存在的基本标准。第三部分梳理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对内向传播理论有关重要的影响。第四部分主要讨论了关于内向传播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测量与观察。作为结论的第五部分认为内向传播具有明显的社会性，文化构成了内向传播的筛选器，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指导内向传播进行的元传播，这也是内向传播明显区别于个体心理过程的主要标志。

二、我国关于内向传播的讨论

从1983年到2018年，国内共有137篇关于内向传播的研究，其中新闻与传播领域共发表了研究论文80余篇。郑北渭在1983年所发表的论文《传播学简介（一）》是最早在我国发表的有关内向传播的论文，郑北渭在这篇论文提到了传播的分类，并且认为按照西方传播理论研究者的观点人的内向传播，亦即自己对自己的传播，例如对讯息进行解释分析或触景生情，回忆沉思的思想活动。[3]

关于是否存在内向传播这种传播类型，我国的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内向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分类和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共同存在持质疑的态度，认为内向传播这一种传播形态是不存在的，这一观点以林之达、董灭策、聂欣如、陈红梅为代表。以陈力丹、姚汝勇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内向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是存在的。陈力丹认为自我传播是人和自身的对话，由于这是一种发生在人体内的信息交流活动，所以内向传播很少能够留下痕迹：但自我传播又是其它一切传播类型的基础。自我传播的过程常常是在传播主体有很多情况下的发牛都是无意识的，对内向传播这一传播类型的研究的涉及大量心理学、社会学知识。人是社会语境中的主动的、具有反思性的参与者，凶而人的自我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4]明安香可能是同内最早提出这一概念者，他在1984年的一篇有关传播学的文章里说道：“按照西方传播学者的观点，在人类的传播行为中，还有一种最基本的传播方式，这就是个人的自身传播，这是指每个人对外界信息的反应、解释和分析。他认为人内传播是人类各种传播行为的基础。[5]

1.以陈力丹和郭庆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内向传播是存在的。

陈力丹系统地分析了内向传播存在的合理性、必要性、内向传播的渠道和方式;他认为语言、文字、内心的自说自话都是内向传播的形式，内向传播是无处不在的，同时自我传播在所有的传播形态中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因为它是人与自我的对话：他从传播流程的角度分析了内向传播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内向传播具有完整的传播流程，接收者和传播者均为同一个人：他同时也指出了内向传播在所有的传播形态中是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它是人与自己的对话，一种发生在一个人体内的信息交活动，很少能留下外在的传播痕迹。[6]

陈力丹分析了内向传播存在的意义，他认为内向传播实际上是自我认知的过程，积极和消极的自我交流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他肯定了外部环境对内向传播来说的重要意义，通过同外部环境的互动人们获得了自己的定位和感知。他把内向传播同外部世界相关联，把内向传播看作是外部信息在人体内的加工，区别于西方的学者撇开外部环境来谈内向传播。陈力丹也肯定了记忆的重要地位，他认为记忆是自我传播的前提和基础。

郭庆光对人内传播的定义是：人内传播，也称内向传播、内在传播或自我传播，指的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郭庆光认为传播是一个综合的系统，主要的传播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人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群体传播：其中人内传播是其它一切传播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他认为内向传播在人的各个阶段和记忆相关联的程度是相同的：內向传播与记忆的相关联程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向传播开始于白我概念的形成，有了“我”的概念才有思考，此时才产生内向传播：内向传播的终点是一个人丧失了思维能力。人产生内向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初级群体中产生，在次级群体中产生。初级群体中的内向传播是以满足自我为中心，初级群体中更多的涉及自我保护和镜中我的概念：而次级群体主要以大我为中心，是为了兼顾社会公平正义等。在初级群体中所进行的内向传播是为了为人更好的在次级群体中传播打下基础：但是初级群体传播和次级群体传播的界限是不明显的，有时还会同时存在。在内向传播的第一阶段内向传播和记忆的联系更加密切，而在内向传播的第二阶段内向传播和记忆的相关联程度则较弱。

内向传播的第一个阶段在初级群体中产生，在个体尚未步入校园和社会时内向传播主要发生在第一阶段。库利将对我们产生影响的人分为初级社会群体和次级社会群体，他认为：初级社会群体的典型代表是家庭、邻居、儿时玩伴，这是普遍存在于人发展的各个阶段的，这为群体奠定了人的天性和理想典范：初级社会群体的特征是有面对面的直接的交往与合作，在某些方面来说它是首要的，但是更为主要的是它是形成社会特性的基础，而且还是个体的完美典范。这导致亲密的交往，精神上的满足，不可避免地形成自我。[7]人们最初参与的群体便是初级群体，初级群体的特征是：规模较小、关系亲密，有面对面合作等。在初级群体中的内向传播以满足自我为中心，强调的是代与代之间的传承。其中家庭是最典型的初级社会群体，家庭和儿童游戏群体是重要的初级社会群体：所以内向传播的第一阶段强调的是我们从父母那里传递而来的社会经验，家庭是我们最初获得社会经验的场所。

