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始终与共和国在一起

2019-09-10 21:34:18 群文天地 2019年5期

原木

我们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共和国引领我们走过了70年的风雨历程。从加入少先队开始,我们就被赋予红色基因,爱祖国,爱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成为我们矢志不渝的信条。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不都是鲜花和歌声,也有过彷徨乃至失落,有过沉痛的教训和深刻的反省。然而,我们和共和国一起,在《义勇军进行曲》激昂旋律的召唤下,跨过道道艰难险阻,涉过条条急流险滩,一步步走来,登上现代文明的一个又一个制高点。当我们有时回首往昔时,突然发现头发已经花白了,腿脚也已经乏力了。然而我们心安———我们始终与共和国在一起!

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这段话,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这生命,人只能得到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至于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至于因为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我们这一代人,并非为安享富足而降生。我们的儿童时代,是在贫穷和饥馑中度过的;我们的童年记忆,是一幅幅为生存而挣扎的图景。为了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乃至全部青春。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就曾和同学们一起,为土法炼铁的小高炉背煤。去10多公里外的地方领上煤,再背到公社大门外的炼铁工地,一个来回就有将近30公里,个个汗流浃背,人人腰酸腿疼。我还曾和同学们一起,替一个地处深山的生产队送公粮,一大早走很长的山路到这个生产队,从那里背上三四十斤左右青稞,要送到约20公里外的地区粮站。大家咬着牙艰难地跋涉到粮站,在苍茫暮色中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我还和同学们一起,从雪地里摘取生产队来不及秋收的庄稼穗头,积雪钻进鞋中化为水结成冰,手指被麦茎划出一道道血痕,脚和手早已冻得麻木僵硬了。最为刻骨铭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月,我们“经风雨见世面”,也曾徘徊迷惘,最终清醒觉悟。正当盛年之时,我们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迅速加入到浩浩荡荡的行进队伍,乃至成为一支攻无不克的中坚力量;披荆斩棘,闯关拔寨,我们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努力了,奋斗了,我们不负于时代,也无愧于个人。

中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处牧区的一所农场学校,在那里当了10年中小学教师。农场隔黄河与三塔拉沙漠遥遥相望,每到冬春,强劲的西北风裹挟三塔拉的黄沙越过黄河,遮天蔽日地泼洒在农场的地面上;其实,农场新垦出的耕地原本也是沙漠,这样,大风掀起黄河北岸沙尘的同时,也掀起黄河南岸的沙尘,一时间天昏地暗,人们纷纷躲进名之为“地窝子”的住所内,盼望这场风沙快一点息止。记得有一次刮了一整夜大风,第二天推开门一看,不少房子的屋顶都被刮跑了;更骇人听闻的是农场食堂的水泥灶台也被吹得四分五裂,供百把号人吃饭的大铁锅被掀了个底朝天,害得场部大大小小的干部未能吃上早饭。这种恶劣的环境给教学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最烦人的是无法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打篮球吧,校园里到处是厚厚的沙子,球拍下去弹都弹不起来;跑步吧,跑不上几步,鞋里便灌滿了沙子,硌得人心里难受。由于长期不开展体育活动,学生们一有空就像野人一样到处疯跑。那时,农场让我负责学校工作,我也正处在精力充沛的青年时期,很想在工作中干出点名堂,于是决定在“六一”儿童节组织一次田径运动会,从而把学校体育活动带动起来。学校背后是一大片开阔的沙地,运动会就在那里举行。沙地上无法画出跑道,我就让高年级学生用红、黄、蓝、绿、白五种彩纸做了数百面小旗帜,然后按颜色插成五行,这样,不同颜色的旗子区隔开来的四条跑道也就显得泾渭分明。学校第一届运动会开得别开生面:“运动场”上数百面小彩旗围成椭圆形的跑道,孩子们在小彩旗标示出的跑道上飞快地奔跑,场上的气氛活跃极了,有几个学生的单项成绩竟达到少年儿童体育运动国颁标准!这次运动会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兴趣,也催生了我要建造一个正规运动场的念头。修建运动场须先筑起围墙,以免运动场被流沙淹埋。我便带领全体教师利用假期,足足打了一个多月的“人民战争”。期间,围墙筑了又倒,倒了又筑,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最终还是把围墙筑起来了。第二年春天,我们又在围墙里外栽了几排杨树。我的想法是只要防风林带长起来,再也不怕风沙对运动场的侵蚀了。

