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开国大典绘制毛主席像

编者的话：他，生于1919年，他久负盛名的代表作——油画《五四运动》，就是以1919年五四運动为蓝本创作的;他，绘制了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主席画像;他，参与设计了国徽、共青团团旗和少先队队旗;他，参与并主笔完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的设计任务……有人说，他用崭新的视觉形象“设计”了崭新的国家形象。而他说，是伟大的祖国、风景秀丽的家乡为我的艺术人生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他，就是周令钊，人民称赞他为“国家形象设计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刊特编发周令钊先生撰写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1948年，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师冯法祀将我介绍给徐悲鸿先生，到该校任教。当时解放军已包围北平，在艺专地下党的组织下，我参加了创作迎接解放的木刻宣传画工作，心中极想看到解放军。

北平和平解放后，国立艺专改为国立美术学院，后又定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先生任院长，从解放区来的江丰同志任党委书记。阴暗的天变成晴朗的天，许多高兴的事都来了。

1949年7月1日，徐悲鸿先生和夫人廖静文在他府上为我和陈若菊主持了婚礼，激励我们共同努力，从事绘画和设计。

1949年9月的一天，离新中国成立的日子已不远了。学院党委书记江丰找到我，说开国大典筹备处的同志点名要我为天安门城楼画一幅毛主席像。当时，装饰天安门的工作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所属的文工团舞美队，而画毛主席像的任务则落在了我的身上。当时我只有30岁。

这项任务之所以交给我，是因为我在国共和谈时画过一幅毛主席像。1949年4月，国共和谈在六国饭店举行，领导要我带学生设计布置会场。悬挂在会场内的毛主席油画像就是我带学生布置会场时画的。当时的主办者给我提供了一些毛主席的照片，供我参考。其中一张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是由一位著名摄影家拍摄的，曾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悬挂过。我以此为蓝本，画了第一张毛主席像。画像中的毛主席头戴八角帽，衣领微微敞开，面带微笑……和谈结束后，工作人员告诉我，领导评价会场布置得很好，尤其对毛主席画像非常满意。也许正是有了那次出色的表现，才有了后来光荣的任务。

接到任务，我便带着妻子陈若菊来到天安门，在城楼上的大殿外搭起脚手架，开始了工作。考虑到毛主席的性格、风度和诗人气质，而且新中国即将成立，人民领袖应当充满胜利者的微笑。于是，我依然选取了那张毛主席戴八角帽的照片作参考，完成这件非同一般的作品。要把小照片画成巨幅画像，必须一次次打格、放大、画素描稿。尺子不够用时，我们就做了一个粉线袋，两人各拿一头，像木匠那样弹线、打格子。每天天亮时，我就开始作画，直到天黑看不见为止，我还一次次爬上爬下，看看画得像不像。

到1949年9月30日，画像绘制工作接近尾声，当时的北平市市长聂荣臻特意来看画像。他对画像上毛主席的神态和表情很满意，但提出开国大典是个庄重的时刻，画像中毛主席的衣领应该扣起来好些。他走后，我马上进行修改，改完后才回家睡觉。然而，刚上床，天安门的工作人员就来敲门，说还有要修改的地方。原来，有关领导提出把毛主席像下“为人民服务”几个小字去掉会更庄重，在画像上的呈现方式可以再改进，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马上改”。

于是，我火速赶回天安门。此时，画像已经挂上了城楼，聚光灯也打开了，下面还架好了梯子等着我来修改。天安门城楼中间门洞约8米高，毛主席的画像就悬挂在上面，修改谈何容易。当时设备非常简陋，没有升降机。在三个直梯绑成的巨型长梯上，所有聚光灯打向城楼。我赶快一手拎着颜料桶，一手拿着笔爬上去。我把“为人民服务”几个小字先抹去，然后补上与衣服同色的颜料，使之看起来“天衣无缝”。由于画太大，梯子又小，我只能改完一部分，下来再上去，如此反复多次，终于大功告成。收工时，天已大亮，此时距开国大典就剩几个小时。

1949年10月1日当天，我和美院师生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远远看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一刻，我和很多在场的人一样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回首当年绘制开国大典上毛主席画像的这段经历，深感这是我一生的荣耀。可惜当时匆忙，连张工作照片都没有留下来。

（作者：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标题为《绘制开国大典上的毛主席像》）

（责任编辑：王晓霞）