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青春

2019-09-10 21:34:18 群文天地 2019年5期

李海娈

五十多年前,一大批干部、科学家、技术员、铁道兵、工程兵、工人以及支边青年听从党的召唤,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上,在这里建起中国核工业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二二一厂。他们在这里艰苦创业、攻克难关、勇攀科学高峰,让中国的第一朵蘑菇云在罗布泊上空冉冉升起,为祖国铸造了核盾牌的辉煌。半个世纪过去,蘑菇云的烟尘已消散在遥远的天际,但他们创造的业绩却不能被人遗忘。先辈们从事过的这份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事业是伟大的、不平凡的,为了这份不平凡事业奋斗和奉献了青春的人们却是那么的平凡无奇,不引人注意。如今有的已离开我们,有的已步入风烛残年,过着平静的生活。不去了解,我们不会想到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曾经有过闪光的青春,辉煌的经历。本文通过四位老党员的讲述,从中反映了原二二一厂广大干部、科技人员、职工勇于拼搏,無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任吉尧老人,原二二一厂保卫处干事,在二二一厂工作的几十年里,曾参加过多次小型试验,做过多次产品押运工作,以青春和生命捍卫了产品的安全,为党和国家的核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邱明堂老人,一位光荣的汽车兵,一位从朝鲜战场上归来的老兵,在原二二一厂交运处工作,曾经多次参加核试验,最惊险悲壮的是一次核弹震级试验,可谓九死一生。王兴清老人,原二二一厂二分厂工人,从事浇铸各种形状的炸药块工作,曾与王淦昌和陈能宽等大科学家一起共事。在这片热土上无怨无悔地奉献出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

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我们无法忘记过去,无法忘记原二二一厂人曾经在茫茫草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70周年之际,让我们坚定地沿着这些前辈们的足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迈步向前。

一、用生命捍卫产品安全

讲述人:任吉尧,出生于1933年,山东省邺县(莱州市)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保卫处干事。

我1959年3月份从0936部队转业后进入二二一厂,进厂后被分配到保卫处工作。在二二一厂工作的几十年里曾参加过多次小型试验,做过多次产品押运工作。

最开始,我们运输产品都是借用其他单位的车,后来二二一厂自己的产品车做好后,我们开始使用自己的产品车运输产品。运送产品的车有火车专用的,也有汽车专用的。比如运送炸药用的就是汽车专用产品车,它是有保温要求的,是一种大肚车。我们就坐在司机旁边。整个押运队伍是由一个长车队组成,警卫、保卫、电工、冷冻工、采油工、检修工等等,各负其责。

做押运工作需要胆大心细,不能怕死。做试验,肯定有危险。那时候年轻,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一心就想着如何把领导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押运途中,吃的食物都是随车带,那时候粮食定量,在家一天是多少,出差也是那么多,光有钱没有粮票也买不到粮食。在押运过程中还经常出现断粮断水等问题。有时候,车走到个地方,上面一声命令:停!我们就要原地待命,不接到让走的命令,就要一直等,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时候,就只有饿肚子,喝不到水更是寻常事。有时候,冬天带的热水喝完了,遇到有的小站没有开水,我们就趴到凉水管上“咕嘟咕嘟”喝些凉水解渴。常常被冰得牙疼,胃不好的同志,忍着胃疼也坚持工作。那时候,我们谁都没有觉得苦,也没有不想干工作的想法。领导信任我,让我来完成这项任务,这是很大的光荣!我们必须得将工作干好,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产品由科技人员研制出来,由技术工人组装好了,那就绝对不能在自己的手里出纰漏!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搞出产品太不容易。不但国内的坏分子想搞破坏,国外的间谍机构更是虎视眈眈,谁都想来破坏。特务隐藏在人群中,谁也分不清哪个是好人哪个是特务。因此,我们的职责就是用生命去保卫产品,避免被特务和坏分子破坏,将产品安全押运到目的地。

在毛主席提出的“要大力协同,做好这项工作”的号召下,我们所到之处,全国各地政府都全力给予大力协同、积极配合,保卫我们和产品的安全!