为了筹备一点经费以改善办学条件,我挖空心思地想出了一个馊主意,那就是向农场要一块土地当作校田,组织全校师生种洋芋,秋收后把洋芋卖出去,用洋芋收入再买来一些教学设备。我是以学生学农的理由向领导申请土地的,场领导便痛快地划拨给学校一块40多亩的土地。意想不到的是,经营这块土地竟有那么多麻烦:播种前要施肥、要浇水,这些活儿别说学生不会干,连我也不知从何处下手;洋芋播下去后,又得隔一段时间浇一次水,此处进水了,彼处冲毁了,学生娃们挽起裤脚跑来跑去,人人都变成了泥猴子;更难的是夜晚都得守护水渠,以防“大水冲了龙王庙”,这个活儿我主动承担;还有除草、堆垅等许多田间管理环节,搞得我疲于奔命坐卧不安。所幸有生产中队的帮助,我们总算跨过了道道难关,等来了收获的季节。洋芋收获后,用架子车一趟趟拉到学校,堆在校园中央,又用帆布篷盖起来,以防被太阳晒坏、被雨水淋坏。我便积极与省上的教学设备供应单位联系,要求用洋芋换一架脚踏风琴及一些体育器械,对方很快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买卖尚未做成,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有天场长来到学校转了一圈,第二天就派汽车把洋芋全拉走了,而且对我们连一句沟通的话都没有说。我只得给省上的教学设备供应单位写信道歉,对方也很大度,说完全理解,不必道歉。有了这次的经验教训,第二年我便决然放弃校田的继续经营。

作为子弟学校,学生都是农场干部的孩子,他们不忍心学校师生豁出命修造体育活动场所,便带领劳教人员给学校修造了运动场和篮球场;场领导也被师生的行为感动了,给学校购置了篮球架,单双杠等基本的体育器械。他们或许早就有为学校配备这些体育设备的计划,只是未曾与我们沟通罢了。这样,学校的体育活动便立竿见影地热火起来:各班老师自觉组织学生开展一些项目的体育训练,就连场部那些平时爱睡懒觉的小青年,也一反常态地跑到学校操场上蹦蹦跳跳。在一片大好形势下,我决定在当年“六一”儿童节举办学校的第二届体育运动会。这届运动会开得颇有声势,我至今还有些沾沾自喜:主席台两侧数面彩旗迎风招展,农场有关领导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扩音器反复播放《运动员进行曲》,平展的运动场上用石灰标出的跑道格外醒目;全场的孩子们不论是上学的还是未上学的,都穿起最鲜艳的衣服,他们笑着、跑着、玩着;大人们不论有没有孩子参加运动项目,都满面春风地坐在观众席上,倒像是在欢度自己的节日;农场四周的老乡也纷纷赶来看个稀奇,就像参加一次重大庆典似的。

不久,我被选为团支部书记。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也真的干了几件事。为了改变当时农场青年业余生活的沉闷现象,我便以团支部名义组织场部青年学唱歌曲。我会点简谱,当时嗓子似乎还不错,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他们的音乐老师,很快让大伙儿学会了一些歌曲。当时毛主席号召“认真读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农场就发给干部人手一套马列原著,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大约有七八本,厚厚一大摞。这些书的内容都很深奥,不是一般人所能读得进去的。在组织团员青年一起学习《共产党宣言》时,我却不知天高地厚,试图给大家做一些讲解,尽管事先也做了一些准备,但终于发现自己因语无伦次而不知所云。马列著作太难,实在学不进去,我便带领大家干点实际的事情。于是,我们去栽树,去防风固沙。我们利用了好几个星期日,终于栽了2000多株杨树,并将那片树林名之为“青年林”。也就是这个时候,总场团委书记下来检查基层团组织的工作,我便把开展以上活动的情况作了汇报。不料没过多久,总场团委就通知我们把这些活动写成材料报上去。不久共青团州委召开了地区团代会,待总场参加团代会的同志返回后传达会议精神,我才发现我们那个汇报材料成了这次团代会上的典型材料之一。