郭庆光认为人内传播主要由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六个环节构成。[8]也就是说人内传播经历了从感性认知到对信息进行综合的把握和理解，调取头脑中的记忆进行比对，到对事物的理解和分析，最后发现它们之间的关联，实施行动。

郭庆光同样认为人内传播和外部环境紧密相连，既是一种生理活动，又和人们的实践活动紧密相连。和陈力丹教授理解不同的是他认为人内传播均是个体对外界环境的积极能动的反应。

2.以董天策、林之达、聂欣茹、陈红梅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内向传播这种传播类型是不存在的。

这学者认为内向传播这种传播类型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内向传播是发生在人体内的，研究内向传播是认知心理学家、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任务，它不属于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范畴。

聂欣如、陈红梅在《“人内传播”再商榷》一文中系统的对内向传播这一传播形态的存在提出了质疑，在文章中梳理了内向传播一词在国外的研究现状以及历史渊源，以及对诸多学者对它的质疑。他们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结论：人类感知系统和大脑活动绝非使用一般传播模式便可以解释的。国内“人内传播”所宣称的“人体完整信息传播系统”非但不能成立，相对于其他学科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而言反而是一种倒退。[9]

林之达认为没有必要把内向传播作为传播学的研究课题，他认为传播学研究内向传播是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仅仅只是重复了认知心理和牛理心理学的研究。董天策主张把自我传播排除在“传播”外延范围之外，以建立新的科学的研究课题。

笔者认为，传播的问题主要在于思维过程，与个体的心理过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心理”和“思维”两个词的内涵和外延的范围大小不同，“思维”较具体，“心理”较抽象：“心理”可以包括心理过程、心理状态和心理特征，既具有有意识性，又具有无意识性：[10]“思维”指理性认识，或指理性认识过程。是人脑对客观事物能动的、间接的和概括的反映，“思维”的形式是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的方法是抽象、归纳、演绎、分析与综合等。[11]

三、西方社会学理论对内向传播的影响

内向传播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因此内向传播的问题属于社会理论所探讨的范围，通过梳理发现以下西方社会学理论对内向传播有着积极的影响。

1.乔治·H·米德：自我对话的可能。

乔治.H.米德不但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而且还是20世纪重要的自我理论家、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在机能主义运动和早期行为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他开始从事自我理论的研究。米德是最早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论述人的心灵、自我如何从社会背景中产生和发展的学者。

从米德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米德对于自我理论的认识，米德认为语言是使人成为自身的认识对象的前提和基础。米德认为自我可以被分为“主我”和“客我”，“客我”是指所有的他人对自我的认识组织起来并未自我所接受的自我，“主我”代表着自我的生物性的一面，是指与客我相对的自我，是人对于自身的认识。米德认为心灵、自我、“意识”以及表意符号是突然一起产生的。所谓的表意符号指的是自己的语言不但能引起他人的反应，同时自己也受到了影响，那么此时的符号便是表意符号，自我的出现和表意符号的出现不是同步的;心灵、自我、“意识”以及表意符号并非同时产生。

2.查尔斯·霍顿·库利：自我的认知。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最重要的理论是“镜中我”理论。库利认为：“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我们将其他人视为一面镜子，我们是通过他人来认识自我的，我们是通过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来了解自己、认识自己的：库利认为我的感觉是始终存在的，没有阶段性可言，从婴儿的天性中便可以表现出来。库利认为只要人们十分强调地说出表示自我的词语中的一个，比如“我”或“我的”，自我感觉就会通过联想而出现。[12]

3.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自我的发展。

荣格认为一个人的个体化的历程就是实现本我和自我之间的持续对话的过程，其中本我是整个心灵的调解中心，它负责发号施令，而自我是个人意识的中心：荣格认为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是带着人格面具的人，人格面具掩饰着人们真正地得内心，是为了迎合他人而作出的一种回应。荣格认为人的基本的自我认同不是出现在“我”这个字眼诞生，或者人们用有自我意识以后才诞生的，而是在人们的婴儿时期就形成了的，随后有家庭逐渐扩散到更大的社会群体。荣格认为意识的第一时期是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仅由认识或“知道”构成：第二时期，即自我情结已有发展的阶段，则是君主制的一元状态。第三时期则是意识更进一步的发展，意识到了分裂状态，二元状态。[13]

4.威廉·詹姆斯：自我观察的可能。

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在“联想主义”的影响下自我已经不冉是表征先在的源头，而是在表征的影响下的最复杂的和最后的结果。[14]

詹姆斯特别强调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相关性，他认为大脑受到外来物质的影响或者器官的病变会使“自我”发生改变：不仅直觉和思考也会影响大脑的行动，而且我们的经验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詹姆斯特别强调内省式观察的方法，他认为内省式观察不仅是我们不得不最先和首要的依赖，并且还是始终够依赖的东西。詹姆斯认为内省就是去看自己的心灵，并告诉我们在内省时发现了什么，但同时他也强调了在主观影响下内省时的不确定性。

5.赫伯特·布鲁默：自我的信源建构。

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布鲁默集成、发展和总结了米德的思想，并在1973年正式提出了“符号互动论”的概念。