押运产品车上的武警、保卫以及工作人员,主要负责检测产品的温度、湿度、防燃、防爆等问题,如果途中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必须做好处理工作。在产品没有安全押运送到目的地之前,我们每个工作人员的精神都保持在高度紧张状态,这不是怕死、怕累,不只是担心产品能不能安全送到目的地,而是担忧在路上出意外,比如撞车等意想不到的问题等。

那时候,我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我爱人什么都不知道,也不告诉她我去了哪里。在押运产品前,上级会单独通知我们:交付给我们的是什么产品,要求我们一定要全力保护好等等。产品全部用铅封着,在押运过程中绝对不能破封。每次押运装车前产品检验非常严格,有专门验收小组。每个人看到产品后,全都心里明白,但谁也不说,也不多做任何提问,领导也不做任何解释,默默地接受任务就行。我的工作是检查产品装到罐里面后,贴上封条,再安全地交到下一个地方。整个过程,保证封条完好无损,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押运过程实行的是三级押运:处长、科长和小兵。像我们都是属于小兵级别的,每个小组都有技术人员跟随,押运非常严格。押运过程不只是检查产品捆绑的怎么样,放平稳了没有,产品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比如温度、湿度、颠簸度、气候、气流、防静电系统等等都必须控制在要求的数据范围内。要求所有押运员、保卫员、工作人员的服装都必须是棉质的,脚上必须穿胶鞋。捆绑产品时不能用铁丝,必须用麻绳和草绳。木箱和筐子必须是按照严格要求设置、固定好,一整套程式都是按规定配置好的。

每次押运产品前都必须仔细检查产品,在押运途中,还得定时到车厢里去检查温度和湿度,低了要升温,高了要降温;太湿不行,太干也不行,必须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内。还要认真做记录,仔细检查哪个部位被颠簸的比较厉害,有无损伤等等,如果发现问题就要立刻向上级汇报。

有一次,在押运过程中,就曾经出现过产品车被撞事件。坐在押运车上的我们感觉到撞动比较厉害。遇到这么大的事故,车队自然不能再向前走,只好原地待命。由当地铁路系统向上级领导汇报情况,请相关的领导签字同意后,才允许打开检查。经过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问题,这才算化险为夷。

那个时候,全国从上到下,各级部门都很重视产品运输,谁也不敢马虎大意,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这件大事。我们这些做押运工作的,就必须胆大心细、不怕牺牲,必要时,要不惜以生命去捍卫产品的安全!

二、一位汽车兵艰辛动人的故事

讲述人:邱明堂,出生于1938年,河南省南阳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交运处司机。

我1955年参军,同年6月,部队派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汽车拖拉机修理学校学习,为期一年。1956年5月毕业,跟随部队到朝鲜。当时虽然已经停战,但仍有特务遗留,剿匪任务很重。我们是作为补充兵员,秘密开拔到那里的。当时我们坐闷罐子车到新一州,从丹东渡过鸭绿江,到达朝鲜,被编入9612部队。因当时没有营房,我们被分散安置到朝鲜的老百姓家里。

那时特务活动猖獗,时局并不稳定。我们负责汽车修理工作,无论车在哪里出故障,我们都必须无条件地冲过去排除故障,以最短的时间把车修好,保证交通畅行。战后的朝鲜路况很差,车辆故障时有发生,我们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但只要有空闲时间,我们就帮助老百姓干一些杂活,如担水、砍柴、扫院子等。在老百姓家里住了大约一年半左右,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57年12月,我光荣入党后,被分配到军部机干团做汽车修理工。1958年8月,中国从朝鲜撤军,临走的时候,朝鲜人民涌到车站为我们送行,难舍难分,哭声连成一片,那场景至今难忘。回到祖国的土地上,我们每经过一站,都有老百姓欢迎,那一幕幕感动人心的场景,也令我终生难以忘记。

回国后,我所在的部队驻扎在山西太原。不久后9612部队抽调130多人,我与战友高兴泰都在其中,我们在太原集训了一个多月,然后又一起随部队深入草原,直接进入原二二一厂(那时,叫第五建筑工程公司)。进厂后,我们这一批人被安置到海晏县至总厂之间的窑厂。