改革开放是我人生轨迹的转折点,我以老三届的资格考上了大学,从此有了施展抱负的广阔平台。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教育行政部门,成为全省唯一一家教育期刊的编辑。当编辑,这可是多年来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那是一个尊重知识、人尽其才的年代,编辑部的领导知人善任,让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接手文科编辑工作;编辑部的前辈们都非常热心,耳提面命,扶持提携,很快让我进入工作状态。我是坐公交车上下班的,从家到单位整整13公里。由于路远,每天我就早早来到单位,先把室内外卫生打扫干净,接着去食堂把开水打回来,等同事们来上班时,我把这一切打理得妥妥帖帖。那个时候,每个省级单位大都有公用自行车。就在我上班不久的时候,省政府通知各部门,公用自行车都要作价卖给个人。领导顾惜我乘公交车上下班的难处,决定把编辑部的那辆自行车卖给我———那是一辆飞鸽牌加重车,作价38元。我如获至宝,骑着这辆加重车,上下班往来如风,的确比坐公交痛快多了。骑自行上下班,夏天固然很舒服,可冬天又冻耳朵又冻手,是比较难受的。不过,我发现有个与我同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陌生人,大冷天他把双手插在衣兜里骑车,那样子显得很是悠然自得。于是我也练习撒手骑车,先由单手控车逐渐过渡到双手撒把,即便是上坡下坡也能够行车自如,从而实现了将双手插进衣兜里骑车的飞跃。在编辑部这个集体中,我的心里总是暖暖的,因而工作干劲倍感充足。当时曾有北京的一位著名特级教师来西宁讲课,有关单位把她的讲课录音整理出来交给刊物发表。录音稿的体量有四五万字,而且内容杂乱难以成文,这样粗疏的东西是不便发表的。之前有好几个人都曾试图整理这篇录音稿,不过弄来弄去又都知难而退;但人家是请来的名人,不发表她的东西又不好交代。在万般无奈之下,主编把这块难啃的骨头交给了我,权当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吧!经反复琢磨反复推敲,我竟然把它弄成了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加起来也就一万多字!主编很满意,当着众人的面夸我有编辑才能;文章分两期发表,算是皆大欢喜。成功改写这篇录音稿,可算是我在编辑岗位上的牛刀小试。为了扩大刊物影响,也為了增加发行量,我提议增设儿童文学栏目,名称就叫“萤火虫”,专门发表中小学生的文学作品或优秀作文。“萤火虫”专栏首发的便是西宁某校一位小学生的组诗,其后又陆续发表了她的几组诗,这为这位“少年诗人”的成长起了“护苗助长”的作用。其间受《语文报》约稿,我就这个小诗人的成长做了一次专访,文章以《追求美的孩子》为题发表在当年《语文报》的头版头条。

当我在编辑岗位上干得兴致勃勃的时候,组织上把我调到教育行政部门岗位上,其任务就是做秘书、写材料。上世纪80年代,各地各部门都急需人才,那既是一个被称为人才“青黄不接”的时期,又是一个万物复苏、千帆竞发的时代。1983年7月下旬,胡耀邦总书记视察青海,发出“立下愚公志,开拓青海省”的号召,激发了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家都在摩拳擦掌,志在大干一场,以改变昔日的落后面貌。百年大计,教育为先,省教育行政部门紧锣密鼓地筹备全省普教会议,当务之急是组建会议文件起草班子,交给我的任务是抓紧时间起草会议主题报告。在大会即将开幕之时,省委领导的讲话却迟迟难以敲定,原因是为一句话到底是否写进讲话稿而举棋不定,那就是省上有意拿出2000万元用于改善农村基础教育的办学条件,但在这个问题上争议很大,教育行政部门力争要写进领导讲话,而有关部门认为省财政无力拿出这笔钱。眼看就到了大会开幕的时候,却仍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答复,我们的领导就让我去找省长询问。我只是会议秘书组的一个成员,突然要去见这么大的人物,立马觉得腿肚子都在抽筋。当时省长正在宾馆某楼某层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我便壮着胆子推门走了进去,在那些与会领导诧异的目光下走到省长跟前,吞吞吐吐地说我们的领导让我来问您,讲话稿中写不写那2000万元的事?省长回头瞅了我一眼,只是淡淡地说“回去等着!”直到会议开幕,那句话也未能写进讲话稿,不过要在大会上讲话的领导却由省长改为省委书记,这一变化或许预示着有重要事情的发生!果然,书记讲到教育投资问题时脱稿加了几句话:“省委和省人民政府决定,从财政结余中一次性拿出2000万元办教育,并决定在发展经济、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增加教育投资和教育经费。”这一举动不仅令所有与会代表精神振奋,而且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不久,受《人民教育》杂志的特约,这位省委书记发表了题为《大力发展青海省的普通教育事业》的署名文章。