布鲁默所提出的符号互动论认为：人们是根据客体对人们所产生的意义来采取活动的。（他所说的客体亦包括了人自身），人们通过互动来理解对方的指示，人们通过理解、评估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人们不仅能够理解他们的意义，而且还能评估他们的意义，在实际的活动中调整和修正他们的意义，这同时也是人的社会化的过程。人们在互动中得到了意义。

从自我的信源建构意义上看，布鲁默所提出的符号互动理论具有以下特点：（1）客体对人们所具有的意义是人们采取活动的前提和基础：（2）人在互动中、相互理解中采取行动：（3）人在这个过程不仅仅是被动的认识和理解意义，同时也能改造意义;（4）该理论更加注重的是过程，该理论认为意义的解读、产牛，以及人们之间的互动都是一个过程。

四、内向传播的测量与觀察

对内向传播过程的测量与观察，一种方法是从人们的传播行为考察：另一种方法则可以通过主观标准来衡量，即通过传播主体报告叙述自身的传播日的、传播组织方式等从而获得内向传播的具体情况。以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研究对象的内向传播研究研究方法，基本呈现出了以上两种研究取向，有的研究者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使用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比如通过问卷的调查方法了解数量意义上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现状以及一些普遍存在的影响因素，再通过访谈的方法，让受访者叙述自身的内向传播经历，从而支撑了量化研究的结论。

刘峥在《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一文中以网络问卷调查并以开座谈会分析的方式围绕大学生对于国内外重要事件的了解程度，对国家方针的认可程度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认知程度，对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如何同他人交往从而了解到大学牛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认同及践行现状，从而提出了如何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机制内化。宋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校同文化建设研究》中通过网上问卷和书面问卷两种方式对广大师生进行了调查，从而了解了大学牛以哪种方式获取的有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息较多、更加接受和认同哪些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活动，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人校同文化建设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建设性的意见。余林、王丽萍在《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隐认同研究》以访谈的方式对中对心理学、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专业的10名专家学者以及11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通过开放式的问卷搜集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和不认同的词条，从而通过单类内隐联想测验（SC-IAT）的方式来考察考察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隐认同特点，从而获取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实认同程度及内化现状。

就目前国内针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向传播的研究而言，大都借用西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理论来研究内向传播，局限于使用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查尔斯·霍顿·库利的“镜中我”理论等，尚未从内向传播涉及的传播学理论来研究内向传播，从而显现出了现有的关于内向传播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尚未形成关于内向传播的本土化理论成果。

五、结论与讨论：内向传播的社会性与文化性

在中国文化的视角下来理解内向传播，发现国内现有关于内向传播的研究更加偏重于社会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集中于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如：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佛教思想下对内向传播进行思考与解释。

文化对人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表现在对人们可观察的人造物的影响，二是表现在对人们的价值观的影响，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的价值观有差异：三是表现在文化对人的潜在假设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意识的，但它却是文化影响的最高层次，它决定着人们的知觉、思想过程、情感及行为方式。[15]

从某程度上来说，文化是一种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具有传承性，文化对人的影响具有持久性：文化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构成了内向传播过程中的信息筛选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会有不同的行为习惯、思想过程、价值取向等：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和思维模式，那么人们的自我认知必然会有差异，内向传播的特点也必然有所不同。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的文化的是集体主义文化：在人文主义的影响，西方的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这也决定了研究中国文化下的内向传播要立足于集体主义文化的认知模式，研究西方文化下的内向传播要立足于个人主义文化下的认知模式。因此有一些学者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下探索了内向传播，研究但这方面的学者较少。近年来谢清果专注于研究传统文化中的内向传播，他探讨了儒家思想中的内向传播，他分析了儒家的“慎独”观，认为儒家的慎独观的参照体系同西方认为的参照体系是不同的：“慎独”内向传播的参照系是具有天命色彩的道德理性，而西方内向传播的参照系是社会的价值规范。他也分析了道家思想中的内向传播，他认为老子很推崇内向传播，他认为与侧重考察自我的社会性西方内向传播理论相比，老子的内向传播智慧更倾向于消融社会性对自我超越的干扰。谢清果以佛教心性论思想为着眼点，借助西方学者对于内向播的相关研究探索其中蕴含的内向传播思想，以及在此体系下内向传播的模式。

注釋：

[1]童兵：《新闻传播学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年版

[2][8]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郑北渭：《传播学简介》，《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46页

[4]陈力丹：《自我传播与自我传播的前提》，《东南传播》2015年第8期

[5]明安香：《漫话西方的信息传播学——从两本有关著作谈开去》，《读书》第56-64页

[6]陈力丹、陈俊妮：《传播学纲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7][12]（美）查尔斯·霍顿·库利：《社会组织》，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聂欣如，陈红梅：《“人内传播”再商榷》，《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0][11]车文博：《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3]（美）荣格：《荣格文集第四卷.心理结构与心理动力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

[14]（美）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2月，第2页

[15]秦秀娟：《文化及其进化对认知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山西大学2006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