窑厂区右面全是帐篷,工区、食堂等都集中在那里,路对面是最早的小医院(我家大孩子就在那个医院出生的)。我们当时住在工区的外面,靠近河边,担水挺方便。后来,又搬到山上水塔附近。住帐篷,夏天酷热难当,但后半夜又将人冻醒。为此,大伙就自己动手修建“地窝子”。这样的房子冬暖夏凉,比帐篷好多了,但美中不足的是终日需点蜡烛照明,不见阳光。

我们上班的地方是个大敞篷子,没有电灯。夏天还好过,冬日的寒风从四面吹来,把大伙的手都冻得裂着口子,脚更是冻得没有知觉,穿着皮大衣,戴着棉帽子,鼻子和脸还是冻得红红的。那时,虽然艰苦,但大伙还是干得热火朝天,没有人喊苦叫累。钻入车底下修车,寒风贴地袭来,刺骨得冷,我们修一会儿,就从车底下钻出来烤烤手,暖和一下,再钻到车底下继续干活。那时正值二十来岁的年紀,年富力强,从没觉得苦和累。

我是汽车修理工,有时还得担任“教练车”的运输员。我曾经多次驾车翻山越岭,把“教练车”运往马兰基地。我曾多次参加产品“振动试验”。振动试验就是把产品装到车上经受路况的颠簸试验。根据规定,即使行驶在有坑洼的路况上,汽车的行驶速度也不能改变,以观察该产品承受颠簸的力度,检验产品在多大的颠簸力度下会引起爆炸。为此,行驶过程中要做好一系列数据记录。当时,参加该项试验的还有保卫部干事栾××同志。

那次“振动试验”令我终身难忘:整个试验由科技部制定计划,精心安排。当时我和另一个转业军人陈××每人驾驶一辆车。我在装产品车的前面开道,他开另一辆车在后面压阵,中间是部队的车,拉着装产品的大闷罐子车,由军人驾驶。试验的路线从海晏县管理站往上走(即向青海湖方向),终点到刚察县东边的山头处折返开到哈尔盖火车站,在那里补充给养,吃过午饭,稍作休整后返回矿区。

当年都是沙路很颠簸,我们拉的是真“弹”,第一次试验时,没有插雷件,主要是取数据。第二次是插雷管的真家伙。仍必须严格按照第一次震动试验时取得的数据和速度行驶。头一次,因为知道没有插雷管,大家心情放松,面带笑容,驾驶汽车跑得很带劲儿。第二次,当试验车队伍走到海晏县管理站时,因前面路况太差,大家都不敢走了,谁都明白,一旦振动太大,超过振动指数,必将引爆,造成车毁人亡。后来,杨副厂长亲自坐到产品车上,才稳定了大家的情绪,汽车才敢继续前进。

那天我开的是第一辆车,走在最前面,是专门开路的,预防前面有来车闯入,属于排除障碍的“开路先锋”。装弹车在中间,陈××开车在后面压阵。一路上谁都不讲话,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坐在我旁边的是保卫科的栾××,他说:“必须按照规定的速度开,一点都不能马虎!”

这时,我们前面的小轿车已跑得无影无踪,后面的那些小轿车也不见跟上来,更后面的救护车根本不见踪影。只有我们3辆车在路上按照规定速度行驶。这次震动试验,我们幸运的与死神擦肩而过,圆满地完成了振动试验任务。