为了借这次会议的东风趁热打铁,省教育行政部门又积极筹备全省高等教育会议,其目的是力争省上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样提供经费支持。在会议材料组的成员中,我的任务便是起草省长在会上的讲话。为起草这个讲话,我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先是将草稿交省长秘书处审阅,继而三番五次地进行修改,直到大会即将召开的当天讲话稿方才定稿,但已经来不及打印了。会议开幕之际,我带着讲稿走进会议大厅,两只眼睛紧盯着大厅进口,随时准备当省长进门后就把讲稿交给他。不料省长却从主席台侧门直接走向主席台,当他落座后我便忐忑不安地把讲稿交到他手上。这是一位很有独特个性的领导,起初他倒也照本宣科地读了几句,不过很快声明“我就不照你们这份稿子往下念了”。随即从公文包中掏出一个苹果,在大家面前晃动了几下后说:这是循化的苹果,青海日照充足紫外线强,才能长出这样高品质的水果。为什么不把这么好的东西向外推销呢?青海到处是宝,我们不能端着金饭碗讨饭吃呀!转而又说青海是全国四大牧区之一,草原上到处是鼠兔,它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其皮毛是制裘的高级原料,这在国外是走俏的“软黄金”;骨头又是名贵的药材,同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他进而指出,为什么不能把鼠兔当作一项产业来做?高校应当走产学研结合的路子,而不要总是“等靠要”。他还说要解决青海各行业人才紧缺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已有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问题,要让专业人才按所学专业归队,以缓解各行业人才紧缺的局面;同时要加快人才培养步伐,在扩大省内高校招生的同时,可在沿海发达地区委托培养紧缺专业人才。这位省长的讲话对当时的青海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在秘书岗位上干了不到半年,就被提拔到副处级的岗位上。按照领导对我的当面指示,我今后的工作有两个方面,一是任成教处副处长,二是为厅里起草重要文件。领导特别强调,要以后一项工作为重点,随时听候调遣不得有误。话虽然这么说,但写材料毕竟不是天天要干的工作,因而成人教育就逐渐成为我的工作重点。不过,期间确实也参与了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最值得一说的是有幸参加了一次载入中国教育史册的重要会议。那是1985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其主要内容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青海代表团由7人组成,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带队。我也算是代表团中的一员,其任务就是撰写会议精神传达材料。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5月19日大会正式开幕。当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走向主席台,会场里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著名讲话。“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小平同志这振聋发聩的语句引来满场长时期的掌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小平同志斩钉截铁的话语,不仅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莫大鼓舞,更是对各级领导的严厉鞭策和热切激励。作为代表团的秘书,我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唯恐漏记了那些关键性的表述。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晚央视新闻联播中竟出现了我做记录的特写镜头!能够参加如此高规格的一次会议,能够当面聆听邓小平的重要讲话,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幸事。每当我想起那一幕,至今都会心潮澎湃。在代表团返回西宁之前,我就连夜赶写出了会议精神传达材料;回来后就由代表团团长及时作了会议精神传达,并就我省教育体制改革做了初步安排。于是,省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全力投入到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的材料准备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出台全省教育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文件。为起草省委领导的会议讲话,厅领导指派我去省委宣传部听候调遣,宣传部便指定由我撰写草稿。草稿出来后我交了上去,定稿时又把我叫了过去。定稿工作由省委秘书长亲自把关,召集了他们那里的一些“笔杆子”参加,小会议室里坐满了人,顿时让我有些惶恐不安。接下来有人逐句逐段地读稿,秘书长便逐句逐段地口授修改内容,做记录的人便在打印稿原处记下所作修改。参加这次改稿,我算是真正见到了写文章的高手。不愧是省委秘书长,看问题具有大局观念,凡作修改都是高屋建瓴地点到肯綮之处,那干净利落着实让人佩服。经一番大修大改,文句大为精炼,篇幅大为减少,整篇的立意大为提高!至此我方才明白,什么才叫做“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今天,成人教育似乎已成为一个陌生的词汇,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却是一支撬动整个教育板块的有生力量。成人教育是一种涵盖面很广的教育类别,包涵多种层次、多种规格、多种形式。它既有包括扫除文盲在内的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也包括中专、大专在内的各类专业技术教育;其办学主体既有地方政府,也有行业、部门以至单位,还有社会力量;其办学形式既有学校教育,也有自学考试,还有基于计算机网络的远程开放教育。开诚布公地讲,成人教育是不被固守传统教育观念的人们瞧得起的教育类别,我却在这个领域工作了20多年,或者说我的职业生涯中多半时间是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然而我对此无怨无悔!

扫除文盲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当年这项工作之所以迟迟难以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主要是存在职责不明以及机构、人员、经费不落实的问题。地方政府认为扫盲是教育部门的事,教育部门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管普通教育。上任伊始,我就从解决上述问题抓起,反复强调扫除文盲是一项地方性、社会性教育事业。既然是地方性教育事业,就应该是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扫盲工作;既然是一项教育事业,就应该由各级教育部门归口管理,要像抓普通教育那样抓扫盲工作。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一方面完善扫盲工作的相关文件,一方面督促州县开展扫盲工作,力争形成各级政府、社会各方面齐抓共管扫盲工作的局面。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1987年9月17日省人大通过了《青海省扫除文盲暂行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省第一部教育地方立法,它的颁布标志着青海扫盲工作纳入到了法制轨道。《条例》就扫盲工作的管理体制明确规定:“扫除文盲由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并组织实施,教育行政部门综合管理,实行县(市、区)、乡(镇)、村三级责任制。”随后,省人民政府明确指示:要把每年扫除10%的青壮年文盲的任务列入各级政府的任期目标,把完成扫盲任务情况作为考核政府和教育部门负责人政绩的重要内容。其后,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扫除文盲“双轨责任制”:省政府与州(地、市)政府、省教育行政部门与州(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分别签订了扫除文盲責任书,同时向各地下达了扫盲任务;州(地、市)政府与所辖县(区)政府、县(区)政府与所辖乡(镇)政府、乡政府与村委会、村委会与扫盲对象,逐层签订了扫盲责任书;州(地、市)教育行政部门与县(市)教育行政部门、县(市)教育行政部门与乡(镇)教委及学校、学校与教师,逐层层签订了扫盲责任书。1990年,省政府成立了由主管省长任组长,省教育行政部门牵头,有关党政部门和群众团体参加的省扫盲工作领导小组,并要求各级政府照例成立本地区的扫盲工作领导小组,从而形成政府统一领导下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扫盲工作的管理体制。1995年2月,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本世纪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决定》,就全省扫盲工作重大问题做出11条决定,在重申《扫盲条例》及省政府相关重要决定内容的同时,强调“每年要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解决扫盲工作中的新问题,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和支持扫盲工作;要定期组织对扫盲工作的检查、督导和评估,形成制度,持之以恒。”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的引起极大反响,国家教委在内刊《成人教育情况》中予以全文转发。

各地认真落实上述规定,东部农业区各县教育行政部门普遍设立了成人教育股,州、地、市一级教育部门大都成立了成人教育科。扫盲经费投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如1990年省政府拨款建立了全省扫盲基金,从1995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扫盲专项经费。尽管这些钱的数额都不算大,但在当时还是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截至1996年底,全省累计扫除文盲47万人,青壮年文盲率由1982年的38.92%下降到14.27%,提前实现本世纪末非文盲率达到86%的规划目标;有16个县达到基本扫除文盲标准,其中的5个县达到国颁标准。1988年以来,青海的扫盲及农牧民教育工作多次受到国家教育委员会表彰,有9人被评为全国扫除文盲先进工作者,15名个人、2个单位、5所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获“中华扫盲奖”;先后有10个县被评为全国扫盲先进县或全国扫除文盲先进地区,4所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被评为全国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学校。全国成人教育权威刊物《农村成人教育》,曾以《大西北的希望》为题,对青海扫盲及农牧民教育作了大篇幅报导,这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多年的扫盲工作中,我大致做了一些动脑筋、想办法、跑腿、鼓动的工作;不过,就此我也几乎跑遍了东部农业区各县的每条山沟,因为这些地方是全省文盲人数最多也最集中的地方。然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想干事的人终于干成了事情。其间少不了发生一些苦闷、纠结的事情,更多的是感动、激动和兴奋。某县教育局一位成教专职干部,有次骑着自行车翻山越岭,到一个远离县城的乡去组织脱盲考试。不料中途遇到了暴雨,他只好扛着自行车在泥泞的山路上行走。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滑,每走几步冷不防就会滑倒,面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困局,他无奈地蹲在山顶上哭鼻子抹泪。此情此景正好被坐车下乡的教育局长发现,从此这件事也就成为同事间逗乐子的谈资。有一次我带全省扫盲领导小组的十几号人检查验收某县的扫盲工作,当时正是农村集中力量组织扫盲的冬闲季节。验收工作的程序较复杂,要听取被验收单位的工作汇报,要查看全部扫盲档案材料,要召集学员参加座谈会,还要到考场实地考查。等完成前几项工作时天已经黑了,一行人又饿着肚子乘面包车向考点奔去,坐在副驾驶位上的便是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那个地方在一个山沟里,车子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很久,我发现副省长不时地掏出手绢擦着清鼻。进了考场,里面冷得像冰窟似的,不少大姑娘小媳妇穿着单薄的衣裤,浑身冻得瑟瑟发抖,还得一笔一划地在考卷上认真做答。考试结束后就在乡政府吃晚饭,副省长面色冷峻一声不响,当天的场面一定触动了他的某根神经,显然他在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向题———这一幕也长久地定格在我的记忆中。