回到总厂时,保卫部梁部长、生产计划处的王科长等人都早已站在岔路口,焦急地盼着我们平安返回呢!见到我们,大家都激动地互相拥抱在一起。

三、炸药铸就的绚丽人生

讲述人:王兴清,出生于1936年12月,山东省莱阳人,中共党员,原二二一厂201车间工人。

我1955年当兵入伍驻军莱阳市,在编0097师9274独立炮兵团。我是通讯兵,服役三年后转业到原二二一厂,被分到化工队,任团支部书记。

刚到草原上的时候,那里什么都还没有,到处搭着架子,才开始搞基建。气候十分恶劣,空气稀薄,呼吸很困难,我们都住在帐篷里,与草原展开了一场严峻的人与自然的较量。

1959年9月,二二一厂领导派我们到沈阳的724厂进行炸药方面的技能培训,学习做炸药、做炮弹等。9个月之后,我们又到了齐齐哈尔的123厂,依然学习做炮弹,在123厂学习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于1962年3月返回原二二一厂。之后不久,厂领导又派我们到北京17号工地,在那里正式开始浇铸各种形状的炸药块,与王淦昌和陈能宽等大科学家一起共事。在一个帐篷里头工作,条件十分简陋、艰苦,没有通风设备,工作量非常大。那些大科学家们几乎是常与我们在一起干活经常对我们嘘寒问暖,关怀之情溢于言表。

在17號工地干了大概有半年多,1963年我们撤回原二二一厂。回来之后,我被分到二分厂去上班。其实这个时候的二分厂还是个空架子,生活条件几近于零,我们就在那几栋小平房里一边工作,一边自己烧暖气。当时自来水还没通,烧锅炉没有水,我们就到西边的水沟里去担水,担回来后倒进锅炉里。等掩体工号建好后,我又被分到201车间,从事炸药浇铸。这项工作就是把固体的TNT和黑素金溶化成液体,再根据需要进行模具浇铸。有专门的配料室,专人配料、专人化水、专人浇铸、专人操作模具。在浇铸前,首先要把模具放进大槽子里加温,等到模具达到合适的温度时,才能把炸药水倒进去。模具的温度必须合适,达不到标准不行,过高过低都不行,各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控制得非常精确。工号里有四口大锅,这种锅不是普通的大锅,锅外有夹层,通过往夹层内注入蒸汽,使锅加热,达到一定的温度后再熔化炸药。溶化时散发出来的气味特别浓,每天熏得人头晕恶心,身体不好的人根本受不了,也干不了这活儿。那时候工作条件太差,工作量相当大,一天要浇铸几百斤炸药,比如做548那么大的炸药球,一个就有好几百公斤。但是,为了能够早日造出产品,光我们浇铸炸药这道工序就必须做无数次的试验,还要认真检查密度是不是达到要求。浇铸出来的炸药密度越高,爆炸时的威力就越大。

201车间里的温度条件要求很高,我们工作时窗户都是关闭的,还必须拉着窗帘,呈密封状态,只有通气天窗,用来流通空气。在这个车间工作的职工,大多数人患上了眼病(晶体混浊)和职业性肝病。国家领导关心职工身体健康,每个月给我们发的保健费是全厂最高的,让我们购买白糖茶叶和营养食品,以排解体内的毒素。

那个时候年轻,什么事都无所谓。再说,干的时间越长,也就越有经验,炸药这东西一定要轻拿轻放,你只要重视它,拿它当回事,处处小心,就不会出事。有幸参与到这项光荣的事业中来,是我今生最自豪的事,同时,也是炸药铸就了我的绚丽人生。

刚撤厂搬迁到淄博时很不习惯,总觉得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还要回草原去。说实话,真想回去,再去看看那片令我魂牵梦绕的大草原!但是我老了,回不去了,只能在梦里、在心里常常怀念那片令我挚爱的热土。

四、我的红色历程

讲述人:刘文荣,出生于1928年7月,陕西省清涧人,中共党员,毕业于西北大学石油专业,原二二一厂档案馆离休干部。

小时候,我的家里非常贫穷,姊妹8个,5个男孩,分别叫:刘文仁、刘文义、刘文礼、刘文智,我叫刘文信。

1943年跟随大哥到延安参加革命以后改为刘文荣。我排行老五,小名叫满五,老六与我是双胞胎,叫满六。由于家里太穷,父母养活不了,就把弟弟满六给了别人家。一直等到弟弟十六七岁时,才与家里联系上,才知道了生身父母是谁、弟兄有几个。陕北都住窑洞,我家的窑洞里有一个大炕,我们弟兄几个排一溜躺在一个大炕上,眼看陆续都到了婚嫁年纪,家里却给儿子们娶不起媳妇。