十年动乱,整整一代人失去了接受应有教育的机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建设成为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各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激发了有志青年的求学热情,文凭热的兴起急切呼唤广开求学门路。尽管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年允许“老三届”报考,但有幸能够被录取的实在寥若晨星。成人学历教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为有志于成材的年轻人提供了深造的机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实用型人才,极大地缓解了各行业人才紧缺的局面。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们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成人高、中等专业学校的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效益不断提高,一时成为全省高、中等业教育的“半壁江山”。成人大中专教育的发展,突破了以往单纯靠普通大中专院校培养人才的模式,闯出了“两条腿”走路、多种形式培养人才的路子。1995年至1997年,省内成人高校招生数占普通高校招生数的72.5%,同期成人高校毕业生数占普通高校毕业生数的67%;1995年,全省19所成人中专的在校生占34所普通中专在校生的97%,1994年至1998年成人中专毕业生数占普通中专毕业生数的78.6%。

在这里与其讲自己是如何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项工作,莫不如回顾一下当年曾一次次目睹的那些动人场景。说得更具体一点,我被那些学员的勤奋学习精神所感动,我对他们的处境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我曾在一篇散文中记述了那种场面以及我当时的心情:每当黄昏来临,都市街头的霓虹灯闪耀着诱人的光彩。在通往一所业余学校的马路上,自行车队列高速旋转的车轮掀起阵阵疾风,清脆的铃声为古城的黄昏奏响壮阔的进行曲。那些骑车的人,大都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工装,浑身散发着机油的清香;有的一面行驶一面啃着干粮,为即将来临的拼博积蓄力量;还有的默默背诵着英语单词、古典诗文,那不仅仅是陶醉,更是为了闯过一道道嚴峻的关口!他们如此苦苦挣扎,或者是为了一张文凭,或者为了一张单科合格证,或者仅仅为了弄明白以前未曾明白的一些问题。在一所成人中专学校的教室里,有一位来自西宁钢厂的学员,不论刮风下雨、天晴天阴,每天往返30多里路去上夜校,他已坚持两个多年头了;还有一位下肢瘫痪的残疾人,撑着双拐走到校门口数十级台阶前时,总是被同学们背下来再缓慢地走进教室,寒来暑往,终于坚持走完了三年半的漫长历程!对于从繁冗的公务中暂时解脱出来的公职人员来说,星期天比黄金更金贵:家务堆积如山,要靠星期天去料理;家人难得团聚,要在星期天共享天伦之乐;要买粮购物,要给孩子辅导功课……要办的事情那么多,而作为业余学校的学员,只能把应当承担的责任交给妻儿和家人,把应当得到的享受推迟到一个又一个明天。他们总是赶不上正点,总是错过一次次机会;他们往往迟到,往往错过与人平等竞争的起跑线;他们总是不甘心,总想靠拼搏、靠奋斗,来换取自身价值;他们不得不以加倍的艰辛和努力,去争取渺茫的希望和微薄的收获。在一所业余学校新学年开学典礼上,有个学员告诉我,她的儿子去年考上了名牌大学,她自己在今年才考到这所成人学校接受非学历的专业证书教育;还有一个学员告诉我,他已工作20多年了,儿子大学毕业后的工资比他整整多20元!如秋霜降临时才开的花朵,他们不得不抓紧时间抽穗、灌浆、结果,哪怕那是一枚并未熟透的涩果;在“而立”乃至“不惑”之年,他们必须超负荷运转,此外别无选择!家庭中,他们是父亲,是母亲,是给孩子遮阳的雨伞,是给老人送暖的太阳,是连接老幼两辈的桥梁;单位里,他们是干部,是班组长,是独当一面的角色。没有牢骚,无可选择,听任历史把山一般沉重的担子压在他们的肩膀上;太阳正当午,他们理应全力释放周身的热量和光明!但是,考场又把他们拉回到了青年时代乃至少年时代,困惑、迷惘,都在他们的眼神中流露;迟疑、权衡,都在他们的表情上凝固。他们在苦苦思索,谨慎地回答每一道刁钻的难题。在一次考试中,有名学员向我要草稿纸,他说老师不让学生带草稿纸进考场,怕他们抄袭。在这种场合下,唯一与儿童不一样的是他们想抽烟,起初尽量克制着,后来试探性地点上烟,见老师并没有制止,便索性放肆地抽起来。我在文章的结尾处写下这样两句话:“夜空中,有哪颗星比夜校的灯光更明亮、更耀眼?舞台上,有哪支歌比教室里沙沙的写字声更美妙、更动所?”