我大哥刘文仁是老红军,1942年底,从晋绥边区回延安时,路过我们家乡,回家过年,看到家里实在太苦,父母没有办法照顾我,就把我从家里带出来,参加了革命。当时,二哥在刘志丹军队担架队当兵。三哥在地方上,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因为不识字,以后就回家种地了。大哥带着晋绥边区的介绍信,将我带到延安蓝家坪中央招待所里,然后把我介绍到西北局。当时高岗在西北局当局长,林伯渠是边区政府的主席。我就在西北局当勤务员。在延安,我曾跟过很多位首长,如杨明轩、马明芳、高岗的秘书安志文、乌兰夫等。

1943年9月11日,我在西北局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军队围剿攻打延安,我们从延安撤了出来。那一段日子很苦,不管天阴下雨都得躲避敌人的追击和飞机轰炸。白天睡觉,晚上跑。阴天还好,下雨就遭殃了,没有一块塑料、没有一块油布,就那样在雨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一身水一身泥,浑身上下都湿透。我还不光是自己跑,还要给老首长杨明轩牵着马,老首长那时已经六七十岁高龄。解放战争胜利后,我们又回到延安。这时候,领导给我发了一支枪,配100发日本造403子弹,那些都是抗日战争的胜利品。这时候组织派我进入延安唯一的学校里学习。

1953年,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人事科长的大哥给我来了一封信,让我赶快到西安去,要我到西安的工农速成中学去学习。于是延安这边的学校里给我写了证明,我坐着财政厅到延安拉东西的便车到了西安。

到西安后,学校已经开始考试,这怎么办呢?我直接跑到皇城,去找我曾经的首长杨明轩,他是西北局教委主任委员,老首长见我第句话就问:“你是不是偷跑下来的?“我说:“不是!你看学校开的证明在这呢。”他马上就拿起笔批了个条子给西北五省教育厅长蒋南翔。我赶紧拿着条子去找蒋南翔,他的士兵说:“首长要吃饭了!”我当时可不管他那套,把条子往那里一放,蒋南翔一看是杨明轩批的条子,赶快放下饭碗就给我批了条子。我拿着条子就往学校跑,因为学校已经开始考试了,拒绝接收我的条子。我急忙说:“你看看条子是谁写的?这是杨明轩和蒋南翔亲批的。”他们没办法,不得不接受我,让我补考。总算是考上了,进入西安的工农速成中学扫盲班学习3年,那里的人好多都是为解放军造手榴弹的老工人,学习期间每月享受人民助学金32元。后来,我又考上了西北大学石油专业。到大学以后,感觉不行,文化底子太薄了,3年要学6年的课程功课,太紧张。不幸的是我生病了,阑尾炎开刀,母亲当时就在西安,但我没有告诉她,出院后,我到大哥家去休息了几天。这样一耽误,落下的功课赶不上了,我要求退学,学校给我开了休学证。叫我到民政厅去报名,我想到民政厅干啥去,干脆还是回西北局。就这样,我又回到西北局。当时李万春在西北局负责人事,连介绍信都不要,就把我分到合作干校去了。我本来学的是工科,他将我分去做保卫工作,后来又把我调到宝鸡的769厂,这期间正遇上原二二一厂领导到宝鸡调人,经过政审、查三代后,就把我选上了。

1963年调到原二二一厂,我被分配到档案馆工作,一分厂、二分厂、三分厂等所有的生产图纸、凡与原子弹有关资料都是由我们这里发出去的。

那时候,资料室只有我和张秀荣两个人。我就住在档案馆,晚上无论来什么人,办什么事都由我个人接待,科研、工程等等资料都由我拿给他们。

在档案馆资料室,我严格按照保密程序给他们取资料。档案馆有专用牌子,资料借走之后,给他们发个牌子,出去时交给警卫,警卫才放他们走。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重要的资料要全部转移,转移到×××地方的一栋楼房内,这里戒备森严,不准任何人进去。相关的几位处长、科长都到×××地搞复印(厂里调了几十个人搞复印)工作,一部分留在二二一厂工作。为什么搞复印?怕苏联和美国炸毁二二一厂,为了保存这些重要资料,所以资料复印出来后,又转移到×××地的×××库,我们档案馆也派了两个人跟随警卫部队去保护资料。

在档案馆,那些科学家们经常来查资料、看资料。王淦昌来的次数较多。×××和×××产品交付军队使用时需配备说明书,说明书的印刷数量由我定,共印刷了×××套。这期间遇到了一件事:说明书印出来后,陈能宽说有些文字太啰嗦,就将说明书做了修改,并向我交代说:“说明书我修改了,你照我改的这个样子去把其他的说明书都修改过来。”

我就照着样子把给交xxx部队的说明书该划的都划掉,该修改的都修改。结果xxx部队的参谋长在接收时,看说明书被修改了,就问:“谁改的?”我如实回答说:“陈能宽改的!”这期间,陈能宽曾经要从我这里把修改的单子收回去,我没有给,并对他说:“我不能交给你,没有你这个修改证据我怎么说话?”于是,我就把这份修改资料作为历史资料存起来。见状后,参谋长便再没有说什么话。

还有一件事情,大概是1964到1965年之间,原二二一厂曾经全厂停产一个礼拜,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二炮从国防部带来的轰五轰六飞机的资料,是来征求二二一厂领导意见的,改造“弹头口”要开多大?资料从北京拿回来以后,就交给资料室的资料员保管,共12张图纸。结果,这12张图纸找不见了,这下可紧张了,原二二一厂全厂停产一个礼拜寻找这个图纸。我对资料员说:“你们好好查,资料能到哪里去?人家从北京带的人说是交给你们资料室了。”当时是由×××和×××两个人保管这个资料,我就要求他们好好查一查。经过资料员们的仔细查找,终于把图纸找出来了。我便赶快告诉保卫部,那时保卫部长是刁有珠,他赶紧通知全厂不能再停产了。就因为这12张图纸,电话都打到边防站去了,上级下令所有人员,没有通行证不许过边界。所以,立即报告保卫处,由他们再往各处打电话解除禁令。

档案管理着核心机密,是说掉脑袋就掉脑袋的差事,我们必须遵守保密制度!期间,也曾发生了件事情:中心球图纸的底片不见了!军代表×××追查到我,我说:“这张中心球图纸,是你亲自拿走的,你现在找我,这不是陷害同志是干什么?”因为我们当时把他拿底片时的相片拍下来了,他无语了。绝密的东西,丢了谁负得起责任?

大概是1971年的7、8月份还出了一件事情,那天×××晒图时,跟我说:“老刘,氨水里面有汽油。”我说:“有汽油你不会再换一桶?”因为拉一次氨水就是一大桶,原来装过汽油的桶里面的汽油可能没有倒完,就把氨水裝进去了。在两千瓦的电炉上熏图纸时,氨水蒸发到最后,残留的汽油着火了,就把图纸给烧了。我急忙问:“底图烧了没有?”回答:“底图没有烧。”我说:“那你赶快再晒!”

谁知道,就这件事给有人就我扣了个“有人要火烧档案馆”的帽子,把我调到红旗图书馆学习了一个多月。我说:“学习就学习!我不怕,我下边的人我了解,没有问题,不能瞎揭发乱扣帽子,我自己的历史我最清楚!”档案馆的底图没有被烧毁,那是科研生产的重要资料。检查时把那桶氨水倒出来一检测,是有汽油,属于交运处的问题,这才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离休时,我曾问接管人员:“在我管理资料的19年期间,有没有缺少过资料?”回答:“没有缺少!”我说:“那我就利索了。”最后,原二二一厂×××总图出来后,他们让我看,我说:“我不看了!我已经退休,再看就不符合保密规定了。”

前几年,我回了一趟原子城,感触还是很多的,参观了原子城纪念馆,我最主要看了七机部生产的东风二甲导弹壳体,关注我认识的那些老科学家的名字,回想曾经跟他们在一起的往事,那一幕幕让我激动得心潮久久难以平静。从延安到二二一厂,我很自豪,我的一生经历过闪光的红色历程,为人民、为祖国奉献过自己美好的青春,今生无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