在成人教育管理岗位上摸爬滚打了12年后,我被调到省内一所远程开放大学工作。就其教育门类而言,远程开放教育仍然是成人教育,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因工学矛盾等原因难以在传统教育环境下学习,基于互联网的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凭借其覆盖面广、信息传播迅捷、教学形式灵活等优势,为这些社会成员提供适应他们工作、生活实际的教育形式。所谓远程,就是说这种教育的触角应当或者说可以深入到所覆盖范围内的每个角落;所谓开放,就是说这种教育是一种没有或者说不需要有围墙的教育教学形式。中国的远程开放教育,是一个由中央、省、地、县四级办学实体组成的现代教育网络系统。中央远程开放大学是国内最高一级的远程开放教育实体,对省级远程开放大学负有教学管理和指导的责任;省级远程开放大学是由省政府主办、省教育行政部门主管的办学实体,对地、县两级远程开放教育办学实体的教学负有管理和指导的责任。从事远程开放教育的教学管理,对我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这是因为随着计算机网络在教学中的应用,一切都要从新学习、从头做起。我在这所学校工作的12年中不过做了两件事:一是完善办学网络系统,使省校远程开放教育的触角深入到了所能深入到的地方;二是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证体系,顺利地通过了教育部及中央远程开放大学的多次检查评估。

办学网络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远程开放教育的基础,是这种教育之优势发挥和功能最大化的基本保证。当初,省校的办学网络布点寥寥无几,每年的招生也只有千儿八百号人。招生的多少关系到经济收入,经费拮据也就难以改善办学条件,从而影响学校的进一步发展。解决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强化办学的政府职能,调动地、县两级举办远程开放教育的积极性。为此,我们报请省政府批转了关于加快青海远程开放大学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州(地、市)、县(市)两级政府大力支持当地远程开放教育的开展,并为之提供必要条件。在青海这样一个边远贫困地区,完全由政府拿钱举办远程开放教育是不现实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利用现有办学条件,选择教学设施和师资力量等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加挂远程开放教育学校的牌子,即实行一所学校两块牌子的办学模式。这样,既可以使省校在州、县两级有落脚的地方,又可增强挂牌学校的办学活力,他们何乐而不为呢?有省政府文件作为“尚方宝剑”,我便理直气壮地游说州、县举办远程开放教育。凭着在省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人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或有关学校的领导,至少不会断然拒绝我们的要求;加之可观的办学收入分成诱惑,一些州、县陆续办起了远程开放教育学校;这种学校或者在当地的职业学校挂牌,或者在办学条件较好的中学挂牌。这样,加上已有的远程开放学校,六州一地及东部农业区各县都办起了远程开放教育学校;还有一些行业和部门,也以原有干部培训学校为基础办起了远程开放教育学校。随着覆盖全省的办学网络系统初步形成,省校的招生规模也便逐年增加,在校生数很快跨越了万人大关。

教学质量从来是学校的生命线,加强对教学各环节的监控,使教学工作真正步入规范管理的轨道,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任务。考试是检验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环节,也是检验一所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一些人以为只要进入到我们这所远程开放大学,混到学制规定的年限就能拿到文凭,这种认识如果不是误解便是曲解。远程开放教育实行的是学分制及相应的弹性学制,在规定学年内就能拿到文凭的只是极少数人,多数学生往往要经多次补考才能毕业,还有一些学生仅为一门课程而补考多次。当然,考试作弊这种情况也时有发生,但中央远程开放大学的考试规定很严,如发现有较大面积的作弊,不仅要通报全国而且要取消当次考试成绩,乃至取消那个考点的资格。如此,那里的学生就得到别的考点去参加考试,车马劳顿之苦就不去讲了。作为省校负责教学工作的领导,每到期末考试我便如履薄冰,一颗悬着的心总是放不下来。尽管实行了考纪考风责任制,哪里的考场出了问题,就由哪里的学校领导及相关人员负责;但关键的问题还得要从平时的教学工作抓起,以良好的学风校风建设带动良好的考纪考风,从而创造一个诚信、公平的竞争环境。每当期末考试来临,中央远程开放大学就派监考人员赴各省考点现场监考;省校自己更是全力以赴,从各处室抽调得力人员,事先培训以明确职责和规范,然后奔赴由各自负责的考点去蹲考。这种时候,我总是要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从一个考点到另一个考点,突击检查各地的考场纪律。说老实话,基层考点害怕我的到来,因为我总会挑出考点的一些毛病,以至每每当场抓获作弊的考生,然后批评考点负责人,甚至断然取消问题严重考点的当次考试成绩。不是我心硬,非如此便难以形成良好的考纪考风,也难以在社会上树立学校的正面形象。有次我在某县考场抓获一个作弊的女生,当她羞愧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时,我发现她的年龄至少有40多岁;在她抹着泪走出考场的那一刻,一股酸楚之情不由地涌向我的心头。我还把一个作弊学生赶出了考场,他在门口央求我放他一马,说是就因为这门课程怎么也过不了关,所以一直拖到今天他还不能毕业。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远程开放教育开始实行摄像头监控,每个学校都要设置足够的监控教室,每个教室都要安装统一的监控系统。这样,全国各地的考场纪律都清楚地反映地国家远程开放大学的监控屏幕上,哪个考场存在问题以至哪个考生有小动作,在千里之外的屏幕上都会看得清清楚楚。也好,这就省去了但凡考试我们都得去四处“灭火消灾”的劳苦。

在新旧世纪之交,教育技术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教学形式的重大变化。为探索并构建在现代远程开放教育条件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框架,以及相应的教学模式、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从而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的、适应地方和基层需要的应用型高等专门人才,教育部在中央远程开放大学系统推出了“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这个“试点”关系到远程开放教育的发展方向,因而各省都在全力争取试点项目。我们学校也获准参与这项试点,所申报立项课题是《教与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被纳入试点单位后,试点工作便成为学校的中心工作,试点专业也就成为教学工作的主体部分。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下的教学,是迥然有异于传统课堂教学的教学形式。在全新的教学环境下,教师通过网络平台向学生传送教学信息,学生通过网络终端接收和反馈学习信息,由此实现教与学双向交互活动。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更强调教学中教师的主导性作用和学习中学生的主体性地位。“教与学模式”的形成,要从课程教学模式的探索即从课程教学方案设计、网上教学课件制作做起。学生在那头要学,教师在这头要教,连接教与学的便是网上的课件。这不是简单地把书本内容照搬到网络平台上,而是要设计出一套既能引導学生自主学习,又要随时实现师生互动,还能检查学生学习进展情况的多媒体课件。这种课件既要有知识性,即能达到课程教学的目标要求;又要有趣味性,即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还要具有可测性,即师生均可随时检验教与学的效果。今天,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开展教学工作已经普及,而在当初这却是一件让人望而生畏的事情。那时计算机的价格非常昂贵,要建起一座计算机教室就得花数十万钱,省校要建几座网络教室都是很费劲的事情,更何况那些财力单薄的基层学校。再说,当时会操作计算机的人也寥寥无几,多数人坐在计算机前便茫然不知所措,更别说开展计算机网络环境下“教与学模式”的研究了。作为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我为此殚精竭虑,采取了许多措施,如组织教师培训、省外考察、教学比赛、论文评选、课件评优,等等。从对网上教学的生疏到逐渐开展网上教学,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转变过程!好在教师们终于接受了新的教学方式,并且制作出一些优秀的课件,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竞赛中都有所斩获。作为课题研究的负责人,从“教与学模式”的框架设计,到具体教学环节中的应用,再通过教学实践使之完善以至定型,我的目光紧盯着教学的每一个环节,生怕有疏漏、不落实、不到位。从试点之初到中期评估,再到总结性评估的到来,我跑前跑后、奔走呼号,每到一个基层试点单位,都要召集那里的教学及管理人员,不厌其烦地讲解我一再“推销”的“教与学模式”———它的构件、环节以及难点和重点。有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由我撰写的试点项目研究顺利过关了,评审结论是“研究的成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鉴定”;学校也终于确立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与学模式,这个模式又被概括为“双轨螺旋”教与学模式。接下来就是总结性评估,那可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时刻,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直直的,唯恐出什么意外差错和纰漏。总结性评估指标体系由8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39个主要观测点构成,二级指标中又有8个指标被赋予一票否决权重。对应这个评估指标体系,从省校到基层试点单位,从自评报告的撰写到配套材料的准备,足足忙碌了大半年时间。一次次自我检查,一遍遍自我完善,大家从未遇到过如此紧迫而又严峻的形势。面对一场志在必得的攻坚战,我真切地感受到所肩负担子的重量:我明白评估能否顺利过关,不仅关系到学校的发展前途,同时关乎自己的声誉———一个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将军,从此也就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了!这次评估所依据的是全国统一标准,一刀切,毫无例外。一个公认的边远后发地区,同“北上广”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赛跑,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幸运的是,终于如愿以偿,我们顺利过关了,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

在40年的漫长职业生涯中,我不过干了一些平常乃至琐碎的事情;然而,我的人生价值恰恰也就隐藏在这些琐碎的事务之中。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普普通通的日常事务就耗去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如果没有他们去每天对付那些琐碎事务,少数人之成就大业乃至整个民族的轰然崛起都是不可能的。古人云:“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山不拒细壤,方能成其高。”人们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如同奔腾不息的江河,我们所付出的努力便是为之添加了一滴水珠;共和国历经70年所取得的成就如同一座巍峨高山,我们也为之奉献了一捧土抑或一块石头。其实,我们本是继承了英雄主义传统的一代人,我们的血管里不时激荡起铁马金戈的呼啸。如今,我仍然痴迷于凝视落日时分弥漫于天际的火烧云,那既是我对精神生活的一种寄托形式,也是我对人生意义的一种思考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